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欧元区失败，是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失败吗？ 第1页

欧元贬值，连苹果产品在欧元区都全线涨价了，作为一个受欧元贬值直接影响的个体，必须怒答一发！正好借此机会普及一下与欧元和「最优货币区理论」有关的内容。

首先上结论：「欧元区」从来都没有建成一个完整的「最优货币区」，有许多「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条件都没有满足，也就是说「欧元区」并不完全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因此欧元区的失败，并不能意味着「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失败，至少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然而欧元区作为人类社会对「最优货币区」的一次最广泛和深入的实践尝试，它走到现在这个半死不活的状态，至少说明人们对于「最优货币区」的研究和探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本文主要探讨「欧元区」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关系，关于欧元区危机的内容会非常少。

友情提示：以下内容纯干货，枯燥乏味，不喜莫入！

摘要：

「最优货币区理论」旨在通过为经济交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固定汇率或者统一货币的形式建立货币区，以抵消浮动汇率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同时实现区域内的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及收支平衡。经过理论界多年的研究，「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区内成员国的经济发展高度相关、通货膨胀增长水平一致、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充分流动、开放程度高、产业结构多样、具有转移支付等财政调节手段。本文将通过比较欧元区各成员国与上述条件的匹配程度，证明「欧元区」并不充分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因此欧元区遭遇的困难和打击，并不能充分说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失败，更多的应该从欧元区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上找寻原因。

1. 最优货币区理论

1.1 货币区

我们先来讲讲什么是「货币区」（currency area）。蒙代尔对此的定义是「内部（不同货币间）汇率固定的区域」-“a domain within which exchange rate are fixed”。[1] 实践中货币区有两种形成方式，「固定汇率」（fixed exchange rate）或「货币联盟」（currency union）。

形成货币区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在两种不同货币间建立一个固定的汇率，要么由两个货币的发行主体通过协议达成，要么一方单方面决定「盯住」另一方。如果要进一步稳固这种「固定汇率」，就需要形成「货币联盟」，此时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共有的中央银行发行全新的区域性货币——例如欧元。当然除了统一货币，还有一些其他手段可以建立「货币联盟」，这里就不赘述。

蒙代尔认为，当一个货币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即可称之为「最优货币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

1.1.1 货币联盟的优势

a) 降低货币兑换成本，提高价格透明度，从而降低商品与信息交换的成本。

b) 避免浮动汇率导致的交易风险，进一步促进交易。

c) 可以将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传导至原本经济水平较弱的成员国，使其降低通胀率，提高国际信用。

d) 货币联盟依附于自身形成的国际大市场，其所形成的的统一货币更为国际市场所接受，从而可能在区域外成为支付手段，提升区域经济的国际影响力。

1.1.2 货币联盟的弊端

首先可以想到的自然是，建立一个全新的货币这一过程会产生巨大的开销，当然这只是一次性费用，非主要矛盾。

从长远来看，货币联盟的弊端主要来自于各成员国需要被迫放弃原本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各国失去了根据自身情况设定基准利率的权力，也就失去了通过利率手段调节国内经济的能力。此外，成员国央行也失去了对货币发行及流通总量的控制，从而削弱了通过汇率手段调节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国际收支的能力。这一系列变化对于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通胀水平及收支平衡都会造成影响。

非对称性冲击：

「所谓非对称性冲击是指某一特定国家或部门受到经济冲击（诸如战争、自然灾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等）时，由于这种冲击带来的不利经济影响与其他国家或部门不同步，即不对称，需要特殊的经济政策进行调节。如果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国家与其他国家未组成货币联盟，那么可以使用货币政策如汇率和利率政策、财政政策等加以调节。在组成货币联盟的情况下，由于失去货币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措施又受到限制，这一特定国家或部门便会出现严重经济问题。」[2]

这样说起来比较抽象，我们举例来说明：

假设有A、B两国，由于某一特殊事件的发生，国际市场对A国产品的需求迅速减少，同时对B国产品的需求剧增。我们可以说这一冲击对于A、B两国是「非对称」的。在没有相应货币调节政策的情况下，A国由于国际需求下滑造成失业及通货紧缩，B国则需要面临国际需求上升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那么此时A国央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刺激内需，B国则可以通过提升利率抵御通胀。相应的在这一系列政策驱动下，A国货币贬值，B国货币升值，这样一来国际市场对A国货物的需求就会上升，对于B国的需求则会降低，逐渐回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若A、B两国形成货币联盟，双方则不得不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在面对上述「非对称性冲击」的时候，统一的中央银行在采取货币手段进行调节时，就必须在「对抗A国的失业率」或「对抗B国的通胀率」之间做出取舍，难以兼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细节上的设计不当都有可能导致失业率或者通胀水平的加剧恶化，给两国经济造成损失。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优」二字，也就是在探寻如何让货币联盟在遭遇「非对称性冲击」时承受的损失得以最小化。

