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对应学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国当前的电力系统无论是整体(注意,是整体,或者说强电这一部分)的理论研究还是发电量及供电水平都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曾经领先抑或是碾压我们的发达国家。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奢侈、最豪华的电力系统(电网)。
世界各国发电量变化统计 https://www.zhihu.com/video/1113504487041486848中国的发电量于2011年首超美国,成为世界上发电总量最多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发电量(用电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成显著的正相关。
国家电网也因此荣登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的第二位的宝座。
2015年底,中国创下了一个电力奇迹——全国14亿人口实现完全通电。中国从上海租借于1879年第一次用上电,到所有国人都用上电,花了136年。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当全世界发电量增速仅为3.7%时,中国却以8.4%的迅猛增速领跑全球,全年发电量达到71118亿千瓦时,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生产了全球超过1/4的电量。
但是,需要声明,电气工程(EE)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领域,我国虽然整体上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但是具体到诸如弱电等领域,还是比较薄弱的。电力相关的制造业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019-05-20
看到其他作者的内容,我还是得说句老实话~没有!这不是灭自己威风,我想说的是,你在进步,领先者更不会停下来等你。
套句马云说的话~我不相信弯道超车,十超九翻。没有所谓的“弯道超车”,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算是,只能说是更接近了。大家喜欢用高铁来说明中国已经在技术领先世界了,错了,包括 C919 飞机,我们本土化的程度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是一鸣惊人了,但关键技术还是被国外给卡住。再说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几乎所有这类高科技的产品都需要用到芯片,这就是我们心里的痛,否则中兴或华为被制裁,我们干嘛任由美国予取予求。更不要说在科研阶段的技术了,包括高能物理及质子治疗,这些离工业化还远的技术,先进国家都已经商品化了,我们还在起步阶段。
不过,正由于中国这头巨狮的甦醒,让美国惊觉这股实力不容小觑,想方设法来拖慢我们进步的脚步,像是国内提到我们已经弯道超车了,我想也是一种让我们松懈的心理战。的确,我们有市场,更有中国人勤奋的天性,只要我们想去完成,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不过,我还是得说些不中听的话,第一,科研成果转化难的现象并没有改善太多;第二,大部分企业都在这十年人口红利中赚到钱,但多数靠的是仿制,很少是创新;第三,人口红利正在减少,产业外移压力增大,经济下行压力变大,给我们再创新高的机会会更少。
所以,与其在这里说自己已经大翻盘了,倒不如沉淀下来好好把技术做扎实,有了市场做导引,真心把产品做到高性价比,自然会有领先全球的机会的。
2019-05-20 的更新:
呃……我确实没想到被师兄提溜过来答个题突然被赞上来了还被收录进了知乎圆桌(这是个啥?)……总之感谢大家抬爱……
然后针对评论区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我直接把答案贴过来吧,评论区可能大家不太好看。
@大力牛魔王 :这个……能科普下能用在啥地方吗
这个结果对物理前沿意义比较大,直接用确实目前没什么想法……但是探测它相关的东西,比如液体闪烁体和光电倍增管用处很大,闪烁体在测量宇宙射线上几乎是最好的手段(当然人造的射线也没区别,一样能测),光电倍增管也是我们光电信号放大的重要设备,具体的民用领域大概要查查日本滨松都有哪些客户……但我知道军事上夜视仪是绝对对光电倍增管要求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北方夜视愿意做这块的原因
也顺带贴一下类似的几个问题我写的回答,比较散就不一一列出是回哪条的了:
中微子这么多个参数里面现在 是精度最高的,明显好于 和 ,物理上说的话这个比较大而准的值给我们指示了下一步研究质量顺序(JUNO)CP角测量(忘了哪个实验反正也在准备做)甚至无中微子双 衰变(锦屏)的方向。高能物理的结果是全人类的财富,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以国际合作建立起来的学科,堂堂正正地公开发表自己的成果我觉得没什么不对的……结果在物理上很重要,但是到达这个结果需要的经验和人才和背后一系列的产业都是很了不起的
结果也许只对高能物理的来说很重要,但是背后涉及到的设计能力,工业建造能力,人才队伍,还有一些我们测量的也许对高能物理没有很大意义但对其他学科有很大意义的物理性质,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一个综合实力的结果吧
其实这个问题我还是要引用我另一个师兄奶咖学长的话吧,我自己有点儿说不明白,但他说得很好:
关注民生确实是有必要的,CEPC以及过去的其他大科学工程能做的主要是推动产业发展,这是企业愿意和这种大科学工程合作的原因,但大科学工程确实很难直接关系到民生。但是我想这是多数科学研究的现状,大家对民生贡献有限,但还是要发展。
产业化上,比如超导这些的最前沿以及基础当然是凝聚态领域贡献的,但是现在落实到现实使用上需要把它变成能够量产、长时间稳定使用的产品,是一个工程学问题。大科学实验科学目标是物理的,但实际搭建几乎全是工程的。这也是技术企业可以获益的原因。
发nature prl当然比不上凝聚态多,首先大科学工程的结果很少去发ns,这属于传统。所以主要是发prl(欧洲的项目的话可能主要发欧洲的期刊,比如plb和jhep)。出文章速度低的原因是一个分析结果需要经过很多个组,几十几百个人内部打几轮架后才出文章去审稿,这都是要很谨慎的。几年前不谨慎的例子就是意大利的OPERA中微子实验,所谓发现中微子超光速,结果死得很惨。所以大科学实验的结果同样发prl,但含金量肯定不低,尤其在可靠性方面。
这也是高能一开始在宣传上基本只提物理目标的原因,而物理目标确实看起来不实用,于是很多人又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实用价值不值得投资。所以也需要告诉大家大科学项目是许多工程项目的组合,有些可能是成熟的技术,但还有些不成熟的我们有希望把它弄成熟。再呈现一些国内过去的经验。
总之就是,作为一个大科学装置,我们肯定首先关心它的物理目标——它毕竟是个科学装置啊!但是我们也希望告诉大家,搭建中获得的工程经验和产品的确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何林 :很好的故事,非常佩服。但是这种明眼人都看得见的拼速度的基础科研还是不如那些独辟蹊径更具原创性的研究。
嗯……这么说吧,方向很明确(也就是实验目标)的实验就叫没有原创性吗……方案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安装建造是我们自己建造的,事例数据是我们自己分析的,中间遇到的种种困难是我们自己克服的,我们拿到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精度,超越之前所有的测量结果(且超出非常高),不足以证我们拿出了原创性的思路和设计么23333
@张靖 :我记得读过一篇小说,说过科研的拼速度有时候拼的就是RP和幸运,有时候你决定的方向是对的,那你就能快人一步,但是问题就在方向上,谁也看不见100米后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只能蒙
这个说法倒不一定,一个大科学实验上肯定有它自己的物理目标,目标确有,路径确无,怎么到达那个预期的方向才是最难的。
不过确实有偶然性,比如一开始我们都以为 的值可能比较小,但测出来还挺大的,所以也会根据这个结果修正下一步的方案,大方向上一直是这个方向,但路径需要不停规划
关于文中提到的其他几个实验,以及开放日(?)
DYB(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现在已经圆满完成任务啦,虽然还在运行不过主要也是培养人才用了;问了一下说是已经不开放公众参观了,辛苦啦
JUNO(江门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这是继承大亚湾的工作,进一步测量三代中微子的质量顺序以及研究CP相角的问题(这段看不懂就算了没事大家都看不懂)
MOMENT:准备依托散裂中子源的园区建立的加速器中微子实验,估计是JUNO下一步吧
锦屏(其实是Nvdex):位于地下一千米,锦屏实验室其实挺综合的(因为条件太好了),不止大家很熟悉(?)的寻找暗物质的PandaX,像Nvdex就想要寻找无中微子双β衰变
开放日的话,每年的520(yes,就是今天)都是中科院开放日哦,个别研究所可能会早一天,这一天各个所都有对公众开放的活动呢~欢迎大家去参观~
@超级松鼠 :哈哈,来了不少水军。没有引用没有论文发表,吹比。鄙视。
我竟然也有被认为有钱到请得起水军的一天……哎谢谢您谢谢您,抬爱了抬爱了,我之前还跟朋友发愁说去一趟cp24回来估计得穷死了,没想到也有被有钱的一天,感谢感谢
