中国税收是否太高了呢？ 第1页

今天，和大家讲一点复杂的事，谈一谈治国有多难。
治国很难，连收税都很难。
这里我所说的不是说收不上来税所以很难，而是大量的税随时可以收，但却不能收，所以很难。
先聊几个常识。
企业不交社保，政府处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企业偷税漏税，政府处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尤其是在罪证确凿，甚至人尽皆知的情况下。
但有的时候，明明可以罚，但却不能罚。
原因并不是什么保护伞，而是为了底层百姓的利益。
这是治国的复杂之处。
工厂里的社保
为员工缴纳社保，这是企业天经地义的责任。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沿海小工厂是不给员工买社保的。
这不是啥秘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2018年，国家出了个规定，以后由税务局来代收社保，只要你有工资发放记录，就必须搭配缴纳社保。
但是当社保入税后，人社厅的数据和税务局打通了，这一下子就看出了大量的工厂存在社保欠费行为。
社保缴纳记录和工资发放记录根本对不上，这摆明了有问题嘛。
罪证确凿，而且对着账本直接罚款就行了，简单明了。
于是，多地的税务局开始追缴以前的社保。
有些工厂主，被一次性催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社保。
应不应该催缴？
当然应该催缴，这些黑心工厂主明显违法，催缴社保天经地义，罚款也天经地义。
罚到他们破产最好。
但类似的催缴和罚款的新闻出现几例后，全国的工厂都恐慌了。
大量的小工厂和小企业，连夜排队去注销自己的企业，甚至中断经营，只求赶快关门。
因为在激烈的竞争下，很多工厂和小企业的利润率，已经低到了极其微弱的地步，以前产品的出厂价默认成本就是不含社保的，其实也没赚几个钱。
如今这催缴社保，很多工厂主把房子卖了都补不起。
那还留着这工厂干嘛，赶快关门，趁税务局还没来得及罚款之前立刻注销掉。
于是，出现了大量企业主排队注销企业的奇观。
当企业主不缴社保的时候，舆论是一边倒的在骂这些黑心违法企业主。
但是当税务局催缴社保，导致大量的企业关门，群众的就业受到威胁的时候。
舆论的口风立刻就变了，开始同情这些企业主。
2018年9月21日，人社部立刻发了一个紧急通知，叫停了催缴社保的行为。
通知里说的很明确，严禁各地税务局自行组织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已经开展集中清缴工作的，要立即纠正，并妥善做好后续工作。

这些企业明明拖欠了社保，证据充分无可抵赖，依法依规可以清缴出大量的资金用于补充国库，而且也绝不会有人民群众激烈反对这种行为。
至于会不会把企业主罚到破产，这重要么？
做错事了就该罚到破产。但实际上，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大量钱款，政府选择了放弃，这钱拿不得，甚至还要把已经清缴到手的钱给退回去。
因为国家要保就业，收税并不是国家的主要需求。
自2019年1月1日起，还敢不缴社保的企业已经很少了，再敢不缴国家一定会罚。
但是还有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那就是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按照最低的基数去缴纳社保的，而且很明显的和工资对不上去。
这不是几家企业，而是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只有大企业和国企才会缴足社保。
对于这种按最低基数缴纳社保的社会现状，目前社保局和税务局的态度是不同意，不承认，不参与，不打击。
但其实只要他们想罚，分分钟可以罚的这些中小企业倾家荡产，那工资发放记录都在税务局的电脑里躺着。
该罚谁，罚多少，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但不能罚。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也许某一天会颁布规矩，改变目前小微企业按最低基数缴社保的现状，但不是现在。
如果你想不通2018年为什么国家要立即叫停清缴历史社保，想不通2019年之后为什么所有小微企业不缴社保就会被罚，想不通如今税务局和社保局为什么对人人都知道的中小企业最低基数缴社保的现状装聋作哑，那我建议你再好好想一想。
想清楚了，你才能理解治国有多难。
淘宝商家的欠税
刚才说的是社保，很多人说社保不能算税，毕竟社保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转头还是要发出去的。
其实所有的税，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保也是其中的一种。
但没关系，我下面就用一个正儿八经的税来给大家举例子。
2020年5月左右，很多淘宝商家收到了当地税务部门发来的信息，要求补税，补齐从2017年开始的三年欠税。

