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似乎都出现了「重文轻武」的现象，二者有何异同？ 第1页

我来继续一下已有的讨论。

简单说，用“重文轻武”来归纳宋、明问题很大（代表性研究有陈峰、陈宝良等）。一定要说的话，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明朝当然从宋朝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详下）。只是讨论“文”“武”几乎涉及到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要展开的话十分困难。又因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常常以断代史为出发点，宋、明史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讨论问题的方式其实也不大一样。因此总体上我觉得宋明的比较研究很薄弱。

这里我想从一个明代的个案入手，即雍泰“凌虐将官”事，体会一下1500年左右的情况。然后再系联一些宋、明类似的政治事件，希望可以从细节处感受一下宋明的异同。粗疏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1

1499年，明九边之一的宣府迎来了一位新的巡抚。

雍泰，1469年进士，此前历任吴县知县、两淮巡盐御史、南阳知府、大同兵备副使、山西按察使、浙江右布政使。这人所到之处，喜欢“搏击豪强”（《明史·本传》）。这一次，他回到宣府大同第一线，立马就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一是扶助贫困的普通军户，帮他们解决日常生计问题。二是整治当地不作为的将领，尤其是打击军队经商（《实录》、《雍泰墓志》）。

此时，到了1500年，蒙古大举进犯大同，朝廷出动大军抵御。在这样的时候，雍泰竟然不断弹劾将官，这就引起了中枢的注意。朝廷就派了巡按监察御史韩春去了解情况。

钦差来了，有人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刺头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参将王杰，他说雍泰冤枉自己有经济问题，其实他自己才有问题。另一个是参将李稽，他说雍泰杖打自己，这叫“凌虐将官”（《实录》）。宣府镇分守参将一共七人，其中两个都说巡抚霸凌武将；再加上雍泰之前在山西就有用刑过渡、殴人致死的前科（事见王恕《议按察使雍泰犯罪乞从轻宥免状》），朝廷自然重视起来。于是孝宗派出更高规格的调查团，由给事中徐仁、锦衣卫千户李瓒领衔，来宣府了解情况。王杰、李稽一看，搞事情有戏唱，就来劲了。王杰带头，继续向中央调查团控诉雍泰两方面的罪行。一是无故逮捕“参将守备以下官八十六人，打死“无辜十三人”。二是纵容他的女婿田聪，在宣府作威作福， 到处收受贿赂。与此同时，还派人到北京上访，击登闻鼓，直接向朝廷表达自己的冤情。

这样一闹，到了1501年六月前后，朝廷觉得雍泰已经不适合继续巡抚宣府了，索性令他致仕，提前退休。至少又过了两个月，到了当年闰七月，朝廷出了终审判决：

1. 王杰贪赃枉法属实，还污蔑朝廷巡抚，本来罪当徒，就是强制劳役；不过他反正是个武将，就继续留在边塞，“立功五年”自赎。
2. 李稽本来有罪，妄奏巡抚，另行发落。
3. 雍泰凌虐李稽属实，虽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也属于用刑过渡。此外，雍泰纵容女婿收受贿赂、作威作福一事属实。因为其女婿曾受蔚州指挥何英贿赂；途径保安怀来城时，当地指挥王忠又用鼓吹送迎——蔚州驻军、怀来城都受雍泰节制，详见下图。
4. 最终，雍泰革职为民；田聪、何英、王忠等另行发落。

这一判决，宣府武将取得了全面胜利。

王杰本来有罪，现在落职留用，损失不大。关键是他可以继续留在自己关系深厚的宣府。李稽还是参将，继续统帅宣府精锐。但是，雍泰受到了革职为民的严厉处罚。同时，奉承雍泰的基层将领也一并受到牵连。

2

上述雍泰“屡抑武臣”一事，散见于《实录》、《雍泰墓志》，与嘉靖以来的各种笔记杂史。只是其中第一手的奏议已经难以找到。

追索这一事件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其中武将对于政治规则的运用。比如王杰。整个过程中，他的重点不是为自己的罪行辩解。相反，他先是利用雍泰前科，夸大他逮捕、打死的将官人数，以此来引起高层重视。在这基础上，他重点攻击雍泰女婿收受贿赂、作威作福一事。本来，巡抚的女婿经过自己丈人的辖区，当地指挥官有所礼遇也属正常，此事当然属实。王杰抓住对方软肋，通过调查组、登闻鼓两个途径上诉，果然搞出了大新闻。再如李稽，据《雍泰墓志》：

