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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粮票?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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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必经之路,因为当时国家所掌握的资源还支撑不起法币。


我个人觉得,不能认定粮票是五十年代才诞生的事物。如果从货币角度来衡量,粮票的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很明显了。

是蒋委员长给八路军发军饷么?是南泥湾和减租减息。

最直接的体现,是解放战争里的淮海战役里,前线推小车的民工:

挑运军械弹药的,每百斤每百里,发粮(秋前小麦秋后杂粮)32斤;每运一个伤员50里,发粮30斤,需担架搬运的40斤(人需要照顾,奖励更高)。

为什么说动员百万民工就真能整出来?因为蒋委员长那边的还乡团在屠杀农会,重建乡绅秩序;而解放军这边在分地、在发粮。

你是农民你跟谁?


为什么不发钱呢?

因为日本人、伪满洲国、蒋委员长、各地军阀,都发了一堆废纸货币。各边区政府,嗨,太小太分散,发了也没人认。

农民被折腾怕了,要么给贵金属,例如银元,要么给粮食。

银元我党也是很紧张的,但粮食还真发得起。随着土改的快速推进,地主阶级被推翻,大量农产品剩余可以集中到国家手里。

例如解放东北后,东北废了至少16种捐税,油煤的税率从两位数降到个位数,结果粮食征收和税收反而暴涨:

47年黑龙江征收公粮28万吨,48年则是38万吨;松江省47年是19万吨,48年是28万吨。

嫩江省48年前7个月的税收就有96亿,比47年全年还多37亿。

齐齐哈尔的商户46年只有1600余家,49年暴增到4300余家,49年的税收比46年增加1000余倍。

一边要打解放战争,一边要给农民商户减租减税,结果总收入反而暴涨。这就是最直观的解放生产力,也最直观地反映了乡绅地主阶级被淘汰的必然性。

这就是正义。


其实回头看,我党是以“现代化组织+粮本位”,打败了“封建帮会组织+半现代金融本位(银本位和废纸法币)”的国党。

49年爆发在上海的“米棉之战”就是典型:

当时我党手上只有2000万斤粮,上海入冬前需要至少4亿斤粮。

上海滩(当时的中国华尔街)放话,只要囤积“两白一黑”(白米白棉黑煤)不卖,就能搞死上海。

不是空话:十个月之内,上海粮价涨了66倍,

怎么解决?50年上半年,上海国营粮店从全国调了17亿粮食到上海(不肉疼,那时候全国已经可以折出514亿斤细粮)。屯粮的私营店卖16万元一斤?我国营店卖8万元一斤。

自己到黄浦江底找个雅座吧。


想明白这个道理,再去想粮票。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不可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全面抗战的12年里,全国通货发行量增加了144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多亿倍。恶性通货膨胀是个巨大的历史包袱(前面一斤粮8万元也能看出来)。

“37年100元法币买头牛,49年买几粒米”,这个故事是写在教材里的。

所以深吸一口气想想:

你的底子是被战争摧毁了的社会环境;

你有四亿多人民要养活,靠的是和清朝没啥区别的农业生产;

你还要工业化,从不算多的农业剩余里挤出一部分,向斯大林卖江西蜜橘和山东大葱,来换工业设备和图纸;

换来的工业能力还不能立刻投入民用生产,必须继续大规模投入长期没有经济收益的军工。因为冷战了,马上是抗美援朝。


只能靠统购统销和粮票。

国家来收大部分农产品,然后以粮票的形式进行分配。这样至少在国计民生最基础的吃饭问题上,不用背过去恶性通货膨胀的包袱,也极大减少外部战争风险对市场的干扰。

工资稳定,脆弱的初步工业化稳定。发多了,还能根据粮票的发放数据,来形成最基础的计划经济。

从中央到基层的2400余个地方及部门,发了上万种粮票。从面粉大米高粱玉米豆子,到挂面切面米粉年糕点心,到米饭面条馒头包子馄饨,都要票。

除了基本的粮和油、猪牛羊、鸡鸭鱼、蛋、糖、豆制品、蔬菜,汗衫、背心、布鞋、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也是要票的。

电器、手表、自行车、香烟,也是要票的。

以前翻资料时,记得有作者吐槽上海人的精致,因为上海独有“半市两”的粮票,25克。

老一辈平均的生活、对工资的不敏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在当时的市场流通里没啥大用。票证背后所象征的计划管制才是核心。

真正的货币,其实就是粮票。典型是当时的全国通用粮票,一斤抵两毛钱。


本来到60年代粮票的种类就开始缩减,这意味着大量交易还给了市场。

但中苏论战、越南战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半崩溃,新中国工业化遭受沉重打击,外部环境急速恶化。

大量资源不得不重新聚合回国家手里,形成了一直到70年代末期的粮票繁荣期。

到了80年代初,反复确认粮食不再是问题,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支持货币价值了,才慢慢放开,停用粮票。

