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末年就不能再组建一支像戚家军那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军队，那么多汉人人才都干嘛了？ 第1页

所有军事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所有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戚继光的新军的基础是充沛的财政，而八旗的基础是兵农合一的军国主义国家，这两者明末都米有了

再组建一支“戚家军”？？？试过的，但这是一个悲剧。

崇祯十七年正月乙未（正月初六日），贡士上海何刚授兵部职方司主事，练东阳、义乌兵。
刚上“收人、用将、行兵”三策。
其“收人”曰：“忠义智勇之士，在浙则东阳、义乌。昔时名将、劲兵，多出其地。东阳生员许都，天性忠孝，素裕韬钤，乞用之以劝徽婺二郡之奇才。臣愿以布衣奔走联络，悉遵戚继光法，申详约束，开导忠义，岁余可使赴汤蹈火。臣见进士姚奇胤、桐城生员周奇、陕西生员刘湘客、山西贡士韩霖，皆忧时有心，乞下诏采天下豪杰，则忠义智勇连袂而起矣。”
有旨：许都、姚奇胤下该部速议。
不知许都以叛诛也。
——————《国榷》

上疏的这位上海籍贡士（会试中式者）何刚是明末几社、复社的重要成员，他向崇祯皇帝建言献策，提出了“收人、用将、行兵”三条策略，说浙江东阳、义乌两地多忠义智勇之士，建议在此自古就出名将、劲兵的地方募兵，悉数遵照前人戚继光的办法练兵，“申详约束，开导忠义”，只需要年把就可以赴汤蹈火，并着重向崇祯皇帝推荐了东阳本地的生员许都。崇祯看了可能是觉得不错，戚继光、戚家军啊，听着似乎就很靠谱，于是授予何刚兵部职方司主事的官职，命其练东阳、义乌兵，而对于何刚推荐的许都、姚奇胤等人，也让兵部量才擢用。但却不知道许都以谋反叛乱被诛杀了。

这应该完美符合题主的要求，可惜最后一句话已经说明了，这是个悲剧。

就题主这个问题，说没钱的，说崇祯这个远程微操玩家太牛逼的，这些都对，但我觉得还没说到核心问题。

关键在于大明朝体制积弊近三百年，乱象丛生，国家的整个运行机制都彻底烂了坏了，朝廷制度不行，也就干啥都干不好。有钱也不行，也不完全是崇祯皇帝一个人的错。

而题主问“那么多汉人人才都干嘛了？”

答案是：要么造反了，要么在底层、边缘待着，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庙堂，像日后南明时期真有本事的李定国、堵胤锡、张煌言等人这会儿都在哪里？

更有甚者，一些本是一心为国效力的人才反倒先被朝廷自己逼反给杀了。

实际上，在明末多的是人提出要练一支强军出来，孙传庭、登莱巡抚曾樱，都提出要练兵，练乡勇。

甚至就如本题目所言，完全仿照戚继光的练兵之法、选用戚继光最为青睐的义乌东阳人为兵源的也有！如篇首所见。

但结果自然是呵呵了......

现在我就以篇首所列史料为例，崇祯末年一次以东阳义乌人为兵源重练“戚家军”的尝试而造成的悲剧事件，来具体回答“为什么明朝末年就不能再组建一支像戚家军那样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军队，那么多汉人人才都干嘛了？”

都知道戚家军厉害，戚家军牛逼，大概也都知道戚家军的兵源大多来自浙江的义乌、东阳，因为义乌、东阳在浙西山区，比较穷困，自古以来义乌就风气悍勇，且愿意跟着戚继光当兵的也多是当地穷苦矿工，大多好勇斗狠，所以打起仗来不要命。

当然你得舍得给银子，还得有戚继光的本事，没有组织的军队，个人勇武再厉害也是一群地痞流氓。但我觉得这还不是首要重点，首先是要有一个能正常运转的国家机构（或者组织机构），能稳定提供粮饷，不玩命地催你、坑你、压榨剥削你。