参将李杰不法，部下状公，公将参奏，李跪堂前，跪乞受责，以图自新，公遽信曰：此亦军法也。令缚下大杖击之，三军股慄。初，李之屈也，策公必原，既乃譛公于时相暨科道，时相有戚党，科道有稔习。公遂以擅打将官劾罢。（呂柟《涇野先生文集 》）

墓志中已将李稽误为李杰（显然混淆了王杰、李稽），更多的反映出雍泰及其家人的立场。即使如此，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稽的策略。他非常清楚，即使自己犯了事，巡抚并只能参奏。一来一去，徒生事端。所以自己向巡抚认错，“以图自新”，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他觉得这一套一定行得通，这正是边镇的常态。不想雍泰不按常理出牌，直接下令以大杖击之。

李稽被打后，立刻抓住了法律的武器。《大明律·卷之一·名例》：

凡军官犯罪，从本管衙门开具事由，申呈五军都督府，奏闻请旨取问。

成于成化年间的《刑台法律》解释说：

军官犯罪应奏闻请旨提问。其犯该杖罪以上，应论功定议，当该官吏不请旨、不上议者，绞。系杂犯，准徒五年，赎罪还职。

这是说，即使军官犯罪，上奏是必须要走的程序。如果涉及杖刑以上的处罚，还要应功定议。雍泰违反了这一程序，罪当绞。李稽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先令雍泰致仕退休，继而又让朝廷追加处罚，革职为民。虽然不少人为雍泰说情，但是事关朝廷治理武官的根本大法，操作起来很困难。

这个过程中，反倒是雍泰的自辩颇不得要领。明代官员犯罪，区分公罪与私罪，朝廷认定他“虽不以私而用刑非制”，就是以公罪论处。雍泰知道朝廷不承认他的所谓“军法”，他就从“公罪”入手，主张自己既然是“公罪，那么“律应免问”（《实录》）。这是乱讲。根据《大明律》，因公而犯错的官员，如果于事发前自己承认错误，才有可能免罪。雍泰事属于他人揭发，无论如何不符合免责的条件。

某种意义上，参将王杰、李稽对于明律的驾驭水平，超过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雍泰。

王杰、李稽等的活跃，难免让人觉得他们朝中有人。《雍泰墓志》中说李稽在朝中有“戚党”，这首先是维护雍泰的说法；《墓志》继而说，“科道有稔习”，说明这事朝廷其实按照规矩办了，只是没有特别开恩。到了晚明，如张铨叙《国史纪闻》、朱国桢《皇明大政记》等笔记，基于墓志进行了过渡解读，认为李杰（实为李稽）是李东阳的侄子，因此受到朝廷的袒护。这其实是以讹传讹的结果——李东阳的子、侄属“兆”字辈。至于李稽如何在宣府、北京之间打通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3

雍泰“屡抑武臣”一事，反映了许多明代政治文化的侧面。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擅挞品官”一条罗列了此事，指出明朝在制度上虽然禁止官员擅自杖打品官，但实际操作中还是屡禁不止。赵翼还提到了另一个重要个案，《明史·陈于廷传》：

两浙巡盐御史祝徽、广西巡按御史毕佐周并擅挞指挥，非故事。事闻，帝方念疆埸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参覈。于廷等言：「军官起世冑，率不循法度，概列弹章，将不胜扰，故小过薄责以惩。凡御史在外者尽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挥秩崇，非御史得杖，令会兵部稽典制以闻。典制实无杖指挥事，乃引巡抚勅书提问四品武职语以对。帝以比拟不伦，责令再核。于廷等终右御史，所援引悉不当帝意。疏三上三却，竟削籍归。