但也造成了价格闯关和双轨制的波动,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80年代。

1993年,随着粮油的敞开供应,粮票终于走进了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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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1955年开始用粮票,那个时候还正是单干。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发了食品券,这就是中国的粮票。这些都是在食物不足时防止大量饿死人的好办法。

——————————以下为原答案:

当时粮食不足,粮票救活了很多中国人,而且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能有今天,粮票功高至伟。

知道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就是有钱人家挥霍浪费,穷人饿死。

知道产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原因不?原因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没有粮票限制。

自由市场经济里,有钱人可以任意购买,不受限制。有限的商品都被他们买去了,他们把价格抬得很高,他们挥霍浪费,穷人没有钱,或者钱很少,买不到东西,只能冻死饿死。

能不能平均一下,把有钱人挥霍掉的那一部分商品匀给穷人,让穷人不至于冻死饿死呢?

这就要限制有钱人的购买数量。粮票、布票、肉票等等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每个人,比方说一个月只发给你30斤粮票,你就只能买30斤粮食的食物,没有粮票,你就是有100亿块钱也买不到食物,这就避免了有钱人的挥霍浪费。节省下来的食物就可以匀给其他人了。这样就能养活更多的人。

当时中国虽然消灭了地主资本家,但是中国仍然有很多有钱人。那个时候对民族资本家的企业采取的赎买政策,不是没收政策,也就是国家拿钱买下这些资本家的企业。这些资本家虽然没有企业了,不是资本家了,但是手里有很多钱。当时国家之所以要买资本家的企业而不没收,主要是怕咱们无产阶级,咱们老百姓有意见,因为咱们老百姓都同情资本家,都说资本家仁慈善良,共产党对资本家太狠了,毒菜冷酷,所以当时中国才赎买资本家的企业,而不强硬没收。《1984》这本书不就因为控诉共产党对资本家没有人情味,搞极权,而得到咱们广大老百姓的普遍喜爱吗?

还有从民国过来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在民国时期的工资就非常高,新中国也给了他们高工资,他们也比较有钱。还有中共的高官,工资也比较高,比较有钱。

这些有钱人,如果不限制他们的购买力,他们肯定要买很多东西,挥霍浪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得重演。

那么题主认为,这样限制他们的购买力,应该不应该呢?

有钱人当然义愤填膺,牢骚满腹。他们有钱花不出去,想过人上人的日子过不成,想大碗吃肉大口喝酒喝不成,肯定有意见。所以他们说他们的生活下降了,不如民国时期,共产党把经济搞崩溃了。

不过为了消除他们的意见,也为了把他们手里的钱给尽快消耗光,中国也想了办法,就是建了特供商店,里面的东西不要票,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是普通商店买不到的,例如高档烟酒、高档手表、高档服装,价格很高。有钱人想买奢侈品,可以到特供商店里面买。这样他们的意见就小了一些。

不过,后来这又成了有钱人攻击共产党的一个把柄。他们说共产党搞特供商店,搞特权,让高官享受,不顾工人农民利益。这样共产党很难做。强硬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不给大知识分子高工资,不给高官高工资,他们有意见,咱们广大老百姓也有意见;赎买资本家的企业,给大知识分子高工资,给高官高工资,同时限制他们的购买力,他们还会有意见;给他们建了特供商店,他们转脸又来攻击共产党搞特权。这群爷很难伺候。难伺候的根源,就是他们不喜欢公有制,只要搞了私有制,让他们自由赚钱自由购买,让他们花天酒地,莺歌燕舞,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们就啥意见都没有了。

粮票制度不仅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合理现象,也极大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现在很多博士硕士,大学者,学问都非常高,却不知道最简单最基本的知识。例如,人需要吃饭,人不吃饭就不能活,这个简单知识就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汽车火车机器都是用钢铁造的。

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几乎没有工业,算上日本在东北建的钢铁厂,年产钢铁才61万吨,年产石油10万吨。这点钢铁石油够干什么的?一家造一口锅都不够。那个时候,很多人家没有铁锅,烧水做饭都用瓦罐。现在被叫好的瓦罐粥,瓦罐汤就是从以前流传下来的。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想造多少汽车,建多少大楼,造多少电视机,铺多少铁路公路,让家家都有车有房,可能吗?不知道这些都得用钢铁造吗?而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个简单知识。他们以为只要我们一想造,一给人民经济自由,这些东西立即就都能造出来,到处都是大楼,到处都是车,家家都有电器。这是唯心主义,凭空想象。搞经济建设不是变魔术,往空中一抓就什么都来了。

