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长期流传的、错误的地理记载？后来又是如何被推翻的？ 第1页

明朝时期的几乎所有关于日本地图上，在五岛旁都会凭空多出来一个“多艺”（多藝）岛，而在九州南方的海中，有一个“种岛”。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

事实上，“多艺”和“种岛”都是指同一个岛屿，那就是“种子岛”。

为何必有种子岛？

这是因为种子岛在明日交流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岛屿：

1543年，走私商汪直载着葡萄牙人前往日本贸易时遭遇风浪漂流至此，从此铁炮（火绳枪）传入到了日本，改变了日本旧有的作战方式，加快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的步伐。

1553年，时为汪直部下的徐海，引种子岛的倭寇入侵浙江舟山沥港，抢劫汪直的补给船，汪直大怒，斥责徐海，徐海欲暗杀汪直，被其叔叔、汪直的副手徐惟学劝住。但是由此汪直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说，还招致了明朝官方的再次围剿，中国近海官方默许的走私贸易就此结束，此后便是走私商彻底转变为寇，诱来各路日本海盗作乱的“嘉靖大倭寇”进入了高峰期。

虽然后来种子岛的重臣最上实清（古市长门守）曾经将五名证据确凿的倭寇斩首，主动向明朝示好。但是助才门（助左卫门）等种子岛倭寇仍旧随徐海作乱，三次入侵江南。

最终，胡宗宪诱杀徐海之时，种子岛的倭寇几乎全军覆没：

（徐海）诱来之夷，漂没者重；余来授死，部落俄空；漏网之贼，惟助才门等辈尔。

由于和倭寇活动息息相关，因此种子岛在明朝时颇受重视，所以会出现在明朝人绘制日本地图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多艺岛”为何是指种子岛？

在《日本书纪》中记载，677年，种子岛便作为“多禰嶋”（たねのしま，可写作“种岛”）向大和朝廷进贡，此后天武天皇下令绘制“多禰嶋”的地图，并在702年征服了“多禰嶋”，设置了“多禰国”。

“多禰国”下辖两岛（种子岛、屋久岛）四郡，在《续日本纪》中，“多禰国”又被写为“多褹嶋”，后来在824年因为税收太少反而要向岛上补贴，日本朝廷废除了“多禰国”。不过“多褹”作为种子岛的美称的习惯被保留了下来，并常常和对马岛、壹岐岛并称“三岛”。

因此明朝嘉靖年间，有个对日本有兴趣的读书人，名曰薛俊，便将三岛名列在《日本考略》之中。

在此书之中，种子岛被记为“多褹”。

三岛……一伎、多褹，各统二部，均在海曲。

实际上，中国明朝时地图中的“多藝”岛，只可能是无情剽窃此书的《筹海图编》、《日本图纂》的作者——郑若曾因为“褹”的中右侧结构和“藝”的中间结构相似，读音又同为yì，加上日本还有一个“安藝国”，因此便随手写成了“多藝”（多艺）。

“多艺岛”为何在地图上被放在了九州以北？

第一个绘制比较准确的日本地图的郑若曾，曾经担任胡宗宪的幕僚，他的作品至今是我们了解明朝官方对日本、倭寇的情报战的基本资料。

但是由于郑若曾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因此他对于日本的了解基本上止于道听途说，越是与中国交流较多的地区，他在绘制日本地图的时候也画得越仔细。

台湾学者李献璋认为，郑若曾之所以画错了“多艺岛”的位置，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外国人对屋久岛缺乏了解。

屋久岛至今为止，一直都是一个布满原始森林的岛屿，在明朝时（日本战国时代）也极少和外界交流。甚至外国商人误入此岛时往往会为岛民所杀。所以当时的外国人普遍对屋久岛的情况缺乏了解。

因为“多禰”这种较为书面的称呼，往往既可以指代种子岛，也可以同时代指种子岛和屋久岛，所以在明朝时，从事走私的明朝人都知道这两岛是相近而不可分的：屋久岛在西南，种子岛在东北。