当时的人不是傻子，在内忧外患之际，自然想起了戚家军曾经的光辉战绩，于是何刚等人就想到再在义乌东阳招募乡勇，招徕豪杰之士，仿照昔日的戚家军再练一支强军出来。

这完全就是题主的思路吧，结果呢？现在来具体说说。

先说这个许都又是谁呢？

东阳诸生许都，浙江金华府东阳县西南怀德乡人，故左都御史许弘纲之从孙 ，副使许达道之孙。自幼读书，及长入府学，被称为“ 名家子”，是典型的官宦世家子弟，属于绪绅阶层。

许都不仅以文学有闻于时，而且为人豪爽，任侠仗义，很喜欢广交朋友，“负货任侠，喜结纳莱鹜之士，故勇侠轻非者多也从之游”，“ 慷慨好施予” ，“ 受其施者多德之”，明末天下大乱，许都踌躇满志，希望有朝一日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后来他拜几社名士何刚为师。

何刚对其寄予厚望，因见海内将乱，流寇四起，就对许都说: “ 子所居, 天下精兵处也，高皇帝尝用之平乱矣，盍及今成一旅以待用乎?”

几社六子之一松江徐孚远也早识许都，视其为奇才，说: “ 国家思破格得士，苟假都以一职，数万众可集也。”

而徐孚远与同邑另一名几社创立者陈子龙为生死之交，陈子龙估计不少人是认识的，后人称其为“明朝第一词人”（对了，陈子龙和柳如是还有一段情）。

陈子龙当时任绍兴推官，经徐孚远介绍，陈子龙也与许都结为好友，于是陈子龙、何刚、徐孚远等人商议后，令许都召募义勇，以备勤王，而由何刚上疏，向朝廷推荐许都。

《南疆逸史》也记载：

二十二日，崇祯帝谕吏、兵、刑三部: “ 举人何刚条奏，尽多可采。着授职方主事，即令往东
阳、义乌联络义勇, 练成劲旅, 以资剿寇之用。又允何刚奏，许都、姚奇撤作何委用，该部速议。”

《明史·何刚传》亦有相似记载。

而陈子龙不仅与徐孚远共托何刚向朝廷举荐许都，在绍兴司理任上也多次向上官推荐许都，“ 此等人用之可得其死力，不用亦能为变” ，但无人理会。

总之，许都是欣然同意，回去后便“ 散财结客，招致数千人”，立为“ 义社”。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朝廷官方给正式官职了，美滋滋地坐等朝廷征辟，然后开创一番事业。

崇祯也确实采纳了何刚的建议，看起来似乎很美好，但是远在京师的崇祯皇帝和何刚等人还不知道，许都现在已经被浙江的地方官给逼得“谋反叛乱”了，没几天就被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东林大佬左光斗的弟弟）以十分卑劣的手段给骗杀了，“不知许都以叛诛也”。

崇祯甚至直到自挂歪脖树都不知道浙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就是明末有名的“东阳许都之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许都一个官宦世家子弟，怎么就造反了呢？

《国榷》是这么记载的：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东阳诸生许都反。
都，故左都御史弘纲从孙也，有声庠序，任侠喜交游。知县桐城姚孙裴贪虐，借名备乱，横派各户输金，坐许都万金。都实中产，勉输数百，自诣告竭，孙裴大怒，摘都所刊社稿名氏谓造逆反，桎梏之。时输金者盈庭，閧然不平，有姚生执孙矩于座笞之，群拥都为主。
廵按御史左光先闻变，调兵行剿。官兵所至屠掠，东阳、兰谿人各保乡寨拒敌，官兵大败，绍兴推官陈子龙谓许都不当反，遣诸生蒋若来赍书谕之。