所以要让中国尽快富强,发展工业,提高钢铁、石油等的产量是第一步。钢铁多了,石油多了,煤炭多了,才能造出来丰富的东西,米多才能做出来的饭多。

那么怎么尽快发展工业?当然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这些人要不要吃饭?当然要吃饭。他们吃的粮食从哪里来?当然要从全国人民口中挤粮食。从农民,从干部口中挤粮食。所以就要限制口粮,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只吃半饱。省出来的粮食给工人,给技术人员,给大学生。给工人发粮票,给技术人员发粮票,给大学生发粮票。千难万难也要保障工人,技术人员和大学生的口粮供应。农民,干部省出来的口粮多,养活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就多,工业规模就大,工业才能得到最快发展。

工业发展起来了,能造出来农机和化肥了,又能促进农业发展,提高粮食产量,同时能够解放农民,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工业。

经过二十来年的努力,到1978年,中国的石油年产量达到一亿吨,钢铁产量达到3400多万吨,1993年达到8956万吨,超过美国,世界第一。钢铁产量十五年赶上英国,五十年超过美国的“赶英超美”目标提前完成。

如果当年不对粮食统购统销,不限制粮食消费,不尽可能节省粮食供应工业,而是自由消费购买,自由消费,能有那么多工人和技术人员从事工业吗?不可能。工业也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发展。

印度1950年钢铁产量是200万吨,比中国多两倍多,印度就没对粮食限制消费,没把节省下来的粮食用于发展工业,而是自由发展,结果怎么样?1978年,中国钢铁产量达到3400多万吨的时候,印度的才是950万吨。差距就显示出来了。

现在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到处都是铁路公路,大楼林立,汽车满大街,工厂遍地,还有飞机大炮坦克航母,靠的是什么?钢铁和水泥、石油、煤炭。没有大量的钢铁、水泥、石油、煤炭,拿什么造这些东西?变魔术?

很多人说,这都是改开的成就。改开之后,外资是进来了,但是他们只拿钱来,没拿钢铁、水泥、石油、煤炭来。他们是拿钱买我们的钢铁、煤炭、水泥、石油造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产这么多东西,他们拿钱能买到什么?他们又愿意来吗?

还有人说,公有制,人民公社用户口拴住了农民,不让农民进城当工人,所以农民才穷,中国才穷。这些人不知道人需要吃饭,工人需要吃饭。当时的粮食不多,养活不了大量的工人,只能有大量的人从事农业。缺少粮食的情况下,大量农民进城喝西北风?建国前的几千年,一直都没有户口束缚农民,农民进城的有多少?还不是90%以上都是农民。这些人都以为是户口束缚了农民,不让农民进城,他们还以为只要一放开户口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农民就能呼啦啦大量进城。他们连人需要吃饭都不知道。

很多人别看学历高,知识很渊博,其实他们的知识都是空中楼阁,没有根基,连人需要吃饭,机器用钢铁制造这些最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懂这些最基本最简单知识的人很少。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话很有道理。


最后补充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又看到一个攻击计划经济粮票的视频,说的是计划经济时期,老百姓吃豆腐都得凭票,排队购买。这是想讽刺那个时候贫困的。要我说,那个时候老百姓能凭票排队买豆腐就对了,说明那个时候老百姓幸福。排队也是要资格的,有资格才能排队。市场经济里,自由购买,不要排队,实际上是因为东西太贵,老百姓买不起,没有资格排队,所以才不要排队。如果房子10块钱一平方,马上就能排一百里长的队。因为老百姓买不起,能买起的极少,才不要排队。今天超市里一说鸡蛋特价,一下子就排几十米长的队伍,这是因为老百姓能买起。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东西特别便宜,就是针对普通老百姓供应的,每家都能买起,所以才会排队。那个时候,如果提高价格,不要票,自由购买,大量老百姓买不起,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买起,当然不要排队,不过这不能表示老百姓幸福。如果当时豆腐一块钱一斤,不要票,随便买,几家能吃起?这就根本不用排队。而且豆腐店卖不了的还得扔河里去,埋怨需求不足。这个时候觉得幸福的是有钱人。现在买什么都不要票,不要排队,敞开买,不过普通老百姓缺东少西,并不觉得幸福。排队的资格都没有了。


评论区是不是进来许多幼儿园小朋友?

我说当年粮票对中国功劳很大,就是喜欢粮票,想回去过要粮票的日子?

腿摔断的人不得不拄拐杖,后来他腿好了,扔掉拐杖了,就能说拐杖没有功劳?说拐杖有功劳,就是喜欢拐杖,想回去继续拄拐杖?一个穷人没有粮食吃,不得不吃野菜度命,后来发达了不吃野菜了,就能说野菜没有功劳?说野菜有功劳,就是想回去吃野菜?

