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国后，邻国如何对待逃亡的明遗民？ 第1页

与前代不同，明亡后，有不少明遗民远避海外，寻求救国报施之道。或往日本乞师、传道；或赴朝鲜辅助国王，扶植尊周思明的理念，崇祀明朝皇帝，以报君王；或随南明前往越南，加入越南反清势力。他们散居整个东亚世界，形成明代遗民一个显著特色。

前往朝鲜的明遗民为数不少，他们或为抗倭援朝战争东征之明朝将领，战后滞留朝鲜；或为万历朝鲜之役时期东征将领的后代，明亡后浮海东去；或随凤林大君前往朝鲜；或出海不顺，遇风漂到朝鲜。

根据他们赴朝鲜之路程及其身份，遗民大体可分为三类：明东征将士及其后裔、随凤林大君前往朝鲜的九义士及其后代、随风漂流到朝鲜的漂流人。

一、明东征将士及其后裔

1、明亡之前，原为壬辰将领而滞居朝鲜者及其后裔

1592年和1597年两次倭乱，明朝先后出兵23万人，出白银583万两，运饷费300余万以给军，“凡七岁然后乃定，肆我君臣父子夫妇，其盛德至泽，何可忘也”。

明朝出兵拯救朝鲜于水火，再造藩邦，是令朝鲜思明最直接的动因。虽然战争结束后，明军奉命全部撤回，但仍有少数人滞留朝鲜不归，以伤病为主。同时东征之际，明朝将领与朝鲜女子所生的子女亦多留居朝鲜。

明朝灭亡以后，又有一部分明朝东征将士后代想方设法到了朝鲜，他们构成了朝鲜社会-一个非常特殊的遗民群体。由于他们本人或其先辈们被视作朝鲜“再造”的功臣，朝鲜王朝对这个群体一直非常关注。

壬辰朝鲜战争结束后，留居朝鲜的明朝将领，以施文用和徐鹤为最具代表性人物，他们在居屋后山上筑一坛，每月朔望北向朝拜，“又画浙江山水于一小屏，以寓越鸟之恋，州人号其洞曰大明”，而朝鲜人亦把他们当做明朝人看待，甚至将其所居之洞号曰“大明”，以示尊敬。

朝鲜宣祖拜施文用为佥知中枢，并食俸禄，使其衣食无忧。

明朝灭亡以后，这些人大多仍以明朝人自居，如徐鹤语其子孙曰：“汝曹勿复从事于举业，虽未编户之役，能免左衽之辱，亦复何恨。”他们始终认同明朝，并嘱咐子孙认同明朝，勿事举业，以免受“左衽之辱”。

徐鹤死后，其子孙贫困无业，且失家乘族谱，无以自达于朝鲜王廷，朝鲜思恤之恩典亦不及受。好在知州吴庆元亲赴其居所看望他们，置守坛二户，并免其子孙徭役。

这些人始终以明朝人的身份传示后代，后代也始终以“皇朝人子孙”引为自豪。对明朝的认同感成为其世代相传的家风。

在整个明代遗民群体中，原为壬辰将领而滞居朝鲜者，毕者极为少数。现在这类人的后代居于韩国者亦不少。

下表列出了1985年时这批人的后代在韩国的人数，不少人直至如今依然认同明朝遗民的身份。东征将领战争期间与朝鲜女子结婚，生下的子女，亦多留居朝鲜。

2、明亡之后，东征将领后代赴朝鲜者及其后裔

明亡之后，亦有一些东征将领的后代，沿着其父祖足迹，又回到朝鲜。这些壬辰将领的后代又构成一个群体。 现依有关资料，将相关的人物及其后代列表如次: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其一，他们都是明朝东征将领的后代，避地东来，皆是“义不剃发”，以求保持明朝义节。或是在辽东战场上，因明军失利而逃往朝鲜；或是明朝灭亡以后，从南方浮 海以来。

《 东征将相遗后录》曰：

中国之人来居东土者甚多，初则万历壬辰、丁酉间征倭时，天朝诸将多娶于东邦，或有子女，不能率归，仍为东人多矣。万经理世德之孙居于平壤，千中军志中之孙居于清州，彭参将友德之孙居于东莱，彭游击信古之孙居于醴泉，千运粮万里留居明川，盖取明字之意也...逮至崇祯甲申，建虏入据中原，天下举将左衽，当此时不欲染彼胡俗，志士避地东来，其数甚多，或由陆渡氵贝，或浮海而东。

或许因为其父祖的关系，东征将士后代不少选择前往朝鲜上表反映其概略情形。而在这一群体中，以李成梁的子孙们和石星的后代最受人注目。

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梅等皆为东征时的名将。壬辰战争初期，李如松为提督，李如梅、李如柏为总兵。据朝鲜史料载，他们的后代有许多留居朝鲜，历代国王都相当重视其后代。

