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和科技公司的发展，与社会产生了哪些矛盾？未来将如何解决？ 第1页

人类的一切社会问题，根本上都是能量和资源的生产分配问题。

而能量和资源的生产分配问题，最优选择是能量和资源的生产革命，即开源。

任何在能量和资源总量一定情况下的生产分配问题，最终会沦为分配问题。

零和分配问题，不论理论多丰富，操作多精妙，本质上都是群体斗争，典型如阶级斗争，或被人引导粉饰为性别、种族、宗教、国籍等概念群体间的斗争。

此类斗争，不论如何粉饰，其本质，哪怕说不上是肮脏的，也必然可称得上是灰暗的，令人看不到半点儿高级文明该有的光芒。

于是才有了之前多次给出的论断，即，所谓人类文明史，本质上就是科技发展史。剥离科技发展，人类历史各个时期的理论、主义、和谐、灾难，皆“中性震荡”。毕竟，如前所述，无科技之开源，我们再怎么折腾，也都只是零和。

话说至此，下一层意思，就必须要将“科技”这个词拆开了。

不少人都提到一个意思，我之前答文中也多次提到，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

科学有关我们对客观世界本质规律的认知；技术则是基于这些认知，有狭义目标和目的的具体应用。

在开源的过程中，科学和技术，缺一不可。

而二者的区别在于，

其一，不谈古代，仅说今天，技术基本上已经无可能在底层科学认知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凭空发展了。即，技术的极限受限于科学的发展。

其二，科学的发展，配合技术的转化，几乎必然带来“开源”的效果。但在科学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技术的发展，却不必然一定导致“开源”，而是经常指向零和分配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再将技术细分为所谓“开源式技术”，和所谓“分配式技术”。

“开源式技术”很好理解，典型即受控核聚变技术。其底层科学认知，几乎早就搞定了，剩下的主要都是技术问题。一旦解决，即可将几十年前“发现聚变能”这一科学认知提升，在“开源”层面的潜力，彻底释放出来。

而所谓“分配式技术”，也需要额外强调，这不是个非零即一的存在，而是有关程度。哪怕是再指向零和分配的技术，其必然有“开源”的属性在，反应为社会总产值的提升。

典型例子即电子商务，特别是面向最终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其相关技术的底层科学认知，早就存在了几十年了，于是完全与评价无关。而相关技术的出现，也确实起到了“开源”的效果，反应在社会总产值的提升，也体现在因效率提升而带来的消费者福祉提升。可另一方面，无需多言，其大规模出现，也确实导致了财富的高度聚集，以及相当一大群人的悲惨。

由此，“分配式技术”的存在性，就变得和先前提到的“群体斗争”存在类似。最终，哪怕说不上是肮脏的，也必然是灰暗的，让人看不到半点儿高级文明该有的光芒。

当然，此类扯淡的方向，最终还是取决于陈述者的主观价值观。

而基于我个人对“开源才是人类文明的本质，也是唯一应然和有效的追求”的信念，我能看到的，今日有关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以及再扩展一步，有关“科技发展”和“人类福祉”总目标的阻碍因素，主要有三层：

1，太多资源和精力，浪费在了与科技发展无关的，仅与“零和群体斗争”有关的事情上面了 — 此事与本题无关，只是逻辑衍生。

2，太多资源和精力，放在了“技术”的发展上了，却令人忽略了“科学”长期的止步不前（此处主要指长期没有底层重大突破，而不意味着真的完全无发展）。而近几十年“技术”和“资本”、“消费”等概念的紧密结合，也在人才供给层面，压抑了“科学”更快速的发展。

3，太多资源和精力，都花在了“分配式技术”的发展上了，而“开源式技术”的境地，却仅比“科学”有限地强那么一些而已。哪怕是诸多无关分配还是开源的中性技术，也大规模地被商业化为主要影响分配的技术，却不是应用在大规模扩大能源和资源生产总量上。

至于怎么解决。哪怕我总体态度偏保守派，但在如此宏大的话题下，我并不反对政府出面，围绕“分配式技术公司“进行更大规模的重新分配。而重分配的最终目标也就两点：

1，组织层面，靠税收、产业政策等，有限打压分配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多多鼓励企业砸资源在开源式技术发展上，并鼓励企业多多支持科学研究。