这个题应该作为智商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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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是一套工业化积累系统的一个支柱,结果这个系统崩了,粮票本身却存活下来并且扭曲成了被承载过多意义的奇观。

以前的答案总结的其实很好:落后国家要发展工业——剥夺农业剩余——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限制农业人口进城。这就是斯大林模式。

为了把农村的财富转移到发展城市工业里去。农业集体化的下一步必然就是限制农民进城,粮票制度下农村人无法在城里买到粮食,也就不可能无序涌入城市产生在城里生存的贫民窟,粮票实际上简单粗暴的保证了农民与工人无法互相转化。

可是,因为大JUMP巨型失败了。实际上CCP在农村几十年的威望已经大为折损,以至于并不能继续从农村正常实施“剥夺农业剩余”。农业税征收+农业统购 的比例,实际大大低于57年以前的水平。

1956年,征收+统购,一共拿走了粮食总产出的25%。似乎斯大林模式 前景好得很。

然而1962年这个比例是13%。1978年,这个比例也只有15%。62-78年这期间基本上都在13-15%之间波动。国家没有得到商品粮食和农业剩余收集,农民也没有得到人民币和工业消费品供给。

粮票成了 国家获得的粮食 总量不足 情况下的被迫之举。

直到1984年,实行包产包干比例为74%,当年国家获得了超过两千亿斤粮食,占当年粮食产量的25%,相当于回到了1955-56年的水平。1985年甚至罕见的出现了农民卖粮难。于是,粮票又不需要了。

要知道1950-1954年全国大部分是私有耕地的情况下,国家可以从农民那里得到的粮食是总产量的16-17%。

而人民公社好,62-78年这期间基本上都在13-15%之间波动。

国家没有得到试图获得的 充足商品粮食和农业剩余收集,农民也没有得到期望获得的 人民币和工业消费品供给。吃了没有结果的苦。(注意,是没有结足够果实,不是没有必要。)

粮票,在系统设计本身失败时,粮票本身却存活下来并且扭曲成了被承载过多意义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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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前边几个的答案,粮票都快成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了。

我就想起《我爱我家》里讲爷爷要饭的这一段“旧社会他生活还行,是62年要的饭!”

话说圆圆带同学文良回家,这孩子是个人精,看见和平夸和平,看见小保姆夸小保姆,看见老傅就夸:圆圆,我真羡慕你,有这么个好爷爷,我就没爷爷!

圆圆:不能够,你没爷爷你爸爸从哪里来的啊?那怎么有你啊?

文良:我是说,我从来没见过我爷爷,我爷爷早死了,听我爸爸说,爷爷活着的时候,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就是个臭要饭的!跟咱爷爷哪里比去啊?

老傅:不能这么讲啊,旧社会穷人去要饭那是因为。。。。。。

文良:旧社会他生活还行,是62年要的饭!

老傅:62年,那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嘛。

文良:你看出差距了吧!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要饭!

再摘点资料,就当口述历史吧。

咱们都是老百姓,就看一下粮票统治下的老百姓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以下内容摘自虹影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

虹影,作家,1962年生于重庆。


饥饿与我隔了母亲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两年中一直忍着饥饿,剩下粮食给五个子女。

当时这个城市的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央两斤,节省给本省两斤,节省给本市两斤,节省给本单位两斤,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豆、粗麦粉之类的东西。四川人很少尝过饥饿的滋味,饥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黄河流域的事,在长江嘉陵江流经的肥沃土地上,粮食从来像年轻人的毛发一样茁茁壮壮。


我们家的五个孩子,都在生长发育期,各个都是抢着要吃。

要吃,也有办法:买高价饼,一个饼要两元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天的工资。我们家一个月的余钱全用来买这种高价饼,也只能每个人半个。过什么节下决心后才去买一个饼,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两头,便有公安局戴着手铐,将我们家附近这几条街上的一些人铐走。抢国家粮食仓库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再饿死人,国家的粮仓必须满满的,预备与苏修美帝打仗用。说夜猫溪一带的人,十有七八做过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过分。为了填饱肚子,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响响当当拍着胸膛说:我们家一清二白。我们院子里有一家人,四个儿子有三个进监牢,轮换着出出进进,才使一家人没饿坏。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腐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油榨油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那年四川树木毁掉不少,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篮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大姐带着弟妹们,到附近农村去采一种与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葱,她让弟妹们在草里找,自己钻进农田里偷菜。农民守命似地守着几颗菜,一发现就拿着长棍子猛追狠打。

三哥绝不会跟着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于与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转,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钓者中求运气。他靠江吃饭,再冷的江水也敢跳下去。只要看到有什么像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来,什么菜皮、菜叶、瓜皮之类,他能游出好几里。

