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能打败高句丽，为什么会败给新罗？ 第1页

首先所谓的唐朝败给新罗只不过是某些韩国人自说自话，实际上唐罗战争最后是以唐朝获得军事胜利告终。只不过因为新罗及时谢罪称臣，再加上唐朝忙于抽身集中精力转去西线对付吐蕃，因此对新罗进行教训后，让新罗认识到谁才是老大后，唐朝就选择收手，接受新罗谢罪，并且跟新罗划分了百济故地。战后新罗依然是唐朝的鸡林都督府，此后历代新罗王依然是唐朝从二品官职的鸡林都督。并且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还征召新罗出兵进攻渤海国，唐玄宗给新罗的诏令，完全就是一幅命令手下臣子的态度。

唐朝选择放弃百济故地的直属管辖，转而羁靡统治，实际上在新罗入侵熊津都督府之前就已经实行，唐朝就已经撤出了熊津都督府内部绝大部分的汉官和汉兵。新罗入侵时，熊津都督府高层管理者长史等人基本是百济人。为什么不说熊津都督呢？因为当时的熊津都督扶余隆（前百济太子）压根就没去熊津都督府赴任。唐朝之所以选择从百济故地抽身，主因是西线吐蕃战事吃紧，而百济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国，被唐朝灭国后，百济遗民长期起义寻求恢复独立，经过唐朝在百济故地多年的堪比三光政策的搜刮和平叛战争后，唐罗战争爆发前，当时屡经战乱的百济故地堪称是一片废墟，史官对唐熊津都督府治下的百济故地用了“僵尸如莽”来形容，因此唐廷不愿在投入过多精力在产出低的百济故地上。苏定方灭百济就是个意外，唐朝当时的大战略是灭高句丽，灭百济只是中间顺带手插进来的临时计划，苏定方灭百济的过程也非常顺利，犹如秋风扫落叶。

而新罗来犯时在百济故地时的唐罗战争，实际上是新罗跟投靠唐朝的百济人之间的战争。此后刘仁轨、靺鞨人出身的李谨行到来后，才算是唐朝跟新罗正式交手。672年7月，唐将高侃与李谨行屯兵4万于平壤，8月攻破韩始城、马邑城，并在石门打败新罗与高句丽残部的联兵。石门之战使新罗蒙受了重大损失，其将领大阿餐晓川、沙餐义文、山世、阿餐能申、都善、一吉餐安那含、良臣等战死，不得不在汉山州筑昼长城加以防御，而且新罗“是岁，谷贵人饥”。673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馀众皆奔新罗”，至此平高句丽叛军战斗结束。借此战胜的余威，唐兵联合投靠唐朝的靺鞨、契丹兵攻打至新罗北边，并攻入新罗腹地的买肖城。唐朝已经在新罗本土攻城略地。

674年1月，唐高宗因新罗王金法敏“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而大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大将军临海公金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衙尉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穷讨”。但是，刘仁轨所部并没有立即开赴朝鲜半岛战场，这一年两国之间没有战事，处于战争准备阶段。

675年2月，刘仁轨挥军渡瓠卢河(在今韩国庆州西)，大破新罗兵于新罗重镇七重城(金城北)，其后又以靺鞨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斩获甚众。刘仁轨因此战进爵为公，之后刘仁轨被召还回朝经略吐蕃。后由胡将李谨行接替刘仁轨为安东镇抚大使，负责讨伐新罗。但靺鞨人出身的李谨行率领的唐军是以投靠唐朝的同族靺鞨人为主。

当唐罗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的公元675年，唐将李谨行率领投靠唐朝的靺鞨人攻至新罗腹地，攻打新罗石岘城、赤木城、买肖城，按照唐朝方面记载李谨行三战皆捷。《三国史记》则记载石岘城、赤木城之战唐军大胜，买肖城之战20万唐军被金元述击败，新罗军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但是当时李谨行作为行军总管、安东镇抚大使，不可能拥兵20万，有三万三百八十匹战马。当时唐朝在整个辽东和整个朝鲜半岛地区都不可能有20万大军。唐高宗时期唐朝领土虽然达到了领土极盛时期的一千两百多万平方公里，东境领土一度达到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治所，熊津都督府属安东都护府管辖），西境领土一度达到波斯疾陵城（波斯都督府早期治所，波斯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管辖），南境领土达到今越南（安南都护府），北境领土达到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坚昆都督府（属单于都护府管辖）。但此时唐朝全国兵力并不多，按照正史记载唐高宗时代唐朝全国兵力总共也就五十多万人。