2，个体人才层面，有限制地去打破“哪儿钱多，人才自然去哪儿”的市场规律，靠税收和补贴，让“有科学和技术潜力的人才”，更少投身到技术领域，特别是投身到分配式技术领域；更多投身于开源式技术领域，以及更为根本的，投身于科学发展领域。

而不论最终是大幅“开源”，还是无奈地玩儿“零和群体斗争”，以我本人的态度来说，对“平等”这个概念，相比“自由”或“发展”等概念，既没有主观追求，也不认为我们真的可以在没有巨大副作用的情况下去彻底追求的可能。事实上，我个人确实一直都隐隐认定，在一个文明大体保证了其内部大多数个体的生存需求后，其对“平等”的过度追求，很可能是“大过滤器”的一种存在。

此事甚长，不多说了。总之，不论是大开源，还是零和斗争，面对必然的结果不平等，我个人都真心不反对，依靠新技术，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体，提供更高质量的tittytainment，即所谓“高级猪粮”。其质量的最高形式，自然就是在架空一切社会现实和真实的情况下，也能让个体实现马斯洛的全部需求层次。若脑机接口真的能不大忽悠式地得以实现，类似matrix的存在，确实也谈不上有什么不妥。

当然，对这个大话题，如先前的一贯态度那样，我总体上是悲观的。人是如此无理性，怎么可能政府竟然就有了理性呢。而人的群体理性，哪怕全球受过最好教育的一小群人里，直至科技发展如此深入人心的今天，坚信“人再不节能就要完蛋”，却在我说出类似“文明即每个个体的能量生产和消耗比现在水平起码高百倍”这种已经很收敛的话时，像是看奇葩一样看着我的人，大有人在。

所以说到底，还是摊手耸肩混吃等死罢。

感谢 @周源 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好的问题是回归思考的良机。

在我们谈论科技与社会的时候，自人类伊始，科技仿佛一直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从车轮火炬到科技革命，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以库茨维尔定理（The Law of Accelerated Return）呈指数进步。回望人类的科技成就，我们往往会感到不可思议——60年前人类登上月球；120年前卡尔本茨发明汽车，7年后莱特兄弟完成首次飞行；而再倒推120年，工业用蒸汽机才刚刚诞生；在此之前，是两千年之长的铁器文明，三千年属于神祗和青铜的岁月，五千年没有文字的新石器和长达二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愈发迅猛的技术爆炸，让人类的发展不再依赖于进化。

而当暂时摆脱战争和饥饿，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过去，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一个技术主义者，仿佛可以坚信——科技真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2]。

诚然，以亿万年的宏观视角从宇宙来看人类，「星辰大海」无疑是最崇高的追求；然而，恪守书斋的大哲学家也曾经说过——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3]

正如问题中，尽管所述科技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科技与社会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这源于社会的视角永远是带有时代烙印的人类，而不是星瀚宇宙。当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审视科技进步，他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带着所属的时代色彩和道德忧虑——

因为，前沿科技往往走在法律之前，而科技又如武功并无正邪之分，唯有使用它的人才有善恶之别。绝对的理性会孕育纯粹的科技，也会催生社会的癫狂，在社会崩裂的世界大战中，生化武器的人体实验就是科技滥用的结果，是令人类蒙羞的历史。

因而约束科技的「不滥用」就更需要法律之外的伦理限制，这里绕不开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根本素养——科技伦理（Ethics of technology）。

科技伦理

「科技伦理」是一个在国内还相对为陌生的名词，但在国外的工程学课堂上却是一门必修课。科技伦理是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与行为规范。它聚焦于人和企业与技术、工程、环境、生命之间的道德问题。

尽管我们沉迷于科技爆炸的宏伟遐思，但科技伦理恰恰在不断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把人类社会引向深渊。

譬如今天的我们，或者说从1965年I. J. Good提出智能爆炸 [5] 开始，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类，一直在思考着「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命题，科幻作家弗诺·文奇在1982年提出了技术奇点，文奇认为——

超越人类智能的计算器将在50年之内问世，这次变化好比200万年以前人类的出现一样重大。

——弗诺·文奇《技术奇点即将来临：后人类时代生存指南》，1982 [6]

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反复思索技术奇点与强人工智能的来临，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数字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和数学家Stanislaw Ulam在对话中思考强人工智能诞生后人类社会可能的形态，认为我们所熟知的人类的社会、艺术和生活模式，都将不复存在 [7]，现在的人类难以理解未来，就好比金鱼无法理解人类；伟大的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基地与地球》中用隐讳的笔法暗示道：人类的历史使命可能就是为了将文明发展到技术奇点、为宇宙带来强人工智能 [8]。于是我们不免发问：

