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吃个荔枝，为什么会受到千古非议？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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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群臣说：你们整天吹牛逼说我大唐全国性快递网络多么多么牛，覆盖帝国全境，边关有什么大事两天消息就能送到长安，朕花了无数银钱修了无数道路驿站，但是朕一个也没亲眼见过，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这样吧，听说岭南产荔枝，那玩意儿摘下来几天就烂了，你们给我送新鲜的到长安来，看看帝国的物流系统到底咋样。

群臣心想：皇帝老儿狡猾狡猾地，居然想出这幺蛾子，修快递网络的钱大半都进了哥几个的腰包，买了房产纳了小妾了，现在要吃什么荔枝，我们还得掏钱出来把该修的路修了，该买的马买来。看我不把这事捅到媒体，走着瞧，昏君的帽子你是戴定了。

yinshoufu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我觉得题主一部分的感觉是对的：

在唐宫廷中吃荔枝确实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这是宫廷生活与文化中饶有情趣的一部分（§2），长距离的物资征集其实可以促进长距离的贸易，其实对于社会经济是有积极作用的（§6）。对这类事件的道德化是后来的、或者说属于另一脉络（§3、4）。它和一些特定的文学主题或传统捆绑在一起（§1），和安史以后的许多变局也有一定关系（§5、6），当然最终又可以追溯到男权的观念（§7）。

因此，要展开的话，就涉及到中唐文学与政治中的许多面向——这个时段对我来说过于困难……于是只能随意地留下一些文字。请不要转载。

最简单地说，贵妃吃荔枝，首先是前人写作素材库中的一个“元件”。

打一个比方，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可能会用乔治·华盛顿砍樱桃树，伊萨克·牛顿被苹果砸，反正一人一种水果。我们学习写应试作文，首先就要熟悉这样的素材。这样的故事有几个特点：首先，这是广为大家熟悉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知识。其次，这个故事的指向性是很明确的，通常被用来论证一些特定的事情，如做人要诚实（华盛顿）、灵感来自于寻常事物（牛顿）。最后，这个故事是否确有其事倒是其次的——我们今天大体可以确信华盛顿的樱桃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但也无妨学生在作文中使用。

杨贵妃吃荔枝，对于前代作者而言，大体如此。当一个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嵌入这样一则往事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追述开元、天宝间的历史，基于对事件的考订做出相应的褒贬；相反，他是在一个固有的文学传统中，唤起一种共同的意识，从而抒发别一种政治观念——已经有的回答中

@张睿德

已经有所阐述。

其实，离开了这个文学传统，贵妃吃荔枝就不一定包含道德判准了。

我们知道有一个品种的荔枝就叫“妃子笑”，虽然这个名字来自于唐诗，但人们用它来命名并不是为了批评贵妃。相反，这恰恰是为了说明一种荔枝好吃——贵妃都爱吃。它所预设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贵妃非但没有道德上的责任，还是美食上的权威。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说，在这种命名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小传统”了。

回到唐代的宫廷里，吃荔枝就是一种消遣，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也确实可以是一种正面的形象。我们仅举一个例子。

李德裕是唐代著名的宰相，因为司马光不喜欢他，所以在《资治通鉴》里把他塑造成牛李党争中李党的党魁，于是他就背了一千多年的黑锅。元和末长庆初的时候（820-821），他曾经任翰林学士，这是帮助皇帝起草内制、参谋要事的，所以待遇很好。后来他去到了地方，做浙西观察使，非常怀念自己在天子身边时的恩遇，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
荷静蓬池鲙，冰寒郢水醪。
荔枝来自远，卢橘赐仍叨。（自注：先朝初临御，南方曾献荔枝，亦蒙颁赐，自后以道远罢献也。——其他自注略。）
麝气随兰泽，霜华入杏膏。
恩光惟觉重，携挈未为劳。
……

诗中讲的是李德裕梦见自己在学士院时的情形，略带怅然的笔触勾勒出了尤为精致的生活。显然，作者并不是要给这一切加上道德的判准，批评当时学士院的陈设过于奢华。恰恰相反，作者对于其中的一切不乏流连——甚至，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他以品尝荔枝为荣。更有趣的是，他在自注中特地提到，后来因为路远就没有荔枝吃了。这是对于往昔荔枝的感怀呢？还是对于荔枝背后道德意味的致敬呢？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这略带靡丽的文字，却在隐隐间写尽了一种胸怀与抱负：希望回到中枢，再度辅佐君王。当然是妙笔。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两件事：

首先，在宫廷里吃荔枝并没有什么错——于当事人而言，能吃到是一种特别的恩遇，特别值得怀念。其次，我们再一次发现，唐诗中所呈现出的对事物的评价，总是和作品的题材、主题以及背后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脱离了咏史诗的脉络之后，宫廷里的荔枝可以诉说许多不同的情愫。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些更深层的问题。

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只觉得是寻常——当然，是人，总会觉得有些地方好，有些地方不好。但后来，人们就会不断地将道德判断加诸其上，于是就有了善，与恶。这好与不好，怎么就变成善和恶了呢？于是，尼采就写了一本书，叫《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他要追问的是我们对于善恶的判断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由此，我们又该如何对现下的道德观念进行再认识。这当然是哲学的作品，是一个Streitschrift，但对于我们阅读历史而言，却有一种很重要的启迪：

