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死是大势所趋吗？ 第1页

在国外反抗死刑是穷人们对自己最后的权利的保卫，在中国死刑是国人对平等的最后底线，任何富人都不能因为有钱而逃离法律的制裁。

当年美国有一部电影名叫《凭火决狱》讲的是案件的核心人物卡梅伦·托德·威林汉姆，因纵火烧死三个年幼的女儿，被陪审团一致裁定有罪、死刑，人称“宝贝杀手”（baby killer）。

讲的是1991年圣诞节，有三个孩子的托德，家中突然大火，三个孩子被烧死。托德被定为嫌疑人，因为监控方找到的火灾专家认为是人为纵火。邻居的证词认为托德有虐待孩子的倾向，妻子的证词也是对托德不利，同室牢友也说托德自己坦白过罪行。

总之，所有证词最后呈现出的托德，是个长期酗酒、虐待妻女的反社会分子，案发日因为家庭琐事与妻子争吵，产生负面情绪，最终残忍地烧死了三个孩子。

加上公诉人精彩描述，陪审团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决定，托德被判死刑。

托德通过法律体系上述，结果美国司法体系七年没给出结果，最后一个笔友被感动亲自出场调查，发现所谓火灾专家是个水货，邻居口供前后不一致，妻子被人诱导，牢友被公诉人收买，但是这些托德的水货律师竟然都没发现，一个笔友都能调查出来的东西，律师竟然没查出来。

笔友上下呼喊希望救出托德，可是司法体系因为没有新证据，即使证明托德是冤枉的，可是托德如期被判死刑。

在美国，也就是当某一个人被定为凶杀案嫌疑人后，他定不定罪，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法官，是谁最有可能说服陪审团，有可能是强大的公诉人；或者嫌疑人找到牛逼的律师说服陪审团让自己脱罪。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民事案件中的原告、被告律师，刑事案件中的公诉人和被告律师相互对抗争辩，法官不主动调查，仅起“消极仲裁人”的作用。

因此，法官们不会轻易去推翻一个错误的定罪意见，因为有些意见是虚假的或模棱两可的，需要调查。

相反，当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个人是无辜的，他们却会拒绝放弃定罪，他们将通过上诉法院一多年的斗争，公开宣布他们相信这个人有罪。

这对米国人来讲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死刑竟然是不可控的，靠的是哪一方足够强大。也就是嘴皮子功夫比较强大，基本上来讲，穷人一旦被怀疑，遇到强大公诉人，自己没钱请律师，只能找一个公派律师。

这个公派律师，要不是刚毕业的菜鸟，要不就是混不下去的菜鸟，大律师哪有闲工夫帮穷人打官司，除非这个官司上了新闻，律师可以借此出名翻身。否则就没机会遇到好律师，这种律师无论嫌疑人死活，政府都会给律师一笔钱。

问题来了，请问，公派律师无论你死活都拿到一样的钱，他会好好给你辩论吗？

正确答案是，看律师心情。

穷人打官司千难万难，一旦确定死刑，

基本上就没戏了，像托德这个案子里，定罪的陪审团不是被证据说服，是被公诉人精彩的语言说服，声情并茂的语言，法官只是声情并茂的仲裁者。

这个案子里，各方都是独立的个体，公诉人，陪审团，法官，律师，还有水货专家，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个案子错判，而司法体系竟然还不允许纠错。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也有冤案可是最近这些年的冤案，二十年前的法官也要揪出来负责。托德案里是没有人负责，所以心安理得，司法体系纠错对于穷人是千难万难。

在美国这种体制下，凶杀冤案嫌疑人都不知道让自己死的人到底是哪个势力的，最可笑的是，弄死自己的人不需要负责人，一切竟然不可预知，可能是自己没钱请不起好律师，可能是陪审团组成过于感性，可能是公诉人老大想弄你来给自己竞选拉票，也有可能水货专家专业骗人二十年。

不过一切的基础就是有个好律师，但是好律师太贵，这就成了有钱人的游戏。

太多不可确定因数，在中国一切都在体系内，一切都有人负责，在体系内一切都有负责的人，要说冤案，肯定有，但是我们能找到负责的人，因为我们口头禅是：这是谁负责？

可是那里没人负责，取消死刑的原因是要对抗那些太多的不确定性，因为环节的每一个点都可能有问题，而且没人负责。

反死刑组织争取是各种组织利益下，穷人的个体的权益，他们在对抗可能是想象不到的可怕团体，这是他们的国情。

国外穷人有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在中国取消死刑就是有钱人狂欢的时刻。

在国外有钱人总是有办法脱罪，穷人面对法律几乎没有自保之力。在中国钱的力量不是绝对，个例有钱人凭借钱的力量脱罪仍然存在，但从时间轴来看，目前好像没有绕过谁。

死刑在中国反而是必须的，这是让社会稳定必须的基石。

收拾世界的手从来不停，反手一变反死刑又成为了美国攻击别国，以人权当武器的最佳工具之一，一个出发点颇好的组织，又成为政治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