原来当时的东阳知县是桐城人姚孙裴（按照某些史料的说法，此人跟浙江巡按左光先关系很好，似乎还是姻亲关系），这个人借备乱的名义，对当地百姓搞摊派，让他们交钱。他给许都分配的是要交万两白银。

许都家实际只能算是中产，而且他之前散财募集乡勇，家里没多少钱了，勉强交了几百两银子，跑上门跟姚知县说实在拿不出钱了，于是姚知县大怒，污蔑许都谋逆造反，把许都给抓起来了，这下可就惹了众怒，有个姚生抢先就把东阳知县给鞭打了一顿，众人鼓噪起来，一哄而上，于是就真的反了。

不得不说，大明朝真的是无药可救，一个书生，还是地主富家子弟，这妥妥的统治阶级后备人员啊，竟然被贪官污吏给逼反了。能让一个人背叛其阶级，大明朝的贪官们也真的是不容易啊！

接下来，起义军先打下了东阳县城，很快又攻下义乌、诸暨、浦江、永康、武义、汤溪、兰溪等县，随之攻打金华府城，整个浙江都轰动了。

当时前任浙江巡抚董象恒坐事被逮，新任巡抚黄鸣俊还未到，主持浙西剿抚事宜的就只有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了，而他又派了绍兴推官陈子龙率领抚标兵数千赶往金华镇压许都。

另《南疆逸史》、《东阳县志》等等史料也有相似记载，但经过略有不同，我查阅文献资料，找到一篇文章，《明末东阳“ 许都之乱” 探究》（张宪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到了“东阳许都之乱”的始末经过，想了解的可以一看，我在这截取一些内容：

东阳知县姚孙裴以备乱为名, “ 敛士民货, 坐都万金” , 许都乞免不得。恰逢有义乌奸民假借司礼监之名募兵, 被逮下狱。许都与此事并无牵连, 但义乌典史强一谦嫁祸于许都 , 东阳县令姚孙裴诬陷许都结党谋逆, 索贿白银万两。

许都虽家富, 但也仅在中人之产, 万两白银一时难以筹措, 而县令催逼甚急，适逢许都葬母南岩山中, 参加葬礼的宾客多至万人。有不快许都者, 告分守道王雄, 称许都已反。王雄乃睧眊之人, 未加详察, 立即“ 遣使收捕” 。

许都手下冯龙友、戴法聪, “ 二人力千钧, 皆万人敌, 距使者不受执” 加之众人负气, 互相煽动, 于是在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甲子日( 初四) , 以“ 诛贪吏” 为名发奋举兵, 当地百姓久已“ 怨毒虐政” , “ 旬日间聚众数万” , 几成燎原之势。

起义军因许都丧母, 故用白布缠头, 人称“ 白头兵” 。当时江东诸城无守备, 起义军所向披靡, 韦广率众破东阳; 吴魁陷浦江, “ 坐县十八日” ; 冯龙友陷义乌, 杀典史强一谦, 义军进而围困郡城金华府, 全浙为之大震。

然而起义军纪律严明, 未尝“ 一有所杀掠, 其所下, 开门直人, 都乘白舆, 令从者遍谢诸长吏而已” 。许都入东阳, 除了收缴官印, “ 余无所取” 。

金华守备松弛, 许都军曾与守备郑国祥、给事中姜应甲激战于金华城东孝顺街, 郑国祥战死, 姜应甲也败还城中。许都乘胜薄城, 道臣王雄、同知倪柞善、县令徐调元等竭力固守, 此时被削籍候勘的淮抚朱大典归金华, 其子朱万化与许都为故交, “ 缝而下与之语” , 于是姜应甲指责朱大典父子通贼。然而许都亦“ 以此去, 不甚攻也”。

许都起事后, 金华地区不少无赖之徒假借义军旗帜索响于各村落, 甚至公然抢劫财物。为安定人心, 维护社会秩序, 许都将假冒义军者王和尚、张希宰袅首并悬于街衙, 以示惩戒, 由是人心大安。