如果我们要理解一个时期的风尚、观念以及文化，我们就必须剥去后世加诸其上的道德判断——我们可以称为观念的“考古发掘”。

不如来举两个例子。我们知道中世纪有一种罪行，叫买卖圣职，简单说就是花钱来换取教会的职位。从今天看来，这就是一种权钱交易。所以我们经常忘记的是这件事情“被道德化”是比较晚的，大概十、十一世纪开始才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堕落的表现——当然具体时间也因地区而异。尤其在五、六世纪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有权势的人家出钱资助地方的教团，教团也吸收他们家的某位子弟，授予他一些职责。某种意义上前者就是布施，加上后者，其实可以称为礼物的交换。固然会有一些作者表达不满，往往也是因为伤害到了别一种利益，而不是认为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罪。我是在Christopher Wickham中读到的。

另一个例子是彼时在复旦大学二十七八楼陆扬老师讲座中讲的。他说，我们看到一个地方藩镇给宦官送钱，首先想到的也是腐败。但实际的情况却可以复杂的多。他引用张固《幽闲鼓吹》，指出当时的人对于这种行为是赞许的，是一种地方节度使和宦官相处的典范。换而言之，这就是一种礼物的交换，从中还体现出对方对于唐廷权威的尊崇。但是这种当时人的观念，很快就在史料被对宦官的偏见所淹没（

陆扬“为什么需要政治史：从唐代研究得到的启示”讲座·凌乱笔记整理稿

）。

贵妃吃荔枝的事情，在一些层面上大概也是相仿的：一开始就很寻常的事情：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再另一种意义上又被赋予了道德判准——在长安吃荔枝就是一种恶，这种感情在现下的许多回答中依然可以看到。

荔枝当然最为人所知，其他特产也是如此的，比如茶。永泰大历年间（765-768），李栖筠，就是之前李德裕的祖父（好吧，我总在读同样几本书），在做常州刺史。有一天，山里的和尚就请他喝茶。一起的人中间，还有后来写了《茶经》的陆羽，陆羽说：这个茶，太好了——“芳香甘辣冠于他境，”不如送点给皇帝一起喝？既然是请皇上一起品尝，李栖筠自然说好，于是就送去一万两——众乐乐嘛。

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两件事。首先，唐及以前，人们喝茶的方法和今天我们熟悉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在陆羽的时代又有许多变化。当时有“芼茶”，就是把茶和葱姜之类的食材一起煮，煮成一种汤，不知道当时李栖筠品尝的是不是这种，但对于唐人来说，茶味“甘辣”是很正常的，今天就难以想象了。有趣的是，印第安人一开始喝咖啡的时候，也是追求“甘辣”的，我在港大通识课的时候，一个老师用印第安“古法”煮过咖啡——这味道真的是要让人跳起来，太辣了！为什么在两个不同的大陆，两种不同的饮料，口味都从辣转清了呢？

言归正传。不仅喝茶的口味在变，观念也有不同。对于李栖筠来说，尝到了什么好的东西，很自然地就觉得，“咦，送去京城给大家一起尝尝。”这是很好的事情。他想到的可能不仅是天子，还有许多在那里的贵胄，其中不乏他的朋友和前辈。

但到了后来，别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赵明诚——就是在外远游时不给他家李清照写信的那位——是北宋人，他从金石中读到了这件事情，就大发感慨。他说：

“这件事，每年搬运工就要动用两千多人。看到好吃好喝的，就给皇帝送去，那和宦官啦、宫女啦，有什么区别？人陆羽不懂事也就算了，你李栖筠是士大夫，操守到哪里去了？”

这就是全然不同的态度了。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赵明诚的这种观念不是宋时才有的。唐太宗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在拼命上贡，来给自己求得更好的仕途，真是扰民，于是他假惺惺地要求大家不要这样做。许多变化还是在细微处的。我们说上贡的主要目的，是把地方土特产送到京师。但总有一些地方官觉得隔壁家的孩子才是最好的，到处买最好的东西往京城送，这就背离了上贡的初衷了。所以唐前期三令五申的，除了超额上贡以外，主要是禁止大家买别州的东西来上贡。

在唐代的中前期，地方长官把自己的特产送到京城和大家分享，这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尤其当我们身处整个上层文化与生活之中，就如陆羽那样。据说西班牙帝国的时代，大家就会在塞维尔等着他们的大船开回来，除了收真金白银，还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好吃的——唐长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场景呢？

这里就不得不说那些很辛苦的快递小哥。

唐代长安洛阳的生活当然是无数人用自己的汗水辛勤乃至生命堆积起来的——就如所有伟大的时代一样。我们不要忘记，杨贵妃生活的时代还是一个上层与下层分野比较明晰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绝对不会希望自己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文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对于这些其实也习以为常——毕竟，我们知道的唐代作者，在当时的社会中大都处于相当上游了。

有人或许会说，从诗经到乐府，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或许是今天文学史有意经营——有关的作者会得到不少的赞誉，至少有一些时候我们不能太当真的。我想到一首法语老歌，很有名的：

Sept cent millions de chinois
Et moi, et moi, et moi
Avec ma vie, mon petit chez-moi
Mon mal de tête, mon point au foie
J'y pense et puis j'oublie

他唱那七个亿的中国人——那时还只有七个亿——言下之意，他们都很苦的。然后，他还说了好多印度人、黑人之类的苦难的种群，仿佛自己要表达一种关切了。但每个小节的最后，他很真诚地承认，自己想着那些人，然后也就忘记了。很多时候那些古代文人对于劳动人民的关怀也有这样的意味：写的时候想着，回到自己的家，甚至精致的园林，也就忘记了。

