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在记录史实的时候，编纂者并没有亲临现场，如何做到每个细节都精准记录的？ 第1页

我国史书的一大特点是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结合，这一点从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完成可以看出。同样，像隆中对这样的经典桥段也有其文学色彩在其中。其记录的语言可以不是当事人完完全全说出的话，但是一定要符合历史性的逻辑。这种方法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 善设身处地, 代作喉舌而已”

当然，要探究这种写作手法必须要从《史记》及其之前的史书来说明。司马迁的《史记》为何能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句话说出了《史记》的两个特点。前者是《史记》的历史性，后者则是其文学性。既是史书，又是文学，这一点是与《史记》之前的史书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

看过《春秋》的人大都清楚，编年体的《春秋》上的历史记载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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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到了《左传》，《春秋》中的记载加以润色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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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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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时史书的记载已经不能只有简单的时间-事件，史书的文学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那么再说回来《史记》，许多人觉得这些对话有问题。确实，司马迁怎么能知道当时当事人说了些什么话呢？其实，《史记》不但有对话，还有很多心理描写，这不是更奇怪吗？

如《淮阴侯列传》的

“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

这句话很明显是韩信的心理描写，但是仔细想想司马迁怎么能知道韩信在想什么？但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却没有人会感觉到奇怪突兀，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司马迁关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话其实都是非常符合逻辑和当时的人物状态的，与事件发展融汇成一体。

钱钟书先生曾经评价过史书中的对话记言是“见象骨而想生象”，可谓十分精辟。而且还说司马迁的记言是“ 善设身处地, 代作喉舌而已”。

为什么司马迁要代做喉舌呢？对于历史记载，确实可以只记时间-地点-人物-时间。但对于一本文学来说，心理描写和人物对话却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司马迁写的还是一部前无古人的纪传体。人物传记更加需要心理和对话来突出人物性格和特点。

我们从叙事视角看《史记》传纪, 可以看出《史记》传记中的心理活动刻划和语言对话描写, 一般虽都于书无征似乎难信, 是作者的代言, 但就是这种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的设身处地合理想象的写作方法, 按这些人物的性格逻辑来说大都可信的非史笔描写, 却使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同时成了生动的文学形象, 使《史记》传记不仅是“ 史家之绝唱” 还成了“ 无韵之离骚”。

在《史记》之后，《汉书》、《后汉书》等正史都采用了纪传体，所以我国的史书中人物的殊造远比其他国家的历史人物要丰满许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艺的要求越来越强，文学的性故事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强，建立在正史上的历史小说脱颖而出。很明显，喜欢《三国演义》的人绝对比《三国志》的人多，原因就在于《三国演义》故事性更强，人物的特点也更鲜明，而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则不再那么重要。

文学和历史的合二为一是史书的真正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