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唐朝历史资料少？ 第1页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史料多少与否，是指对学术研究而言。唐史史料所存规模大致处于一个中间态，比之前的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数量成倍增加；比起之后的宋，少了一个量级，但差距还不算太大，比起更之后的明清近现代，则显得很可怜。

究竟是多还是少，还是先了解一下唐代史料的基本规模。

1.纪传体/编年体断代史

唐代没有纪事本末体断代史，故而可以忽略。纪传体断代史就两部，《旧唐书》200卷，《新唐书》225卷，囊括了唐代的基本重要政治、军事人物，典章制度和军政大事，其中《新唐书》比之《旧唐书》增加了大量中晚唐人物的列传，但对于有唐一代290年出现的众多重要人物，覆盖面仍然很小。除此之外，《隋书》和新旧《五代史》中，都有不少与唐史有关的材料。

编年体断代史，最重要的是《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81卷，占据全书的三分之一，是规模最大的部分。《通鉴》对唐代政治、军事史的发展脉络有着非常清晰的刻画，是研究唐史的基本文献。其《考异》部分，隋唐五代占据其五分之四，更是精华部分。只不过司马光在引用这数百部早已散佚的隋唐五代文献时，也只是征引一鳞半爪，绝大多数的历史信息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了。

2.政书、诏令类

这方面遗存较为丰富。最重要的是《通典》200卷，《唐会要》100卷与《唐六典》30卷，基本囊括了唐代制度规定方方面面。就类书而言，北宋所修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1000卷，也是一座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巨大宝库，其他不见于他书的唐史史料相当丰富；南宋的《玉海》200卷中，也有一些唐代典章制度的史料。《唐大诏令集》130卷，是宋人所汇辑的唐代诏令合集，也是研究唐代政治史不可或缺的资料，主要的文献就这么几部。

3.笔记小说

由于私修史书的匮乏，笔记小说对唐史研究来说极为重要。现存唐代笔记小说，以及宋代笔记小说中可资研究唐史的，大概百种上下。而几部笔记小说总集如《太平广记》500卷，《类说》60卷，《说郛》100卷中，还保留有不少零散的史料，可以用来研究唐史。虽然数量总的来说不少，但零散不成体系，可信度也很成问题，故而利用起来时极为棘手。

4.文集

唐人别集，包括今人辑佚整理而成的，大略仅不过200多种。而且其中有大量诗文集对历史研究基本没有助益，比较重要的大约就是陆贽、独孤及、权德舆、李德裕等担任过高级官僚者的别集。总集，最重要的是《文苑英华》1000卷和《全唐文》1000卷，这又是两座唐史研究的宝库，举凡军事、政治、社会、信仰等问题，都能从中寻找出大量史料。但考虑到有唐290年，文教昌盛，这两部总集所存的文章也只是唐代文章的极小部分，绝大多数的唐人文章都已湮没在历史风尘之中，损失了多少历史信息，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5.其他重要文献

唐代的传世文献还可以分很多类，这里不一一区分。重要的如《唐律疏议》30卷，《元和郡县图志》40卷，《元和姓纂》10卷，《大唐开元礼》150卷等等。

6.出土文献

敦煌吐鲁番文书是当世之显学，敦煌文书经过各种残损撕毁，存量约7万件，吐鲁番文书已知约15万件。数字显示很大，但其中多有一页完整文书被撕毁，分为多个碎片，分别编号收藏的情况。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能研究的学术范围极其广大，历史学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但一个重要的情况是，敦煌学中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学议题，经过百年高水平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题无剩义的地步。

7.石刻文献

是目前中古史研究的前沿，也是潜力最大的史料种类。其中应用最为广泛深入的墓志，据气贺泽保规先生编《新編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统计，截止2015年底，被各种当代石刻资料集收录的有12523方。考虑到目前地下文物市场极其活跃，私人手中所有的唐代墓志数量当极为惊人，最高估计可能同样超过万方。同时，这个数量尚不包括大量古代金石资料中所载、今日已不存的墓志。

另一个存量丰富的种类碑刻，其所存书目尚未经过系统统计，我本人对河北省现存的唐代石碑数量做过一个简要统计，大致不出100方。但考虑到唐代碑刻一直是中国古代金石著录的核心关注点，虽然今日石头不存，但各种金石资料中所载的唐代碑刻相当丰富，仅《金石萃编》中所收就相当可观。

考虑到两《唐书》收录人物极为有限，石刻史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唐代传记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为今人研究增添大量历史细节，更好的构建彼时的人际网络。碑刻则为地域社会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史料。

唐代史料所存规模大略如此，各类文献相加，其总量不会超过千种。总的来说，体现着如下特点：

如果满足于勾勒唐代史事发展的脉络，梳理清制度发展的线索，描绘唐代社会的一般情况，和帝王将相的人生轨迹，那么现存唐代史料是可以满足的。

但是，如果想进一步窥视唐代社会，厘清唐代政治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探寻唐代基层社会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情景，审视唐代的历史结构过程，则现存唐代史料根本不足以支撑。历史细节的灭失和一般民众的资料不存，才是唐代史料被认为“稀少”的最重要原因。