肃宗三十年(1704)六月，闵镇厚即提出当抚恤其后人李成龙，曰：“众孙中一人随才录用，则似有光于树风声之政矣。”李成龙是李如梅之孙子，萨尔浒战时是刘鋌部属，战败后逃往朝鲜，后娶妻生子，其子李翻中武科，但其孙李葂则孤贫。

英祖时，江华留守上疏曰：“东栽子葂以宗孙少孤贫贱，见方流落于本府甲串津边，虽因诸臣之建白，连有录用之命，而到今饥寒切骨，若使此人俄死此土，则将何以有辞于天下后世哉？臣愿圣明念其先烈，亟施特恩，以光先朝大报之义。”

李如松的后代有一部分是在朝鲜时所生的，东征期间，他娶了奉化琴氏，生子名天忠，留居东土。正祖二十四年(1800)，李如松后代李熙章登武科，官至长兴府使、通训大夫。

正祖特下教曰：“武科前宣传官李熙章，提督忠烈公之后也。提督东来时，特聘我国士族之女，生丈夫子，仍留东土，为熙章之所自出。而流落海陬且数百年，始有科名，岂不奇哉!”这构成了李如松后代重要的一支，有一半朝鲜人的血统。

而李如松留居明朝的后代中，若李应仁则是自明朝逃往朝鲜的。明朝灭亡时，李应仁27岁，义不剃发，遂逃至朝鲜。

另外，据朝鲜传说，被朝鲜视为壬辰再造之恩的救星的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有两支后代在朝鲜生存繁衍。

其二，虽居朝鲜，但始终保持明朝人身份，时常思怀故国。

比如康世爵，居会宁，乃为清朝开市之地。康世爵以戴天为痛，平生不与清人接触。一邑宰尝与之贝缨，世爵辞曰：“我华人也，冠帻不戴笠，何以缨为！”

李应仁则终身不出门，言语不改华音，“每值崇祯皇帝讳日，辄上屋后山巅，西向恸哭终日”。朝鲜赐其官职，不赴。以为“国破君亡，何以官为”。

二、九义士及其后代

在朝鲜王朝明遗民之中，直接参与祭祀明朝皇帝活动的则是九义士及其后裔们。

崇德二年( 1637)，凤林大君与昭显世子为人质，质居沈阳。有九位明朝人为凤林大君质馆下人，而凤林大君有大志，顺治二年( 1645年)回归之际，就将九人带回朝鲜，后人称“九义士”。

后来凤林大君即位，为孝宗大王，积极谋划北伐大计，九义士亦积极参与。但迫于清朝的压力，北伐大计最终未能付诸行动。

随着孝宗崩逝，北伐大计也成为泡影。而九义士及其后裔们遂成为朝鲜王朝讲求尊周思明，设坛崇祀明朝皇帝的守坛官员，后来竟成其世袭职业。朝宗岩亦渐渐变成以九义士后裔为中心的祀明圣地。

先列表看看九义士的有关情况。

上表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他们都是被清人从各地俘获送往沈阳的。

九人中除黄功和郑先甲为进土外，其他的都没有功名，路明朝政府关系并不密切，属于明朝的中下层人士。也许正因此，他们就被分派为质居沈阳凤林大君的管下。事实上，他们是凤林大君在沈阳时的下人，当凤林大君放归时，他们才有可能跟随凤林大君一同赴朝鲜。

其二，虽然他们在明朝并非显官要职，也非出生于明朝官宦之家，但是对明朝确有满腔怀念之情。

王以文“自以国破家亡，居常愀然”。甲申(1644)春，“闻京师不守，帝殉社稷，以文日夜号哭，却食者屡日，及清虏如燕，天下薙发，以文决意东来”。

京师陷日，冯三仕“日夜忧愤"。清军围攻县城时，王美承对县中士民说：“吾与汝俱以大明之臣子，祸变至此，宁可束手待死乎？此正我辈报国之秋也。’ 遂组织百姓抵抗，城陷被俘。

黄功闻知 京师陷落，“日夜恸哭病笃”。他们先后被俘后，被陆续送往辽东，后为凤林大君管下。当凤林大君东还之际，遂与凤林大君一同东来，以图实现恢复明朝之志。

其三，与其他遗民相比，由于他们与凤林大君的关系，他们东去朝鲜后，就更容易参与朝鲜的尊周思明的活动。

以黄功为例，凤林大君东还之际，开始并未带同黄功前往。据说黄功出送馆外十余里，呼天恸哭，引刀自刎。凤林大君夺其刀，要他再送至辽东， 黄功拜诀曰：“国破家亡， 苟延视息者，惟望中原之恢复矣，至此路穷，不死何待！”凤林大君执其手而耳语之，并赐手札。告知其志在恢复明朝，以报君父之仇。功立即日:“诚如此，当为前驱。”黄功赋诗曰：