1.2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具体内容，什么样的货币区是「最优货币区」？

众所周知，罗伯特·蒙代尔先生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缔造者，他于1961年发表了题为“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的论文，在其中探讨了「劳动力流动性」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关键指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不同的标准，例如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开放程度」以及彼得·凯南提出的「多样化程度」。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缺乏理论统一性，加上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关于最优货币区的讨论也就失去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直到1990年，欧盟委员会在其报告《同一个市场，同一个钞票》（“One Market, One Money.” 咦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中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在欧洲建立统一货币区的优劣势，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才焕发了第二春。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元的诞生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在主流学术圈的观点中，「最优货币区」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

1.2.1 罗伯特·蒙代尔：劳动力流动性

蒙代尔在他的著作“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论述了非对称性需求冲击对于两个区域间平衡的影响。根据蒙代尔的定义，这里所说的区域（Region）意为「内部具有要素流动性，但是在相互间缺乏要素流动性的（几个）地区」 - “areas within which there is factor mobility, but between which there is factor immobility.” [1] 也就是说，「区域」的边界并不一定等同于国界。进一步地，「区域」也可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区，它可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比方说汽车工业和服装工业之间缺乏要素流动性，那么这两个行业则可以被视为两个「区域」。关于「要素流动性」，蒙代尔当时所指的主要是「劳动力流动性」（Labor mobility)，之所以没有考虑到资本的流动性是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制度背景下，资本的跨国流动还非常有限，故而忽略不计。

蒙代尔通过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相比以国家为基础存在的固定或浮动汇率，区域间的浮动汇率更为有效。（这里注意「国家」与「区域」这两个概念的异同）

他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设计了一个模型。美加两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假如我们将这两个国家看做一个整体，用一条假想的界线纵贯美加两国，把整片大陆划分为东西两块，西部以服装工业为主，东部则是汽车工业的重地。可以看出这种以行业区分划分出来的区域与地理上的国界线是毫不相关的。某一时期由于东部生产力的快速提升，汽车产能过剩，相应的服装供应量不足。这就会导致西部工资上涨通货膨胀，同时东部工资下降甚至失业率增加。此时无论美加两国之间制定何种货币政策，都无法解决上述问题，而如果可以为每个区域建立自己的货币，取代国家货币，那么就可以通过货币手段应对和调节区域间的经济变化。蒙代尔所谓的「最优货币区」正是基于此类区域划分的模型。

不过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并不现实，毕竟要让一个主权国家放弃本国货币是很困难的。于是蒙代尔在「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上做出了适当的妥协，即如果两个区域间有足够的「劳动力流动性」，仍可视为「最优货币区」，因为劳动力的转移也可以抵消商品和劳动市场的供需不平衡。例如上面提到的例子，需求倾斜致使东西两部工资水平发展不平衡，就会刺激劳动力从东部迁至西部，这样在不需要动用货币手段的情况下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市场的不平衡。让劳动力在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时自由流动，显然也是保证区域内「充分就业」的有效手段。

当然要实现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例如配套的法律框架、人口流动的成本和社会隐患、迁入地对迁入人口的接纳程度、区域间劳动条件和待遇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等等。总而言之，在蒙代尔最初提出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的设想中，「劳动力」这一要素的流动性是关键的指标。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在一体化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劳动力的流动性，并为此做出了大胆的尝试，至于效果如何，后文会有具体分析。

1.2.2 罗纳德·麦金农：开放性

1963年，麦金农在其著作“Optimum Currency Area”[3]中研究了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如何影响其货币的固定或浮动汇率。「开放程度」被定义为可交易商品与不可交易商品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交易主要是指国际间交易）。不可交易商品即生产流通过程不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可交易商品又被分为两类，exportable（恕不知怎么翻译）：出口商品及在境内消费的商品，下文中会将此商品简称为XE；以及importable：进口商品及在境内生产的商品，简称为XI。换句话说，XE是在一个经济体内减少（卖掉了或是消费掉了）的商品，XI是在一个经济体内增加（买来的或是生产出来的）商品。

