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劣根性」一说是鲁迅作品的原话还是评论家对鲁迅作品的解读？ 第1页

1.“中国人的劣根性”，乃是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处于启蒙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一种共识。

欧洲诞生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之后，民族兴衰的原因成了知识界感兴趣的议题之一。当时欧美向世界殖民，事实上位于世界的中心，当时欧美的知识分子倾向于用一个民族在文化层面有一些固有的习性，这种习性影响乃至于决定了民族和国家的兴衰这种理论来解释。那么这种观念和殖民主义结合起来，那些殖民地的民族必然存在一些不好的文化习性决定了这些民族的衰败，所以处于“被殖民”的地位。这也是殖民时代欧美对世界其他民族形象的文化建构。对中国人这种民族文化习性的建构，以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为最终定型。

2.在近代初期，中国虽然遭受到了一定的军事失败，但是由于受传统华夷观念的影响，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坚持认为中国在文化习性上是有优势的。但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败于向西方学习的邻居日本，导致了文化核心层面的震动，继之而来的百日维新，说明当时的维新派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受到了西方观念的影响，接受“一个民族在文化层面有一些固有的习性”的观念，并总结为“国民性”。既然接受了这个设定，那么中国当时的衰败，必然和国民性中不好的方面有关系，那么维新派在政治上希图实行新政学习西方的同时，必然要求在文化和生活层面也学习西方，改掉这些不好的方面，才能救中国。这种国民性中不好的方面，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维新派要求剪辫子，和后来的革命党的剪辫不同，维新派是要效仿西方，而革命党则是要排满。

3.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是改革“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观念则延续了下来，鲁迅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这个观念的影响。在日本弃医从文“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就是领悟到改革劣根性是要通过文章、通过思想来实现的。

所以鲁迅虽然没有用过“劣根性”，但是不代表鲁迅没有使用过近义词，也不是说鲁迅没有接受这个观点，比如：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鲁迅.热风三十八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
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给许广平的信，1925年3月31日

这是鲁迅两次提到国民性的问题，但是要注意，鲁迅改革国民性的目的，是民族复兴，而不是民族灭亡。第一篇后半“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再加上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1]”，这两句，可看做是鲁迅对自己批判劣根性目的的答复。

4.随着二战的结束，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主义的传播，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兴起和高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演化到雅尔塔体系，世界的矛盾从殖民国家之间、殖民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转向为美苏之间，所以这种“国民性”观念也日益退潮，目前已经成为“学术史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的半过时观念，但是影响参与还在，并且成为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一些公知的价值观来源（譬如《丑陋的中国人》、中日小学生比较的雄文、德国油纸包都市传说等等，都受这种观念影响）。

但是，对一定文化场域内人群特定行为和价值观的研究，则依然是社会学科中长久的研究议题，国民性的退场不代表这一问题“不科学”，反而激发学者们突破历史局限性而取得学术突破，譬如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就是这一领域的优秀学术成就。

参考

1. ^ 鲁迅.随感录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