作为一个“纸上谈兵”的“日本通”，郑若曾显然也是知道此事的。

然而，在九州北部的五岛列岛中，最东侧的一个岛屿叫“宇久”（uku），明朝标记发音为“乌苦”。

而屋久岛的发音“yaku”，汉字标记发音接近于“鸦苦”，加上历史上屋久岛又因发音相同，被叫做“夜久岛”。

“乌”、“鸦”、“夜”这些相近的意象，让郑若曾一时头脑迷糊，把“屋久岛”和“宇久岛”当成了同一个岛屿。

再加上和“多禰”并称的对马岛、壹岐岛都在九州岛以北，更加误导了郑若曾。所以郑若曾便把“多藝”画在了五岛列岛以东，九州以北的海域之中。

此外，郑若曾由于知道徐海往往带着种子岛、萨摩、大隅（都位于九州最南部）的倭寇入侵，便将更加口头化的“种岛”判定为位于九州南部的海中。而因为他已经将“屋久岛”当成了“宇久岛”，所以便没有在“种岛”旁正确的位置画上“屋久岛”。

如何被推翻的……

由于郑若曾是当时公认的“日本通”，所以明朝人都觉得郑若曾画的日本地图最为正确，纷纷“转载”。加上进入到江户时代、清朝，种子岛的地位全面下降，缺乏实地考察的必要，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后来日本的学者看到明朝关于日本的地图上，都有一个领两郡的大岛——“多艺岛”，便纷纷猜测这个岛屿究竟代指哪个地名。

比如吉田东伍在《大日本地名辞典》中对“多藝州”如此解释：

今平戸の北に多久・小豆の二島あり。これに当たるごとし。多藝とは多久の訛と謂ふべし。

显然他误认为“多艺”是指“多久岛”，也就是平户岛以北的“度岛”。

而历史学家藤田元春虽然知道这个“多艺”显然是画错了，但是由于他误把“多藝”音读为“たげ”，而当时日本对种子岛的美称，又再度使用更古老的“多禰”，由于发音和字形都对不上号，他始终也没搞明白这个岛到底是指哪里。

一直到了李献璋在研究日本五岛的关帝庙时，无意中较了一下真，顺手解决了这个问题，才使得这个困惑了日本人近百年，欺骗了中国人数百年的谜之岛屿的真相大白于世。

3.10补杨守敬勘定南北朝益阳城图：

作为提问者，我来讲一个曲折的故事吧

在湖南省长沙市西北90km处，有一个小城市益阳。带阳的名字，代表了他属于依照“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这一模式命名的城市。益阳的官方网站对此这样描述：

此说法本于《水经注》：

《水经注·资水》曰：又东北过益阳县北，县有关羽濑，所谓关侯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是水。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唾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擒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茱萸江又东径益阳县北，又谓之资水。应劭曰：县在益水之阳。今无益水，亦或资水之殊目矣。然此县之左右，处处有深潭，渔者咸轻舟委浪，谣咏相和。罗君章所谓其声绵邈者也。水南十里，有井数百口，浅者四五尺，或三五丈，深者亦不测其深。古老相传，昔人以杖撞地，辄便成井。或云古人采金沙处，莫详其实也。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

而《水经注》的说法，则基于应劭注《汉书·地理志》所言：

（益阳）应劭曰：在益水之阳。

很明显按照应劭的说法，益阳因为位于益水之阳，所以得名。郦道元由于南北分裂，无从考证益阳是否有益水，便基于其拥有资料做出了大胆猜测。我们固然清楚，一般而言中国带阴阳二字的地名，其命名遵守“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规律。但郦道元可能是受到北魏非汉式西郊祭天——汉式为南郊祭天——的影响，觉得应劭的话可以作“山北水南为阳”来理解。

不管怎样，这个假设获得了后世的认同。而且对于郦道元的后世人来说，郦道元的这个假设更接近他们的认知——他们，包括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所看见的益阳县城（指拥有城墙的围城），的确位于资江北岸：