不过倒也是个事儿,这里也列一下成果,让各位有兴趣或者有志于加入中微子物理大家庭的师弟师妹们有一个找的方向吧:)
最重要的当然是这篇啦:
然后是稍后一点发表的:
然后是我在评论区说核工的朋友会感兴趣的:
八个探测器都放下去后2015年出的更精确的结果:
@海子 :好厉害,好屌,牛逼,但是为啥杨振宁说:“高能物理的party is over”,因为高能物理这块,你所有的研究必须发表,不然就等于没成绩,那既然如此我们直接用别人测试好的数据就好了啊。
嗯,我想想应该怎么说……这么说吧,一个结果的背后是你的实验设计,基础工业,人才队伍等等等等非常综合的能力的体现,像我们也经常跟工科那边的队伍“搞联谊”……结果也许可以用别人的,队伍呢? 只是一个主要目标,我们对其他的问题,比如核反应堆的近点我们测了具体的谱线,这个可能对高能物理意义不大,但核工专业的朋友们都说这个结果很重要……
我也不是说中国不要研究这东西,只是我们目前社会很多问题和矛盾都需要钱,咱们还没这个条件而已,高能物理,研究出来的研究成果,20年内没啥大用,哪个粒子质量大,哪个没质量,能解决吃饭问题吗。有条件了咱们造个大的加速器别说现在的300亿预算,1000亿也行。
这种说法适用于所有基础科学项目吧……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只是一个做物理的,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物理目标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实事求是地说,知道多少说多少,但我不学税务,不学工商,不学社会学也不学管理学统筹学……我相信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门道,如果我简单说“我觉得这东西有什么什么社会效应”那一定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建不建这个问题应该交给他们统筹各方意见后做出决定,我们作为从业者,唯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说清楚为什么重要,并且尽可能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出来
……退一万步,如果真的重要,却因为我们的怯懦和畏惧不把我们认为重要的工作提出来,白白错过站到世界前列的历史机遇,我觉得那才是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的不负责任
好啦,我的话说完了,以下原回答:
……好多年不用知乎了,被师兄抓上来答一下题
那当然是我们中微子物理
(以下内容是我之前写的一条长微博……我直接贴过来)
科研故事也可以很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阿佐 @葛桜 说了很多物理和科普,我没阿佐那么高的物理水平,作为一个八卦人士我只会讲故事,所以我就来讲讲故事。
不是BEPC和CEPC的故事——它们的周期比较长,很多故事行内人不太讲,不过也是高能故事,是隔壁做中微子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Daya Bay,简称DYB)的故事。
大亚湾的故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我国高能物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领先的缩影,而且非常精彩刺激,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你们为什么不宣传!拍电影啊!写小说啊!不会写笔给我行不行!!(恨铁不成钢拍桌.gif)
我可以毫不脸大地说,大亚湾之前,中国无中微子物理。
那还是刚迈过新世纪的时候,国内一个做过中微子物理的都没有,对,一个都没有。反观国际上呢?国际上最早的一个中微子实验就出在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名字大家也许听过,就是神冈实验,神冈实验什么时候启动的?1986年。而到了1996年,仅仅十年,神冈实验就更进一步升级成了超级神冈(SuperK),并且一战成名震撼天下——
他们发现中微子是有质量的。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在粒子物理领域我们有一个类似麦克斯韦方程组一样优美又经受住了层层考验的极漂亮的模型,叫做标准模型——你听听这名字,标准,就差拿它当物理学大厦封顶的那块金砖了。大家都记得大街小巷流传的LHC上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故事吧,希格斯玻色子,也是落在标准模型的框架内被好好地描述了的。
这么一个身经百战见的多了的理论,你猜它怎么预言中微子的?
——标准模型说,中微子是没有质量的。
晴天霹雳。
超出理论,就意味着一定有新物理,中微子物理瞬间成为了全世界竞相追逐的领域——谁不想在一片肯定有宝藏的新大陆上插上自己的旗帜呢?