万岁山烽血泪中，金陵佳气一时空。

此生不死将何适，扶植王春鲽域东。

凤林大君归国不久，昭显世子和仁祖国王相继去世，他继位为国王，即孝宗。孝宗试图有所作为，有北伐之志，但天不与寿，在位十年即崩，北伐大计就此破灭。

但九义士及其后裔们在朝鲜王朝历史中却并未就此消亡，他们世代都与朝鲜崇祀明朝皇帝的活动联系在起，以致其后代成为崇把明朝皇帝的专职人员。

但亦有另外一说，据黄功对丁未(1667年)漂到朝鲜之95名台湾郑氏官商林寅观等说：“流寇破毁北京， 东国先王与清国来讨我来，清国即着出送，至此二十余年，家乡信息半字未闻，幸得尔今到此，可知南方平乱志世界。”可知， 是孝宗亲自把黄功要过来的。所谓前往东国，为了反清复明之愿望，或许也只是一种后人的编造。

三、明末清初逃人和漂流民

此外，在明末清初之际，除以上提到的两部分人留居朝鲜外亦有许多逃人和漂流民。逃人问题，曾经是清朝与朝鲜极力交涉的问题。明末从辽东逃往朝鲜的人数以万计。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月后，镇江等地辽东汉民逃入朝鲜者达十数万。

天启元年(1621)，后金陷辽阳、沈阳，辽民经镇江逃往朝鲜者，达两万之众。

以后岁月中，逃人不断，对于逃人，清朝多次与朝鲜交涉，要求朝鲜遣返逃人，但朝鲜总是阳奉阴违，不予理睬。被遣还者极为有限，大部分得以留居下来，但由于没有特别的关注，大部分逃人没有史料加以说明，在朝鲜历史上，只是与壬辰战争将领相关者，才引起注意，故而大部分无法讨论。

不过他们在朝鲜的尊周思明中，也鲜能有所作为的，故大多略去不谈。而从海路漂往朝鲜，尤其是山东半岛等靠近朝鲜半岛等地的居民亦不少。

《增补文献备考》曰:“中国有乱， 则来避于我东者....可胜数，而多由登州。盖中国之登州成山，最深人渤海之东，我东之长渊亦是深入渤海之西，其间相近，而白翎岛又在长渊之西海中，故登州渔采者多由白翎来往也。”相信不少人漂到朝鲜，如登州府之金长生、韩登科、刘太山。崇祯七年(1634)春，在海上捕鱼，遇风漂到朝鲜平安道宜川郡南界，遂在朝鲜留居下来。

而遇风漂流到朝鲜的南方官商，明清之际，多为郑成功官商，其命运则大多不济，被送往清朝处死，不太可能留居朝鲜。

因而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历程中，明朝遗民参与者，即是以上所讨论的两部分人为主，他们参与崇祀明朝活动，主要有两类：一为大报坛的陪祀人员。二是主持朝宗岩的崇祀活动。

四、朝鲜尊周与对明遗民后裔的优待

朝鲜王朝关心明遗民后裔生活，照顾遗民后裔，亦成为朝鲜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

朝鲜王朝实行严格的社会身份制度，两班、中庶、良人、贱人构成朝鲜社会的四种等级，等级森严。两班为贵族统治阶层，而统治阶层基层乡吏之类，被视作中人，两班家族中妾生子女，被称为庶孽，与嫡妻所生子女有严格的界限。

两班为上层统治阶级，中庶为下层统治阶层，一般平民则分良人和贱人。各个等级之间，权利与义务相差甚远。

而来自明朝的遗民及其后裔，作为一个外来的群体，在这种实行严格身份制度的朝鲜王朝社会中，又是如何生存和被接纳的呢？

在朝鲜王朝全民上下尊周思明的氛围下，明遗民及其后裔一度受到普遍的关注。有权参加科举，这是两班子弟独享的特权。

英祖四十年(1764)，为明遗民及其后裔专门设置忠良科，以供其参与科考。虽然只是特设的忠良科，但显示出朝鲜王朝是以积极的心态和优待的政策，来对待明遗民及其后裔的。