当然，总有一些人更好的作者，也会因为一些契机，而形成一些富于颠覆性的思潮。由此，他们会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处的整个上层社会。

从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洛阳的士人就开始怀疑自己所消受的那种文化世界，开始意思到他们非但不足以致使天下太平，还让许多人流离失所。其实，我们熟悉的《卖炭翁》等等，都属于一场文化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集体地反思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打个不靠谱的比方，譬如今天，经济稳定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歌颂自由贸易，信仰一种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理念。但是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经济的危机，人们又开始怀疑这些，重新开始讨论再分配啦、社会正义之类的主题。这时，我们认为，我们固有的观念中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我们误解了早先的思想遗产。

这样的背景下，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新乐府运动，也有了我们很熟悉的诗句：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两千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宣城太守当然是知道的，他与作者只是属于两种观念的世界。从宣城太守的角度看，唐代宫廷所维系的精致生活是当然的，这是整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本身是值得维系的——而自己在其中寻求晋身，自然无可厚非。而诗的作者开始对这样的秩序提出道德的批判——这样的“衣”吃人的社会，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正在腐化整个权力世界，这必须在整体上加以改变。在后者所倡导的观念世界里，千里迢迢给贵妃送荔枝，这样的事情实在是罪大恶极了。

关于货物的运送，还有一点值得展开。

苏轼对杨贵妃的批评，还有之前赵明诚对李栖筠的批评，其实关键并不在于唐代的贵胄们爱吃、花费大——尤其苏轼自己就舍得花钱吃好吃。关键在于获得这些食物的渠道。他们觉得地方向中央输送特供是不好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设置各种驿站，然后把物资弄上来，这就是扰民。相反，如果在市场上买，就没问题了。这种观念在欧阳修的诗里也许也有直接的反应。他有一首《初食车螯》，就是吃了一种南方的蛤蜊，他觉得现在四海升平，和五代不同了，货物可以自由得流通，这多好！

这种观念其实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首先，那些开封市场上真的卖车螯的小贩未必会觉得自己比唐代驿站里的小吏幸福——后者是有国家编制的……

当然，这是玩笑。

关键是，初唐的时候，并没有北宋时那样的全国市场，要在长安获得物资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渠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特产的直接输送，并没有后世那样的道德警惕。由此，人们也并不认为物资的上贡乃至进奉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上贡和进奉是不同的，前者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缴纳实物，后者是作为地方官员以个人名义向作为个人的皇帝赠送礼物——上文中，合起来都称为“上供”）。尤其，当时社会中贸易往往是在较小范围进行的，长距离的物资征集其实可以促进贸易的发展。

然而，但安史以后，由于原有地方财政的解体，上供便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角力点，其政治意义也随之转变。通过进奉地方物产，贿赂天子以及宦官或权臣，成为藩镇为自己牟利的主要渠道，自然也成为当时文人批评的对象。而随着运河市场体系的逐步形成，九世纪开始，人们也渐渐习惯以市场为媒介，长距离获得物资。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对于欧阳修、苏轼、赵明诚来说，不需要这些，也可以享用四方的珍馐了。他们自然可以批评唐代的贵胄，动用行政手段，满足一己私欲。但他们是否想过，对于300年前的唐人而言，以开封为中心的便捷市场是不存在的。是驿站与上供，而不是市场，维系起整个帝国的物资交换。换而言之，在没有成熟的全国市场之前，物资的流动是遵循别一种逻辑的。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本来，能吃到四方的特产是承平时代首都的基本特点之一，这预示这个时代是和平的，交通是畅通的，皇权可以达到帝国的各个角落。享用四方的美味，也是这样的时代里上层人物基本的旨趣与平常的生活。杨贵妃只是其中之一。然而，随着玄宗的失败，随着文人反思的逐渐展开，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许多过去看来寻常的事情——譬如方物的上供与宫廷的精致饮食——都被重新审视，赋予新的判断。新的道德观念或许是通往一个更加正义而美好的世界的开始，或许不是，但无论如何，都是对于之前的观念世界的遮蔽，在我们看来仿佛杨贵妃一开始就是奢侈而堕落的典范了。

大体如此。

但这样说的话，仿佛对女人的苛责，只是在唐代或古代才有的事情。当然不是这样。

首先外国也是。人家玛丽王后其实从来都没有说过——“没面包的话，为什么不吃点心？”其实，奢华的生活是她作为法国王后必须要维系的，而背后的文化优越性真是法国王家统治的基石之一。但恰恰因为她无法真正地融入法国异常复杂的上层文化，才使她的人望日益堪忧。当对女人的偏见与对外国人的偏见也即民族主义合流的时候，她就被送上断头台了——其实人家本来就是奥地利人，出事了回个家有什么不对的。

说来，人们总是习惯将男性的成功归因于他自己，失败归因于他的女人。根本上说还是对女性的物化，把她们看做男性政治行为者的玩物。然而，今天依然是如此的。我记得知乎有一个问题，说早结婚会不会影响男人的前途，后来李开复先生大笔一挥，自己二十岁出头就结了——于是没有人响了。大概也只有对财富的痴迷可以瞬间压垮对女性的偏见。

对比李开复和李隆基，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切实的道理了——其实也是我一开始要说的：

如果你爱自己的女人，你就不能在世俗意义上失败；
一旦你失败了，两人间所有的温存，都会化成女人的罪愆——
至少，在你能颠覆这个男权社会之前，就是这样的。

duanmuyi_ 网友的相关建议:

放一个真正专业、质量碾压知乎日报平均水平的答案，看看在贵乎可以多久被发掘出来。

楼主问的问题，其实每一条单独展开都可以写一篇文章。贵乎最高票答案也太散漫不得法了，这里我囫囵说个大概。楼主想了解的，其实需要两个答案：一，贵妃的荔枝；二，贵妃的形象（附上我在澎湃“私家历史”发的一篇历史小科普）。

来，直接上干货。

===========先来讲贵妃的荔枝====================

已经有回答者提到了，著名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未必可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认为根据唐代可信的一手资料，唐明皇和杨贵妃可能夏季都不一定同在一起：“杜牧、袁郊之说，皆承讹因俗而来，何可信从？”所以杜牧诗不用太当真——当然也有人掐陈寅恪这条的，此处不赘言，直接入正题吧。

一、杨贵妃吃的荔枝哪里来的。

唐代贡籍么一共两大体系，期间还不停在变化修正，产地也经常变化，不罗嗦。一般认为，贵妃的荔枝主要有两种可能，1是岭南，2是巴蜀。

1、岭南说。

这有各种史料证明。杨贵妃同时期的诗人有作品为证，比如诗史杜甫有“忆昔南海使，奔腾进荔支”（《病桔》），“炎方每续朱樱献，皆是岭南贡荔枝”（《解闷）》。鲍防有《杂感诗》：“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皆从林邑山。”

《唐国史补》也可为证明：“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意思是说杨贵妃小时候就喜欢荔枝，后来发现岭南的荔枝比家乡蜀地要好，每年都要岭南进贡。

宋人的《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遵从岭南说。

2、巴蜀说。

《新唐书》写贵妃吃的都是新鲜荔枝：“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但是我们都知道，荔枝很容易坏。岭南毕竟遥远，白居易在《荔枝图序》说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大家讨论问题都爱引用这条作为证明，毕竟呢，当时正常的行旅一般都要几个月，怎可能保鲜？

因此从宋代起较多认为是巴蜀来的，那时候忠州涪州都产荔枝，差不多就是现在重庆涪陵那边。具体要参考一下历史上四川荔枝的种植和分布了（我懒得查）。史料如下：

蔡襄《荔枝谱》：“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

苏轼《荔枝叹》: “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

《舆地纪胜》写涪州荔枝：“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

《碧鸡漫志》卷四：“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

这个说法的支持者也很多。历史学家严耕望《天宝荔枝道》认为岭南荔枝是托了张九龄的大名才走红的，贵妃只不过在跟风。杜文玉《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认为是岭南人高力士给贵妃打的这个小广告。

但是唐代只有一条史料是支持巴蜀向长安进攻的荔枝。《元氏长庆集》卷三九《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臣伏见元和十四年，先皇帝特诏荆南令贡荔枝。”也没说清楚是不是新鲜荔枝，可能是加工的荔枝。

二、贵妃的荔枝怎么保鲜。

唐代没有相关史料，快宋代才有讲荔枝保鲜的史料。不过保鲜的手段也不过就是这样了。参考一下。

1、短途运输荔枝的话，放在容器里密封保存。连枝叶一起保存时间会更长。

《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支》：“有客来山中，云附泸南信。开门得君书，欢喜失鄙吝。筠籢包荔子，四角俱封印。……相煎求拆观，颗颗红且润。”筠籢是竹子做的一种容器。

范成大的《吴船录》也有写：“试取数百颗贮以大合，密封之。”

2、长途运输荔枝的话，就选小棵的荔枝盆栽整棵运输。

宋代的蔡京做过这样的事情，走海路把荔枝长途运到汴京。《三山志》卷三九：“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

这个比较贵，所以乾隆都不敢敞开肚子吃荔枝。

3、也可以摘下来后把荔枝连枝带叶嫁接在别的植物上一起运输。

这个比较晚了，明代朱权《臞仙神隐》讲把熟荔枝插在截断的芭蕉上。这样荔枝摘下来后还可以再长熟一点。

徐勃《荔枝谱》则是嫁接在鲜竹上，再密封：“乡人常选鲜红者，于林中择巨竹凿开一穴，置荔节中，仍以竹箨裹泥封固其隙，藉竹生气滋润，可藏至冬春，色香不变。”

三、贵妃的荔枝怎么运输。

汉武帝破南越后，爱上了荔枝，想移植没成功。“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三辅黄图》），偶尔有个别奇行种，硬是活了，也不结果子。不小心又养死，会被杀头。（“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不复茂矣。”）

飞邮穿荔枝，这事情汉武帝也干过，累死了不少人。“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谢承《后汉书》里也讲过这事，所以也不是杨贵妃的独创。这个事情太劳民伤财，后来《太平御览》里面晋代进贡用的是“煎荔枝”，也就是加工的干荔枝。

汉代的荔枝是岭南来的。有专门的驿送制度，“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后汉书》卷四）。一般三五十里才有一个驿站，但是送荔枝的这个驿站，是每十里一个大站，每五里一个小站。这样可以不停换马，冲刺前进，和时间竞赛的场面也很惨烈，要死不少人。（“奔腾阻险，死者继路。”）

杜文玉估计，从岭南到长安，大概最快要11天。辅助以上面一些保鲜的方法，是可以凑不要脸地吃上鲜荔枝的。

严耕望认为产地在巴蜀，他根据宋代史料考证，贵妃的荔枝路途从巴蜀到长安，大约两千里左右，3-7日到长安。所依据的是《舆地纪胜》：“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涪州志》云，七日到长安，不同。”