考究第一个坚信郦道元假设的人，为活跃在宋徽宗时期的欧阳忞。欧阳忞在政和年间写了一本舆地类书籍，名曰《舆地广记》，对益阳县如此记载：

（益阳）有浮邱山、益水。《水经注》以益水为资水之殊目。县南十里有平岗，冈有井……金人以杖撞地，辙便成井。

可以看到，欧阳忞生在大！（强调）一统的宋朝，拥有咨询去过益阳之人的机会——当时大宋三心二意地讨伐安化县周围蛮部，一定有大量人来过作为前线补给重镇的益阳，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郦道元还揣测着“亦或”，欧阳忞指着益阳县城直接就“以......为”了。

然而，我们多读点书就能发现，欧阳忞指的这个县城，是个新货，和应劭说的那个完全是两回事儿。

北宋前期著名的舆地学家乐史，在他编撰的赵炅三太平系列之《太平寰宇记》中，如此记录益阳县：

益阳县，（潭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元三乡。本汉旧县，属长沙国。按《地图》（今无此书）云：今县东八十里，即汉之益阳故城也。又《郡国志》（今无此书）云：益阳故城，鲁肃筑。登之望见长沙，城邑、人马形色宛然，相去三百里。故老云：“长沙益阳，一时相望。”即此地。以其邑在益水之阳，故名。贞观二十年移理于此。
五溪山，在县西北五十八里。北入朗州界。

可以看到，乐史明确提到宋时的益阳城（即现存古城），为唐太宗贞观二十年新作。使益阳得名的那个旧县城，另在他处。还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人自古视力好，平地上个墙就能远望三百里的证据（笑）。从这个“三百里”的数字上，我们其实就能看出，乐史搜集的资料中不乏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描述，此一点我们稍后分析，先来看看其中能找到原始素材的部分。

乐史此条所本，我能找到的资料有两处。其一，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益阳县，上，东南至州一百八十里。本汉旧县，属长沙国。在益水之阳，因名。隋平陈，属潭州。
资水，一名茱萸江，南自邵州流入，经县南三十步。县西有关羽濑，南对甘宁故垒。昔羽屯兵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于此水，宁谓肃曰：“羽闻我咳唾之声，必不敢渡，渡则成擒也。”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茱萸江。
益水，出县东南益山，东北流入资水。
关羽故垒，在县西一十五里。

其二，刘昫《旧唐书》：

益阳，汉县，属长沙国，故城在今县东八十里。武德四年，分置新康县。七年，省入。

综合以上两条资料，我们可以大致得到和乐史所言相去不远的内容：益阳因为在益水之阳而得名，其旧城在今县东八十里。乐史可能是问了去过益阳的人，或者综合资料感觉李吉甫所写“益山”条目内容不靠谱，于是并未揽入自己的“益阳”条目。当然也可能是他发现《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已经抄了四遍，自己想偷个懒（吐槽两太平只抄不筛选）。

不过如上欧阳忞所写，北宋时人总体上认可“益阳境内有益水”。王存在其《元丰九域志》中便说：

益阳，州西北一百八十二里，八乡，弄溪一镇，有浮邱山、益水。

当然，这群人里也只有欧阳忞断言资水即益水。

自欧阳忞以后，世人多认同“资水即益水，益阳旧县在东方八十里”这套观点。集中反映便是《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以《汉书汇释》为例：

然而，这个认知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被打破了。益阳县铁铺岭（现为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街道铁铺岭社区）上，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经四十年努力刨，在2013年刨出来了由楚人建立，秦汉沿用的益阳县城。该发现荣膺2014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出土了不少有意思的简牍（然而还没出书），详见：毛于九：张议潮VS秦二世VS张勋VS张楚。