前文已讨论过，在朝鲜的明遗民中主要有两类人：王辰战争东征将领之后代与部分滞留朝鲜的将领及其后代，随凤林大君东去之九义士及其后裔，是朝鲜王朝关注的重心。

应当说明的是，由于重视社会身份，明遗民东去之后，始终被称为“皇朝人”，其后代被 称为“皇朝人子孙”。与另部分所谓 “向化人”则有不同。

正祖年间曾对当时混同“皇朝人”与“向化人”，提出纠正。《朝鲜正祖实录》称：

近来名教日晦，事有关于《春秋》大义，为官长者，不识扶植之方，其害及于无告之向化村，岂非寒心之甚乎？皇朝人之流寓我国者，名之以“向化”，极不成说。诸凡文书，饬其勿复袭用“向化”二字。湖南则尚今称之，可谓贸贸，此后以“皇朝人村”改称。京外所在帐籍邑志，依此厘正。

可见，当时向化人和“皇朝人”有根本的区别。向化人即是归化人，而皇朝人则只是明遗民后裔。所谓“向化人”，亦是华人。

《朝鲜肃宗实录》言：“所谓向化人者，古昔华人之漂到我地，因为我民者也。入我地，作我民，不知几百年，而每称向化。”并不包括其他的日本、琉球人。明遗民后代则始终称之为皇朝人。

朝鲜优待“皇朝人子孙”，对于向化人则无优待。

肃宗年间曾有大臣建议向向化人征税，日：“水业者、 农作者，并无身役。宜使其所居官考其帐籍，限其年代，在浦边者充水军，在陆地者定陆军，则可得数万精兵，而少有补于物故之代矣。”

故而对于当时有人将“皇朝人”混同向化人，正祖特下教禁止。因此皇朝人身份可以使之享有较向化人高的社会地位，有免除徭役的特权。

在朝鲜王朝历史上，国王越重视尊周思明的理念，明遗民后裔的社会地位也就越得以凸显。

根据相关的背景及材料， 将其分成三个时期，来分析朝鲜王朝对待明遗民及其后裔的政策：仁宗到显宗时期，肃宗到英祖时期，正祖以后。

由于形势的不同，三个时期各具不同的特点。

(一)仁祖到显宗时期

仁祖到显宗时期，清韩关系处于微妙的磨合期，而以孝宗为代表的“北伐”意识主导着朝鲜的决策者，同时也是明遗民东来朝鲜之时期。

仁祖年间，明清更替，不少汉人东逃朝鲜，由于华夷思想与义理观的影响，朝鲜对清朝始终不予配合，清朝屡屡要求朝鲜刷还逃人，朝鲜总是阳奉阴违，不少逃人就此留居下来，而当获知逃人为壬辰战争明朝东征将领之后，则更加保护，甚至赠官褒扬。

在这阶段，凤林大君带同九义士前来朝鲜，九义士倍受重视。被安排于凤林大君馆舍附近居住。“大君新升储位，命筑诸公室于朝阳楼(孝庙潜邸)之南墙外，厚赐衣食之资。”

孝宗继位后，则将九义士拨归宫中内需司管理，并提供其衣食之资。九义士参与谋划“北伐”之事，冯三仕上书孝宗日：“大王决意北征，则臣等执殳前驱，死当一面，而王军之师，孰敢不从！愿大王修仁行义，缮兵养士，以励薪胆之志，兴复皇室，则东方之大义，与日月争光矣。”其他诸君亦与焉，但终不果。

孝宗殁后，北伐之事遂消亡。自九义士东来时，卜居于孝宗潜邸之南墙外， 以后其世代即居此地。“诸公先后没世， 子孙仍籍焉。国人称其居日皇朝人村。”

九义士东去之后与朝鲜女子通婚，但其后代仍然居于祖先来时所卜之地，即汉城于义洞，朝鲜人称其居地为皇朝人村。以后九义士后裔就世代居于此地，永保其“皇朝人”身份。身份世代不变，正是身份等级社会的特色，而他们得以保持此身份，是其受到重视之表征。

这阶段是朝鲜慢慢适应清朝藩国角色的时期，在思明反清的历程中找寻着适当的位置，虽然“北伐”一度主宰着孝宗的思想， 但最终也不过是一场空想，未有行动。而朝鲜对前来的明遗民给予优待，给赐官职田地，或寄予厚望，成为北伐清朝的先锋。

显宗八年 (康熙六年，1667) ，台湾郑氏官商林寅观等95人前往日本，遇风漂到济州，朝鲜王朝派黄功前往劝说，帮助遣返这批漂流人，林寅观等被送往辽东，却全被清朝处死。

朝鲜王朝儒林对此大加批评，以为不当送往清朝，以致正祖时期为这些人设坛祭祀，对于此事件的处理，也纳入朝鲜的尊周思明活动中了。

(二)肃宗到英祖时期

肃宗时期，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来又平定了台湾郑氏政权，稳定了全国，朝鲜从现实中已感觉到反清复明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们仍然坚信“胡无百年”之运，但不得不采取比较现实的对策。对清采取谨慎事之的态度，对明朝则开始于礼节上的祭祀活动。在思想上则大讲尊周思明、尊王攘夷的理念，以期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平衡。