中国当然也想,但咱们面临的是一个悲催的循环:没有人才,大型中微子实验搞不起来;实验搞不起来,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人才队伍。高能物理的每一个实验都是出了名的长周期,短的十几二十年,长的三五十年,等SuperK在世纪之交出了成果,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落后国际二十年了……甚至不止,毕竟我们就没有起步过,中微子物理历史有多长,我们落后就有多久。
中微子振荡被发现,确定中微子有质量后,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确定 的值。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就是这个时候被提出来的。
这里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早在上个世纪,我们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就因为穷。
这故事的主角是高能物理学家唐孝威,他在德国汉堡结识了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两个人都对质子衰变有浓厚的兴趣,因此结下了友谊,在各自回国后仍然保持着通信。
寻找稀有的质子衰变需要有山体作为屏蔽宇宙射线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条件在日本比较难找,但中国山多啊!两个人希望推动中日进行国际合作。唐孝威找到了时任高能所所长张文裕,得到了张文裕所长的大力支持,但是当时高能所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这个实验,于是向上级申请拨款。
之后,唐孝威带着他的学生(也可能是同事?)在西部和四川一带山脉广袤的地方选址,初步选定了几个地方,结果一回到北京,收到上级的回函,说不能支持,合作计划只得作罢。小柴后来在日本神冈找了一个废弃矿井,开始进行他的实验。
这是1980年左右的事情。
1987年,小柴在神冈探测器完成人类史上首次来自外太空的中微子探测;1998年,SuperK发现中微子振荡,证实中微子有质量;2002年,小柴昌俊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一耽误,就是二十年。
大亚湾提出来的时候,国内高能物理界压力也是很大的,中微子这块真一穷二白从零开始,可想而知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少,但我们已经错过二十年了,再错过一次就真的没有赶上的机会了。
现在其实有点难以想象当时大亚湾实验面临的国际竞争。
当时世界上前前后后至少提出了8种实验方案,中国、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这些方案对我们要测量的参数的设计灵敏度基本在0.01到0.03左右。
从来没做过一个大型中微子实验的中国,拿出的大亚湾方案,设计精度是0.008,是所有方案中精度最高的。
国际上没有人相信中国高能物理学界能做到这样的精度,我们自己人也有不少怀疑。幸运的是,这一次,我们可以让它成为现实了。
同期上马的与我们竞争的实验组还有两家:法国的Double Chooz实验,和韩国的RENO实验。法国在中微子实验上已经不是第一次。而同期运行的还有日本的T2K实验,虽然他们不是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而是加速器中微子实验,但无论是经验还是人才队伍上都远胜于我们。
这种条件下,大部分人都觉得大亚湾会是个花钱陪跑的项目吧……
同期运行,同期竞争,拼的就是速度和精度,谁更快拿出更好的结果,谁就能在这一领域宣布国际一流的地位。
实验物理有许多哪怕是同方向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想象不到的、听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提一件我有印象的事情,就是曹俊学长在博客里说:世界上没有“完全干净”的容器。
大亚湾实验,需要在一个超大的“罐子”里装上液体闪烁体,然后泡在纯水的环境里。有一点点工业常识的人都知道,“罐子”是会析出杂质污染水体的,这些析出虽然微乎其微,以至于在理论计算里我们几乎不会去考虑,但实验不可能不关注这个问题——任何一点杂质,都可能影响我们的测量结果,这就是精确测量的残酷与挑战。
我们的高能实验物理学家们,要挨个检测不同厂家的材料析出,然后把这些杂质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也考虑进去,最后还要达到0.008的精度。
此外,大亚湾所用的光电倍增管(PMT)都是日本滨松的管子,在此之前,PMT产业基本就是由日本滨松公司垄断的;到了后来的JUNO,我们要求更高了,要的管子非常“超常规”,没办法,只好委托北方夜视自主研发,于是就有了神乎其技的20英寸的超大PMT……曾经曹俊学长的微博头像就是他抱着那超大PMT的靓照哦(。
个中艰辛,大概只有参与其中的人们能知道吧……
这事儿除了拼实力,有的时候,也拼天时地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日本的T2K,其实做得真的很好,是我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上得还比我们早,2010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把探测器安装好呢他们已经开始取数了。可惜飞来横锅,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把他们加速器震坏了……
万般无奈之下,T2K把之前的数据发表了出来。
不发不要紧,一发,大家通过这个数据很快意识到了一个事儿:
这个参数,可能比我们理论估计的要大得多。
这只是个迹象,谁都不敢说一定是,而在2011年这个时候,已经是各个实验组进行最后冲刺的最焦灼的阶段了,一天都耽误不起,耽误一天,另外两家随时可能率先取数进行测量,摘走首次测量的桂冠。
高能所做了一个很大胆、很有魄力、如果判断失误导致失败大概会被挂墙头挂到死(……)的决定:
有两个探测器,我们不下了。
本来计划中应该放下去的8个探测器,只放6个,立刻开始取数!