当时前任浙江巡抚董象恒因它事触怒崇祯帝而被逮, 新任巡抚黄鸣俊尚未到任, 巡按御史左光先刚刚离任就道, 接任者任天成尚居金陵, 正值“ 抚军、直指皆虚席” 之时。

由于事发突然, 左光先不得不复回杭州, 充任平息动乱的总指挥, 一时间“ 治兵调发遍境内” 。官军“ 所至屠掠, 东阳、汤溪、兰溪民各保乡寨据敌, 官兵大败” , 官军本是镇压反叛, 却成了反叛者与当地各乡民众共同的敌人。

左光先又命杭营游击蒋若来等展开围剿, “ 以抚标兵命子龙为监军与贼战” , 且授权“ 许以便行剿抚” 。蒋若来先复浦江, 随后间道转援金华, 台州道臣傅云龙、同知朱格、督参将康盛爵也率军救婆, 陈子龙率师复义乌。

在官军的合力围剿下, 起义军的实力渐被削弱, 许都退守括苍山, 收余部三千人于南岩立寨。此时, “ 海道卢若腾、督黄斌卿之兵亦至” , 许都遣使向陈子龙乞降, 陈子龙“ 以事重不许” 。

及至官军会齐, 分守道王雄因失察酿成激变, 遭到了左光先的指责, 迫于每日催战的压力, “ 急欲抚寇自解” 。他认为山路险峻, 仰攻不易, “ 非旷日持久不能克” , 而官军已聚万人, 仅有五日之粮, 不如“ 抚之, 载兵救民” 为上策。王雄的想法显然可取。

然而根据陈子龙自撰《年谱》的记载, 陈子龙此时仍然坚持“ 进剿” 。只是“ 方拔营” , 许都派来的求降使者又至。

由于许都与几社、复社的特殊关系, 又为陈子龙故交, 据陈子龙说, 在监司王雄的建议下,他单骑人都营以观情伪。陈子龙面斥许都: “ 汝罪已无生理, 今惟有自缚见王公表诚信, 幸得不诛, 当率其徒徙江北, 剿寇自赎耳。然必以今夕行, 迟无益也。”

许都则表示: “ 苟明我以激反,又能为国家用, 虽死无恨。” 据陈子龙说, 许都随陈子龙见监司王雄, 王雄当面保证: “ 若果效诚款, 明当毁营垒, 纳兵械, 悉散徒众, 以二百人自缚来降, 当待以不死。”

于是许都遣散义军, “ 愿散去者半” , 其余者愿随许都编人官军行伍以效力于国家。然而子龙唯恐徒党过多再生变故, 复令许都多方发遣, “ 遂制免死牌三千余面, 遍给之” 。结果许都仅以二百人儒服乞降, 又“ 同朱格等以六十人人省”。

王雄与陈子龙命许都遣散徒众, 仅以二百人受降, 这对许都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受降后, 又以六十人入省城, 更是凶多吉少。

许都对此不会没有察觉, 他的先锋朱之彪曾告诫他说: “ 陈司李即不卖我辈, 能保巡按不卖司李乎!” 许都之所以无条件地请降, 目的在于表明自己实非蓄意谋反并希望“ 能为国家用” 。

而事实上, 当时所谓“ 招降” , 性质已经改变, 许都解散队伍随子龙来降, 与投案自首并无二致。弘光时祁彪佳在为左光先辩护时, 完全否认所谓“ 诱降” , 他说“ : 当日兵威所迫, 贼已穷整, 而后乞命, 与阵擒无异, 非诱降也。”

祁彪佳说的不错, 的确与“ 阵擒无异” , 但是, 如果许都等人知道必死无疑, 还有必要急于投降吗?

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说的十分中肯: “( 许都) 感知己一言, 投戈就缚, 此岂悖逆之人哉! 激于贪令, 无以自明, 不得已走险耳。使贯其死, 令率所抚众渡江, 逐贼自赎, 当必有得当以报者, 而顾使袅俊之士骄首同尽!