这里，崇祯重申了国家的基本制度：我皇帝可以打你们御史，但你们御史不能打我的军官。

陈于廷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御史不能直接惩罚军官，只能上章论奏；论奏一多，朝廷也管不过来，甚至还觉得你们“屡抑武臣”；这样，地方上的问题就处理不了。所以他试图炮制先例，说巡抚可以直接处理军官。但兵部一査，这样的事情没有过——雍泰杖打参将，以有罪论处，当然不能作为成例。所以陈于廷只能强行援引：说巡抚可以审问四品武官，这显然不是一回事。

从雍泰到陈于廷，明代文武之间可见一斑。

4

文臣擅自杖打武将，最后自己被革职，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这可以是我们比较宋、明的一个切入点。

首先宋代无论对于文臣武将，总体上量刑很轻。

其次，从司法程序上讲，宋明的基本精神相仿：如果军官有罪，长官不能直接施以杖刑。在宋代，本州、甚至路分长官也要向大理寺、御史台、枢密院上报（当然，像张浚处置曲端等事，本身有许多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有宋一代，在整个信息沟通的过程，文臣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在程序设计上就已经有所体现，如991年通过以下办法：

勘鞫公事，欲乞今后命官、将校等合该杖罪，则牒送本州仍旧勾当，候敕命指挥……（《宋会要辑稿》刑法三）

由于文臣垄断了奏与讼这两个环节，武将很多时候通过文臣，来伸张自己的主张。如庆历争水洛城，武将刘沪与著作郎董士廉筑城，背后有郑戬支持。最后以欧阳修等为首，支持筑城；尹洙为首反对筑城。

其实，晚唐到庆历，所谓文武的消长，其实是一个沟通与决策的问题。中唐体制下，藩帅进行决策，词臣负责撰写表、状、书、檄等沟通文书。进入晚唐五代，朝廷式微；词臣通过朝廷晋升藩帅越来越困难了。为了更好的为出自行伍的藩帅服务，一些词臣点亮了射箭、披甲上阵的新技能，我们熟悉的陈尧咨也属于这种情况。无论是南唐还是北宋，军事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是一样的：最终决策权归中央，负责沟通的词臣、中间人就变得无比重要了。又因为沟通有时效的问题，居中沟通的官员其实获得了极大的决策权——表面上看，就是内诸司使与文臣的作用上升。总之，庆历以来，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在信息沟通过程中占据了枢纽的地位。这是晚唐以来特定历史条件下偶然的产物。

到了明代，明代沟通渠道进一步多元化，将从中御的体制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言，勋臣、将校、文臣、宦官，互相牵制，互相合作。比如1500年雍泰在宣府，文臣许进、太监金辅、平江伯陈锐三人就在大同指挥军队。即使同是进士出身的文臣，总督、巡抚地方的大员，与代表中央的特派官员，立场也不完全相同。在互相制衡的基本格局下，朝廷自然要防止文臣霸凌武将。反过来，明代巡抚、御史上奏朝廷以后，也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或者文案大量堆积，或者武臣等通过其他渠道申诉，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这就是陈于廷指出的问题。或者让参将就地认错，姑息了之——而这就是李稽的如意算盘。

擅打品官的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不仅仅是因为赵翼说的，人有了权势就会使用暴力，更是因为通过司法渠道惩治官员犯罪，流程过于复杂。这就像今天的美国，要叛一个人死刑很难，就地击毙反而是惩治犯罪的有效途径了。

5

当然，还有一些宋明间的明显差异，则是雍泰案中不能直接体现的。

一是宋代大多数时候处于盟约时期，边防压力表面上是比较小的。北宋拓边西北过程中，进一步摸索文臣直接指挥军队的模式，一个大背景是对方战斗力比较弱，且腹地高枕无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试错的成本（暂时）比较低。明朝显然知道这样的盟约和平不可靠。由于北方环境本来就险恶，所以北方边陲长期处于拉锯战中。近来的一些考古研究，深入考察了长期战争环境如何重构了长城沿线的聚落，尤其精彩。

二是@宁南左侯、@红茶魔术猫等已经讨论的，明代文人深入参与到边防与军事活动的方方面面，相比宋代有很大的发展。因为边防压力、制度设计等许多原因，明代许多进士出身的人物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素养——如能够骑射、熟悉边情、了解军队日常运作等。