当然,这六个怎么放,近点放多少个远点放多少个,都可能会影响结果,就“怎么放”这一条,高能实验物理学家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了最好的方案:岭澳近点和远点各撤下一个。
据我一当年参加过DYB的师兄说,那个时候从上到下从老板到学生全都是连轴转,大老板都拼了命了你肯定也牟足了劲儿干啊!
2012年3月8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合作组宣布 ,相对系统误差仅为0.2%,当时国际上还有人不相信这一结果。
仅仅三个星期后,韩国RENO实验组宣布了他们的结果: ——我们大胆的决策,跑赢了。
越明年,Double Chooz组拿出了结果: 。
之后我们把那俩剩下的探测器也放下去了,并在2015年更长期的测量后拿出了结果: , ,这一精度堪称奇迹。
经此一役,中国在国际中微子物理研究上站到了当之无愧的一流地位。培养出的人才队伍、搞出来的技术、积累下来的数据和经验,都将作为中国中微子实验的基石,在往后的实验——不管是JUNO、是锦屏,还是未来的MOMENT之中,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提名可控核聚变。
国外对非武器核聚变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而同期中国的相关研究基本为零。但到了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全面翻盘,但在部分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了。
1938年美国就尝试用环形磁瓶约束等离子体,而那时候我们还在抗日。
1950-1951年,苏联和美国分别提出了托卡马克和仿星器的概念,那时候我们还在抗美援朝。
1974年,美国第一次实现了激光点火,那时候我们在......
以我熟悉的等离子体所为例吧,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聚变研究的领头单位,然而它却直到1978年才成立,并且当时我国的聚变基础非常薄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处于追赶模式。
80年代初,等离子体所设计和建造了HT-6系列(HT-6A,HT-6B,HT-6M),尽管聚变参数落后于同期发达国家的聚变装置,但还是为我们后期的聚变发展积累了一批技术和人才。
1990年,用价值400万人民币的生活物资,换了前苏联价值1800万卢布的T7装置。
1995年,我们将并改装成HT-7装置。通过我们的努力,HT-7的等离子体稳定性比T7高了两个量级,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过当时国内的制造业水平还很低,很多部件都无法实现国产,有时还要请俄罗斯专家来检修。听等所的李建刚院士讲,有一次来了一个俄罗斯专家,下午5点多乘飞机抵达,那位专家先是要吃饭、要喝酒,后来又说累了要休息,全所上下几百人就眼睁睁地等着他休息好。从那时起,我们就下定决心,最关键的技术部分,一定要百分之百国产化。
于是,1997年6月3日,国务院科技政策领导小组批准HT-7U大科学工程立项建设。
2003年9月,HT-7U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更名为“先进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Experimental Advanced Superconducting Tokamak)缩写EAST,又称东方超环,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人造小太阳。
同年,我们还加入了目前最大的聚变项目,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项目,成为ITER的七大成员之一。
2006年9月28日,EAST完成第一次放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全超导的非圆截面托卡马克——终于我们开始再某些方面领先了。
2008年12月19日,我国研制的ITER 68kA高温超导大电流引线的低温通电实验的电流峰值达到90kA,并持续4分钟时间,创下了高温超导电流引线实验的世界最高记录。
2012年,EAST创造了两项世界记录:超过400秒,2000万度的高参数偏滤器等离子体;稳定重复超过30秒的高约束(H-mode)等离子体放电。将EAST的性能足足提高了一个量级,标志着我国在稳态高约束等离子体研究方面走在国际前列(用wikipedia的话说,这叫state-of-the-art[1])。
2016年1月28日, EAST成功实现了电子温度超过5千万度、持续时间达102秒的超高温长脉冲等离子体放电,刷新了H-mode运行时间的世界纪录。
2017年,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正式开始工程设计,揭开我国下一代超导聚变堆研究的序幕。
2018年,EAST首次实现1亿度运行。
......
可以看到,我们从一穷二白0基础开始,在短短40多年里,我们从奋起直追变成了部分领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更多的技术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我长期以来有这么一个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有一盏灯泡能被聚变之能所点亮,而且这一盏灯泡一定要也只能在在中国!
