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个人的信息接受渠道更加多样化,个人的信息收集、利用、传播、生产方式被大幅度重塑。(McLuhan, 1964)
2. 个人信息处理能力并未有生理学层面上的质的突破。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与注意力有限,而现代信息传播网络更容易击穿人们的信息承受能力,从而使得个人“信息过载”,其分析和处理新信息的能力进一步下降,进一步导致“立场极化”。而这也是“后真相时代”的原因之一。(Lee McIntyre)
3. 个人的社会身份逐渐与数字空间所绑定,个人在数字空间上所投入的权重越来越大,数字空间对个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强,而个人在数字空间的自我防卫能力相比较于物理空间更弱,所面临的威胁更大。
1. 数字空间内的私域互联网社群更加多样化,更为微观的身份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Tribalism Echo Chamber”,使得全社会层面的共识建构更加困难。(Ben Shapiro, 2017)
2. 由于信息相比较于物质的较高的流动性,数字空间内部的组织结构与网络拓扑,要比物理空间内的组织结构与网络拓扑更加复杂,其社群动力学规律则更为复杂,甚至可能涌现出物理空间组织管理所不具备的规律。
3. 数字空间内的赛博身份与物理空间内的身份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这使得在物理空间不具备动员能力,而在数字空间内的动员能力的群体将掌握前所未有的政治能力,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动员能力可以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但是要依托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各个行政主体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动员能力,而这会引起更多的变化。(Hillary Clinton and Vladmir Putin, 2012)
4. 数字空间的建构依托于用户客群、技术、数据,而很大一部分数字空间要素掌握在非政府主体当中。学术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数字空间内的博弈合作,会重新定义学术界、政治实体、企业实体、文化传媒之间的关系(Pierre Bourdieu)。
5. 政策工具虽然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而多样化,但是由于个人的信息投送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而得到加强,科层制体系的绝对控制力度是下降的,任何想要做到长期执政的政治实体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The X-man,2019. 1. 25)
1. 信息技术已经突破并正在继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中,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传播、金融、甚至是政府的中央-基层治理等领域当中,并且重塑了各个领域内部与其之间交互的格局。而信息技术不仅仅从技术层面重塑了各领域格局,并且从认识论层面改变了各个领域的生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革命”。(2008. 11,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 更新的技术革命尚未完成,而信息技术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当中的普及与利用程度不同,所带来的相对发展程度的变化引发了国际格局的变动,影响了当今的全球霸权稳定,从而反作用于信息技术。信息技术革命会引发人们对于不可能三角(Rodrik)的再讨论,不可能三角对数字空间是否仍然适用,这是正在并将会被讨论的问题。
3. 信息流对物质流、能量流、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统领作用,随着全球全人类层面对信息技术的研究利用得到加强。数字空间内信息流本身的安全性,已经逐渐得到了多方的重视,并且会随着信息流对物质流和能量流的统领性而放到战略层面,从而作为善意/恶意竞争关系当中的关键内容。(2014.2.27,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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