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问题,提问人还真是着急。
今年2021,GDP也增长近50%了。2015年俺们这桃子2块一斤,今年2块5。
言归正传。据说2020年两个国联合国开会。
美国上去说:我们是世界的壬拳模范。底下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我们的代表上去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底下又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后来,我们好像也不怎么提“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了。
谢邀。
(后面补充了为何没有在解释中引用HDI指数进行分析的内容)
先上一张图表
其中请注意总量排名第73位(只要留意GDP和人均GDP就行了,IMF的PPP调整系数我认为可信度极低)的卢森堡,它人均GDP世界第一,无可争议的发达国家。然而它的总量低于缅甸。很显然,正常人不可能相信缅甸比卢森堡发达。那么逻辑已经无疑:发达与否的关键是看人均发展指数,而不是总量。而至少在GDP这个衡量指标上,中国最新的排名也就在80位上下(世行的统计下中国排位更低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指标,2014年全球人均GDP大约10500美元左 ,比中国人均高出约3000美元,一个低于全球人均水平线的社会是发达社会?这发达社会的帽子也太不值钱了吧。
当然,中国确实比较特殊。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传统的遗产和中国传统上对于教育文化的极度推崇,中国的社会人文发展指数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一直高于同等甚至比中国高出一大截的国家。
中国的公立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以国际主流标准衡量,质量很高收费很低。大学及研究生教育阶段,虽然质量被批评的很多,但与其收费相比,在全球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批。
中国的公立医疗体系虽然遭到了以公知为代表的大批媒体的狂热批评,但其实是目前全世界最好最平衡的医疗体系之一。这里多说几句:依靠全球最大的医疗教育体系的支持(这又要感谢公立教育了),中国每年都会毕业出全世界绝对数量最多,相对比例也超过世界平均线的医生和护士。而且他(她)们都是受过严格的正规医学教育和培养,基本没有某些国家常见的滥竽充数的货色。然后把他们扔进全世界最繁忙的医院体系(至少是之一)进行实际培训锻炼。医护行业至今仍是一个很依赖工作经验积累的行当,在中国的医院里成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然,少数对资金依赖极重的顶尖和前沿研究领域除外)。然而中国医生护士的相对收入水平远低于他们的大多数外国同行,实际上,中国是用尽可能增加医生数量并约束他们自行开业的办法,来压低医生的平均报酬,从而给多数国民提供一种及时(因为医生较多)又比较廉价(人工成本低)的医疗条件。
另外,还有一个与国内媒体平常宣传口径完全相反的情况。即中国的工薪收入按同行业比较,其实也已经超过了一大批人均一万美元左右(也就是正好在世界人均线上下)的国家。手上一时找不到图,但根据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已经超过东南亚最后一个较大型经济体对手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属于城市型和纯资源型,此处不予考虑)。当然,有知友指出,中国的平均工作时间长,从而推高了绝对工薪收入,如果对比时薪就仍然落后于这些国家。这个说法至少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惜我目前没找到有相关的国际比较研究。不过好在在这个问题下,它并不很重要。在比较国民实际收入以衡量对比地区富裕程度时,基本上都是不考虑工时长短的。日本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过劳死”也没挡住上世纪80年代,全球一起崇拜日式经营和工作模式不是……
基础设施更是中国的强项,而且不仅是大城市才独享这种优势或者说舒适,我相信客观的人都不会否认,大批中小城市乃至村镇近年来也在加入“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地区”之列。而良好的基础设施当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正在步入发达的重要条件和标志之一。
再加上西方及其它多数外国人士平时听到的中国经济新闻基本都是全国性的,所能具体观察、接触的中国地方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往往还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这些更放大他们对中国已经富人成群,中产阶级满地走的感觉。当然容易产生”中国已经发达了“的印象。
至于题主的后两个问题
1、在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到底该如何确定?有什么特定的标准或者相应的组织来进行相关评定吗?
2、中国在关于自己是否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是否有话语权?如果中国坚持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国际公认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呢?