关于新罗请罪：

4月，唐朝遣兵来援，新罗便退保白城。此时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唐高宗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

经过多年的战争，新罗已经比较疲惫了。在刘仁轨主力回国的情况下，新罗以全国之力，仍不能彻底击退李谨行和薛仁贵的留守唐军。金法敏可能已经意识到通过战争无法使唐军退出百济故地，因此，在买肖城之战后，派出使者，向唐朝进贡并且谢罪。

关于新罗遣使谢罪的时间，中朝双方的记载并不一致。

《资治通鉴》把新罗谢罪的时间大致归到了上元二年（675年）二月，但又指出，新罗谢罪发生在李谨行三战皆捷之后。

而《三国史记》则说，675年，新罗两次遣使入唐，前一次与中国史书相同，后一次记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综合中朝双方的史书来看，675年新罗遣使谢罪只有一次，发生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而唐朝也意识到，用偏师经略的办法是不能制服新罗的，而唐朝当时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西线，吐蕃成为其主要对手，刘仁轨、薛仁贵、李谨行等东征主帅全部调到西部防备吐蕃。面对跟吐蕃的胶着战事，唐朝很难再派出大军东讨新罗。因此，面对新罗的谢罪请求，唐朝自然也乐于接受。据《资治通鉴》记载，“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高宗皇帝以这种方式，宣告了战争的结束，重新接纳新罗为大唐的藩属国。

关于“买肖城之战”分析

《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在取得如此之大的胜利之后，反向唐纳贡方物，而且《三国史记》在新罗文武王十五年，即唐上元二年（675年）的二月和九月，重复描述了两次七重城之战和遣使入唐谢罪。第一次是金富轼照抄中国史书，发生在七重城之战后；第二次是照抄新罗史料的，发生在买肖城之战后。因此这两次遣使入贡，就同两次七重城之战一样，其实是一次。如果此论断成立，那么买肖城之战就是新罗遣使入贡请罪，唐赦免其过失的一场大战。因此，新罗人必须极力把买肖城之战渲染成一次大胜仗，以突出自己是以一种高姿态接受唐朝的重新册封的。
　　李谨行所率唐军，《三国史记》卷7曾两次提到：“（671年）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672年）秋七月，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当时唐军每道行军总管大约率兵两万左右。双方的记载互相印证，高侃与李谨行共有兵四万左右。上元元年（674年），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讨伐新罗，次年（675年）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击败新罗军后，率军回国用于西线对吐蕃作战。而“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李谨行继续率领四万人左右军队驻扎。买肖城之战时，当年九月，《三国史记》突然称李谨行率兵二十万，明显夸大了唐军的兵数。这种夸大其词在《三国史记》其他地方也有。
　　李谨行在凤仪二年（677年）调任积石道经略大使，防备吐蕃。这与李谨行全军覆没不符。《新唐书》没有记载买肖城大败，关于此李谨行也并无任何受处罚的记载。唐高宗对败将的处罚可能轻罚，但绝对不可能不罚，毕竟连薛仁贵在大非川之败后都被唐高宗革职为平民，更何况是地位远低于薛仁贵的李谨行，如果李谨行在买肖城之战里真的战败，唐高宗不可能放过他，甚至还在他回朝后就进行重用，调任其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的户数为380万户，以10户一兵算，此时唐朝全国的总兵力也不过几十万。除去各地驻防，防备吐蕃以外，朝鲜半岛不可能有20万部队。
　　买肖城的地理位置，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再打下去，新罗不仅要失去百济故地，其本土亦恐有失。金法敏才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唐朝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上元二年二月刘仁轨七重城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唐批复传达到前方部队前，唐军与新罗军进行了三场战斗，战争的结果是唐军获胜，《资治通鉴》所载“三战皆捷”。
　　三国史记记载：“至乙亥年（675年），兵来，攻，（金庾信之子）闻之，欲死之，以雪前耻，遂力战有功赏”。如果买苏川城是买肖城，说明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获得少数胜利。日本史书记载：“天武四年（675年）十月丙戌，自筑紫贡唐人三十口。则遣远江国而安置。”与唐作战的当时只有新罗，新罗使者在筑紫，因此，30名唐人是新罗送来的。这一事件发生在买肖城之战后不久，唐人应该是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俘获的。不过从人数上看，买肖城之战战果不大。从后来的情况看，新罗在唐军主力早已撤走的情况下，仍不敢跨过浿江（今朝鲜大同江）。　大同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当时仍在唐朝统治下。
　　历史学家拜根兴认为，唐朝当时的主要作战方向是吐蕃，因此在与新罗作战时回撤，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吐蕃，因此选择了撤军，而撤军过程中丢弃了一些马匹和兵仗，这就是三国史记记录买肖城大捷，缴获大量马匹兵仗却没有记载整个战争过程的原因。
　　《三国史记》记载买肖城之战“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同样是不可信的。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唐军“士十万，马万匹”，李谨行在买肖城被缴获了3万多匹战马，明显是夸张描写。