四、一些补充和可能遗漏的地方。

历史地理这一块不是我专业了，这个问题我这里只根据了书面史料。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有相关的根据地理考证的研究，找一找肯定能解答更多。结合具体的地形演变，可以得到更准确的认识。

毕竟，荔枝道是很受瞩目的，相关研究也挺多。

============再来讲贵妃的形象====================

今天我们普通民众通过流行影视文化对贵妃形象的认知，大多是依据历史文本产生的变形。比如她和安禄山被津津乐道描述得近乎荒诞的私情，其实都只是在这些文本上的一种历史形象构建。

在这一类想象中，杨贵妃根据不同的意图，可能身材不错，也可能肥胖，可能丑恶甚至淫荡而妖邪，或者在异质文化中被解读成为爱而苦恼的美丽女子。我们的想象投射在贵妃的身上，各取所需。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我改写过的一篇旧稿子，发在澎湃“私家历史”栏目。

涨姿势：杨贵妃是如何变成胖美人的

按：胖美人=杨贵妃，“环肥燕瘦”的说法是如此深入人心，然而历史上的杨贵妃真的是胖子吗？其实，一共有三个版本的杨贵妃形象：瘦贵妃、胖贵妃和不胖不瘦的贵妃（喂）。

那么，杨贵妃究竟是胖是瘦？这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的文人们对贵妃的态度。

（一）贵妃表示我不服

实际上，正式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具体记载杨贵妃的实际容貌。五代人和宋人所修的《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杨贵妃传”中也只是用“姿色冠代”“资质丰艳”等语焉不详的词汇来描绘。“丰艳”的“丰”容易被误认为是在描述一个胖美人，但是考虑到《旧唐书》已经是后晋（936-943）刘昫等人撰写并且宋人还进行了修订，他们不可能穿越回唐玄宗时期见到贵妃，而唐代文人们并无一词言贵妃之“丰”。唐人以肥为美的说法，在后来的五代和宋代提得较多。

↑中国演员扮演杨贵妃一般是需要演员增肥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不是唐代，传统对美女的标准差不多就是“高白美”三个字：高，身材要修长；白，皮肤要白皙；美，脸蛋要姣好。李德裕《柳氏旧闻》里，正宠爱着杨贵妃的唐玄宗给太子选妃，明确提出了标准必须是“细长洁白”的女性，“细长洁白”对应着高和白，正符合汉代选美标准：“汉法八月选女，必身长合度，长白即美德。”风流天子玄宗的审美恐怕并没有异于前朝君主。而且再怎么讲，杨贵妃也是个擅长歌舞的女性，大约并不至于肥胖。

真正描写贵妃容貌的主力军，还是文人们。

其中对贵妃容貌最有发言权的文人，是李白。比起大部分同时代文人要靠脑补来描绘贵妃，李白可是近距离见过贵妃的人，并留下了《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为证，特别是《清平调词》三首，乃唐玄宗和贵妃在宫中观赏牡丹花时令李白写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诗人的句子美则美矣，却狡猾地回避了对贵妃的任何描述，这种漂浮在空中的虚写的美，好像换成任何一个大美女都行得通。

↑让贵妃磨墨、力士穿鞋的李白，写诗措辞居然这么小心。

同时代的杜甫要朴实得多，一首《丽人行》，实打实地工笔描绘了贵妃等一群美女的容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杜甫毕竟是被“命待制集贤院，召试文章”的人，很可能亲见过贵妃。“诗史”杜甫版本的杨贵妃，是个身材匀称、不胖不瘦，而且有着细腻肌肤的美人儿。

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已香消玉殒，但是贵妃美人图狠狠地火了起来。

其中，以长安人周昉的美人图最为盛名，这是个善于把一切贵妇人统统画成胖美人的画家，在把女人画成胖子这件事情上他简直是唐代的鲁本斯。《陕西通志》称他“作士女多为秾丽丰肥之态”。

由于之前的中国传统绘画里并没有以肥为美的传统，《宣和画谱》不客气地评价“世谓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蔽（弊）”，对周昉的画风并不赞赏，并总结原因为“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一是因为贵妇人自然应该有贵态，丰厚的家底要在丰厚的身材上彰显，二是因为地域原因，关中美女个头都比较大。或许咚的一脚，画家下笔就把少数纤弱的妇人给批量处理了。

这也是肥美人杨贵妃的最早图像版本。

↑周昉簪花美人图（局部）

诗经曰“硕人其颀”，高大修长倒也罢了，文人们会欣赏一个胖美女吗？和周昉差不多同时代的白居易和陈鸿，应该是看过大热的周昉美人图的，却并没有在下笔时传达出“以肥为美”的观念，也并没有把杨贵妃处理成胖美人。

白居易《长恨歌》写作时安史之乱已过半个世纪，他笔下的杨贵妃更多的像是文人心中的理想型女神：气质妩媚，“回眸一笑百媚生”，眉毛修长气色好，“芙蓉如面柳如眉”，腰肢纤细体态娇弱，“侍儿扶起娇无力”，皮肤细腻，“雪肤花貌参差是”。这样的杨贵妃怎么着也是个纤细娇弱的美人儿。这仍然还是古代一以贯之的主流审美观。