其一、没有完全固定的标准,在判定上比较权威的机构有IMF、世行(尤其是后者会按不同发展程度发放优惠贷款)、世贸组织(世界贸易中允许发展中国家可以使用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关税比例保护自己的国内业。另外还有一个OECD,一般认为它是发达国家娱乐部。凡是被它接纳的成员国,基本会被认为跨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当然这些年墨西哥快成笑话了)。反之,卡塔尔科威特人均GDP高得吓人,但却往往不被视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其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虽然世行的新贷款基本是不拿了,但中国坚持自己是毫无疑问的发展中国家,又能拉上一大帮中小国家呼应。西方至少在官方上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我认为中国现在给自己定位还是比较合适的:属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新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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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友在评论和其它回答时提到,在评判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时,人类发展指数(HDI)更加全面。不应该在分析和评价时被漏掉。
解释一下,目前国际HDI比较主要是联合国在搞,它下属有个专门的HID报告组
HDI的理念在评价和比较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发展水平上确实很好,如果假以时日完善好了,我认为甚至可以作为一种近似的“幸福指数”运用。但是现在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具体编制时问题还不少,可比较性与可信度还不够,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没有多加利用。
具体来说,HDI目前由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三大部分组成。
其中生活水平用的是人均PPP。目前来说没有一个PPP的取值体系和权重系数是让人满意的,或者说,没一个在大规模运用时是可靠的(顺便说一句,真是很让人厌烦,现在一堆机构明明是做的是PPP,偏偏对外宣称时一个个称自己是GDP,一不仔细就上他们当了)。放着目前仍然最为权威与实用的汇率制GDP不用,改用很不成熟的PPP,让这个权重最大的分项太容易受人为因素影响了。
另外两大部分,健康用预期寿命的数据代表是比较可信的。教育水平用受教育年限衡量,相对勉强一些(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样的教育年限质量差距会很大),但也还能接受。
不过,问题出在这些数据相对冷门,被人做手脚时不易发现。而联合国报告组里面人员政治化程度又很高。我的一位朋友就曾在无意中发现,联合国在编制HDI指数时,中国的健康和教育得分问题很大,严重偏离其它来源的数据。德斯蒙:联合国报告错误严重,中国排名应直升卅位
不管这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否是有人故意在操纵篡改数据,但至少让人难以完全信赖现在的HDI指数的质量。
所以能够看出,HDI指数理论上很先进,但实际中还并不成熟,冒然引用作为主要分析依据,容易被误导得出不可靠不正确的结论。
在网上有这么一个笑话,联合国开会,美国代表上台发言:“我们是为世界和平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台下哄然大笑。中国代表上台发言:“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台下又哄然大笑。
这个笑话说明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不太认可,今天我就好好说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发达国家的定义,比较笼统的说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较高,人民生活水准较高的国家。
既然提到了经济发展水平,那肯定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指标——人均GDP。
为什么不用GDP总量衡量呢?因为像卢森堡、圣马力诺这样的小国,国土面积狭小,经济总量不高,GDP排名在70名开外,甚至还比不上斯里兰卡和缅甸,但很显然,作为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卢森堡肯定比它们要发达得多。
如果按照人均GDP去看,2020年我国的人均GDP为10483美元,世界第63位,和智利、俄罗斯处于一个水平。
而今年韩国是建国之后,首次被承认是发达国家,所以大概可以把韩国当作发达国家的门槛,它的人均GDP是31000美元左右,排名世界第27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确实还和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当然,经济发展水平不能只看人均GDP,还有另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高科技公司数量,只有掌握了高端科学技术,你才能站在产业链的上游,创造更多高收入的岗位,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处于苹果公司的产业链,美国苹果公司的工程师年薪可能高达百万美元,而中国富士康的操作工可能月薪只有5000人民币,如果你是一个高学历人才,大学毕业后想获得更高的收入,也许只能选择去国外,因为国内压根就没有这个岗位,这就是高科技公司的重要性。
华为为什么牛?因为华为站在了产业链的上游,和欧美在高端技术领域真刀真枪的拼杀,创造了一大批高薪岗位,让中国国内的人才不用远渡重洋,可以一边为祖国做贡献,顺便获得高收入。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华为,而发达国家却有好几个,甚至好几十个华为。
韩国的三星、现代,日本的松下、索尼、日立、东芝,美国的微软、谷歌、苹果、高通、甲骨文、英特尔、IBM,这些都是站在产业链上游的高科技企业,正是它们的存在,才能让美日的精英们过上高福利的生活。
而且,他们国家的人都还很少,美国3.27亿人,日本1.27亿人,韩国5163万人,而我们有14亿人,在高科技企业数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人口更多,也就意味着高薪岗位竞争更加激烈,所以绝大多数人只能干着收入比较低的工作。
为什么我国近年来一直在提,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积极进行产业转型?就是因为干加工组装不赚钱,没办法创造高收入岗位,只有不断创新,掌握了高新技术,才能让老百姓的收入获得质的提升。
而发达国家定义的第二个重要标准就是:人民生活水准较高。
那生活水准主要包含哪些东西?