……

他还是幸运者,有不少用这种方式寻食的孩子葬身江底……

三哥从江里捞回一把萝卜缨那天,他的脸骄傲地在家人面前转动,吃东西时,故意发出响亮的声音。

哪怕一家人,每个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时他们还为互相偷藏起来的食品,吵闹大打出手,大姐个儿最大,吃亏的自然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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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传》里面提到,一对上海夫妻,都是知识分子。两口子月薪加起来四百多元。他们向政府提出不要这么多的钱,因为在票证经济下,钱多没有意义。吃饭要粮票,吃肉要肉票,穿衣服要布票,就连豆腐,榨菜都要票。没有票,拿着钱也买不到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钱,成了一张张无法兑现的期票。票证的本质是破坏货币的信用,破坏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五十年代末期,陈云回老家看望乡亲,乡亲们说过去我们吃干饭,现在我们吃稀饭。

八十年代,一位中国人在美国的航班上没有吃饱,想再要一份。被呵斥到“你们中国人总是饥饿”

陈佩斯,朱时茂演小品,朱时茂:“我们的胶片很紧张”。陈佩斯:“就是人有多的”。

那是一个除了人多,其余一切都短缺的时代。我们不要才吃了几天饱饭就犯贱。

确实,在一个短缺的时代,粮票起了尽量减少饥饿的作用,保证了人们能够活下去。但造成短缺的原因是,计划经济,闭关锁国,打乱仗,瞎指挥,搞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粮票是短缺的结果,是在恶劣的社会管理水平之下产生的。粮票不是良政,是一把辛酸泪,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一历史教训不我们能忘记。

不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注定重蹈覆辙。


照片中有各种地方粮票。它代表着粮票的适用范围。你拿着武汉市的粮票是不能去北京用的。也就是说,不但农民不能随意进城。就是城里人也不能在全国随意流动。这就相当于我武汉人要去北京,就需要换外汇。所以全国粮票就是最值钱的。那个时候,谁要是长得漂亮,我们就说,“哦哟,你长得像全国粮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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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也有米店,资本主义也有粮票。

改革的大潮比人们预料的要来得迅猛。1993年5月10日,北京放开粮油价格,取消凭票、凭证、定量供应办法,粮票停止流通。为了实现“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目标,全国粮食购销价格逐步放开,国营粮店销售和利润锐减。这年8月,本报刊发《粮价放开后粮店干什么》,说的就是粮店“过去管别人吃饭,如今给自己找食”。
40余年国营粮店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粮食系统因此受到了猛烈冲击,销售额一时全面下降。仅据东城区粮食局统计,去年6月粮食销售615万公斤,而今年6月仅销出240万公斤,同比下降60%。在6月份全市粮油订货会上成交量仅是去年同期的一半。资金不足、设施陈旧、负担过重等不利因素使国营粮食企业陷入困境。有人戏言:管别人吃饭的行业自己快没饭吃了。
到了1994年,本报报道显示:国有粮店亏损日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各区政府有计划地关闭了一批粮店。“全市粮店已由过去的1156家降至817家。”为了脱困,不少粮店拾起了微利小生意,1995年5月16日,本报刊发《七粮店开办“一角钱专柜”》,说的是爱民街便民粮店销售的小针、顶针、耳挖勺、窗帘夹子……方便居民。而且粮店装修完重新开业后,经营方式已改成超市化管理,由计算机统一收款。
转换机制、增加品种、多种经营,1995年末,从当时的市商委传来消息:曾是本市“四困”重点之一的城近郊八个区592家亏损粮店已经全部扭亏。大部分粮店都改善了购物环境,增加了经营品种。不少粮店经营起小百货,或者开办商店、台球厅、家务服务、彩卷冲扩、汽车配件、运输、旅馆等第三产业,有的办起了高中低档的餐馆。小粮店“转型”后纷纷走上了扭亏脱困之路。

93年粮票粮本退出历史,粮油敞开吃,市场就是好,真的是这样简单?

那可能还是有一点曲折才进步。

85大减产之后,粮食生产一直无法重现84诡异奇迹般的特大丰收,用科学实验的原则来说不具备可重复性,未免会引起一些吃饱了没事干之人的闲话。到199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总算再创历史新纪录,产量接近4500亿公斤,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第二次农民“卖粮难”。与上年粮食市场价格相比,全国的水稻、小麦、玉米价格分别下降了 25%、49%和34%,再次向全社会传递了市场粮食过剩的信息。1991年和1992年,又出现全国粮食持续减产。结果在1993年底,全国从南到北粮价大幅上涨。1994年的市场粮食价格与上年比,水稻上涨了150%、小麦上涨了117%、玉米上涨了157%,出现1952年以后全国粮食价格涨幅最大的局面。

1994年下半年,国家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进行宏观调控。根据调查,于1994年底和1995年初,在湖北、湖南、黑龙江、浙江、辽宁、安徽、内蒙古、吉林、山东、四川、福建等11个省区的大中城市重新启用粮本粮票。(经济与信息.1995(05))

根据收藏爱好者的收集显示,北京市做到了未雨绸缪:

北京粮票是在1993年5月宣布停止使用的。随着粮票的取消,粮食的政府定价也同时取消。北京的1000多家粮店也先后开始了企业改制,他们和市场上的粮食商贩竞争价格,自谋生路。1994年,粮价一下子涨到了近两块,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压力,粮食局提前印好了粮油供应票,向国务院请示恢复使用,国务院批示要慎重,争取挺过来。还真挺过来了,到了1996年,粮价又回复到了一块钱的水平。这让几十年习惯了标准粉一毛七,富强粉两毛五的北京人,体会到了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这时期北京市政府印了两版粮油供应证,分别是1995年7月和1996年6月的。1996年6月的得到的比较早,8张一套的小型张(8张印在一张上,有撕开线孔)。现在得到的1995年7月北京粮油供应证是整版的大票,没有打孔,整版共有360枚粮油票。
珍稀荧光大版粮票-1995年7月北京粮油供应券
非常难得的粮票珍品,幅面宽53CM,长70CM,看得出是4个小版的组合,整张360枚粮票。整版单面印刷,纸张较薄,四周印有裁切线、色标、字体。

但是毕竟市场经济就是好,因此重新开票事件对各大经济学、农学界的老胡们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经济学家们发表了一些文章进行讨论,如《部分地区重新启用粮本、粮票》《对重新启用“粮本”调查与思考》《粮票卷土重来》《购粮本会卷土重来吗?》《广东拒绝粮本》。总的来说,专家认为“粮本不是解决粮食供应的长远之路”,改革的问题只能深化改革去解决,重新开票对“追求营养的高收入群体”没有影响,启用粮本是地方政府调控之举,与过去资源短缺导致的政策大不相同。当然了还是广东最有骨气。

路透社的改开30周年征文活动说:

“那是一个无论买什麽都凭票供应的时代,没有票证,你的生活将寸步难行。买布要布票,买米要粮票,买酒要酒票。在某些时候,钞票还没有票证管用,因为你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到东西。”父亲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我要忆苦思甜。父亲的话让我半信半疑,因为我们都是花钱在街上买东西,而不是用票证。可是後来师范毕业,却让我与票证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让我赶上了票证的末班车。
1995年7月,我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农村学校教书,被告知需要将粮油关系转到所在乡镇去,我最终将得到一本“市镇居民限价粮油供应证”。有必要办这本粮油供应证吗?现在市场上粮油供应很充足,大家都可以敞开买,而且价格也公道。回家把自己的想法跟父亲说了,谁知父亲勃然大怒,他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的,粮油供应证是城镇居民身份的象征,你现在是城市户口,跟我们不一样。你如果嫌麻烦,我陪你去!”
父亲的话句句在理,我只得答应了。在父亲的心目中,有城镇户口是很了不起的。城镇居民的确和农村户口不一样,这是中国实行城乡二元化管理的结果。有很多政策农村都享受不到:比如城市兵退伍後可以安排工作,某些工厂只招城市待业青年……
不只是父亲,其实很多农村人都羡慕别人有城市户口。城市和农村,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那是天壤之别。而我居然不想去领“市镇居民粮油供应证”,怪不得父亲要发火呢。
办证跑了很多部门,也走了不少的冤枉路。我们先在学校里向老师打听办证的程序,老师说你肯定要到县粮食局去,他们就是管城镇居民粮油关系的。县城的粮食局在哪个位置我也不知道,好不容易在街上问了很多人,找到了粮食局,可是办证的人又出差去了。问明白别人回来的日子,我们就带上师范毕业证,户口本,接受学校的介绍信给对方看。工作人员验明正身後,又在一份文件上盖章,然後让我拿到区粮站去。又是一番折腾,找这个找那个,总算在半个月後领到了我的粮油供应证。封面是牛皮纸,上面有:户主姓名,编号,所属镇乡居委会和发证单位,光公章就盖了三个。里面是粮油供应人员登记表和购买粮油登记卡。
父亲拿到我的粮油供应证,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激动地到处与老邻居们分享。那本粮油供应证,简直成了标志我城镇户口的身份证。
可是这本粮油供应证,一直没有在我身上发挥作用,里面的登记卡一次也没有填写。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和菜油,都是大量供应的,而且比粮站出售的质量还好。後来城镇户口也不管用了,你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城镇户口。如果你在城里买了商品房,那麽你们全家都可以转成城市户口,只要你们有收入来源。再说现在人们也不想放弃农村户口了,因为农村免除了农业税,农民得到了很多实惠。
这本粮油供应证,现在已经十四年了,我仍然妥善地保存着。我觉得,粮油供应证就是计划经济的一个象征,在我们这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更加具有收藏价值,因为它揭示着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段崎岖的发展之路。

插曲结束,完全取消粮票建立市场之后想必就好了,一定是这样。

似乎有点偏题了,不管怎么说,大家生活都好就完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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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领导时期的行为方式有一个特点,总目标是靠一个纯理论在支撑,在具体手段上不敢简单相信任何理论。