被抽到的淘宝商家，感觉天都要塌了。
一个年销售800万，盈利几十万的淘宝小商家，按税务局的计算办法，需要一次性补齐3年的税款接近七百万元。
税务局没有多罚，依法依规确实是要罚这么多。
这十几年来，淘宝小商家是偷税漏税的重灾区。
极其低廉的淘宝价格，是靠不交税换来的。
这些年商家们的销售数据，都在淘宝的后台里记录的清清楚楚。
税务局调出淘宝后台数据后，再和缴税数据一对比。
哪些人需要催缴税款，应该催缴多少，一目了然，证据确凿。
这些年，淘宝小商家确实没交税，但不交税并没有给淘宝小商家们带来暴利，因为所有人都不交税，所以商品售价默认就是无税的。
在这个基础上，商家们还大量刷单，虚增销量。
按淘宝后台数据去补税，无数的淘宝小商家会直接破产。
破产就破产呗。
偷税漏税还有理了啊，至于那个刷单，这也是违法行为，按刷单去补税天经地义，谁让你刷单了呢，群众最痛恨刷单了，趁机罚死他们最好。
理肯定是这么个理，依法依规把这些商家罚到破产一点问题都没有。但2020年的5月，是疫情后，全民休养生息的阶段。
保护中小商家，是头等任务。
第一批被抽查的小商家将会被罚至破产的新闻见报后，顶层的反应速度很快，立刻就叫停了这一催缴税款的行为。

以后老老实实纳税就行了，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欠税的证据是明摆着的，而且数额极其巨大，真要挨个查下去，全国直接收几千亿乃至于上万亿的税都不奇怪，而且名正言顺。
为什么既往不咎，都到了嘴边的税款，为什么税务局不要？
因为总理说了，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为了保就业，地摊经济都出来了，这时候把中小企业罚到破产，就为了收税，这不是治国之道。
是该罚款，是该收税，但这税不能要。
不仅这笔钱算了，中国在2020年还大规模的对小微企业减免增值税，减免社保负担等等。
甚至承受着对房价的巨大副作用，大量发放经营贷给小微企业输血。
100个小微企业里99个纳税是不规范的，只要你依法依规的去死查，一定可以查出一大堆问题，可以直接罚死这个企业。
但是在2020年和2021年，对于小微企业，不仅没有去依法依规的死查，反而大量的扶持，减免大量税款，甚至于直接输血。
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很复杂的，但绝不是因为小微企业找了保护伞，而大企业没找。
之所以对小微企业网开一面，完全是因为小微企业制造了最多的就业岗位，而小微企业的盈利又是最少的，也是最脆弱的，对大环境极度敏感，有点波动就受不了。
为了治国，为了保住老百姓的就业岗位，很多税款哪怕伸手就能拿到，也不能要。
世界很复杂，治国很难，连收个税都难。
衡量哪些税款该要，哪些税款不该要，其实很简单。
拿了这些税款，中国整体会变得更富强，那就拿。
拿了这些税款，中国整体会变得更虚弱，那就不拿。
强令所有工厂缴纳社保，体现出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路。
紧急通知叫停清缴历史社保的文件，也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路。
打通淘宝后台数据，要求所有中小商家缴税，这是为国为民的行为。
紧急叫停对淘宝中小商家催缴税款的通知，也是为国为民的行为。
很复杂，甚至很矛盾，但只要你略微思考一下，就知道这互相矛盾的行为，都是为了让中国更好。
政策的运用，在于张弛有度。
为什么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我想，你已经大概知道了原因。