对皇朝人子孙则更多地从职业上、生活上给子关注，同时开始设立忠良科，企图以科举吸纳皇朝人后裔。

1、赐给衣资财物

在朝鲜王朝史上，肃宗元年(1675)闰五月，首次出现明遗民请求朝鲜赐给衣资。

大明人韩登科以年八十，刘太山、金长生以年逾六十，生活困苦，请求酌给衣资。韩登科等三人原为登州渔民，因风漯到朝鲜而留居下来，肃宗两次允赐衣食之资。由此开始关注遗民及其后代的生活状况，同时对斥和诸臣后裔家属及朝鲜忠臣子孙亦一体优恤。

英祖时期，每每在举行大报坛祭祀完后，召见明朝人后裔子孙，或赐物，或试射，或面授官职。

如三十年(1754)三月，英祖御明政殿，召见皇朝人子孙，亲询姓名，赐馔，命户曹给米，令军门调用。翌日，御春塘台试射，依次施赏，已命户曹各给米五斗。

英祖四十九年(1773)闰三月，英祖又接见皇朝人子孙，“御隆武堂试射，皇朝人子孙或赐第，或加资，或赐马，赐弓矢，其余儿弱赐米，未婚者令该厅助给婚需”。这是一次典型的优待皇朝人子孙的事例。

同时，英祖亦蠲免皇朝人子孙的徭役。

英祖三十年(1754)，下诏曰：“皇朝人楚、田、潘三姓，世世免役。楚海昌孙特为免贱，李萱令军门调用。向化人成册，不可不一番厘正。令礼曹、汉城府考帐籍，卞真伪，精抄成案，名曰《华人录》，一件 藏礼曹，一件藏本道，永勿征布。”令汉城府调查华人情况，造册登录，名为《华人录》，并免华人徭役，永不征求。

英祖三十四年(1758)又颁布：“命皇明人子孙勿充军役， 其身役纸束亦为荡除。”义洞之皇朝人村民遂不用服役，从而确保其生活上的供给。

可见，英祖时期，赐衣物以周济其生活，免徭役以减轻其负担，从而保证其生活。而同时又给遗民子孙提供入仕的机会。

2、录用皇朝人子孙，并设忠良科

肃宗时期，主要在生活上对皇朝人子孙给予适当照顾，赠给财物，以保障其生活。而英祖时期则向皇朝人子孙敞开仕途大门，常常录用皇朝人子孙为官。

英祖十六年 (1740)正月，命录用皇朝人子孙，特除李成梁后裔李葂为佥知。同年七月辛已，以明兵部尚书田万秋后裔得除总府官。

当时，有朝臣表示异议，英祖认为：“皇朝尚书之孙，流寓我国，其祖遗像，观者犹起敬，况其孙乎？不可贱视之也。”遂以田得雨为武兼宣传官。

英祖二十年(1744)，又因郑翊周之祖为“皇朝显职”，而获兵曹调用。

为了更好使皇朝人子孙仕途上有保证，英祖竟打破只有两班子弟才有权参加科举的特权。

英祖四十年( 1764)，设立忠良科，供皇朝人子孙、忠良后孙参与科考，这在朝鲜王朝历史上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也是对两班子弟特权的一种挑战。

当时有朝臣对忠良科提出反对，英祖反驳说：“予年已望八矣。 日暮途远， 而河水未清，其将与草木同凋。今设此科，所以慰忠臣义土之心也，何论其可不可乎?”由此可见英祖的决心。

因为两班家族中庶孽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而英祖竟为明遗民后孙、朝鲜忠良后孙特设忠良科，使他们也能通过科举而晋身仕途，这不能不说是给予了极大的优惠政策。

英祖亲自主持首次科考，授予科考及第之人以军职。 以后，忠良科便成为朝鲜科举制度中正式的一环， 这等于为明遗民后商打开了一条通过科举走向仕途道路。

以后确有明遗民后孙中忠良科及第而入仕者，如1842年麻贵后裔麻夏帛忠良科及第，以后历任宣传官、训练部监哨官，最后官至原州都府使。

如果说肃宗时注意解决明遗民的生活困难，英祖时代则重点放在关心明遗民后代的出路上了，为皇朝人子孙走上仕途提供了方便之门。正祖以后再为皇朝人后孙提供新的出路。

(三)正祖以后

正祖时代继续倡导尊周思明的义理思想，并继承和发扬英祖重视明遗民后裔政策，虽然英祖试图为他们打开仕途大门，但“皇朝人子孙”依然难以融入朝鲜的主流社会。

正祖时代重点关注九义士后裔问题。九义士跟随凤林大君东来，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曾受过重视。但作为相对独立的一群人， 他们总是在朝鲜主流社会的边缘游离着，很难掺入以两班为主导的社会。