关于唐罗战争里被新罗方面俘虏的唐人，很可能也是投靠唐朝的异族人。迁入唐朝的部分百济人即被授予一些折冲府的官职。例如，据百济人黑齿常之的墓志铭记载，黑齿常之“与其主扶余隆俱入朝，隶为万年县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又如，据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铭记载，祢军入唐后，“圣上嘉叹，擢以荣班，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而刘仁轨被召回朝后，负责对新罗战事的主帅则是靺鞨人出身的唐将李谨行。

据此推测，很可能有一些百济人和靺鞨人被编为唐人，并被授予果毅都尉的官职，后又返回百济。这些人，与留在百济故地的百济人是有区别的，可以被认为是唐人。当这些人，身着唐军制服被俘的时候，新罗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是唐人。

当然值得肯定的是新罗不愧是当代南韩和北朝鲜的祖先，新罗擅长利用外交手段获得军事上难以得到的领土成果，这点跟后来的李氏朝鲜利用外交手段从明朝获得鸭绿江南的“西北四郡”，图们江南岸地区的“东北六镇”，北朝鲜利用外交手段从当朝手里获得领土的行为几乎是一脉相承。辰韩一脉擅长利用外交手段获取利益的炉火纯青，也很值得当代统治阶层引以为鉴。

————

余波考证

按照韩国方面的记载，在唐罗战争结束后唐罗之间有一次军事冲突，例如王氏高丽时代的《三国史记》记载了唐将薛仁贵在唐罗战争结束后的676年（时间存疑，因为关于此战的爆发时间，韩国方面的史料也是语焉不详）领兵讨伐新罗，和新罗爆发十八战，先胜后败，被斩首4000。但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关于此战的史料记载，说是掩饰的话完全没必要，因为要掩饰也应该是掩饰薛仁贵一生中败的最惨的大非川之战，没必要直书薛仁贵丧师最严重堪称一生耻辱的大非川，却掩盖了对新罗无关紧要的小败。

还有个冲突就是，虽然韩国方面关于此战爆发的时间语焉不详，但却记载战后新罗王金法敏写给薛仁贵的回书的结尾部分，写到“披读总管来书, 专以<新罗>已为叛逆, 既非本心, 惕然惊惧……今略陈寃枉, 具录无叛”，又写到，“天兵未出, 先问元由。 缘此来书, 敢陈不叛, 请总管审自商量, 具状申奏”。据此看，金法敏在回书中，一直声称自己并未反叛。试想，如果此前新罗杀伤了那么多唐军，金法敏还在回书中说自己并未反叛，并且还说天兵（唐军）未出，这完全是自相矛盾。

因此对于此战是否存在，新罗是否真的杀伤了这么多唐军，依然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