如果科技向着失控的方向蒙眼狂奔，人类又是否应该按下暂停键？

阿西莫夫早在1942年尝试给出了他的答案，并至今被奉为圭臬，这就是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Three Laws of Robotics）[10]，而三定律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事——「为人工智能设计伦理」：

机器人三定律：

一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

二 除非违背第一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三 除非违背第一及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尽管三定律看起来已足够保护人类，但对于强人工智能社会而言，这样的定律又带有了浓厚的碳基社会色彩，将人类完全凌驾于同样智慧的机器人之上，似乎未必会符合技术奇点之后的社会伦理。因而一些人工智能研究者以为不足一哂，并将其戏称为「基质沙文主义」[11] 。

当然，这毕竟是后话了。

在现代，科技伦理仍以人类为核心，尊重人类是科技应用的前提。

但事实上，尊重却常常被罔顾，跨越伦理的界线催生了众多科技与社会的矛盾。以汽车行业为例，不少实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共享出行提升公民的交通便捷与生活质量的时候，网约车公司出现的「网约车同程不同价」用「大数据杀熟」，让太多网约车用户感到寒心。当大数据分析与深度学习技术用于赤裸裸地建立价格歧视，用户的愤怒在所难免，不免追问：企业的责任心何在，技术的边界又何在？当尊重失位，科技引发的矛盾暴露无遗。

又如2008-2015年排放作弊车辆在北美造成的环境污染。据一项发表于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的研究测算结果认为，2008年至2015年间的作弊车辆造成的过度排放导致了人类死亡 [12]。

这些案例将持续对未来产生影响，也仍将为科技工作者和企业长鸣警钟。而在今天，科技与社会的矛盾仍然不鲜：

• 科技发展有时「超过」社会需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带来的过度便利所引发的「隐私悖论」成为了悬在人类社会头顶的新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科技有时又会「落后」社会需求——在有的地方，人们还并未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隐私悖论与技术便利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全世界带来了从未有过的便利和舒适，「个性化推送」「个性化定制」无处不在。「智能化」与「大数据」渗透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智能手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让隐私的界限愈发模糊。但我们正处于大数据的蛮荒地带，在这个模糊地带里，大量企业将伦理抛之脑后、放肆窃取贩卖用户数据的现象，早已不鲜见。

在数据储存公司EMC发起的针对15个国家1.5万名消费者的调查中发现 [13] ，当面对「你愿意以牺牲一些隐私为代价，换取更多便利与舒适吗？」的问题时，51%受访者表示不愿意，而27%表示愿意；这一结果在各国又有所不同，受访国家中，印度愿意比例最高为48%，德国愿意比例最低为12%。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想违背自己意愿牺牲隐私来换取「过度的」智能化便利。

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本身并不构成对人类的威胁，只有企业思考清楚自己的责任所在，以科技伦理作为底线，克制地使用科技顺应并引领社会需求：为用户提供便利、避免用户隐私陷入不可控的风险，才能有效缓解社会与科技之间的矛盾。而究其核心，仍然是对用户尊重，这时候，科技应该慢一点，听一听社会的声音。

关于这一行业的科技伦理话题，太多的负面案例可能不需要再进行枚举，这里倒是可以说一个值得参照的企业案例——

• 苹果的差分隐私技术（Differential Privacy, DP）

苹果手机对用户信息的处理逻辑是：在手机端完成对用户照片和信息的数据分析，将分析结果上传云端，而不是直接上传照片。在2016年之前，这一偏向用户隐私的策略，使苹果在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技术一度落后于谷歌和Facebook。而利用2016年公开的差分隐私技术，苹果的坚持获得了回报。在DP技术下，苹果可以在对已加密的用户数据进行分析，获得用户群体的行为模式为用户提供便利，但用户个体的隐私数据仍然是无法解析的。（详见：苹果的 Differential Privacy 差分隐私技术是什么原理？）

然而，尽管人们受困于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造成的「过度便利」，在有些地方，科技却应该更加快一点，尊重并满足社会的需求，就比如——汽车。