麦金农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货币区，其中一个是某个可怜的小经济体S国，除它之外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属于同一个货币区，那么S国就必须决定如何规范其货币与世界上另一个货币区之间的关系。由于S国国微言轻，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毫无话语权，于是「可交易商品」在其国内的定价需要根据国际市场价格以及实际的汇率情况决定。S国生产并消耗三种类型的商品：可交易商品XE，XI
以及不可交易商品。假如S国是个封闭的经济体，也就是可交易商品在国内消费中占比很小，那么汇率浮动造成的物价波动对整个国内市场的物价影响就非常有限。假如可交易商品占比很大，那么自身货币的贬值就会造成国内物价的明显上涨，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浮动汇率不利于一个开放的小国的物价稳定。虽然浮动汇率对于收支平衡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对于「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汇率手段并非调节收支平衡的唯一渠道。例如可以通过抑制国内消费来抵消财政赤字，由于其开放程度非常高，主要的产能都在国际贸易中消化，国内需求的降低并不会对就业率造成显著的影响。综上所述，麦金农认为倘若几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依附程度非常高，实行固定汇率或者成立货币联盟就是个值得尝试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经济小国的这种「开放程度」会比经济大国要高。因为小国很难凭一己之力完成所有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因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大国则可以凭借国内市场制造和消费大量的商品。

在麦金农看来，在货币联盟内，消费品的价格是否统一并不重要，因为消费者很少会去他国采购日用品。而对于工业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等，则需要考虑区域内价格的统一性。

1.2.3 彼得·凯南：贸易与制造的多样化程度

1969年，彼得·凯南发表了题为“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 Eclectic View”[4]的论文，提到了非对称性冲击的影响。由于非对称性冲击会对不同的行业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产业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会比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更容易消化这种影响。凯南认为当一个国家产业多样化程度越高，且与他国产业结构越类似的时候，越适宜采用固定汇率或形成货币联盟。（参照1.1.2提到的「非对称性冲击」对「货币联盟」的影响）

1.2.4 「最优货币区」的其他条件

a) 通胀水平一致

如果一个货币联盟中的两个地区通胀水平不同，就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变化。例如在一个货币联盟内，A地区的通胀水平长期高于联盟内的其他地区，A地区内就不得不相应提高收入水平，倘若同一时期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通胀水平不符，则致使其竞争力下降，长期便会造成失业率及财政赤字上升。假如联盟内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不能为此提供财政支持，就会造成整个货币联盟的危机，甚至迫使A地区退出联盟。也就是说，在同一货币联盟内应维持一致稳定的通胀变化，即使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通胀水平不同，也应该与他们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相吻合。

b) 资本流动性（Capital Mobility）

之前提到，蒙代尔最初在研究货币区内的「要素流动性」时，主要考虑的是劳动力的流动性。1971年马库斯·弗莱明又研究了「资本流动性」对于货币区的作用。这里的资本包括了流动资本以及固定资产，包括地产物业等，由于后者的流动性较差，那么流动资产，包括各种金融产品等的流动性对于一个货币区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蒙代尔所提的通过「劳动力流动性」平衡区域间供需差异类似，资本流动性对于平衡资本市场和国际收支同样十分重要。例如当A地区货币供给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地区内的授信需求的增加就会导致加息，进而使得A地区的货币面临升值压力。如果其他地区的投资人可以从A地区以外对A地区进行投资，那么就在不影响原有利率水平的情况下，实际上造成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效果。

实际中通常会用利率差异来判断区域内的资本流动性程度，因为在同一货币区内，资本的跨境流动已经不受汇率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当各国间的利率差异越小，跨境支付的成本越低，资本的流动性就越高。

c) 财政转移支付

当时的学界还认为，在一个货币区内，除了能够通过私有经济间的资本流动维护收支平衡外，国家间的转移支付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它的实现方式为，当货币区内某一地区或国家陷入不景气时，刺激对此地区的市场需求，并降低对繁荣地区的需求。一方面，不景气地区可以利用经济复苏和社会保障计划提高自身的市场需求，用以支持这些计划的经济来源则来自繁荣地区的税收，这也在另一方面相应削弱了繁荣地区的市场需求。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衰弱地区税收减少，社会福利体系却得以提高的现象，实质上起到了稳定该地区收入及就业的效果。而在发达地区则刚好相反，如此，便实现了从繁荣地区向不景气地区实现财政转移的功能。