——李建刚院士
评论区很多人在说聚变离实现永远还有50年这个梗,然而从70年代到现在,我们研究聚变的总时间也才40几年。中国表示,50年这个锅我不背。
有国内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对回答进行了指点,确实是我有些太过乐观了。希望未来我国在医用加速器方面再接再厉,尽快把这个领域拿下。也希望自己多努力几年后,也可以在这一领域添砖加瓦。
原答案如下:
我提一个即将翻盘的:重离子治疗
笃定会翻盘的原因:
大家在谈到癌症的时候,少不得会谈及放疗。然而大部分人眼中的放疗,依然是伽马光放射治疗,也就是传统放疗。其实如今较为先进的放疗,是质子治疗。质子治疗相比于伽马光治疗,在高剂量时确实有副作用小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在治疗有重要器官围绕的肿瘤时,质子治疗会有较大的优越性。至于为什么在高剂量时,副作用小,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另一篇回答:
截止2017年四月,全球共有74家质子治疗设备,而我国的设备并不多,且需要从国外进口。根据搜索所得到的信息,深圳即将引进比利时IBA公司的质子治疗设备,报价为90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7个亿[1]。要知道,我国最新的同步辐射装置,上海光源,投资也就12个亿。可以想见,这个市场是多么的暴利。如果我国能够进军这一领域,想必又会给“中国是发达国家粉碎机”的传闻,增加一个例证。
那我要说的是在质子治疗上翻盘吗?并不,国外质子治疗设备的设计建造已经相当成熟,在这一领域上实现超越,无论是时间还是成本控制,都已经相当艰难。我要说的是“碳离子治疗”(Carbon Ion Radiotherapy),我们先看看它和两个“前辈”的性质[2]:
上图中,洋红色的数据线,是碳离子在水中的辐射性质。可以看到,碳离子治疗不止有着比质子治疗更优良的“布拉格峰”特性,与此同时,其在水中的横向发散更是比质子治疗还要小很多。也正因如此,碳离子治疗可以认为是治疗深层肿瘤更好的方案。目前从事碳离子治疗方面研究的国内科研单位有很多,且我国是少数几个开始了这方面研究的国家[3]。
我曾经接触过在美工作的IBA中国员工,他认识的很多做加速器的,都已经回国发展了。因为未来我国这方面的“市场”和“需求”,都会扩大。毕竟,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患癌人口在全国的比例也会急剧增长 (见上图[4])。所以,这方面的翻盘,并不是为了延续我国“发达国家粉碎机”的称号,而是实打实地为了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而服务的。
(感谢 @海伯利安 的邀请!)
评论区有知友表示上海打包进口了德国西门子的碳离子设备,质疑是否有能力弯道超车。确实,2014年时,我国的自主化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设备还未就位,所以此时上海的质子重离子医院,的确进口的是国外设备。
但是,早在2008年[5],我国就利用新建成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建成了治疗深部肿瘤的治疗终端,并完成了束流测试和首批细胞及动物实验。在之后的几年中,也同样进行了临床试验治疗。2018年5月,甘肃龙威启动了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系统,并与今年3月份[6]圆满完成了这一系统的临床试验治疗。关于甘肃武威这套设备的设计开发,可以参考2015年时就已播出的《科学重器:重粒子加速器》。我截选了相关的段落,贴在下方。
重离子加速器 https://www.zhihu.com/video/1113709876815056896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卧薪尝胆后,很多行业从一穷二白走向了世界之巅,有很多人提到的高铁、基建、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仍有部分人民还没有坐过高铁、用过智能手机、喜欢现金支付。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毫无例外,身上穿的衣服一定用过中国自己生产的染料。
在合成染料还未被发明出来前,想穿一件色彩鲜艳的衣服是很难的,因为染料颜料大都来自彩色的矿石或者植物本身含有的色素,例如红色的朱砂、蓝色的靛蓝。
进入工业时代后,一位叫珀金的英国人在18世纪的时候,在尝试合成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失败后,为了洗净瓶底残留的焦黑色物质,便想到用酒精去溶解掉它,而当酒精加入到了烧瓶之后,珀金忽然睁大了早已疲倦的眼睛,黑色物质被酒精溶解成了美丽夺目的紫色!意外发明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合成染料 苯胺紫。合成染料的华丽色彩令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都为之青睐,这位英国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马申请了苯胺紫的发明专利,1857年,珀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生产苯胺紫的合成染料工厂,并因此成为世界巨富。