如果单纯看“总税率”的话，中国的税收其实并不高（为防杠精在这里强调一下，这里我说的是“总税率“，是税收占GDP的比例，但是这个不代表我认为落到每一个个体上，税收负担不重。事实上我在后面就是要论述现行的税收结构让中产承担太多，而富人贡献地太少，不知道为啥评论区有那么多人觉得我认为平民百姓税收不重……）。

这是OECD国家的税收水平（税收占GDP比重）：

这是亚太（包括中国）的税收水平（税收占GDP比重，缺乏2019年数据就用2018年数据代替）：

由此可见，单纯看“税收”的话，中国的税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不仅远远低于税收几乎占GDP半壁江山的西欧、北欧国家，也远远低于以自由市场著称的美国，以及一票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不如中国的亚太邻国（菲律宾、泰国）。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认为中国税负过重呢？其实这主要是一个不患重而患不均的问题。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其税收结构应该是累进的，越是富裕的人，支付的税收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应该越大。然而中国的税收结构却极其有利于有产者和富人，而中产阶级却替先富阶层承担了最大的税收压力。富人自然永远不会嫌税收得少，而承担了过多税负的中产也会觉得自己交的税太多了。因此，社会的普遍认知自然是“中国税负过重”。

先说几个常识：

1、税收按照征税对象来说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是对个人/企业的财富/收入进行征税，间接税是对商品征税，而对商品征税的负担一般会体现在物价中从而转嫁到一般消费者身上。

2、税收按照税收负担的分配来说，分为累进税、平头税和累退税。累进税是指，收入越高，税率越高；累退税则相反，收入越低，税率越高；而平头税则是不管收入如何，税率统一。

3、对商品征收的间接税，不论是营业税还是增值税，一般都是累退的。这个很好理解，因为穷人相比于富人，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比较高。一个穷人一个月挣2000块钱，消费1800，假设消费的商品里面包含10%的税收，那么他支付的税收占他的总收入约为18010%/2000=0=9%。而一个富人一个月挣10万块钱，消费5万，在同样的税率下支付的税金占总收入只有5w*10%/10w=5%。

4、而与间接税相比，对收入开征的直接税，在正常情况下是累进税或者平头税，因为支付的税金就是收入的某个特定比例。有些直接税，比如大多数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法律规定高收入人群要交更高的税率。而像企业税、资本税，虽然没有法律规定的累进税率，但是考虑到能够获得企业收入或者资本收入的一般都是富人，所以宏观上来说也算是某种累进税。

5、在直接税里，不同的税种起到的效果也是有极大差异的。一般来说，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更具有再分配的功能，因为其税基就是个人/家庭的收入与财产，能够“精确瞄准”特定群体。而且中低收入人群一般个税免征或者税率极低。与之相比，企业所得税在再分配方面的效果则弱一些，这是因为首先，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一般不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而提高（当然有时对于有些小微企业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同时，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低于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税率，而且企业所得税被内化进企业的成本之后，这一税负也会被转移到员工头上。

因此，总体而言，论促进社会再分配的功能，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企业所得税>>间接税。

而不幸的是，我国目前的税收，严重依赖间接税，直接税的比重很小，而在直接税里，又严重依赖企业所得税而不是个税和财产税，因此很难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先来看一些国际对比。

法国的税收结构（各类税收占总税收的百分比）：

美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这里面，"taxes on personal income, profits and gains"/"taxes on corporate income and gains"/"taxes on property"分别对应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都是直接税。"value added taxes"和"taxes on goods and services"则是增值税、商品税（区别在于征收方式），是间接税。然后"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是社保费用，对应于国内的五险一金，一般是专款专用不会被用于政府的其它开支，在这里可以先忽略。

可以看到，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直接税的地位高于间接税，个人+企业所得税+财产税一般占总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抛开社保的话是一半以上）。因此，这些国家能够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进行转移支付，税收的负担也较多地由富人承担（这已经是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各种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幅削减所得税财产税税率之后的结果了……）。而在直接税里，个人所得税比重一般高于企业所得税，而财产税比重最低。