第一,收入。
第二,幸福感。
关于收入,前两天有一个重要新闻,韩国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1万人民币,我个人比较好奇,就顺便查了下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最后发现,美国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7.25美元,一周按照5天40小时,每月工作20天去算的话,那就是月薪1160美元,大概是7517人民币,日本最低工资标准,全国平均为902日元/小时,一个月大概是144320日元,大概是8478人民币。
而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和江苏两个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大概是多少呢?深圳是2200元/月,苏州1890元/月,数据再扩大一点,北京是2320元/月,上海是2480元/月,可以看出,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所以,国家一直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还真不是场面话。当然,肯定有人会说中国有钱的人多了去了,还是那句话,我和马云平均一下,我也是亿万富翁,评价一个国家民众的真实收入水准,不能只看高收入的那群人,印度首富一套房子就价值140亿人民币,放在全世界也是顶级富人,但印度人普通人富有吗?
真正反映民众收入水平的,除了最低工资标准,还有收入中位数,2020年,上海老百姓的收入中位数是6378元/月,北京是6906元/月,而美国人的收入中位数大概是3.6万美元/年,也就是20000元/月。
至于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哪里?
收入是一方面,社会福利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拥有充足的个人时间,毕竟,你都没有时间享受生活,怎么可能会有很高的幸福感?
996什么的就先不提了,单纯看下假期吧。
俄罗斯法定节假日有30天,加上双休日,一共有118天假期。
法国的所有休息日加起来大概有150天左右。
瑞典的所有休息日有126天,而且还有其他突发性假期。
我国的法定节假日有11天,加上周末,总共有107天。
当然,我也很清楚,国内确实有一些企业没有严格遵守劳动法。
通过这些数据对比,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确实在一些领域还和发达国家有一些差距,这也是我国政府一直把我国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如果你关注新闻,你就会发现,我国政府是非常务实的,在关于国家发展水平方面的用语从来都是很谨慎的,“发展中国家”、“全面脱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定目标“2035年达成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概念),都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想要更高的生活水平,我们还得继续努力。
当然,我一直坚信,只要有一天我们能打破西方的科技封锁,多诞生一些像华为那样的企业,国内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一定会获得质的飞跃。
原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枫冷慕诗”。
这是原文链接,大家喜欢可以关注下。
我觉得中国其实可以算作“发达国家”了。同样很多我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比如泰国,土耳其,马来西亚,墨西哥也都可以算发达国家。当然这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按相对水平计算的“发达”,而是按绝对的发展水平计算的“发达”,下文就针对什么是合理的标准进行一个讨论。
其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已经不合时宜了。就在2016年,长期使用这一二分法的世界银行就放弃了这个提法。他们给出的主要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比如说下面这6个国家,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英国和美国是所谓的“advanced economy”,也就是发达国家,而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马来西亚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可是一来,四个发展中国家之间有非常巨大的发展程度的差异;二来,在很多方面,马来西亚,甚至中国,都是更接近英美而不是埃塞尔比亚和印度。实际上,马来西亚的发展水平基本上相当于美国1970年前后的水平,我们能说1970年的美国不是发达国家吗?
(PPP指购买力平价)
我自己去过二十几个国家。这里面泰国,土耳其,墨西哥以及中国虽然都一般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但按我个人对于当地人生活状况和国家面貌的观察,也觉得大体上都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一个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习惯的东西,比如星级酒店标准间、综合购物中心、干净整洁的餐厅、现代的出租汽车、规范的公共交通、旅游区娱乐设施,普遍都有。整体的旅行体验,更接近于我去过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些高收入国家,而不是菲律宾和埃及这些中低收入国家。
比较一下几个国家的街景(当然这样比不很科学,比如中国的市容建设明显是领先于中国的生活水平的,但这几个国家还基本可比)
典型的美国街景(洛杉矶)
典型的法国街景(巴黎)
典型的土耳其街景(伊斯坦布尔)
典型的泰国街景(曼谷)
典型的埃及街景(开罗)
典型的菲律宾街景(马尼拉)
实际上,世界银行这些年已经改用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这个四分法。按照2015年世界银行Atlas方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四个组别的界限是:
这当然是比二分法科学得多的分法。
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发达国家”,很多时候是一个相对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39个国家,基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下界划在葡萄牙,2016年人均GDP(PPP)是28933美元,刚好超过美国(57366美元)的一半。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和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能达到美国收入的一半,差不多象征着跟美国的发展差距足够小,因此可以被接纳为美国这个小圈子的一部分。