那这就麻烦了，说好的汉朝旧县城在八十里外啊，铁铺岭山城（代称）离益阳县城就算往远了算也不够八里地啊！

讲到这里，回答的主体已近完备。简而言之就是：

现代考古推翻了舆地志承袭千年的观点，弄清了秦汉益阳城不在唐宋益阳城以东八十里，确确实实位于资江南岸

接下来进入支线剧情（其实是重点）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这样描述益阳故城：

益阳故城：刘昫曰：在今县东八十里。后汉永寿三年，长沙蛮反，寇益阳。延熹三年，长沙蛮复反，屯益阳。建安二十年，孙权争荆州，遣鲁肃将兵屯益阳以拒关羽，肃因筑此城。晋、宋以后，皆治此。唐移县于今治。五代汉乾三年，马希萼诱蛮兵攻益阳，败潭州兵。周广顺元年，湖南乱，朗州帅刘言遣兵趋潭州，军于益阳之西。二年，南唐取湖南，遣将李建期屯益阳以图朗州，既而言亦遣王逵等分道趣潭州。唐武安帅边镐复遣将郭载诚屯益阳，逵等克沅江，直趋益阳，拔其城，即今县也。

反观《三国志》对鲁肃屯兵据关羽的记载：

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於益阳。《吴主传》
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鲁肃传》
后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馀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与诸将议。宁时有三百兵，乃曰：“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咳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肃便选千兵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甘宁传》

可以看到，鲁肃的确在益阳和关羽隔资江对峙。但鲁肃明显应是在今益阳故城的对面驻扎，而不是在八十里外。对此，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提供了一条线索：

益阳东南二里曰龟台山，相传吴鲁肃驻兵于此。

鉴于顾炎武是明朝人，且据我查询，益阳自明末就一直未发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所以“龟台山”这个地名可能还存在。于是我直接百度，发现了这个：

此塔即上面益阳县城与铁铺岭山城距离图里，出现的那座塔。

而龟台山，即是图中龙洲中学所处的位置。此山同时也是铁铺岭的一部分。

那么关于鲁肃驻扎的地点，我有了一点猜想：鲁肃、关羽隔资江对峙时，鲁肃实际上是驻扎在秦汉的益阳县城——即铁铺岭山城里，同时沿江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和阵地，流传下“鲁肃修益阳故城”的故事。

鲁肃修益阳故城的问题解决了，则刘昫所说的，在益阳县以东八十里的故城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文顾祖禹的描述逻辑为：汉末鲁肃修城——晋宋（即两晋南朝）治于此——大唐改筑今日的益阳县城。去掉我们已知可能有误的“鲁肃”，则顾祖禹的记载实际上是在说：两晋南朝的益阳县城，是一座汉末时，孙权下令修建的城池。

检索孙权在长沙郡（益阳县上级）内的筑城记录，我在《元和郡县图志》发现了这一条：

故尉城，在（长沙）县西北七十里。孙权以程普为长沙郡西部都尉，以防关羽，因立此城。

如果大胆地按离长沙县城唐里七十里(37.8km)，与距离益阳县城唐里八十里(43.2km)的范围画两个圈。这两个圈会有如下两个交点：

宁乡那个交点不符合“长沙西北益阳东”的条件，省略。则留下位于乔口镇以南的那个交点。检索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交点北边的乔口镇、南边的靖港、东边的铜官镇都是文物古镇。特别是铜官镇，为我提供了一个突破性线索：

唐《初学记》引东晋《湘中记》云：“楂渚对岸古城，孙权遣程普所立。”

楂渚即是“铜官渚”，位于今铜官镇。

于是，似乎我可以有一点猜测：在铜官镇附近可能有一座古城，为三国时孙权防御关羽而立，后来又成为了益阳县城。

这个猜测有一定的道理。益阳对峙事件发生时，秦汉益阳县城便是前线。鲁肃在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可能在当地进行了军管，并如刘备迁徙汉中人民一般，将益阳县城的居民迁移至后方安置。最终这批人被安置到了长沙西部尉城，使得三国吴慢慢以长沙西部尉城为益阳县城，并传承于两晋南朝。