而中国是什么情况呢？

根据财政部2019年的数据（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_部门政务_中国政府网），全国税收收入约15.8万亿（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税收收入不包含社保基金收入，这里的统计口径与OECD国家不同）。其中，企业所得税3.7万亿，个人所得税1万亿多一点，个人所得税不到企业所得税的三分之一。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再加上契税、车辆购置税、房产税、车船税、城建税等，直接税总计约为6.6万亿，约占总税收收入的40%（而在发达经济体，相应的比例则超过了一半）。

对比因此很明显了，发达经济体里，促进再分配的直接税地位高于间接税，在直接税里最能促进社会公平的个人所得税地位高于企业所得税。而中国则相反，在税收总体里更加依赖于间接税，而在直接税里企业税又远高于个人所得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税收收入，更多地是由企业和广大消费者贡献的，而富人通过所得税贡献的部分则微不足道（占总收入的十五分之一）。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总税负不重的情况下（2019年税收+社保占GDP比例约24%，和以小政府著称的并刚刚经历减税之后的美国差不多，而OECD国家平均为33.8%，即便再把国有资产和政府基金收入算进来，政府的总收入占GDP比重也不到30%），普通老百姓和企业都感受到了巨大的税负压力。

为什么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结构里比重这么低呢？其实不是法定税率的问题。中国的个税最高税率是45%，虽然不算高，但是也达到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问题在于税法的执行。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一个技术活，它需要完善的法律规章、充分的家庭财富与收入信息、廉洁有效的法律与税务部门。大多数法制完善的国家都存在着法律与税务部门都会与富人们展开复杂漫长的博弈，因此能够勉强维持一个较高的所得税收入。然而，在中国，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封堵税收漏洞，查清隐匿收入与资产、杜绝执行中的灰色地带，都极其困难。

由此可见，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税收太高，而在于税负分配不均。对于拥有好几套房产以及大量金融资产的富人来说，中国的税收聊胜于无；对于拥有一系列社会关系与政治资源，享受着最好的法律与财务服务从而能轻易规避税法的权贵来说，税收也征不到他们头上去。当然，对于好几亿月收入不到1000的人群来说，他们或许也并不在很多税收的征收范围之内，而且也享受着转移支付。“中国税收太高”，只是对于有一定劳动收入和少量财产的中产阶级而言，是一个事实。

评论区有人提到“房价也是一种隐性税收”。这是有道理的，谈中国的财政问题但却绕过土地财政一定是不充分的。其实，相比于之前所说的所得税、个人税、消费税，“房价税”更能够体现中国中国税负分担的不平等。如果把土地财政看作一种税收，那么可以将其近似地看作是一种对于住房这一商品的一次性消费税，其税收金额正比于家庭在住房这一商品的消费量。一个家庭的住房支出在总收入中占比越大，那么“房价税”的负担越重。对于富人来说，除非是炒房团，否则用于住房的支出只会占总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对于炒房团来说，给国家交的“房价税”也都能从下一个购房者身上收上来，他们只要不无脑投资实质上不会承担这一税负。更何况，现在的富人大多都在房价暴涨之前就购买了房屋，因此他们在向国家支付了微不足道的“房价税”之后，又能够和国家一样，对新的购房者征收高昂的“房价税”。对于最底层，无力在城市买房的穷人来说，自然不用交这笔“房价税”。因此，“房价税”负担最重，缴纳最多的，必然是新进城的，用自己毕生积蓄买房的新中产阶级。所以，“房价税”是最能体现我国财政负担不公平的一面，它精准地打击了对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最重要的群体——中产阶级，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底层向中产跨越的难度。而与之相比，在西方国家普遍通行的房产税就合理地多——它让房屋的持有者而非购买者承担税收负担，对于新进城的中产阶级也就友善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