当一个货币区内某一区域或国家出现重大财政危机，或经历经济衰退时，同一区域内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避免危机蔓延至整个货币区。

学术界对于通过境外投资者和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手段尚有争论。例如有人认为这两种方式并不能解决长期冲击带来的收支不平衡，反而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临时性冲击造成的收支不平衡则更适用这些方法。[5]

2. 欧元区是否是「最优货币区」？

上面简单介绍了一下关于「最优货币区」的一些主要理论，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下欧元区到底是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

近几年国际上，尤其是欧元区风云变幻，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通缩疑云、油价暴跌、地缘政治、量化宽松等等，这些事件对于欧元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欧元区这一结构自身是否「最优」，应当尽量撇开这些事件的影响去看待欧元区，为此我们会回到欧元区还比较风平浪静的年代，即2011/2012年之前的欧元区，看看欧元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本文将基于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加入欧元区的12个成员国的情况进行讨论，他们分别是：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芬兰。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1979年就在欧洲共同体内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当时规定参与各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只能在一个±2.25%的区间内波动，这本是就是一种「货币联盟」。在接下来的多年里，各国都在推动货币统一的进程，并于1992年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签订的《欧洲联盟条约》中最终敲定于1999年1月1日起在欧盟成员国内引入统一的货币。

各国若想加入欧元，必须符合一定的加入条件，这些条件的核心目标是为了维持物价稳定。包括：通胀水平不得超过物价最稳定的3个成员国的1.5%，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长期国债收益率不得高于利率最低的3个国家的2%。此外，加入国必须在过去两年内遵守了欧洲货币体系限定的汇率浮动框架，并且没有对自身货币进行贬值。

欧元区的统一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ECB）制定并协调，财政政策由各国政府自己控制。各国央行保留，并与欧洲央行一起建立欧元体系（Euro System），并与其它未加入欧元区的欧盟国家的央行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按照之前介绍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框架，这里先探讨一下在欧共体及后来的欧盟内建立固定汇率和统一货币的必要性，接着会分析欧元区的「要素流动性」、「开放性」、「多样化程度」、「财政转移支付」等重要指标。

表1.
2012年各欧元区12个早期成员国的人口及GDP统计（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3.1 非对称性冲击和通货膨胀

前面提到，「最优货币区理论」重点研究了货币联盟对于非对称性冲击的应对能力，因为除了长期通胀水平以外，这些冲击是破坏货币区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并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a)
非对称性冲击

由于非对称性冲击会同时对多个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就使得各国的实际增长水平（就是扣除了通胀率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更高的相关性意味着两国共同应对冲击的可能性越高，相反的，相关性程度越低，则表明冲击来临时对两国造成的影响越发的截然不同。

表2. 1995-2011年间欧元区12个早期成员国之间的实际增长率的相关程度（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从表中不难看出，希腊与爱尔兰两国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相关性很低，相比之下奥地利、法国、荷兰之间则呈现了较高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这五个国家合在一起简称“PIIGS”）与德国的经济增长相关性非常低。由于欧洲央行在建立之初大量参照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结构及政策，同时德国又是整个欧元区独领风骚的经济体，这就意味着对于欧猪五国来说，放弃原本独立的货币政策成本巨大，因为非对称性冲击来临时对于这几个国家的影响更大，而对他们来说实现欧元区的「最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根据学术界的分析，越符合「最优货币区」条件的货币区，越有能力应对非对称性冲击的影响。

b) 通货膨胀率

前面提到过 ，通胀水平的一致性是衡量一个「货币区」是否「最优」的重要条件。在1999年之前，欧盟各成员国的通胀水平差异很大。一边是通胀率一向较低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法国、荷兰；另一边则是通胀率非常高的国家，例如葡萄牙，希腊等，这些国家直到1998年才将通胀率控制在5%以内。

图1. 1999-2009及2011-2012各国的平均通胀率（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可以看到，尽管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区，欧元区各国的通胀水平也各不相同。例如在1999 – 2009 年间，德国、法国、芬兰的通胀率都在1.5%左右，与此同时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的通胀率则高达3%。