更进一步说，由南宋降及明清，社会本身有很大的变化。例如，“士人”的基数不断扩大，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多。根据何忠礼等学者的估计，晚宋参加科举的人数超过40万人，准备考试的人可能将近百万。根据艾尔曼的估计，到了1700年，人口1.5亿人，生员有50万，即每300人中有一个生员。科举人口的扩大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长期来看录取的人数必然要适当增加，但实际官阙岗位增加空间较小。这样一来，具体官阙的竞争更加激烈，投身相对冷门的边防事业不失为一种职业选择。引导文臣参赞地方军务，提供兵备道等升迁途径，其实也是把多余的人才输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个制度在有明一代不断完善（参见《吏部职掌·生员获功》）。就像今天大学生太多了，就引导大家去西部担任基层干部之类的。

其次，由宋至于明清，伴随科举社会发展，识字率也持上升趋势。从晚宋开始，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许多地方豪强渐渐有了一些文化。这个过程明清继续展开。以伊维德比较保守的估计，晚清民初“中国受过教育的男性人口总数比例可能在35％上下”，而 “从教育中获益 良多、堪称识字的男性，可能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二，约占男性总人口的20％—25％”。这也就是说，尤其到了明中后期，各行各业的男性，不少可以通过文字获取知识，即使自己不认字，身边也总有识字读书的人——那胡屠户的女婿就是一个举人。再加上戏曲等其他渠道，武人在内的普通人也更加熟悉诉讼流程与斗争策略。比如江西，如果我们以唐宋为中心，就会发现进士不断增多，文化不断繁荣；如果关注宋明变革，尤其晚宋至于明清，就会注意到这里的人“好讼”，特别能搞事情。一方面当然是史料变多了，我们对基层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不认字、不懂法的人，现在也会拿起诉讼武器了。

这些其中的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文人习武”或者“武人学文”；个中社会变迁，虽然说关乎文武，但很难用“文”“武”这样的概念说清楚。

这问题是问人品

比较复杂，因为除了郭老私人感情，他朋友上下级对他评价都很好。

私人感情上你单看结果，确实不该借鉴

但你放在当时时代，滚滚历史长河，都是裹挟人前进的。郭老也逃离不了时代。他真的不爱第一个夫人，因为包办婚姻。没什么好说的，至于第一个夫人怎么怎么为郭家，那都是她自己的事，她做的好，后人会评价她好，她离开了，后人也没资格指责她。

第二个夫人，也是最多人怜悯的，郭安娜

确实是遗憾，因为郭老和她是相爱的。你看他们生了几个就知道了。而且处境那么困难。至于说什么婚内出轨，真的什么野史都有，要是有，都会有记录。目前来看，更为信服的是没有。

郭老有三段婚姻，五段感情史 。但没有婚内出轨过。发生三段感情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为什么抛弃郭安娜，不是他故意。是必须这样做!郭老是回国抗战，代表中国对抗郭安娜一家的日本右翼势力。这时你带着右翼主要家族来中国抗战，你有多少信服度?你能保证你妻子儿女不会因为民众迁怒遭遇危险?

而且郭安娜也是右翼分子，她不过是因为对郭老的爱，才没表现那么严重。但她也是不支持郭老回国的。在中国，一个男子要为国报效是至高荣誉，此时一个人对此表示不支持，你会气愤吗？理智点，他妻子是大家族女儿，留在日本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虽然安娜父母不支持，但起码日本不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后来安娜遭到监禁，但也恢复日常生活。

至于后来遇到第三任夫人，我老师就说过，感情的事，没有对错 。真的情来了，你是躲不掉的。何况大家忽略了一点，当时抗战到什么程度?郭老作为对日宣传工作的高官，深知中日绝不两立，你死我活。你觉得和日本妻子相聚有可能?这不是多爱的问题，这还是民族气节的问题。

做大事者，不拘小节

很多情况，你是很难全的。难道普通人家庭不幸福吗？但那就是普通人的幸福，因为他们没有付出代价。所以为什么城外的想进去，城内的想出去了。

后来遇到第三位夫人，你觉得你是重新和第二位夫人和好?无论怎么做，郭老都是要被后人指责的。但当初他回国是写好遗书了，因此他活下来，是幸运的。安娜还能遇到郭老也是幸运的。很明显，十几年，是你你也是喜欢现任，对前任更多是抱歉和遗憾。