正祖十四年(1790)，试图从制度上解决九义士后裔问题，主要措施为改汉人牙兵为汉旅。

《朝鲜正祖实录》言：“汉人之陪归东土者，孝庙朝命使之寄接于宫底。及登宝位，属于内需司，计口给粮，旋又编管训局牙兵，色渔业资生，此汉人牙兵设置之颠末也。”

九义士后裔虽为牙兵，却无薪资，要以渔业为生，社会地位相当低，子孙世代聚居于“孝宗潜邸”，朝鲜人称之为皇朝人村，“ 流寓属耳，聊活无策，加之以沧桑初改，秘讳又甚，不惟渠辈得此为足，人之待之亦不敢慢忽”，时当明清更替不久，九义士东来，自为“流寓人”，并无活路生计。

九义士去世后，其后代境况并无改变，且愈到后来，境况愈差，“风习不如古，渠所自甘，人之侮之，可谓无余地。甚至阅武教场或作假倭哨”，正祖“闻此岂胜叹惜”，寻求改变策略。遂设立皇坛守直制度，以皇朝人子孙定为三窠，称为守直官，属兵曹管辖，把牙兵改为汉旅，置三十额，由训局节制。

这种制度的变更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牙兵、汉旅乃为跟随九义士东去的明遗民及其后裔设的，其他遗民后孙不得参与，即便是明东征将士后裔亦未包括在 内。

《国朝宝鉴别编》日:“守直官差出时， 必以陪从东来八姓人子孙中，毋论汉旅与闲良前衔，择其可合者，备拟而来头，如无可合者，向化人子孙中另择通融拟望。”中守直官定额为三十人，九义士中王美承无后，所以后来只八姓人了，但当今尚存的遗民后裔只有五姓。皇坛守直官先从八姓子孙中择取，若实在无合适人选，方从其他的人员中补选。

其二，汉旅和皇坛守直官皆属兵曹管辖，属于中低级的武职，而非文职。

汉旅设汉旅厅，为汉旅衙门，属兵曹，军资亦来源于兵 曹，此乃其成为正式衙门的象征。皇坛( 大报坛)守直时，汉旅最前，依次是龙虎营之禁旅、镇抚营之义旅、壮旅等。因而汉旅的主要职责为大报坛守直官，在祭祀中作为守直和侍陪人员，排在朝鲜百官之前，显示其非常独特的地位。

除设立汉旅之皇坛守直制度外，正祖更放宽对皇朝人子孙之征用。在朝鲜这个等级社会里，“国俗专尚门地”，即便是两班阶层，其庶孽亦只能担任一般的中下官吏， 而且不能参加科举。

但对明东征将土后裔，似乎没有庶孽的限制。例如对待李如松后裔，李如松东征时，曾与朝鲜女子所生子女留朝鲜，他们构成李如松的一部分后商。

按照朝鲜嫡妻和妾的划分，李如松的朝鲜妻女，最多只具妾的身份，不可能是嫡妻，其子女应属庶孽，但对待李如松后裔似乎并未采用庶孽说。

前面已经提及， 正祖起用李熙章时还提及李如松与朝鲜女子的后代。 他在征用李如松另一后人李宗胤时说：

汝祖提督兄弟于海东有大勤，至今未得酬功，子甚慨然也， 加教。教日：都政日以李提督李总兵后孙事，已缕缕下教，稍久则铃曹看作寻常，安知不如前抛置。况日前衹拜皇坛，是日即神自忌辰，再造之恩，天地莫量。惟今起感而寓思者，莫先于收录中朝旧裔，欲使东土人士皆识此个义理。昌城府使李宗胤之拔例超迁，亦出此意，不过一时官职，岂有补于为渠家永世阐拔。况国俗专尚门地(第)，苟欲镇长收用，宜先快辟阶岐。宁远伯子提督总兵后孙之来寓本国，原州、保宁等地人出身，则每榜后宣荐，必先首荐闲良，则采访操弓人，有无随闻越荐，以此定式施行，使朝家寓思之举，得有永久遵行之效。

此类借崇祀之日，收用明遗民后孙之事以后又常常发生。正祖把此种举动看成是向明朝的报恩。正祖十二年( 1788)正月行大报坛望拜礼后召见皇朝人后孙，主要是九义士后裔。正祖即曰：