所以当时从来没有那种听了某些经济学家一忽悠,就一条道走到黑的事情。所有的具体手段都是在总目标引领下,逐渐探索积累出来的结果。

粮票的最初的雏形是红军时期的军用粮票,因为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体系也相对幼稚,所以出现了“借谷证”“公粮票”“兑米票”“领粮证”等等各式各样的初级粮票。用处集中在向红军或者人民政府的粮仓领粮食,或者向群众领粮食,让群众事后凭证到人民政府的粮仓领粮食。

此时的所谓粮票身兼“借据”和“粮票”“货币”三重功能,是供军队灵活使用的。这是一种原始的按需分配,各个部队不是按照谁势力大、谁级别高进行分配,而是按照这支部队有多少人、需要多少粮食而进行分配。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票统一了各种票证的功能,成了当时中国少有的硬通货。因为边区没有贵金属储备,就创造性地用生活必须品的实物作为储备。当时不仅解放区都喜欢使用,连国统区和沦陷区都以边区票为信誉良好的纸币。

但在解放战争后,人民政权开始进入城市,这就出现了以前从未遇到的情况。在农村打倒地主后,农民各个家庭之间的生产力差距不大,只要有人有地就能自给自足。在新的土地兼并出现之间,农村几乎不存在一个拥有超级购买力的群体。

但城市不一样了,这里有民族资产阶级,有资产无数的寓公,还有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有着比普通人强的多的购买力。但刚建国时中国还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物资生产非常有限,如果这些拥有巨大购买的群体过多地购买生活必须品,必然导致底层无法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但又不能剥夺他们手中的货币,毕竟都已经换成了人民政府的人民币。

为了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尽量公平分配生活必须品,就想起了当年按需分配的各种粮票。货币可以按劳分配甚至按资分配,但生活必须品,尤其是粮食必须以平均主义的原则按需分配。这样就保证了有钱人即便大手大脚,也不会浪费劳动人民的生存资源。

粮票是在起飞阶段保证人人都不要被丢下车的安全带,这种按人头分配的制度极大地降低了新中国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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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好”的。评价粮票制度,说是扶大厦之将倾也不为过。

有些人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即使是当今时代,我国也没有完全摆脱粮食安全问题。部分农业产品过于依赖进口,但主体粮食已经可以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21世纪以来,我国与国际四大粮商交手不断,彼此也是各有胜负。倒是隔壁菲律宾,快让四大粮商薅秃头了。

如今尚且如此,更别说建国后50年代到90年代了。40年左右的时间,新中国接手的是百废待兴的国家,工业让国民政府破坏殆尽,通货膨胀比如今的日本严重多了,直逼津巴布韦。就这样,这40年时间我们要做多少事?

1、建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出兵收复新疆、西藏等地。

2、同时全国各地剿匪。

3、同时保持对台湾出兵施加压力。

4、同时要出兵朝鲜。

5、朝鲜战争结束后,回国从零开始搞工业。

5、搞两弹一星

6、搞常规军工建设、海军搞不起,空军要提上日常,陆军的坦克不能省。

7、对印自卫反击战

8、中苏交恶双方陈兵对峙,深挖洞,广积粮。

9、美国对越南用兵,越南战争爆发,抗美援越。

10、搞核潜艇,航母实在事搞不起。

11、对越自卫反击战

12、…………

剩下的省略不写了。总之,建国之后要做的很多。有答主说建国之后,粮食产量一直在平稳上涨,粮食够吃。是的,粮食产量是平稳上涨的,哪谁算过人口增长?医疗发展下,人民平均寿命增长,出生率暴增……算下来,在这时候沿用抗日时期的片区票的制度是最合适的。因为粮食是百价之基。

这里解释一下,剪刀差不是因为粮票产生的。剪刀差是苏俄提出的没错,但是剪刀差的特性是固定的。在市场经济下,粮食价格必然跑不赢工业产品价格。因为是人就要吃饭,农民实际上是在和所有人交易。粮食价格上涨代表用人成本上涨,工业产品价格也会根据此上涨,这是恶性循环。这么搞下去,国家就乱套了。你看美国农民富有?那是你没看到美国政府对美国农场主进行财政补贴,这世界上粮价能跑赢工业产品价格的国家就不存在,因为跑赢的时候社会就崩溃了。

那么农民怎么富裕?粮价×产量-成本=利润

懂了吗?正确做法是增加产量,你加粮价没有用的,你今天粮价加1块,明天你出门车票可能涨3块,用电涨4块。而且农业产品价格有个特点,在市场不稳定时上涨快,回落也快。但是工业产品价值只会上涨快,跌落却很慢,因为工业产品成本问题,其价格不会跌落低于成本。所以这会是一个不可逆的市场破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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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评价粮票制度?