而以史笔见长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沿袭了杜甫诗中的“肌理细腻骨肉匀”形象，写杨贵妃“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是个不胖不瘦的气质美人；写贵妃出浴则是“既出水，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和白居易《江南遇天宝叟》里“贵妃婉转伺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颇为接近，都将贵妃处理成纤弱娇柔的女性形象，决非是胖美人。

而实际上，中国文人墨客的理想型女神，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和曹植《洛神赋》开始，基本的元素一直没太大变化，无非是樱桃小口、明眸皓齿、长颈削肩、杨柳细腰、肤色胜雪等等特质的排列组合。即使是之后几百年间的诗词戏曲如《梧桐雨》《长生殿》，只要是试图把杨贵妃描写成千古佳人的，一概都没有逃出传统的审美套路。

（二）这个世界对于胖纸的恶意

这样一个纤弱或者匀称体形的杨贵妃形象，是怎么一步步发福，变成肥美人了呢？

这要追溯到正史《旧唐书》里对杨贵妃的批判态度，它几乎奠定了历代文人抨击杨贵妃的基调。杜甫的《丽人行》和《哀江头》算是秉承正史的论调，慢慢地将女人祸国论成为主流叙事。

但一直等到五代和宋朝，特别是宋代，文人们开始密集地描写一个肥胖的杨贵妃，并把肥贵妃的历史形象就此固定下来。五代人《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不少当时宫中琐事和宫内外风情习俗，是杨妃肥胖的最早文献出处，其中称贵妃“素有肉体，至夏苦热”，“使侍儿交扇鼓风，犹挥汗不止”——贵妃不但胖，还爱出汗。

今人孟晖在《贵妃的红汗》里详细还原了杨贵妃淌下的红色的汗水。所谓“红粉知己“最早讲的正是源自杨贵妃时代，女子们往身上扑的红色粉末，汗水混合粉末一并淌下，带着香气染在了衣物上，故有“香汗淋漓”之称。本是贵族女子的寻常事，却被《开元天宝遗事》的作者视为妖异。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则直接斥此书为浅妄之书。

彼时，周昉作为曾经被唐德宗召见作画的名家，他的美人图已经深入人心；直到今天，簪花仕女图仍然是我们想象唐朝的经典符号。周昉美人图里的贵妃虽然胖，但仍然是宫廷里富贵优雅的大美人儿，宋代的文人们却把对杨贵妃作为红颜祸水的批判，投射在了画作里圆润富贵的身形上。

诋毁一个女人最快捷的方式，当然就是攻击她的身材和容貌。加上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流传之深远，文人们不讽刺一下贵妃简直显不出气节来。理学家魏了翁的《鹤山集》有一首《临江仙·约李彭州暨兄弟看荔丹有赋》曰：“人应笑太真肥。破除千古恨，须待谪仙诗。”已经非常露骨地把杨贵妃钉在了死胖子的耻辱柱上。

而苏辙有一首《周昉画美人图》：“深宫美人百不知，饮酒食肉事游嬉。……拥扇执拂知从谁，瘦者飞燕肥玉妃。”直接把杨贵妃和赵飞燕相提并论，有了“环肥燕瘦”的讲法。

作为一个胖子的杨贵妃形象，“人应笑太真肥”则渐渐被扩写成了有情节有对话的场景。待到了明清小说《隋唐演义》，在宋人《杨太真外传》的情节上益发活灵活现：

原来玄宗曾阅赵飞燕外传，见说他体态轻盈，凌风而立，常恐吹去。因对杨妃戏语道：“若汝则任其吹多少。”盖嘲其肥也。杨妃颇有肌体，故梅妃诋之为肥婢，杨妃最恨的是说他肥。

放在今天看，这个玄宗也是个毒舌男：“不比人家飞燕，贵妃你可是不管风多大都吹不走。”而曾经被玄宗宠爱却最后被打入冷宫的梅妃，痛骂杨贵妃是“肥婢”，这也是有典（段）故（子）的，根据明代彭大翼的《山塘肆考》，贵妃的弟兄杨国忠，冬日天冷时选了一批肥胖的婢妾在前面人肉挡风（“唐杨国忠冬月选婢妾肥大者列行于前，令遮风，谓之肉障”）。

古人对胖子的恶意简直要溢出纸面。

实际上很早就已经有了不少丑化或者妖魔化杨贵妃的作品，比如《新唐书》写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近服妖也”，之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元代陶宗仪《说郛》干脆把女性染红指甲这样寻常的美妆技巧给妖魔化，说杨贵妃“生而手足爪甲红，谓白鹤精也，宫中效之”。至于《红楼梦》里提到的“安禄山掷伤了贵妃乳的木瓜“，故事的形象已经近乎荒唐和淫邪了。

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古代“同人文”非常多（图片豆瓣@男科圣手王大夫，人称燕王）

简而言之，杨贵妃是不是胖子，命运主要取决于旧时文人们对杨贵妃的态度。如果是同情的态度，那么杨贵妃就是杨柳细腰的娇弱美人；如果是批判态度，杨贵妃就是在周昉美人图基础上被丑化的肥贵妃。

史家、文人和画家就这样共同参与，构建了中国文化里对杨贵妃作为胖美人的想象。

（三）杨贵妃的东瀛纯爱系形象

有趣的是，杨贵妃的故事很早就已经东传到了日本和韩国。因为并没有受到中国史书女子祸国论的影响，在东瀛的杨贵妃形象既没有被妖魔化，也没有发福成肥贵妃，倒是在“物语”的文学叙事中，成了一个为爱而困扰的美丽女子。