到了2011/2012年，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的平均通胀率降低，而其他国家则升高。这是因为彼时欧洲央行降低了基准利率，同时要求希腊等国实行紧缩政策。当时欧元区的整体通胀水平看起来还比较健康，然而由于希腊等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薄弱，加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油价下跌等各种因素的联合影响，我们都看到了在后来的几年里，通货紧缩很快就以欧元这个统一载体迅速传导至整个欧元区。

3.2 要素流动性

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如果在货币区内实现要素流动性，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非对称性冲击对整个货币区的影响（参照1.2.1）。那么欧元区是什么情况呢？

a) 劳动力流动性

早在1968年，欧洲共同体就立法规定劳动者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然而欧元区实际的劳动力流动性如何？我们可以把欧元区12国与美国进行一番比较。

表3. 欧元区与美国的收入差异（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美国人口调查局）：

很显然，在欧元区，国家间的收入差异明显大于单一国家内部的收入差异，加上政策的鼓励，可以想象到跨国的人口流动应该会大于国内的人口流动。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图2. 欧元区各国（2007）和美国（2005）的人口流动比例（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美国人口调查局）：

在欧元区的各国内，每年只有不超过1.6%的人口会在自己国家内迁移，而迁至欧元区其他国家的人口则更少。除卢森堡以为，欧元区各国每年只有不超过0.5%的人口会选择迁往欧元区内的其他国家，而美国则有大约2.4%的人口在各联邦州之间迁移 。

从人口数量上来说，美国的人口数量与12个早期欧元国的人口总数相当，如果把美国看做一个由50个联邦州组成的「美元区」，这一区域内的人口流动比例是「欧元区」的8倍之多！

尽管有政策上的支持，欧元区的劳动力流动性依然较弱，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项原因就是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小，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去别国谋求更高收入的需求较弱。此外，历史因素、法律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也是制约区域内跨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

b) 资本流动性

自从引入欧元以后，欧元区各国企业和个人贷款利率的差异就逐渐走向收敛的趋势，到了2011年，各国企业和个人贷款利率的标准差已不到1%。企业的具体所在地对企业自身的信誉和风险不构成影响，金融危机及主权债务危机对此也没有造成明显的冲击。

同样，各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开始趋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标准差在1993年为5%，而在引入欧元后的1999和2008年间，这一数字一直在0.4%以下，在这段时间内，所有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都在3 – 5%之间。而从2009年开始，国债收益率开始迅速分化。德国、荷兰、芬兰、卢森堡等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可以维持在2%以下，欧猪5国的国债收益率则最高可达25%。然而这一变化并不能说明资本流动性减弱，而是因为PIIGS们陷入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国债收益率才随着风险的倍增而飙升。

图3. 1997-2012年间欧元区各国贷款利率及国债收益率的标准差（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通过企业和个人信贷的利率差异可以看出，欧元区之间的资本流动性是很高的。如果不考虑主权债务危机事件的影响，各国国债收益率去差异化的趋势也说明了这一点。

2.3 开放性

越开放的「小经济体」，其物价水平越收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参照1.2.2）。欧元区的许多国家都符合这种「开放性」的条件。

从贸易占GDP总量的角度来看，1999年欧元区成立以后，区内各国之间的贸易水平显著增长并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最大的受益者包括荷兰、奥地利和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区内贸易占本国GDP比重上升了近20%。

下图统计了各国与欧元区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GDP及贸易总量的比重。与GDP的关系显示了各国的开放程度，与贸易总量的关系则表明了欧元区在该国贸易活动中的地位。

图4. 1999-2011年各国欧盟区贸易与GDP及贸易总量的关系（数据来源：Datastream/欧洲统计局）：

正如学术界所设想的一样，比利时和卢森堡（区内贸易占GDP总量超过60%）这样的小国比德、法、意（区内贸易占GDP总量约25%）这类大国展现出了更高的开放程度。至于希腊，其区内贸易仅占GDP的14%，可见它在欧元区是个相对封闭的国家，类似的还有芬兰。那么对于希腊和芬兰来说，加入欧元区对于物价稳定的作用不大，而比利时则能显著受益。

然而对于所有的欧元区成员国来说，欧元区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贸易伙伴。爱尔兰和芬兰与欧元各国的贸易量占其贸易总量的比重较小，但也有近40%，其他国家均超过了44%。甚至有7个国家的贸易总量一半以上来自区内贸易。这样看来，加入欧元区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稳定进出口价格的积极意义。