这个解释同样可以让人想通另一件事——为什么吴国的衡阳郡要伸个触手跑到洞庭湖边来管辖益阳县。

衡阳郡本是吴天平二年分长沙西部尉而立。若建安二十年益阳人民果真迁居于长沙西部尉城，则在对峙事件期间，益阳人民可能实际接受的是长沙西部尉的管辖。这种都尉代理县政的情况，在边境县并不少见，完全可以说得过去。自此以后，孙刘分据荆州期间，由于长沙西部的军事环境并未改善，很有可能益阳县就此长期接受长沙西部尉领导，并最终在长沙西部尉独立成衡阳郡时随入衡阳郡。不然，自建立郡县以来，及隋朝以后一直跟从长沙的益阳县，在江左六朝划属衡阳郡这件事，看上去就太莫名其妙了。

基于以上猜测，我认为益阳县城城址变迁，实际上有秦汉益阳城——六朝益阳城——唐以来益阳城三个阶段。这种解释，可以弥合舆地书籍中乱七八糟的记载，建立一条比较完整的脉络。同时，就我现在收集到的资料显示，秦汉益阳城出土的简牍中并无晋简。按时代越晚地层越接近现代的原理，晋简应该比秦汉简牍早出。今无晋简，可能就是证明了，三国以后益阳人民和益阳县治已迁居长沙西部尉城。对此，我很开心。

开心的我，又去找了一条可能是“益水”的河流

《元和郡县图志》说：

益水，出县东南益山，东北流入资水。

秦汉益阳城的出土，使我有了依据此条找类似益水河流的能力。我查看益阳市赫山区地图，发现了这个水库：

我看到的地图上，这个水库还带着一条小尾巴，绵延到图中猫村附近(好地名)。猫村所在的位置是山区，山名为“云雾山”。这激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个水库就位于铁铺岭山城的东南方向：

于是我给益阳市水务局发去了信息公开申请，很快收到了回复：

此溪流实际走势如下图：

李吉甫说：

益水，出县东南益山，东北流入资水。

这条河完美契合李吉甫所言，当然我不是欧阳忞，不会断言这就是益水，但也须承认它和现有记载完全一致

彩蛋①：

顾亭林的错误：

县城以南两里就是江对岸了，你跟我说西南五里才是资江？（已查验资江无改道）

彩蛋②：

消失的南朝舆地书籍《舆地志》和李世民儿子李泰主编的《括地志》

南朝舆地书籍的消失，除江陵书难的因素以外，可能还要考虑隋朝的政治封杀导致民间没有存货。关于隋朝对南朝的政治封杀，详见 @首阳大君

而李泰的《括地志》的湮灭，自然离不开唐朝皇室的政治封锁。也就是因为如此，导致我无法发掘到南朝对益阳县的记载，无法证明或证伪自己的猜想，搞不到正确答案。

彩蛋③

新旧党争导致的后世误解

欧阳忞，欧阳修的侄孙，根正苗红的旧党。王存，虽然一辈子窝在秘阁修书，但是个新党。

南宋以后，大家普遍站旧党讨厌新党，于是都跟着欧阳忞说“资水即为益水”，忘记王存的益水、资水两不相同。

彩蛋④

神奇的益阳

在1994年之前，长沙西北有一个地级行政区叫“益阳地区”，益阳地区下辖县级市“益阳市”，和益阳县。总共三个益阳。

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曾尝试寻找《益阳县志》，翻遍全网只有这种效果的PDF：

然后我又找到了一本《益阳市志》，但这本书仅仅是县级市益阳市建国后几十年的情况总结......神奇的很。

彩蛋⑤

在新中国翻身的益阳县

益阳县历史悠久，从战国时楚人立县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年以上历史。但它长期只是个县，没有碰上升级为管县单位的机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只有元代因为户口增长至万户以上，益阳县才升级成益阳州，但仍不能管辖其他县。直至新中国建立益阳行署，益阳这个名字才冠到了管县单位上。

彩蛋⑤

岳飞和关羽

关羽在资江北岸驻扎过，留下了关羽濑。岳飞讨伐洞庭水匪杨幺时，在资江南岸驻扎过，据传赫山区的赫山庙最初便是由岳飞部署修建。

【奉狗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