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第1页

张华北大毕业后享受996福报35岁被优化掉输送社会，

李萍在富士康工厂打工因精神问题主动辞职，

我在百货商场当柜员赶上疫情被裁员，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张华北大毕业后终于考上了凤凰岭旮瘩子县的小学教师/公务员，

李萍在网上直播卖骚勾引粉丝线下交流年入百万，

我靠在大城市巷子口摆摊卖煎饼果子开上了奔驰，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上面每一种结局都对应了至少5000万人的人生，而且都是近几个月新闻里反复出现（反复=在不同的角色身上多次发生）的真实事件，不理解喷我的人是什么心态。

“这个答主居然嘲讽就业现状”

“他是怎么嘲讽的？”

“他把近几个月的就业新闻复述了一遍”

煎饼果子数据不好找，给你们找个便利店的销售额感受一下：

据调查显示，国内早餐市场已经达到万亿规模。2021年，中国消费者早餐食品总消费额将达到1.948万亿元，比2015年增加62%
——《早点摊到底有多赚钱？》

北京一个煎饼摊大妈火了。一名顾客拿到煎饼之后，坚持认为大妈少给自己打了一个鸡蛋。大妈辩不过，脱口而出：“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
——《北京煎饼大妈月入3万 常州胖嫂鸡蛋饼年入超24万》

小王在家附近租下一间100多平米的店铺开早餐店，每月租金约1万元，截至目前，这家店已开了5年，店里主要卖海南粉、汤粉及抱罗粉。小王说，汤粉和海南粉卖得不错，抱罗粉的销量较少。“一般来说，现在每天能进账1200元左右，月收入约37000元。
——《男子早餐店每月营业额3.7万 卖粉5年买车买房》

网红直播带货，随手找了一个抖音热门博主的销售额，给你们感受一下：

第五层的人已经在默默筹备35岁之后大捞一笔了，第一层的人还在质疑我的段子是不是编的。

问题本身很容易回答，万万没想到高票答案这么有趣。

我们国家建国初期的官方意识形态认为，所有的工作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只要是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每一个行业都用着同样光明的未来。1959年刘少奇接见掏粪工时传祥的时候说：“我们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体现的是完全相同的态度。

当然了，尽管意识形态强调各行各业都是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大家仍然会觉得某些工作高档一些，有些工作比较下贱。《新华字典》的编写是一件非常官方的事，虽然不是直接的宣传渠道，但其中的内容必然和意识形态导向相一致。所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句话再一次重复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且反驳流俗的观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考上北京大学、进中等技术学校、当售货员看上去是不同的出路，貌似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只要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三条出路有着同样光明的前途。这句话中的三条出路替换成其他任何行业的工人、农民、士兵都完全不会影响整句话的意思。

马前卒在回复中提到：“我那个答案说的是潜意识。作者的潜意识显然知道社会现状，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农民和北大毕业生前途一样，所以找了百货公司营业员和中专干部来比较。”这个解释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牵强的，因为我们国家在强调官方意识形态的时候，罔顾事实说瞎话是常态，被潜意识干扰叫事故。而且个别编辑被潜意识干扰就算了，新华字典定稿之前不知道要被多少人反复审阅，这些人统统被干扰的概率太低了。马前卒的推测已经进入了玄妙的“隐微叙事”或者“八奇思考领域”。

平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些建国初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早已荡然无存，连官方自己都不再提了。在民间，平等的信念也早已被弱肉强食的信念所替代。这种转变本身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但是对平等的信念和追求居然在人们记忆中被抹得一干二净，人们根本不相信形形色色的普通工作能够有光明的前途，甚至需要反过来费尽心力的证明读中专、当营业员是一种高贵的、与众不同的、不普通的出路，才能够理解这句简单的话，也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

稍微更新几句题外话。

的答案是很不准确的，而这种不准确的根源同样是“第一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被遗忘的一干二净。

“对第一共和国平等乌托邦的幻想，一般都是建立在忘记农民的基础上。”是一句完全错误的话。与之相反，所谓“第一共和国平等乌托邦的幻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解决农民的问题。在建国早期的意识形态中，解决农业问题，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或者说是最乌托邦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议题在实践和开展过程中导致了大量的错误和悲剧，但是在观念层面上，“第一共和国平等乌托邦的幻想”中对于农村的重视，改善底层农民生活的愿望，以及对待农民的平等态度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官方意识形态中最强烈的。只不过，这种信念在现代同样被遗忘的一干二净。为了解释这些信念，只能把他们视为虚假的、伪善的、自欺欺人和愚昧的东西。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口水，还是要重复一下，浪漫的、充满幻想和急进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大量的错误和悲剧；意识形态中显然存在不少虚伪的成分；而且意识形态的倡导和政策的具体时间非常有可能是南辕北辙的。但是我之所以在此强调意识形态问题，是为了说明在现在离不远的历史中，有很多人真诚的相信社会可以被建设成另外一种样子，并且为了这种愿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无论这种愿望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些愿望和努力都应该被正视、理解和检讨，而不是被彻底的遗忘。

前面都是空话，关于建国初期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和热情，可以直接看毛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传送门

和

）。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些按语的。以下啰嗦一点，引几篇不同主题的按语，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从没有看过毛泽东以一种絮絮叨叨的风格讨论具体问题。

一《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就是书记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烦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 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十六《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希望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县，都应当在一九五六年，由县委领导，做出一个全面规划，包括合作化，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或者手工业，水利，肥料，农具，改良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项内容。如果不能这样全面，首先抓住几个主要的项目也好。计划包括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七年，都可以。如能计算到十二年（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当然更好。省应当督促所有专、县、区、乡都这样做，着重点放在县、乡。做得粗糙一点，也不要紧，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加以修正，使之具体化和完善化，一九五八年再加以修正，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离山县委的这个水土保持规划，可以作黄河流域各县以及一切山区做同类规划的参考。