众人遗憾这感情，是因为安娜很棒，她移居大连，转为中国籍，为中国奉献一生，死后捐出全部遗产。子女为中国建设出力。但我们也没有一直说郭老没错啊，我们慰问她，选为政协委员。说明我们也是遗憾这感情的。

但再遗憾，也是别人的感情。倘若你你能让几位女子对你那么痴情，你此生也满足了。何况你还是单身狗，感情都没经历几年就讲对错。恕我直言，严他不律己

第三位夫人，那这。不太好评价。

这位夫人是自杀的，原因一方面是子女意外离世，原身体不好。精神状态不好。加上郭老先走了，和知道与姐姐的感情史。嗯，复杂。

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为何结婚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与她姐姐的感情史?真的在后面才知道的吗？这要考究。

总有人说是受不了自己是姐姐的替代品，原来先喜欢姐姐什么的。人家都结婚几十年了，那个年代什么风浪没见过，一根稻草就压垮了我们共产党员?很明显还有其他的事情嘛。

这个锅，郭老不能背，毕竟他是先结识于老的姐姐，也没结婚同居什么啊 只是相中。

后来和于老结婚，说明是爱这位夫人的。

因此，抛开郭老全部功绩来说

评价郭老应该说

是个感情史丰富的人，他多情，他对于感情事情处理不够圆滑。

他对几位为他付出一切的女人抱有愧疚，有遗憾。

结合他对感情的处理

他不是渣男，不是故意的，不是背叛家庭的人。第一位夫人，他不爱，但他知道她一直守寡在老家，后来特意去拜访，鞠躬表示愧疚。第二位夫人，因为时代原因，错过了，便不爱了。但他没有推卸责任，人们评论时，他都没有反驳。子女他让他们回国了，文哥郭老一家承担了，他还是有爱，但这爱已经不能表现出来了。第三位夫人，他没有错，子女离世，他也痛苦，倘若他知道妻子在意之前的和她姐的感情过往，他一定会好好请罪。可惜，郭老师先于老走了。

加上郭老的功绩

这些都是小事，放在国家危亡之际，放在那个民族困难年代，这些值得一提?

天天提这些的还不是你们这群能站在前人鲜血搏杀获得的安逸的人。恕我直言，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你是这剧情的主角估计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一名国外著名大学优等生，奖学金拿到手软。在自己领域成为风云人物。被前政府邀请为部长级人物，委员会一员，打仗时担当将军。后即使抛开政治研究学术，也是科学院主任级别等等等。你和我谈他年轻时恋爱次数多，感情多么渣?

对不起，这样痛苦我也想承担一下，请问你能告诉我怎么像他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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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26 网友的相关建议: 
      

卢卡申科去了莫斯科又回来了，说明还是有统战价值的，所以他依旧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打一点小九九。

当然有且仅有一点而已，主要还是主子心意。

一来白俄逢独立三十年之大变革，国内动荡需要军队给他撑腰，而白俄对于俄罗斯的意义远比中亚斯坦重要，所以这个部队本身抽不得。

二来白俄本身军力非常拉胯，整个东欧可能也就是真摩尔多瓦比他弱鸡，根本派不派兵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还徒增后勤压力，就不如继续当狗腿子化身军事基地有用。

三则既然白俄出不了兵，出兵也没有贡献，那么舆论上就不如光棍点，作为政治经济上的缓冲，也凸显西方国家制裁的不合理，里子的实惠现在比白俄出兵的政治意义对于普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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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hui-72-47-29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们仔细查查克林顿当政期间对中国和世界的所作所为，就会觉得川普实际上是个挺不错的人。

长相真能欺骗人的眼睛，眼睛能左右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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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liu-ci-gu-h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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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yang-42-21-35 网友的相关建议: 
      

很可能会。

在日本，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看动漫也是小孩子的事，只不过沉迷动漫的人比较多动漫产业庞大，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听到支持动漫产业的声音。证据就是很多日本动画里反映出有隐宅的普遍现象。（害怕被人认为幼稚/恶心而隐藏自己的宅属性）

在美国，我不太清楚，但是日本动画一类貌似都非常小众，不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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