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孙子,我实事求是的说,我没法评价。

为什么这么说?

你既然要接受粮票制度,就要接受粮票制度的一切,接受统购统销和城乡二元体制。

别一边夸粮票制度如何优越,保证了所谓的“公平”。

一边又骂当时农村被剥削的现状。

这个制度的开头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一切百废待兴,首先在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的起因是因为我国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外源性质的,依托于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本。

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青岛莫不如此。

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当年国民党的时候,这些大城市都靠进口粮养着。

现在建国了,还能吃外面的进口粮吗?

这不是走国民党的老路吗?

少了外面的资本投资,同时有了自己土地的农民们也不会将粮食投放到市场上。

我一个小农经营自己的二亩地,既不需要什么大型机械,也不需要什么货币,饿了这多年,我自己多吃几个馒头不好吗?

农村多留一点,就意味着城市少吃一点,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单凭农民的那点皇粮国税,城市那些不成气候的工业,拿什么搞大工业?

而且以我国当初的那些工业产品,放到国际市场上有什么竞争力吗?

所以自然而然的要搞农村改造,搞人民公社,因为没有人民公社,哪有什么城市和工业?

这就是典型的进口替代经济政策。

这事为什么傻?

只要看看当年的自然灾害就全明白了。

从50年代开始到61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这十年每年平均出口230万吨粮食,这都是从农民手上刮出来的。

58年开始浮夸风,60年那么严重的灾情,国家依旧净出口了250万吨粮食。

到了60年上半年,因为持续性的紧张,连这种票证制度下的配给都无法保证,不得已向海外进口粮食,当时为了进口粮食,除了一部分粮食获得了西方国家的信贷支持,还出售了大量的贵金属。

1961年合计购买了580多万吨粮食,需4亿美元的外汇,加上购买古巴糖约需1亿美元,合计约需5亿美元,占当年国家进口总额三成多。60年的国家外汇储备仅1.02亿美元。这些外汇还都是农民们出口粮食换来的,这么大的缺口只有出售贵金属。

最后中央拍板,拿出41万两黄金和8000万两白银来进口粮食,总计也不过6800万美元,于是后来又追加了40万两黄金。

当然,这些粮食基本上投放到了“(这批粮食)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这些跟吃不到商品粮的人没啥关系,因为他们不配吃商品粮。

农民的孩子们饿的舔锅底。

伟大的左翼思想家觉得这叫公平,避免了朱某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真踏马公平。

所以不改革开放,农民哪有出路?

60年7月到61年9月征购的粮食为837亿斤。

61年7月到62年9月征购的粮食为679亿斤。

天天念叨着您老的公平,真他妈的公平。

有记录以来,玩进口替代的国家无疑都失败了。

搞出口替代的国家都成功了。

所以如何评价?

没法评价。

评价就是公平。

可他公平吗?

……………………………………………………

不要说有点农村生活经验,只要有些农业常识的人都会意识到现代农业是高投入、风险高的经营方式。

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这些都需要投入,对于劳动力的需要也是短时间高强度性质。

可作物的产量还是要看天吃饭,特定时期的天气情况、突发的病虫害等影响。

不要说我们人多地少的国情,就算是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农业资源禀赋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国家也能看出即便是农场主也是顶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进行经营。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农民用粮食和农副产品出口换来的外汇,建立起来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农民进行系统性歧视。到了1988年,还在明发文件禁止农业户口被招工。

粮票只是构成那个系统的基础之一,我个人不认为粮票有一毛钱值得歌颂的空间。

我们今天中国农民生活的突飞猛进,农业产量的提升,关键中的关键不就是农民都变成农民工了吗?

是什么让中国最勤劳最吃苦最安土重迁最患得患失的国民们背井离乡抛弃妻子来到远方从事重体力劳动、从事被城市人口认为“不体面”的工作?

陈水扁有句话:太平洋没加盖,不服游到对岸。

中国农民用脚投票投出来的结果。

说得好听叫城市化,说得难听叫进城打工。

你用粮票制度把亿万农民拴在土地上吃着工农业剪刀差,享受着大吃饱。

这种完全无视了公平和平等的制度居然能被视为左,视为公平……

这世上真是无物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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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啊

90年代取消粮票布票的前提是啥?

是粮食和布的供应已经非常充足了

说起来,70年代的四三计划,80年代的“我们节省点,多进口点”

他们有没有想着90年代取消粮票以后功劳不是他们的,是后人的?

有没有去贪天之功?

没有好吧



而前期的粮票和布票,则尽量的保证不会有人能拥有大量的粮食和布

我当时是看一个伤痕题材的小说,就是从外国回来,去饭店吃饭,除了钱还要粮票,可他身上没有那种

总之就是各种反思

我当时想的是:要不是粮票的话,这些人岂不是能随随便便去买大量的粮食了??

这不就是解放前生产力不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节奏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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