但“发达”这个词,本身应该是有绝对标准的。
还是拿历史上的美国相对比。今天,马来西亚的发展水平大概相当于1970年前后的美国;中国的发展水平大概相当于1930、1940年代的美国;印度的发展水平大概相当于1890年代的美国。
1970年的美国当然是发达国家,1930、40年代的美国应该也是。相比之下,1890年代的美国则应该还不算。1890年代的美国还处于所谓的“镀金年代”(一般认为是南北内战后到1900年前后),腐败很普遍,贫富差距很大,同时经济发展也很快,而且此时的美国西部还没有完全变成美国的州,仍然是西部片里面反映的那种犯罪横行、仍然充斥着私刑的“old west”,很像是今天大家印象中的发展中国家。
而到了1910年代,美国包括西部在内都基本建成了完善的法制秩序,政治腐败明显减轻,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在这段时间兴起,社会矛盾大大缓和,即使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家庭也能过得不错,还开始了汽车普及,基本上可以认为进入了发达社会。实际上,汽车作为目前单价最贵的大众消费品,同时也可以极大程度得方便人们出行的耐用消费品,很有标志性意义。在汽车普及之前,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会逐渐增添电话、收音机、洗衣机等各种耐用品,但汽车之后除了科技更新,各发达国家往往不会有什么重要的生活进步。这也是为什么虽然美国战后的人均收入仍然增长了3倍多,但我们接触到的很多美国人却并不认为他们的生活跟父辈和祖辈有什么根本不同,甚至很多人觉得战后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如果我们把汽车开始普及设定于汽车该年销量超过人口的1/100,那么美国是1916年,日本是1962年,韩国是1987年,马来西亚是1994年,泰国是2003年,中国是2009年。差不多都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左右(2016年美元)的时间。
就中国的经验来说,2009年不但是汽车开始大规模普及,同时很多新的生活方式,比如综合性购物中心,电影院,时尚餐厅,健身中心,出国旅游等等也都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大规模普及。当然,国民素质和社会观念似乎相比40年代的美国还有不少差距,但这些东西需要时间的积累。有了基本的发展水平,即使未来中国经济停滞,也会慢慢赶上。
我们回过头看,日韩中三国达到这个收入水平的时间,分别是1964年,1987年和2009年,又与三国举办奥运会的时间极为接近。而能够举办奥运会,也说明基础设施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管理水平、国民素质都达到了基本的现代化水平。
(另外美国达到这个收入水平是1908年,英国是1915年,德国是1936年,三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则分别是1904年,1908年和1936年)
所以一定要二分法,我觉得这个10000美元的水平是更好的分界线。
从国际经验来看,达到了这个水平之前,往往增加国民收入,发展经济水平对于国民幸福感和社会发展水平来说最为迫切。达到这个水平以后,可能一些“软件”方面的改善则更为重要。拿我去过的国家来说,虽然波兰的人均GDP和收入水平与希腊类似,但感觉社会更有秩序,城市面貌更干净整洁,人民素质更高。整体上是更好的社会。
而实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最流行的年代,可能也是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的1970、80年代,那时候达到美国收入水平的一半,也差不多就是达到了8500-9000美元(对应下图中的7500美元以上)。而且当时的世界发展水平似乎自然形成了两个集群,一个是北美、欧洲和日本构成的富裕国家,一个是中国、印度为首的大量基本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未开发国家,中间的国家则相对较少。在1970年代,整个世界是自然二分的,而且相对发达国家的门槛与绝对发达国家的门槛也是相似的。
而今天可能并非如此
如果你认为我是“国吹”,那么也可以看看我写过可能被认为是“国黑”的文章
截至2017年,中国国力与美国差距有多大? - 知乎附:各地达到人均GDP(PPP)8500美元的时间
其实翻译成“发达国家”很容易误解,如果翻译成“已开发国家”就好理解的多了。开发/发展实际上指的是现代化的过程,包含了各种项目的建设和投入,比如说教育,医疗,基础建设等等。衡量的指标可以参考识字率,各种教育的人数比例,人均预期寿命,等等。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历史的欠账和地区间的不平衡导致的平均数和中位数还是偏低了。
比如说虽然说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0%以上了,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无论按哪种标准都达不到20%,而一般来说“已开发国家”能在40%以上。这就是属于历史的欠账了,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地区上的差异,比如说人均预期寿命,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在2019年是83.66,这比2020年6月卫健委公布的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77.3岁要高出6.36岁。像上海这个人均预期寿命就绝对是“已开发国家”里的顶尖水平了,只有日本略高一点,但中国的整体预期寿命还是比其它“已开发国家”要略微差一点。
我觉得我们对“发达国家”或者说“已开发国家”的定义,主要是来源于对“现代化”的预期,而并不是依据GDP;只能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会自然的增加GDP,但这是一个次要的指标。而大多数“现代化”的项目,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开发,包含了各种基础建设,包括水,电,气,公路,地铁,高铁,机场等等,还有整个教育系统和科研系统,还有整个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体系。而承载这整套系统的各种建设和维护开支的,就是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以及其衍生内涵了。
所以什么时候中国能算“已开发国家”,我觉得大概就是到所有的建设基本上做的差不多,绝大多数成本转为维护成本,而这个系统可以自我维持的时候,就能算得上“已开发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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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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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