今日即皇朝创业之日也，王、黄、王、郑、裴、冯六姓，即沈阳随跸家也，田、康两姓，即流寓人也。王庠生尚文五代孙愿忠、黄太守功曾孙世重、王按察辑六代孙道成、郑侍郎文谦五代孙昌仁、冯庠生三仕六代孙庆文，云其无故人，曾有职名者复职调用，无职者令军门哨官调用。愿忠名编军伍，令该军门将校收用，此乃起感于开创之日，有此录旧之举，皆令今日内收用，李提督后孙光遇曾因大臣所奏，有守令承传申饬铨曹待窠，先为检拟。

这一段文字，将肃宗以来重视明遗民后代生活，以致设立全忠良科、汉旅守直制度，都看成是对明报恩感激的一种表现， 难怪其不惜打破朝鲜的传统，也不顾朝鲜的门阀制度。朝鲜王朝把重视明遗民后裔的待遇，作为向明朝感恩施报的一种方式。

尽管朝鲜国王对明遗民后孙倾注了心血，想方设法提高其社会地位，改善其生活状况，但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这种努力收效并不大，皇朝人子孙的社会地位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因为国王们虽然把改善皇朝人子孙的生活当成尊周思明的事情办，但是在极度森严的等级社会中，收效甚微，故而受到当时极度尊周派人士的攻击。

朝鲜力求改善明遗民子孙的待遇，尽可能提供人仕机会，但还是受到士林攻击，以为皆非妥善之策，而归罪有司。

在他们看来，妥善对待明遗民后代是朝鲜尊周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尊周的重要标准，遗民子孙处境不好，焉能谈得上尊周呢？这与朝鲜国王想通过改善遗民子孙待遇，作为报恩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他们认为朝鲜做的十分有限，应当再加改善，给予更多的优惠待遇。

同时，亦有人对于大报坛参班无升任之例加以批评。认为只给一个参班守直官的职位，却无升叙之例，亦受到朝臣攻击。在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缺少升叙制度的皇坛守直官，并不表明是对明遗民后裔的优待，反而以为这样反有违背设立守直官的本意。

五、综上所述

明末清初，东去朝鲜的华人不少，但是在严格身份等级社会的朝鲜王朝中，受到重视的都是明朝东征将士的后代和随凤林大君东去的九义士后裔。

他们得以在朝鲜尊周思明中扮演特定的角色。世代保持“皇朝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持“明遗民后裔”的身份，成为朝鲜尊周思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一个群体。

肃宗以后，历代国王就把照顾皇朝人子孙的生活，纳人其尊周思明的范畴内。

英祖四十九年设立忠良科，使之能以科举的方式跻身仕途。

同时，皇朝人后裔以大报坛守直官直接参与王室的祭祀明朝皇帝活动，从而在朝鲜尊周思明中发挥特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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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供役纪事》

著名的大明遗民朱舜水在山河沦陷后曾一度寓居于安南阮氏统治下的会安。期间阮主福濒欲将其召为己用而不得，又被其不肯行跪拜之礼所激怒，便将其羁押，更多次威胁要杀害他，然始终未能凑效。

在羁押期间曾有各种身份地位不同的安南人士慕名前来讨教学问，但这些拿小说当历史的人在舜水公眼中颇有“你们提的问题啊，图样图森破”之感，在后来给鲁王的奏疏中舜水公也鄙夷地将阮氏称为“夷庭”，大侃安南诸臣如何想杀之而后快而今却对他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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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了解下。

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朱之瑜（舜水是他的号，因此朱舜水与朱之瑜在这里是同一个人）看到清政权日趋坚固，复明无望，为了保全民族气节，毅然辞别国土，弃离故乡，流亡日本。朱之瑜寄寓日本二十多年，仍着明朝衣冠，追念故国。

他的学问和德行得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礼遇和尊重，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聘请他到江户（今东京）讲学，执弟子礼，许多著名学者都慕名来就学。朱之瑜在讲学时摒弃了儒家学说中的空洞说教，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的思想对日本水户学有很大影响。他还把中国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传授给日本人民。以舜水学说为宗旨的“江户学派”一直影响到“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朱之瑜死后，他讲学的书札和问答由德川光国父子刊印成《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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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年5月24日，日本拉面始祖，最后一位明朝大儒朱舜水于江户病逝，为日本留下唯一一座中式土葬馒头坟。墓里除了放置棺椁，神主和旗幡以外，竟然还陪葬有三千两黄金。不仅如此，朱舜水墓位于日本德川幕府征夷副将军，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私人墓园内，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位下葬日本德川家族墓园的中国人，而墓碑更是由德川光国亲自撰写，上书“明徵君子朱子墓”七个大字，面朝中原方向，以示墓主人虽客死异乡但不忘故国之情。