以现在人的目光看这身紫色晚礼服非常朴素无华,但是在当时,能做紫色的天然染料非常的稀有,以至于曾经名震欧亚的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了一条法律,除皇室外穿着紫色的人们均会被处死,此时的紫色还有一个别称,那就是 帝王紫。
不仅仅合成染料的发明是一场机缘巧合,人们在探寻人造颜色的路上依旧充满了巧合。
同样自然界中非常稀有的蓝色颜料,能在这些享誉世界的名画当中得到大量运用,得归功于一位名叫狄斯巴赫的德国人,它机缘巧合的将草木灰和牛血加入到化学试剂中进行反应,过滤不溶物后便得到了大名鼎鼎的 普鲁士蓝。
随着人们对化学工业深入探究,现代工业的早已不再用草木灰和牛血制备普鲁士蓝了,合成染料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工业门类。合成染料从它诞生至今短短的160多年中,便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色谱齐全、颜色鲜艳,基本上取代了天然染料的使用。
只不过这些只发生在大洋彼岸
全国解放前,所需染料全部通过代理商从国外进口,特别是西欧。买办横行,只有少数的几位民族资本家寻求长远发展,在上海开设了生产硫化黑的染料厂,而这些廉价劣质的染料从此拉开了中国染料工业的开端。
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染料工业加以扶持。1950-1951年间陆续生产直接、酸性、碱性、冰染染料及有机颜料五大类30多个品种,1957年达到16000吨,经过公司合营,染料企业全部成为国营,80年代稳定在12000吨左右。
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机制的改革,民营企业的兴起,全国染料企业已从上海、天津、东北等地转移到江、浙两省。产量逐步上升,1985年为37500吨,1986年为43363吨,1987年为45585吨。
而如今中国的染料已经占领全球市场份额的70%左右,其中分散染料已经占据了全世界近90%。如今的染料主要分为两大类:活性染料和分散染料,活性染料主要染天然纤维而分散染料主要染合成纤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很难再开发出天然纤维了,而合成纤维还有很大突破的的潜力。
中国在染料行业抓住了未来
如果大家都还沉浸在中国制造仍是依托低价低质抢占市场的话,那就贻笑大方了。以中国染料行业龙头,也是世界染料龙头 浙江龙盛为代表,现董事长阮伟祥,1989年从复旦大学材料系高分子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本留校担任讲师,随后放弃了出国的深造机会来经营父亲的企业,因为拥有丰厚的理论功底而担任总工程师。
仅花了半年多时间,便解决了染料中钙镁离子含量等难题,产品获得了国家星火科技二等奖。就这样浙江龙盛从一个生产低端染料助剂的企业逐步转型为染料企业,又在阮伟祥的带领下,龙盛又实现了“染料”—“中间体”—“精细化工”的转型。
2010年2月,浙江龙盛又通过可转换债券,实际控制了全球染料龙头—德国德司达(DYStar)纺织纤维股份公司,从而可以利用德司达公司的全球营销网络和服务平台。此次收购为浙江龙盛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截至目前浙江龙盛已经拥有了1900多项专利,不只是龙盛,还有闰土、亚邦等企业,在中国这片曾经像戈壁一样荒芜的领域奋起直追。而曾经的欧美染料巨头因为成本、人力、环保等因素逐渐衰退,就连世界的化工巨头巴斯夫也把全球纺织品业务卖掉,此时的中国无疑是坐实了染料行业的龙头老大。
道阻且长,行则降至。
这不是开玩笑。
野生海带,原产于日本北海道、俄国鄂霍次克海一带的冰冷水域,中国沿海对海带而言太热了。1927年起,日本在中国大连黑石礁(现大连自然博物馆的位置)和烟台进行海带养殖实验,因为中国北部海域水温相对较低,所以取得了一定成果。
抗战胜利后,中共留用了研究海带养殖的日本科学家,并且敏锐的意识到海洋农业对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在日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科研人员成功突破了海带的自然习性限制,即便是炎热的福建沿海也能养殖海带。通过对以海带为代表的藻类养殖技术攻关,中国在50年代就成为世界主要藻类养殖国家,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十分之一还多。
藻类养殖的蓬勃发展,为被西方封锁的新中国提供了碘、琼脂、褐藻胶等关键性工业、医药业原料。而之前的旧中国,连碘酒都无法保证供应,可谓天壤之别。
时至今日,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养殖国家(占世界水产养殖总量的60%),也是唯一养殖量大于捕捞量的沿海渔业国家。