↑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画家高久靄崖（1796 - 1843）所作

学术界一般认为，《长恨歌》和白居易文集一起，在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7年）传入日本，差不多正好就是《长恨歌》在中国流行的年代。而杜甫和李白的杨贵妃题材作品并没有被同步过去而产生对美人的负面影响。因此，日韩文学中的杨贵妃故事，主要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为底本，作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非历史事件展开创作的。日文文学里的杨贵妃，是一个完全去政治化的存在。而韩国文学中的杨贵妃，更是成为一种描述美女时的模式化标尺。

相比中国文人对杨贵妃的批判和毒舌，日韩的传统文人们都惊人地喜爱着杨贵妃。白居易《长恨歌》的凄婉艳丽，竟无意中暗合了日本文学“物哀”的传统，因此衍生出无数创作。相思的纠结、分离的决绝、孤身的哀婉、深爱的落寞，纯爱系画风在这个文化里果然是一脉相承的。

文人们怀着异常的怜惜，甚至舍不得让杨贵妃死掉。相当多的作品比如《俊赖髓脑》《唐物语》和《今昔物语集》里，杨贵妃本就是仙人，死后只不过是回到了蓬莱仙境，正符合蓬莱在日本的传说。日本中世小说《太平记》里面的杨贵妃，则是天女化为露珠降在人世出生，有几分像《竹取物语》的赫映姬的出生。总之都是极尽美化之能事，和中国笔记体里杨贵妃或妖邪或淫乱的叙事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还有相当一些作品让贵妃在遣唐使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就这样代替中国接收了这个大美人。

比如《曾我物语》里的杨贵妃，化作了日本名古屋的热田明神。至于一个日本的神好端端为啥要跑去做中国皇帝的妃子呢？于是又衍生出了一些奇怪的情节，比如热田明神化为杨贵妃，是为了迷惑唐玄宗，让他忘记远征日本的计划，因此保住了日本。

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杨贵妃流亡到了日本，山口县大津郡因此成为“杨贵妃之乡”。女影星山口百惠2002年时甚至公开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引发热议，毕竟在东瀛印象里，杨贵妃已经是美的化身。死在马嵬坡下的贵妃，倘若得知自己有了这样一门远东亲戚，想必黄泉下也会微笑的吧。

↑山口百惠自称杨贵妃后裔

============这个旧稿嘛我觉得还可以再提高一下：）====================

匆匆写就，有不足和疏漏的地方，欢迎切磋讨论和方家指教。禁止转载。

以上，希望能相对较为全面地回答楼主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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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sen-lin-mu-si 网友的相关建议:

树个典型罢了。

古代因为进贡而劳民伤财的事情多了去了，又何止贵妃吃荔枝这一件。

引起北宋末年方腊起义的花石纲比这荔枝可严重多了。百姓家里的草木花石，一旦具有赏玩价值就奉命被贴上封条，动辄扒屋拆墙。成千上万斤的花石运往皇宫，山高路远，其中耗费的人力物力又岂是跑死几匹马的荔枝可比。

《宰相刘罗锅》中为了不让皇帝喜欢上荔浦芋头而增加百姓进贡负担以及地方鱼肉盘剥，刘墉冒着欺君之罪也要拿另一种用作洗衣的类似芋头让皇帝厌恶。历代王朝大修宫殿，把中原地区的原始森林砍了个遍也没有典型被树出来，反而是阿房宫却因为其毁灭而流传千古。

只因为这些耗费民力、刮尽民脂民膏的事情实在是太自古以来太习以为常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最广泛的传播效应，就不得不运用点媒体技巧了。

只能凭借想象去猜测绝世容颜的杨贵妃、中原腹地难以品尝到的异域水果……

食色，性也。这两者天然就带有人类难以抗拒的属性。

文人艺术加工下，原本后果没有那么严重的杨贵妃吃荔枝也就成为了反对骄奢淫逸、劳民伤财的最好的典型材料。

也许女权人士要抗议了:

荔枝进贡到皇宫，唐玄宗肯定也吃了，凭什么就拿杨贵妃说事呢？

其一，古代社会女性本来就有聚焦属性。

其二，食物题材与女性总是关系紧密的。比如《红楼梦》中的的珍馐描写都是出自女性之口，而《水浒传》中的食物大抵是“大碗好酒大口牛肉”之类的带着叛逆精神的粗野之物。

其三……嗯……其三:

谁叫女性的吃货形象也是自古以来的呢？

huang-liang-81-77 网友的相关建议:

“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这个问题下面竟然没有人提尉迟敬德吗？

著名的“三次救主”了解一下？

第一次，李世民征洛阳期间亲侦敌阵猝遇单雄信，尉迟敬德横刺之落马：

因从猎於榆窠，王世充出步骑数万来战，贼将单雄信恃其骁悍，领骑直入，以趋太宗。敬德乃跃马大呼，横刺单雄信，中之。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围，因率骑兵与王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等，获排槊兵六千人。——《册府元龟·帝王部·推诚》

第二次，河北对阵刘黑闼期间，李世民为了营救李世勣身陷重围，尉迟敬德率领敢死队破围而出：

又从讨刘黑闼于临洺，黑闼军来袭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贼，复以救之。既而黑闼众至，其军四合，敬德率壮士犯围而入，大破贼阵，太宗与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李世勣：真正的名将敢于直面最黑的黑历史，“发现我的笑容成长在你哭泣里”就是写给我的没错。）