2.4 产业多样性

下表是欧元区各产业占GDP总量的比重，分别列出了欧元出成立初期（1999 – 2005）及欧洲经济危机初期（2009 – 2012）的产业分布情况。

表4. 1999 – 2005及2009 – 2012年间欧元区产业分布情况（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

在整个欧元区，没有一个产业能够占到GDP总量的20%以上，产业结构比较分散。接下来利用克鲁格曼系数，可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与整个欧元区产业机构的差异。下面这张图统计了各个成员国的克鲁格曼系数，数字越低则表明这个国家的产业分布情况与整个欧元区的产业分布情况越类似。

图5. 各国产业结构与整个欧元区产业结构的差异：

可以看出，在统计的这两个时间段内，各国产业结构均没有产生大的变化，大部分国家与整个欧元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小于20%。卢森堡、爱尔兰及希腊与整个欧元区差异较大，原因如下：在卢森堡，金融业独占鳌头；爱尔兰的制造业规模远胜服务业；而在希腊，农业、贸易、旅游则是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因此这几个国家的产业多样化程度较低，当针对他们的核心产业的冲击来临时，对这些国家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对这几个国家的意义也就不那么重大。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十多年间，欧元区大部分国家都维持了自身的产业结构，没有出现专业化的趋势。由于大部分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异不大，在应对各行业的冲击时，可以使用统一的货币政策共同进退。

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从1999年到2012年，通讯与信息产业在欧元区的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完全没有增长，其地位仅仅高于农业。我们都知道在这十几年内，在这个世界上信息革命带来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欧元区在信息产业上的全面落后，很可能成为制约今后欧洲复兴的重大阻碍。

2.5 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平衡收入水平，通过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或实行经济复苏计划将发达地区的税收转移至衰落地区。欧元区尽管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各国各自管理自己的财政政策，加上各国政治、文化上相对独（zi）立（si），并没有一个协调各国财政政策的组织或机构，财政转移支付也自然无从谈起。

在整个欧盟，既没有统一的税收政策，也没有统一的社保体系。其实就统一税收体系一事，各国多年来都有试图协商，但总是不欢而散。实际情况是，有两个结构基金（欧洲地区发展基金ERDF、欧洲社会基金ESF）和一个聚合基金在承担平衡收入差异的职责，这三个基金支配着整个欧盟预算的35%左右。然而由于欧盟预算加起来不足欧盟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些基金的力量不足以在出现经济波动时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平衡收入及社保体系。

欧盟的预算一部分来自关税，另一部分来自各国的缴纳，后者基于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状及增值税水准，简单的说就是能者多劳，某种程度上其实减少了落后地区的负担，但毕竟总量太小，难以实现再分配，这么看来欧元区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的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条件。

无法通过税收和财政的转移来调控危机，统一货币这一载体却可以加速流动性风险的传导和恐慌的蔓延，这基本上是欧元区结构上的一个死穴。可以参照这里：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 知乎用户的回答

2.6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欧元区作为人类历史上对于「最优货币区」最广泛和深入的一次实践尝试，某些国家在某些方面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条件，在某些方面却并不符合。由于本文主要选取了欧洲危机之前的数据，也就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欧元区。当欧元区在状态最好的时候无法实现「最优」，那么当困难到来时，当然也很难像理论中设想的那样抵御住各种各样的冲击。

表5. 欧元区各国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各项条件：

3. 说一点点点点欧债危机：

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有很多种说法，包括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难以协调、集体决策制度与各经济体之间的冲突、欧元区成员国财政纪律不严等等等等，其中一些是本文之前提到过的欧元区自身结构的问题。从我在欧洲多年所见来看，欧元区的根本问题在于：人口老龄化、过度福利、缺乏创新、地缘政治不稳、新移民造成的社会问题。每一个似乎都是无解的难题，也都不是通过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

欧洲的前景依旧非常的迷茫……

最后，欢迎各位常来欧洲玩，你们在这里买的每一只包、每一块表，都是对我的帮助！感谢你们拯救欧洲！

[1] Mundell, Robert A. 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4), pp. 657-665.

[2]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的前景

[3] McKinnon, Ronald I. 1963. Optimum Currency Are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4), pp. 717-725.

[4] Kennen, Peter B. 1969.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 Eclectic View, in: Mundell, Robert A. & Alexander K. Swoboda(eds.): 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41-60.

[5] Willett, Thomas D. & Edward Tower 1970. Currency areas and exchange-rate flexibility.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05(1), p.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