其他小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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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研究的海洋污染为例,以前中国要经济不要环境,污染研究很落后。这个情有可原。
最近几年,新锐的海洋污染研究成果被中国人刷屏。有意义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国外学术机构也在引用,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过家家。
无他,有钱有需求。西方国家的问题是,环境总体已经不错了,大部分人已经不太敏感了,反而更关注经济不景气的问题。少数人采取更激烈的方式强调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并出现政治化的趋势。环境污染研究逐渐边缘化。
一日,贾母正与薛姨妈、邢夫人、凤姐儿打叶子牌。
铺下红毡,洗牌告幺,五人起牌。斗了一回,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严,只等一张二饼,便递了暗号与凤姐儿。凤姐儿正该发牌,便故意踌躇了半晌,笑道:“我这一张牌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我若不发这一张,再顶不下来的。”薛姨妈道:“我手里并没有你的牌。”凤姐儿道:“我回来是要查的。”薛姨妈道:“你只管查。你且发下来,我瞧瞧是张什么。”凤姐儿便送在薛姨妈跟前。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满了。”凤姐儿听了,忙笑道:“我发错了。”
这叶子牌,又叫马吊牌,便是麻将的前世。《红楼梦》写作于清雍正时期,可见那个时候麻将还是纸牌游戏。而后,大约到了清末麻将才逐渐由纸牌进化成我们现在熟悉的立体雕刻骨牌样式。
到了民国时期,麻将牌便风靡全国,一时间达官贵人,贵妇小姐纷纷以玩麻将为时尚。一些反映当时上层社会的影视作品里,就充斥了大量的玩麻将的镜头。麻将的规则也日趋完善。
此时的麻将,是由中国人自己发明,进化和普及。麻将牌的制作工艺主要是骨雕、竹雕为主;一般四人围坐在八仙桌旁,将牌洗好,堆成墩子,一人掷骰子确定拿牌顺序,谁先和牌为胜。现在成都地区又发明了血战到底,将游戏结束时间推迟到只剩最后一人未和牌为止。
90年代初期,几位浙江商人在一次国际机电博览会上,发现了一个日本人的摊位上,有一种可以自动洗麻将牌的小桌子,取名叫做“自动麻将桌”非常有趣。这种麻将桌小巧别致,可以摆设在空间狭小的地方,得益于日本发达的微电机工艺,利用磁性原理,在桌子下面的空间里自动将麻将牌整理排列,由两副牌交替,可以节省玩牌的时间,还可以起到收纳的作用。
几个浙江商人大感惊讶,没有想到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麻将,被日本人搞出了这样的发明,这个“自动麻将桌”的工艺、技术以及原理简直是闻所未闻,这完全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
不过还好,这个日本人的“自动麻将桌”没有多少人关注,也没什么订单。几个浙江商人一番合计,巧言令色,最终买下了“自动麻将桌”的发明专利。自此“自动麻将桌”随着中国的工业革命进程,成为了世界第一生产国。而这一产业也因为浙商的努力,而使得浙江包揽了全球将近70%的产能,这70%的产能中的90%又被集中在浙江省杭州市的萧山区。
萧山的麻将机产业完整到无一遗漏,麻将机的所有零部件皆可在萧山区采购到。萧山区每年举行的麻将机展销会,就可以在前面冠名“国际”二字。
而自动麻将机在产品分类上,可是属于机电行业,里面涵盖了微电机、塑料、铸造、模具加工、物流等多种产业集合,上下游产销一条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麻将机产业链只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虽然这个产品是一种娱乐工具,甚至于有着赌博工具的坏名声。但是,2017年4月,国际智力运动联盟宣布,麻将正式成为世界智力运动项目。玩麻将牌的人已经遍布全球了。
不过,麻将机的进化并没有就此打住。现在萧山区的麻将机生产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是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不管做出何种努力,可能都无法改变。他们将交出全球第一麻将机生产地区的名头。这个危机有可能造成麻将机行业的整体萎缩,残忍洗牌。
在广东省深圳市诞生了一个全球巨无霸的游戏帝国--腾讯游戏。“自动麻将桌”从机电产品进化成了手机桌面游戏,既没有桌子,也不用直面对手,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信号,就可以玩,还有人工AI小姐姐陪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