第三次，在玄武门当天射杀了正要勒住李世民脖子的齐王元吉。

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嗯对，之后“擐甲持矛”地去“保护”李渊的也是他，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就不说了。

要说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大概就是不太符合题目中“无论兴衰”的要求，因为李世民没有给过尉迟敬德衰败的机会。

只有当唐军众将都怀疑尉迟敬德投降的诚意时，李世民会将尉迟敬德引入卧内，对他说：“大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

当尉迟敬德果真救主报恩，李世民会在战斗结束憩于古丘的间歇，对他说：“天诱我意，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

当闲来无事，李世民与玄甲军众将漫步汜水滨顺便考察敌营时，会独独对尉迟敬德说：“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

——贼见我而还，上策也。

惜字如金的史书从未记载那天天气如何，但是每次看到这句话，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一定是一个晴朗得可以奋衣而云翔，回雕戈于日光的四月天（别想多，真的是阳历四月。）

以及，当尉迟敬德回朝之后遭人构陷，被高祖李渊“下狱讯验，将杀之”，李世民会不顾自身亦处于猜忌之地，跑到高祖面前去“固谏”，终获保释。

这大概就应了那句著名的心灵鸡汤：没有人值得你为他去死，因为值得你为他去死的人是不会让你死的。

不过呢，在尉迟敬德的生平事迹中，最为传奇的不是三次救主，不是背锅逼宫，而是一场“无关生死兴衰的小事”：

王世充兄子伪代王琬，使於建德军中。乘隋主所御骏马，铠甲鲜华，出於军前。太宗眄之曰：“彼之所乘，真良马也！”敬德曰：“请往取之。”因与高甑生、梁建方两三骑直入贼军，擒琬，引其颈、持其肘以归。贼众无敢当者。——《册府元龟·将帅部·勇敢》，并《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没错就是这个虎牢关决战当天「阵前夺马」的故事。

之所以说这个故事最为传奇，是因为：

战场厮杀，是将军之职；

临危救主，是部下之命。

“阵前夺马”属于哪一种？？？

若说“两军对阵，气势为先”吧，然而先声夺人可以有无数种方式，比如窦建德派人来“请选锐士数百”先小试一个回合的时候，就可以陪他玩玩嘛！何必非要选择如此高难度如此挑战想象力的玩法？

这就好比什么呢？

最初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正值红得发紫的小甜甜布兰妮刚刚发表了《Oops I did it again》（暴露年龄系列）。其中间奏部分有一段对白是这样的：

男主：Britney，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小甜甜：哦，好漂亮……等一下，我记得那老太太不是把它给扔到海里去了吗？（冰山撞船梗，指露丝将“海洋之心”丢入海中）
男主：是的，我下去帮你找回来了。
小甜甜：Oh you shouldn't have…

当年尚不能理解歌词的我，听完之后满脑子就记住了这一个经典句型 "Oh you shouldn't have~~~"

你品，你细品。

“岂可以一马丧猛士？”——李世民如是说。

实际上心里是不是甜到爆炸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也很能理解为什么后来尉迟敬德会变得那么轴，直至在国宴上因为座次问题当着李世民的面大打出手。

天下太平已久，那一段“只要敢冲上去干仗就能牢牢占据主君身边最重要的位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李世民再也不需要尉迟敬德为他栏枪夺马了。

这对于当年主君亲口盖章“天下有我们两个人就能搞定”犹在耳畔的人来说，的确很失落吧？

好在后人并没有忘记尉迟敬德。

北宋名臣田锡在其《鄂公夺槊赋》中用一句「非太宗不能得我之死力，非我不能赴太宗之指踪」高度概括了尉迟敬德的一生。直到现在这种认知依旧是大多数历史爱好者心中对尉迟敬德的形象注解。

这是某著名直男引战论坛前几天搞的投票贴，尉迟敬德如果泉下有知，想必会非常开心。

xing-hua-chun-yu-58 网友的相关建议:

郭淮认为诸葛亮占领北原，就能断陇的结论，纯属YY。假定诸葛亮占领北原，就是下面这个局面：

诸葛亮一字排开，不但要横截南北30-40公里，还有保护从褒斜道而出的粮道
诸葛亮的东西面，都是魏军，陷入包夹之中

所以，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断陇去哪里断？

去陇右。

断陇的意义何在？

断陇，就是断绝陇道，切断陇右和关中的联系，以达到蚕食陇右的目标。

断陇的背景

源于陇右和关中平原，都在黄土高原上，而陇右地势高于关中平原，两地之间主要靠谷道联系，所以连接陇右和关中，主要就是依靠2条谷道，一是陇山道，二是陈仓渭水道。

诸葛亮曾经采取的断陇

诸葛亮在一伐时，从祁山道出兵陇右，三郡投降诸葛亮，诸葛亮派马谡守住陇山道的西口-街亭，诸葛亮本人“称兵上邽”（《曹真碑》），亲自围住陈仓渭水道的西口-上邽（郭淮驻守）。

诸葛亮五伐，在关中断陇，即使断成功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诸葛亮压根就没有派兵去陇右。

在关中断陇，周边都是敌人，要守住开阔地几十公里，才实现断陇，完全是搞笑。

所以估计郭淮这种说辞，也许是为司马懿守不住渭南，而在后世补写的开脱之词。

当初马谡驻守街亭，违背诸葛亮命令，而张郃20多天强行军700公里，击败马谡，蜀军失去陇山道西口街亭，从而导致诸葛亮一伐全局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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