汽车作为制造业的明珠，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后，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再成为大众眼中前沿科技的弄潮儿了。而随着智能化浪潮的兴起，人们在车上对社交与便利的需求也愈发高涨，大部分车企开发的车载多媒体系统（车机）都采用了保守的社交方案，在汽车驾驶时停用社交功能；而部分车机则较为激进，直接将手机端的功能移植过来，虽然人们已离不开社交，但回复信息所分散的注意力将极大地影响驾驶的安全性，就如某些APP接入车载系统的新闻便引起了对行车安全的大规模讨论：为驾驶员提供社交便利，是否会影响驾驶安全，又是否是技术的滥用 [16]。

显然，人们需要更加智能化的车机在保障驾驶安全的同时，提供生活的便利。在汽车领域，这里也有一个正面的案例——

• 福特联合斑马的车机系统设计（AliOS）

作为首批合作阿里斑马系统的外资品牌，百年企业福特汽车尝试在新翼虎上向用户开放社交的便利，但并没有鲁莽而生硬地移植社交软件，福特的设计非常审慎：考虑了独特的汽车社交场景——「车友」，车友之间可以通过语音建立车队、建立车友地图、使用系统直接进行语音对讲。车友出行不再需要另外准备对讲机。而说到语音交互，翼虎的车机交互充分基于语音设计，避免驾驶员分散注意力、误操作，保障了安全：不仅包括了常见的基础语音功能，还包括了能够识别主副驾驶的定向语音、语音操作车内多媒体/空调/地图/电话/内循环等多项功能、甚至还可以通过语音和车机一起玩成语接龙、听歌猜歌名。

此外，旅行路书、美食地图、卡拉OK、车载钱包、智慧停车和智慧加油等功能极大地便捷了用户的使用，让用户不再需要一边开车一边查手机。而这些功能也是可以使用语音进行操作的。AliOS让用户避免了开车过程中对手机的依赖，并用科技手段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保证了安全。

未来何去何从

科技持续发展，社会观念同样在不断变革，这将不断地催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科技伦理问题。那么如何解决矛盾？

对用户尊重与对科技应用的克制，无疑是负责任的企业应该做到的方向。

MIT数字商业中心研究员Michael Schrage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大数据歧视的危险新时代》一文中写到：

未来大数据的挑战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在于管理层的管理与分析路径，能否做到相对透明且显著公平。[17]

相应地，微软的CEO纳德拉在2018 Build大会上谈论了智能化技术背后的三大原则——隐私、责任和道德。 [18]

值得一提的是，说到尊重用户、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又要说到上一节中两个案例之一的福特公司。福特是曾引领世界技术变革的美国企业——她被纽约时报记者Bill Vlasic称作底特律皇室 [19]。在刚刚过去的十月里，福特选择了深耕中国、以本土用户为主的战略。一方面福特将中国市场地位上升到与北美市场平行的位置；另一方面，联盟斑马网络，成为了第一批应用AliOS的跨国车企，将携手推出新一代福特翼虎。阿里与福特的强强联手，将便利推进一大步的同时，以信息安全作为底线，核心仍然是尊重用户的意愿。

最后，我想解决科技与社会矛盾的关键在于掌握好技术的双刃剑。而掌剑的剑诀——科技伦理，也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社会的进步时时刻刻要经历新的争议与讨论。而在今天科技时而被滥用，我企盼还有难得的、负责任的科技从业者的责任与良心，值得我们去期待明天。

参考文献及资料来源：

[1] Martin Hilbe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gital Technology & Social Change

[2] 刘慈欣在2007年中国国际科幻大会上的发言

[3] 康德, 公武, 蓝. 纯粹理性批判[M]. 商务印书馆, 1960.

[4] 伊曼努尔·康德画像

[5] I. J. Good - Wikipedia

[6] Vinge V. 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J]. Whole Earth Review, 1993, 81: 88-95.

[7] Ulam, Stanislaw (May 1958), "Tribute to John von Neuman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64（nr 3, part 2）: 1-49

[8] Asimov I. Foundation and Earth, 1986; tr. it[J]. Fondazione e Terra, 1987.

[9] 伊萨克·阿西莫夫画像

[10] Asimov I. I, robot[M]. Spectra, 2004.

[11] Why Asimov's Three Laws Of Robotics Can't Protect Us

[12] Barrett S R H, Speth R L, Eastham S D, et al. Impact of the Volkswagen emissions control defeat device on US public health[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5, 10(11): 114005.

