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挽救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 第1页

复述一下杜希德的观点，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河北和山东地区给中央政府带来财政问题的严重性。失去两河加山东让唐廷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粮食储量、三分之二的绢帛收入、以及山东地区的盐利收入，这些税收损失，江南再富裕，都没有办法弥补回来。

在开元天宝年间，整个河北河南地区的户籍人口总共有200万，约占全国户籍的四分之一强，是帝国非常重要的税收来源。根据杜佑《通典》的记载，在749年，全国的粮食储量是960万石，河南约有225万石，河北约有210万石，河南河北地区的粮食储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毫无疑问，两河地区是帝国非常重要的粮食来源。安史之乱以及由此造成的河北和山东的割据独立，使得唐朝政府在距离首都最近的农业富饶区失去了200万户的粮食收入。河南的南部与中部原本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安史乱后，人口损失巨大，成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区域，用以保护汴河航运，以及对抗河北魏博和山东的淄青。根据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可知【适用于德宗朝的图景】，中央政府除怀州与昭义有不定期的收税收入，基本上就没有从河北和山东获得任何税收。

中晚唐的财政收入极其依赖食盐专卖，榷盐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对食盐生产中心的控制。山东、河北沿海的一些重要食盐产区，仍然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延续自春秋以来的传统，沧州、海洲、棣州与青州在唐朝缴纳的也是盐税，而非是常规的粮食税。仅在平卢一镇，每年的食盐收入就高达70万贯，相当于808年，隶属于度支司榷盐收入(150万贯）的一半，约占盐铁总收入（720万贯）的12%。自春秋以来，山东就是重要的冶金工业中心，包括制造青铜和铁器。山东有五个县是重要的铁产地，两个县是铜产地。最重要的冶金中心是兖州的莱芜县，有13个官方炼铁厂、18个官方炼铜厂、4个官方控制的铜矿，也是锡矿开采中心。河北的矿产资源相对比较贫乏，但相州的林虑有一个官方专门负责铁矿冶炼的机构。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失去了河北和山东缴纳的绢帛，对中央财政乃至于整个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河北和山东在战乱之前为唐政府贡献了三分之二的绢帛收入，玄宗末年，绢帛收入大概是740万匹。安史之乱前，绢帛在公共和私营经济中被广泛使用，作为支付大额款项最重要的中间物。尽管有明显的不便，以及金属货币的增加和白银使用频率的增加，但在公共财政领域的广泛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绢帛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和货币媒介。唐代铜钱货币的作用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铜钱既贵重又不方便，1000文铜钱的重量是8.5斤，而一匹绢的重量是918g【一匹绢的价格一般为800文】，因此在商品交易中，使用铜钱交易是非常不方便的。钱在唐代更多的还是发挥估价作用，绢帛栗米等实物货币发挥的作用更大，比如一斗米估价50文，一匹绢估价800文，我如果买8斗米，不是直接给买家400文钱，而是给买家半匹绢。钱很多时候都是观念上的钱（或称之为虚拟货币），用来衡量商品价值，结算的时候还是使用绢帛栗米等轻货。

战乱之后，政府不能够获取大量的绢帛收入，不再试图操纵绢帛价格，从而试图保持绢帛作为货币媒介的稳定价值。由于这个受到密切管制、商品价格定期固定的官方市场的崩溃和最终放弃，这种价格不稳定趋势导向恶化。德宗继位后，因为实施两税法导致绢帛价格飞涨，两税法的诸多不良影响都是因为绢帛价格不稳定造成的。比如建中时期实行两税法以钱定税额，建中初年定两税的时候，一匹绢值3200文，百姓缴纳3匹就够了。贞元八年的时候，绢的价格下降了一倍即1600文，百姓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需要缴纳6匹才行……更夸张的是元和时期绢的价格跌倒了800文，在不提高税率的情况下，百姓的负担凭空增加了4倍，两税法之所以成为割韭菜的大杀器，就是因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绢帛价格不稳定，从代宗大历年间的4000文下跌到宪宗元和时期的800文。

赖瑞和认为“以钱数来定额估税，以谷物来结账，农民所交的粟数量，会随着时估价上下浮动，并不固定，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两税法最初也以钱数定税额，但数年后，布帛的时估价大跌，造成农民须缴更多的布帛，所以引发大问题。从这里可看出，唐以钱数定税额，对官府比较有利。可以保障官府的税收免受物价起落的影响，这风险转嫁到了纳税人农民身上。”

失去了河北山东地区的绢帛收入，迫使政府越来越依赖铜钱作为主要的会计媒介。代宗时期的附加税青苗钱、户税、两税法等，都是以现金为基础的会计。这一转变与以现金为基础的会计与公共财政制度转变不谋而合，当然也有助于加快以货币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取代唐代之前的混合经济。另一方面，两税法实施后的事情清楚地表明，这一变化为时过早，因为晚唐时的货币仍然非常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和铜矿资源的长期短缺，货币的不稳定性更为严重，因为虽然税率是以现金而非商品来固定的，但大多数税款仍然是以商品来缴纳的，税率要么按实际市场价，要么按传统固定的会计价值换算成商品。唐朝政府完全无力控制随之而来的极端物价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