在明朝遗民中，朱舜水知名度一直不高，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还是通过鲁迅先生著作才知晓。毕竟1926年当鲁迅先生在创作《藤野先生》 时，曾提到“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如今在东京大学农学院正门立有一块小石碑，上书“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字样，为德川家族对朱舜水逝世的怀念。

朱舜水虽然与明朝皇帝同姓，但却没有血缘关系，他于1600年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父亲朱正为总督漕运军门，长兄朱启明乃南京神武营总兵。但在朱舜水8岁那年，随着父亲突然离世，朱家也随之衰弱，好在有长兄抚育，朱舜水才长大成人，入读松江府府学，拜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东阁大学士张肯堂和礼部尚书吴钟峦为师，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

除了能文以外，朱舜水还练就一身好武艺，故而在崇祯年间被松江府以“文武全才第一” 的评语推荐给礼部，有望入朝成为京官。不过在当时的朱舜水眼中，明朝“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因此拒绝做官机会，继续研究学问。包括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南京成立南明弘光政权，弘光帝朱由崧一度三次征召朱舜水做官，但他就是不从，为此还被通缉，被迫流亡舟山群岛。

1645年弘光政权灭亡后，清军染指江南，这时朱舜水才终于觉醒，决定走出书斋，为中兴明朝效力。他投靠监国鲁王政权，从海上出发，两次东渡日本，希望德川幕府能出兵相助，但始终得不到回复，其中朱舜水在第二次东渡前还被清廷捕获，无论面临怎样的威逼利诱，就是坚持不剃发不归降，最后就连看守都为他感动，偷偷将他放跑。

向日本幕府求救失败后，朱舜水改变主意，前往安南，继续争取援助和救兵。没想到当时越南内部处于南北朝时代，年年战乱不休，朱舜水不但吃了闭门羹，还被北方的安南国王给扣留。安南国王想留下他，逼他下跪，朱舜水坚持不跪。仪仗官于是举杖画了一个“拜”字于沙上，朱舜水就加“不”字于“拜”字之上。安南国王见状，只得礼送他出境。当听闻郑成功准备联合张煌言北伐江南后，朱舜水毅然前往厦门，为郑成功出谋划策。

1661年朱舜水不顾六旬高龄，跟随郑成功大军一路出征，并见到了张煌言。他在江南目睹了郑军和张军的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威震南直隶，兵临南京城下。正当朱舜水认为复明有望的时候，郑成功却在南京遭遇惨败，之后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收复台湾。数年后张煌言被捕遇害，朱舜水仍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前往日本借兵。彻底失败以后，朱舜水决定留在日本，并被幕府征夷副将军，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充当德川家族顾问，此时的他已经65岁了。

为了安置朱舜水，德川光国特意将家族花园按照中式风格进行改建，并依据《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命名为后乐园，即现在的东京小石川后乐园，为日本国家指定特别史迹之一。

尽管语言不通，但朱舜水可以采取在纸上写汉字的方式进行讲学。朱舜水向德川光国传授尊王攘夷的儒家学说，告诫幕府只是臣子，不能忘记本分，还亲自绘制图纸，度量尺寸，教日本人如何修建孔庙和学宫。在朱舜水的影响下，德川光国组织人马，参照古代中国修史方式，编纂出日本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大日本史》。与此同时东京孔子庙和水户孔庙也陆续落成，均按照朱舜水绘图严格施工，就连孔子像也是朱舜水从国内带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朱舜水还向德川光国传授了中式面条做法，即使用面粉和碱水制成面条，然后用骨汤下锅烹饪。经过不断改良，日本拉面就此诞生并流传至今。

朱舜水旅居日本二十多年，累积财产达三千两黄金，但他分文不取，一心想着复明以后捐给国内朝廷。朱舜水去世以后，德川光国按照中式葬俗厚葬这位恩师，由武士负责抬棺，墓志上则高度评价他的一生为“衡门常杜，箪瓢乐贫，天下所仰，众星拱辰，”并将全部黄金用于陪葬，还整理恩师生前文稿《舜水先生文集》共28卷，在东亚地区刊行。

清朝末年朱舜水的事迹被国内所知，他位于故乡余姚龙山弄8-13号的旧居和祠堂被改成纪念堂，家乡人民还在龙泉山为他立碑，将他与严子陵，王阳明和黄宗羲相提并论。“ 东海蹈，曾甘家耄逊荒，千载斯文归后死；南天擎，独苦臣心如水，一江终古属先生，”这正是朱舜水一生的真实写照。

本文参考资料: 《朱舜水先生年谱》，《朱舜水集 》，余姚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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