[13] 隐私悖论和大数据的挑战

[14] EMC，Majority expects privacy to erode in years ahead | ZDNet

[15] A closer look at Differential Privacy in iOS 10 and macOS Sierra

[16] 车载大屏幕能用微信了？

[17] Schrage M. Big Data’s dangerous new era of discrimin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4.

[18] Satya Nadella: Build 2018 - Stories

[19] Vlasic B. Once Upon a Car: The Fall and Resurrection of America's Big Three Auto Makers--GM, Ford, and Chrysler[M]. William Morrow, 2011.

[20] 福特官网

新技术往往给法律人带来新困惑：当技术作用于个人的时候，个人权利的边界如何划定；当技术改变着社会的时候，如何定义需要法律保护的“法益”？

盗窃是违法的，因为财产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一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赞同。但随着技术发展，“财产”的定义也在模糊。我的手机，是我的财产；我在手机里面创作的文字，也有可能具备财产性质，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这些很容易理解。

但我操作手机的使用痕迹，我携带手机出门所留下的位置信息，是否具有“财产”的性质呢？这就是个问题了。如果手机上的App未经同意，就开始记录我打开了那个页面，在页面停留了多长时间，甚至通过前置摄像头窥视我的目光停留在什么位置，这可否类比为一种“盗窃”呢？(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

可能有人说，必须不能够啊！老王看着问题“如何评价游戏《荒野大镖客》”眼球咕噜噜一转，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种行为哪里具有财产的性质？但随着技术发展，可能会有一种可能性：有商家会愿意花钱购买我的眼球运动轨迹和嘴角上扬幅度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具有经济效益，可以帮助电商卖家实现更精准的购物推荐。

面对这种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法律工作者也在不断探索。最近大家可能留意到了，不少网站都在更新隐私协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在今年五月份出台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对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合规性提出新的要求。视野再放远一点，欧盟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里面涉及很多我们可能并不熟悉的概念：删除权，被遗忘权……

这种新概念的引入，在法律上有不少先例。

很久以前，人们可能以为，盗窃就是把别人的财物用手拿走。后来，随着各类金融工具的出现，不法分子“惊喜地”发现，不需要点上“盗贼”技能，只需要知道受害者的姓名，账户号，地址等信息，配合一定造假手段，就有可能伪造一张支票从受害者账户上把钱捞走。

对此，美国法律中多了一类特殊的“盗窃罪”，叫做“盗用个人身份”（Identity Theft）。例如，明尼苏达州的法律，大明律第609.527就有规定：以从事、协助或教唆他人进行非法活动为目的，持有、传播、使用非本人身份信息者，构成盗用个人身份罪。

A person who transfers, possesses, or uses an identity that is not the person's own, with the intent to commit, aid, or abet any unlawful activity is guilty of identity theft.

从条文表述和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盗窃”的即遂标准并不是实质获得了财物，仅仅是以非法目的使用了他人的身份信息，就已经构成犯罪。我们是否可以设想：随着技术发展，当获取他人使用电子产品的方式已经足以侵害他人财产权的时候，法律也会作出类似的设计。

是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新的侵权方式，也催生了更多保护个人权利的途径，这一场矛与盾的军备竞赛其实一直都在进行。

谢邀。原来最后的压轴之问是知乎老板 ^_^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般来说，根据过去的经验，最终给社会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和更高的福利，但是这个转型的过程并不是无痛的，未来也可能并非如此。比如现在的人工智能，就存在这一个机器和人对职位的竞争问题。

未来到底是一个悲观的，绝大部分人都失业或者领着很低的薪水的悲惨未来，还是一个人和机器共赢共存的世界？制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执牛耳者，MIT的讲席教授阿西莫格鲁最近写了一个概念性的模型，来试图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解释。

我曾经在之前的一期Live里面，介绍过阿西莫格鲁的生平和他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他生于土耳其，学在伦敦政经，博士期间写了八篇论文，导师说其中最弱的三篇已经足以成为当年工作市场明星。他虽然是学者，却拥有作家一样的文笔，今天介绍的他最近的这篇论文，也不例外。