义军去山寨后, 官兵犹托名搜剿, 纵火烧民居, 杀人者数十里。许都等人归降后, 金华士大夫必欲杀之而后快, 陈子龙不得已, “ 以兵护降者” 。押解至诸暨途中, 又遇刑科给事中姜应甲,他劝陈子龙将许都“ 诛之于途” , 子龙以“ 杀降不祥” 而拒之 。

抵达杭州后, 官府迫于浙中二三荐绅之论, 背信弃义, 执意将许都等人正法。

巡按御史左光先因忌子龙功, “ 即论杀都” , 陈子龙极力阻拦, 左光先却说: “ 三城未破可受都降, 今穷整将就擒, 奈何欲受降以宽其罪哉? ”

继而陈子龙再“ 请诛首恶, 释从者” , 也遭拒绝。

有材料说“ 光先与东阳令善” , “ 听孙裴言” , 定要戮之以绝后患, 致使许都等六十余人同斩于江浒, 都首则悬于杭州永昌门上。

事后,左光先等在浙官员不仅不向朝廷上报许都乞降之实迹, 还“ 尽隐孙裴之过, 命之复任” 。

几社倡盟者之一李雯在给徐孚远的信中说: “ 弟不怜许都而怜意人, 不独怜喜人而怜朝廷, 欲用一人而不可得也。”

分析陈子龙在《年谱》中记叙自己被委“ 监护诸军” , 授权“ 许以便行剿抚” , 却不接受许都乞降, 后单骑人山予以模棱两可的许诺, 再力阻左光先、姜应甲杀降的整个过程, 不难看出,陈子龙有为自己开脱之嫌。

事实上, 官府定策是剿是抚, 决定着许都是选择抵抗还是投降; 官府若无明确予以收编的承诺, 许都焉能自愿束身就擒。

因此陈子龙所云他两次拒绝乞降以及对许都申明归降后生死难料的前途, 均有不合逻辑之处。

陈子龙如此叙述的目的有二:

第一, 作为监军, 自己虽有“ 便行剿抚” 之权, 但并不同意招抚许都, 即招抚之意非由己出;

第二, 在告知许都“ 已无生理” 的情况下, 许都仍坚持率部归降, 实际上与自愿伏法无异, 因而在“ 义乌杀降” 这一事上, 表明自己并不承担什么责任。

然而除陈子龙自撰《年谱》中的说法外, 其他史籍的记载均与之大有出人, 如〔康熙〕《绍兴府志》载: “ 子龙日: ` 许都尝执赞于我, 一旦为山寇所惑, 可招而致也。’ 于是向许都`遣谕利害, 苟来归, 必请之台宪, 假以事权, 为富贵基’ 。” 这与陈子龙自述拒绝许都乞降完全不同。

又如《徐阁公先生年谱》载“ 卧子知都无他, 往抚之, 许以不死。” 《鳍琦亭集外编》云: “ 陈公心知都无他, 乃许以不死招降之。”

《明史·陈子龙传》也未提及拒绝乞降, 只记陈子龙对王雄说: “ 都, 旧识也, 请往察之。”

记陈子龙说降过程, 乃云: “ 乃单骑人都营, 责数其罪, 谕令归降, 待以不死。遂挟都见雄。” “ 谕令归降, 待以不死” , 表明官府及子龙的态度十分明确, 并非强调“ 已无生理” 。

从官军屯粮有限以及山寨易守难攻的局面分析, 争取时间, 快速平息这场变乱是首先要考虑的, 不可能在许都乞降的情况下还执意进剿, 监司王雄尚且同意招抚, 陈子龙岂敢避易就难, 坐失良机? 况且进剿并非易如反掌, 极有可能陷人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