即使是丰富的石刻文献，考虑到有能力修志的家庭至少属于下层士族，还是无法直接去探知唐代一般民众的生命史。几乎唯一能满足这种学术关照的史料，只有敦煌吐鲁番文书。但唐代，沙州、西州皆属于西域边境地带，其社会情形乃至制度的地域变化，都与内地有着巨大不同。这样的空白，可能永远不会有弥补的可能，能循着一鳞半爪，稍稍复原一点彼时的情景，也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

有了对比，才能更加清楚的显示中国不同朝代之间史料所存多少的巨大差距。下面，我选择一个公认史料现存极多的朝代——明朝，将其所存史料大略规模与唐代做一个比较，感受两者之间的云泥之别。

1.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断代史

明代仅各种体裁的断代史，文字数量可能已堪比唐史大半了。仅最基础史料13部《明实录》就有洋洋3045卷，其中所提供的丰富的军政信息、大臣奏疏等，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录详细程度根本无法比拟。有明一代的各类断代史还有《国榷》108卷，《明通鉴》90卷，《明史稿》310卷，《吾学编》69卷，《罪惟录》102卷，《宪章录》47卷，《西园闻见录》107卷，《国朝献徵录》120卷……以上提到的也仅仅是最有名的几种，其他各类断代史，以及如《两朝从信录》等专记一朝者，何止百十种。

2.政书、诏令类

《明实录》本身就为明代政治制度研究提供了巨量史料，正德（180卷）、万历（228）卷《明会典》，所载明代制度更为详尽。明代专记典章制度之书，本已十分丰富，如《礼部志稿》、《南雍志》、《漕船志》、《皇朝马政记》、《工部厂库须知》、各类赋役全书等等。各种文献中所记典章制度，那就如汪洋大海一般，不胜枚举，一部《明经世文编》中就不知道能摘录出多少信息。而仅《国朝典汇》、《春明梦余录》、《弇山堂别集》、《万历野获编》中所记典章制度之规模，大概已胜过唐史史料中《唐会要》之外诸书之总和。

3.笔记小说杂史

明代中期出版技术得到革命性突破后，出版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再加上明代官方史学水平低下，故而私人修史极为活跃，特别是到了隆万之后，各类笔记小说杂史数量极为可怖，堪称无所不包，便于今人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审视明代社会，全祖望说“明季野史，不下千家”。仅现存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笔记杂史，就有几十种之多，记万历、天启、崇祯及甲乙、南明之笔记杂史，浩如烟海，很难估计其总体规模。特别是明朝笔记多有如《涌幢小品》、《万历野获编》、《玉光剑气集》等篇幅浩大者。而唐代笔记中，多为三五卷，且记载琐碎，只言片语，超过10卷者已寥寥无几。《酉阳杂俎》30卷，在唐代笔记中已堪称规模宏大了，而其里面与历史研究无关的篇章还有甚多。

4.文集

明代史料所存规模的突然剧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集众多。现存明人别集数量究竟有多少，各种说法不一，最高估计有近万种。但今日通过《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明别集丛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及各类今人整理本，可为世人轻易所见的别集，已经不下三四千种。至于有多少别集沉默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或民间手中，尚未为人所知者，其数量无法估计。至于总集，最常用的《明经世文编》504卷，《明文海》482卷，已经能提供数量甚大的历史资料。各种文集更是明史研究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宝库，特别是明代官僚刻集之风兴盛，各种奏议随处可见，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极为丰富。此外，各种其他形式的特殊文章合集，如判牍、疏钞等等，还有相当大的数量。

5.地方志

明代史料所存规模的突然剧增，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志首次开始大批量存世。唐代尚无后世宋元明清规范格式的地方志，虽然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可以称作是全国总志，《桂林风土记》、《岭表录异》等可以被看作是原始地方志，但数量稀少，内容不多。宋元虽然修志之风初兴，但现存不过几十种，且基本集中于江南地区。明代所存地方志，骤增至1600多部。而考虑到晚明特别是明末史料，大量保存于清代地方志中，这个数量还要再增加近5000部。

6.其他各类史料

明代出版业繁荣，著述之风也非常兴盛，其他各类书籍如兵书、日用类书、医书等等，无所不包。域外汉籍，特别是朝鲜汉文文献中，可资于中国史研究者，数量繁多。仅《李朝实录》中的明朝史料与《燕行录》之合集，可能又抵得上唐代所存史料的几分之一了。

7.石刻文献

考虑到明代存世文献的数量已经是多少辈子也看不完，除了华南学派外，关注石刻文献的明清史学者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数量少。恰恰相反，因为所存数量太大，想要彻底统计清楚现存的明代碑刻数量，恐怕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仅仅是碑刻保存特别丰富的山西一省，可用于研究明史的碑刻数量就不会低于四位数。放眼全国，其数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其绝对数量应该是唐代所存碑刻的十倍以上。

以上对明代存世史料规模，也只是举了几个主要种类挂一漏万。至于清朝史料，又是明朝史料的很多倍，至于近现代则更不用说。比之而言，唐朝史料真可谓是“少”了。

不过正因为史料稀少且集中于政治制度史，才迫使唐史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这也造就了唐史研究水平的深入、理论建设的发达和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高水平，魏晋南北朝在这一方面表现更为显著。也是由于史料的相对稀少，才导致大家的兴趣点和对新材料的关注较为集中，学术对话自然也就频繁，使得唐史学界的良性互动和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典范。相比之而言，明清史虽然史料宏富，但其研究水平比起中古，真是差了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