话说，预测科技和人的关系，一直都是大师们的滑铁卢。经济学领域的另一位天纵英才凯恩斯，他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当然是毋庸置疑的，随便翻翻教科书，他就在那里。但是他对科技发展和人类工作的关系的预测就是错误的。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会随着机器对人的取代，出现大面积的失业这一事实并没有发生；另一位苏联的经济诺奖获得者里昂惕夫，虽然没有凯恩斯那么出名，但是也是微观教科书上数得着的人物，同样对于机器取代人而导致大量失业持肯定态度。

但是整个20世纪过去了，我们甚至等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发生，这两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家的预测却依然都没有实现。想想看，最近这些年，是不是很多人也在说机器学习会让电脑取代人？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像“人工智能是不一样的，我不认为会有足够的新兴产业能够雇佣所有愿意工作的人”这样的论点，早在几十年前，这些经济学大师在电力革命时代都提出过了，但是他们的预测也都失败了。

但是，我们不可能因为过去的科技发展都造就了更多的职位，就断言未来一定如此，否则经济学家真的就是在看着后视镜开车了。所以阿西莫格鲁的这篇文章，就是试图提供一个理解科技与社会的理性框架。

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

就像里昂惕夫所说的，人相对于机器，可以从事新的、更加复杂的任务。比如在现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虽然自动化的代码确实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但是却创造了很多码农、运维的工作，还有基于这些代码之上的互联网公司的各种职位，这些都是之前所没有的。其实，即便是在现在，新的工作职位依然不断的被创造出来——就像数据科学家，区块链工程师等等。从美国的数据来看，这些新的职位其实可以解释美国就业增长的一半左右——从1980到2007，美国的总就业人数增加了17.5%, 而其中有8.84%就是由新职位驱动的。

其实这里面大家就看出来，存在一个这样的权衡，一方面机器不断的替代旧的工作、任务和行业，而也不断的会有新的工作、任务和行业产生。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速度的比较。在最简单的静态模型下，也就是技术进步和资本都是固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平常所听到的危言耸听的段子：机器不断的减少工作率乃至于工资；而新创造的行业则不断的增加劳动力的配额和增加工资。

如果资本的积累是动态的呢？因为机器取代的人，可能也会增加资本的积累。这个时候模型的结果就乐观一点了，因为在劳动力的要素，机器取代人之后依然是效率的改进，会极大的增加资本的积累，而人作为生产力要素中相对来说最没有弹性的一环——毕竟突然增加很多人是很难的事情——会从中得到很多的利益。最终的均衡路径下，有点像我自己在之前在一个答案中所写的一种可能的未来：劳动力的份额是不断减少的，但是人们的收入是不断增加的——事实上就类似于只有很少的精英在真正的从事重要的工作，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生活的欢乐而富足。

阿西莫格鲁接着进行了第三次扩展，更加的全面，内生化了技术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自动化和创造新工作两者本身的收益不同，所以人们在不同时期对这两种发展方向的热情也不同。如果自动化搞太多了，那么自动化就会变得无利可图而劳动力会很便宜，于是创造新的、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作就变得很有利；反之，如果一个行业成熟了，总有人会琢磨着用机器来替代人来压低成本。从宏观上来看，每一次技术跃迁和革命之后，我们都能观测到社会会进入一个“技术平台期”，在这个平台期，技术并没有本质的突破，但是大量的工作职位会被创造出来。

所以，如果根据阿西莫格鲁最全面的模型来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并不用太担心人类大面积失业的问题；因为人类社会会自我调节自动化和新职位之间的关系，每次科技革命之初，可能自动化的突飞猛进会造成暂时性的就业率下降，但是社会很快就发现，有大量的劳动力可以用来做一些更加有利可图的事情，于是这个时候社会会让科技暂时进入平台期，然后开始大力的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上发展新工作、新职位，最终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整体上来说，阿西莫格鲁的模型给出的结果是乐观的，人类社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拥有调节力，未来，我们的后代很可能从事着我们想象不到的工作，进行着我们想象不到的事业，至少在目前，我们应该不用太担心人类会面临大面积事业的问题。

但是，阿西莫格鲁的这个模型的局限是，它能够告诉我们的是科技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矛盾和共存的情况。但是作为个体，其实我们的幸福和这种宏大叙事下的模型关联并不是太大——因为在模型中，一个人去世了，他的后代工作了，这是完全可以算做一个“人”的——也就是没有考虑人的知识结构和层次的变化。事实上，信息革命取代的职位和新产生的职位所需要的人是不一样的，个体的幸福，除了宏大叙事本身需要乐观之外，自身的选择和努力一直都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