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还未才尽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阎先生的学术重心即在“志”上。现以年代先后为序,排列其著述于下,以见其学:
从第一本《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到最近一本新书《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前后近30年的治学历程,只有10本著作。相比于王子今这类重量不重质的学者,其学术产出可谓精炼;相比于辛德勇这类保质保量但领域多样的学者,其学术重心可谓稳定;相比于韩昇这类有质有量但偏爱普及的学者,其学术追求可谓高冷。
在我看来,阎步克先生是一位以研究为目标,以制度史为切入点,并且其论文论著始终围绕着自己研究的问题力求彻底解决,非有心得的文章不写,与研究目标无关的活动不参加,并在贯通汉唐领域后,试图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作出自己解释的谨慎、纯粹的学者。
上述10本书中,有3本是论文集,即3、4、6.这3本论文集都是围绕其他本著作写的。即先写若干论文,然后整合成一本完整的著作,然后再由若干本著作整合成自己的独特史观。其治学的起点是察举制,然后转入人,即士大夫的演生,再有此扩展到官阶和爵位,由当个察举制扩展到整个官阶品位形态,最终形成自己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性看法,即《波峰与波谷》,并正式提出自己的“制度史观”。在此过程的旁支则是对周礼冕制的研究。最终,用一本引论,来展开自己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探索。
他翻译的两本书,也是为自己的研究服务的,在研究领域之外,他只写过几篇对自己老师同事的怀念文章。他很少给别人写序(不确定有没有,所有用很少),除了吴宗国主编的制度史,几乎没有参与过大型的集体项目。我猜他至少还会出一本书,因为上面10本著作之外还有零星的文章没有收录,比如给川本芳昭写的推荐序,比如《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
这样的学术风格接近严耕望,修志之难,难在史料的排比整理、考订每一个前人没有说透的细节,因而特别耗神,阎老师的瘦,大概与此有关。可以说,他是严耕望之后,治中古制度史,成就最大的学者。
以上是从学术领域着眼,下面具体谈一下他的特点:
他不同于杨鸿年、严耕望这样以考订、整理为目标的制度史路径,他是先宏观上提出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然后以此概念来统摄他的考订、整理,并具体阐述这组二元对立概念的演进。就以概念来统摄制度史研究来说,他也不同于周振鹤、赖瑞和,他还考察了此期制度运作的人事状况。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开篇讲的人事与制度结合,他做到了。
他用以统摄士大夫政治的概念是“儒生与文吏”,用来统摄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制的概念是“爵本位与官本位”,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官僚结构的概念是“品位与职位”。
无疑,这一层层推进的治史路径得自其老师田余庆、祝总斌。具体地说,其对士大夫政治的研究,继承了田余庆的政治史路径;田余庆也用二元对立的思路,如王与马共天下,但田先生没有提出单独的概念,而是延续具体的历史术语,如反秦与承秦、尚功与守文。其对秦汉官阶的研究,继承了祝总斌的制度史路径;祝总斌用概念来统摄,即先明确宰相一词的含义,然后再考察。但祝总斌只考察宰相这一个制度,而阎步克则在察举制后摆脱了这一狭隘的制度史思路而走向考察官僚制度全体。
田余庆的学术领域分为三块,秦汉,东晋,北魏,李开元、李凭分别对汉初、北魏开国两个领域继续扩展。而阎步克则用儒生与文吏、爵本位与官本位两组概念把田余庆没有找到的秦汉史整体线索打通了。并且以制度史观支撑了其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提出的北朝化理论。让田先生的论断更为坚实。
顺便说一句,在田先生的弟子中,阎步克也是独特的。本科北大,研究生、博士生都是田余庆指导,毕业后一直留在北大,恐怕只有阎步克了。李凭的本科是在山西读的,李开元的博士是在日本读的,何德章毕业后去了武大。
就考证而言,我最喜欢的两篇文章是《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和《文穷图见:王莽保灾令所见十二卿及州部辨疑》。
就讲课而言,他的讲课视频、课件,同样是一流的。
补充: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写,要一一说来,恐怕写本书都不够,以上内容,大体把我想说的写了出来,疏漏之处,还请指正。
安利:如何评价辛德勇及其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