因此根据许都与陈子龙的关系以及当时的情况, 陈子龙两次拒绝许都投诚令人难以置信。以常理推之, “ 自愿伏法” , 绝非许都乞降的目的。当时官军仅有五日屯粮, 许都占据险要,备有积谷, 有的地方“ 非悬索不能度” , 且寨后有路“ 通台、括诸山” , 可谓“ 万嶂重阻, 不可穷讨” 。

有如此大的回旋余地, 许都怎肯听信子龙一席话即“ 自愿伏法” , 因此许都本意仍然是希望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 陈子龙实际上又夸大了自己的说降作用。

事后, 徐孚远对陈子龙甚为不满, 曾当面质责子龙: “ 彼以吾两人故降, 今君既负吾, 吾亦负都矣!”

从徐孚远的话中可看出, 徐孚远也参与了动员许都投诚一事。可以肯定, 杀降并非陈子龙之本意。

对此, 李雯在《与徐阁公书》中断言: “ 然意人荐之而卧子杀之, 必非卧子之意也。” 子龙本想留许都为国家出力, 不料官卑而言轻, 又不能强谏, 后来局面非他所能控制，致使陈子龙亦“ 大以为恨云” 。

即使如此,( 绥寇纪略补遗》的撰者仍于字里行间表示了对陈子龙的批评: “ 子龙初以国事之故, 出身定变, 既而休浮言, 挠众论, 不能强谏以致都于死。”

陈子龙为了以正视听, 洗清干系, 在其《年谱》中对此事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并强调: “ 夫都以书生为逆, 虽降必诛之, 以为后戒, 亦法之正也” , 只是“ 造隙之贪令不除, 乞降之实迹复晦, 世将必疑予为诡士也, 故表而出之。”

后果：

东阳之乱很快得到平息, 但官府的取胜并非全在于进剿, 而是采用先抚后杀的办法, 左光先等人的手段非常卑鄙，这种做法, 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反而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另一个后果是无人再敢举荐或招徕豪杰之士。

正如李雯致书徐孚远所言: “ 自此以往, 反侧子遂无投戈事矣。” 许都“ 以抚见杀” 后, 其部下人数众多, 为了避免死灰复燃, 当事官员“ 诛求颇甚” 。在这种情况下, 许都旧属许嘉应、丁汝章等“ 复纠余党人山” 与官军对抗。

崇祯十七年八月, 再破义乌, 继而夜袭郡城金华, 五天后又围东阳, 直到杭州把总何永慰、金良洪率兵千人赶到, 才得以解围。

浙江巡抚黄明俊闻变, 唯恐事态扩大, 亲率兵二千人增援东阳, 时攻城者已退, 于是命何、金二人“ 札邑城, 分兵把守” 。

许都余部东山再起, 震惊了南京的弘光政权, 马士英“ 急欲发内营兵” 围剿, 兵部尚书张国维“ 力言不便, 乃止。

虽然许都余部很快又被镇压，但朝廷开始追究崇祯十六年的激变之责。

崇祯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弘光帝在给浙江巡抚黄鸣俊的奏批中说: “ 左光先诱杀许都, 不行善政, 以致煽动。着鸣俊即相机剿抚。”

二十三日, 又谕兵科: “ 许都初降终杀, 激变遗殃事情, 着在朝浙臣实奏。”

陈子龙回奏言: “ 东阳再乱, 全因县官诛求激变。”

接着吏部开始查勘东阳县令, 九月初三, 奏姚孙裴贪酷, 激变东阳。

二十五日, 弘光帝谕旨下: “ 姚孙裴贪横激变许都, 尚敢搜卖贼产, 日事诛求, 激成大祸, 罪不容诛。左光先力庇贪令, 毒流东越, 都着革职拿问。”

因东阳“ 县官诛求株累, 致反侧生心, 无辜骇遁, 该抚按全无一语纠参, 养贪贻祸” , 故又罢新任浙江巡抚黄鸣俊, 降新任巡按任天成。

至此, 东阳县令贪酷酿成激变、左光先杀降、县官诛求不已再酿大祸的事实终于揭示于天下, 故此陈子龙在疏中说: “ 昨见东阳令姚孙裴已为宪臣所纠, 人情大快!”

综上，不是没有人想学戚继光练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军队，关键是大明体制积弊太久太深，贪官污吏太多，整个官僚机构烂透了，合伙欺上瞒下，党同伐异，互相包庇，崇祯直到死都不知道浙江东阳许都之乱的真相，明明是推荐来练兵的，怎么就造反给杀了？

所以，这实在是办不到啊，没有制度保障，想办事、能办事的人只能是自讨苦吃、自寻死路。

另外，正如其他答主所说，最上面还是崇祯皇帝这样擅于远程微操的废物，就是给他高达，他也能免费打包送给建虏，最后关头孙传庭练的秦兵，还不是被崇祯大方地送了人头；中间执政的也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宰相，而是周延儒、陈演、魏藻德这样的货色，为啥都是这些鬼，崇祯自己也得好好想想；在外更没有戚继光这样几百年难遇到一个的将领、军事家，当然，就算戚继光再世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至于钱的问题，我反而认为不是主要因素，天启到崇祯初年还有些银子，要么修三大殿给挥霍了，要么给扔辽东辽西这个无底洞打水漂了，金山银山也只能养一帮蛀虫。再说晚明的财政又是怎么一步步地败坏的？

明末，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杨嗣昌等等，这些人都练过一只纪律严明的军队，但是他们上头有一个人叫崇祯…

戚继光打倭寇募义乌人练兵时，上头有个牛人叫胡宗宪

戚继光守蓟州，给南兵发十两银子军饷的时候，上头有个猛人叫张居正。

明末没有张居正这种人物统揽全局，只有一个崇祯在瞎搞

明朝～卒！

毛文龙死后在阴间遇到戚继光和岳飞。

毛文龙：戚大帅，岳王爷，如果有机会，二位是否有能耐替小将掌管东江军消灭建奴。

戚继光：毛军门如何与敌作战？

毛文龙：筹集足够粮饷，训练足够高素质军队，甲器精良，指挥有力。建奴精于骑射，需用足够火器和精良盾甲，以堂堂之阵击败敌军。

戚继光：没错！你也算明白，实际情况呢？

毛文龙：理想很丰满，现实如骷髅！

戚继光：说说

毛文龙：甲器都是腐朽的，火器大部分不能用，火药已经陈了，弓箭也不能用，只能把两三件火器选一个好的，其余两件熔了炼成一件，弓箭需要重新制作，两三张弓合成一件，铠甲都是烂的，需要穿两件才放心。

戚继光：没想到工部懒成这样，也难为你！数量足够吗？

毛文龙：朝廷说我滥冒，数量完全不够！

戚继光：我x！这怎么打仗？

岳飞：粮食如何？未必足够吧！

毛文龙：（大哭）白骨如野，人皆菜色，痛断肝肠！

岳飞：你在朝廷就如此得罪人？没人帮你？皇帝干什么吃的！叫花子都能讨饭，你就不能做生意筹集军饷？

毛文龙：皇帝说我往年多领，今年要扣掉！袁崇焕禁海，有银子也买不到粮食！

岳飞：我x！自古皇上不差饿兵，这是什么皇帝？

戚继光：阎王爷说你是被处决的，你的罪名是啥？

（毛文龙口述袁崇焕十二大罪）

戚继光：我X！这罪名？这也是罪名？安在谁头上都有效，哪怕是老子头上一样有效！这是胡乱杀人！

岳飞：十二大罪，十二大罪！老子死于十二金牌，这姓袁的一点创意也没有！

岳，戚：毛兄弟，你那种情况，真反了没人怪你！谁怪你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也不敢保证自己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