三十七《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五十五《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按语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浙江建德县的经验，一切合作社都可以采用。

五十八《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按语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把这个字典例句翻译成2015年的汉语，逻辑就通顺了：

张华考上了985大学；李萍进了某垄断国企的干部培训班；我在本地最大的超市当物流副主管：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考虑到翻译文本隔几年就要调整，再写一句通用压缩版：

我们的社会起点超过了80%的同龄人：未来是我们的。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原文出处，注意上一个例句是出版方面的，说明例句来源是编写者的亲身体验。

具体解释一下。编词典是一件非常漫长的工作，而且要尽量使用已经被时间考验过的字句，不能说今年出一句“然并卵”，就拿去给今后几十年的人当例句。因为你还不知道这些新词是不是能融合为汉语的一部分。

参见：

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他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结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

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

所以考虑到编写人员的年龄，以及他们选取标准文本的严谨性，大多数例句的形成时间都要比字典本身早20年以上。这个例句虽然出现于90年代字典，但时代背景应该属于6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时候中国是什么样的国情呢？这要看我另一个答案：

1951年到1956年，小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57年到1968年，初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71年到1976年，高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2001年到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2015年，预计将有749万大学毕业生，50万人获得硕士学位，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

中国教育玩扩招是从1949年开始。但是开始几年，扩招并没有带来太多问题。因为中国太缺人才了，每个受教育的人都要尽量用上。在苏联的支援下，我们为了尽快搭一个现代国家的架子，很多时候是国家招聘人数比识字的人多，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人数比下一级学校的毕业生多。经常要动员已经工作的干部和士兵去读大学，保证有足够的学生。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压力很小，都习惯于读书就有好前途。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教育扩张速度远远压倒了经济增长，问题来了。不是读书就有好前途，不是上中学就能读大学了……初中的学生忽然知道，录取率忽然降低了，以后只有学习最好的一小部分人能上高中考大学，其他人都只能读书到此为止，而且也不一定有工作。

经济增长，意味着我们用机器生产机器，用钢铁生产钢铁，再用足够多的机器和钢铁去装备劳动力，让他们从事技术含量比较高、需要更精密配合的非农业工作，提高个人生产率，然后才可能发放较高的工资。

教育扩张，意味着用受过教育的人“生产”更多的受教育人口，高中毕业生去教小学，初中毕业生读了简师就当公办教师。这些指数增长的受教育人口当然也希望从事非农业工作，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从而换得更高的劳动报酬。

但从60年代到21世纪，中国的国策是基础教育先行，反过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尽管很快，但教育扩张始终跑在更前头。看前面的数据，中国人用11年时间让初中毕业生增加了400%，又用5年时间把高中毕业生增加了400%，这显然超出了大国经济增长的可能速度，即必然有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不能得到高生产率的非农业工作。

这一点我在

里指出。本来新增非农业职位和下乡知青数量差不多，城市青年可以都留在城里就业，但这意味着全国人民勒紧腰带攒下来的机器和资本，被少数“城二代”垄断了使用权，会导致农村青年拒绝读书。所以，必须发动上山下乡，让城市下乡知青和农村回乡知青一起来竞争少数非农业工作。

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我之前也粗略估算过：

整个知青下乡期间，城市每培养一个中学生，农村中学就会有3个毕业生。城市的中学生毕业去农村，叫下乡知识青年。农村的中学生毕业留在农村，是回乡知识青年。现在说起知识青年，往往只关注城市下去那一部分，忽视了农村自己培养的，占多数的知识青年。

下乡知青和新增就业数相当，而每个下乡知青对应3个回乡知青。这意味着，对于70年代的中学毕业生来说，只要你谋得一份公职，立刻就超越了70%-80%的同龄人。无论是大学生、中专生、还是营业员，你们都在20-30%的社会上层，起码可以自称社会中坚力量了。说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问题很大吗？更何况，那年头的中专生可不是今天的中专生，那年头的百货公司售货员也不是今天的售货员。

当时的中专生是包分配的，出来和大学生一样是国家干部。当然大学生的提拔速度一般会高于中专生，但是也不尽然，因为大学生的定位往往是通用技术干部，中专生则已经确定了要去某个系统；在当时部门之间条块分割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中专生往往优先被定位为管理型干部，上面对接领导任务和技术人员，下面直接指挥蓝领职工完成任务；而大学生很可能直接进入待遇较好的技术机关，担当技术工作。

这意味着，对于那些为人处世能力比较强的毕业生来说，中专生身份可能更有利于个人发展，绝对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虽然起点略高，但如果没有下基层接地气的意识，却很容易级别和待遇长期停滞。更何况中专生毕业早（初中毕业就可以考），工龄长，收入和提升机会相对较多，在卡着年龄提拔的官僚系统内有明显优势，因此成为许多平民子弟的第一选择。直到我初中毕业的1995年，同学中还是60%的高分考生选择中专，40%的高分考生选择重点高中。

至于百货公司营业员。你要先搞清楚百货公司在当时的城市生态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在一个没有淘宝，物资供应紧张，甚至没有电视广告的时代。百货公司控制了城市高端商品的供应权，什么东西上市，什么东西取消凭票供应，什么东西即将断货，商业系统的员工会比普通平民先知道起码24小时，这个信息时差意味着很大的套利优势。今天的高级导购可以赚到月薪十几万，就是因为他们在相对高端商业和高端客户都掌握了一部分单向透明的商业信息；当年的营业员也可以用这些信息交换物质回报和政治地位。

即便营业员完全遵纪守法，不利用潜规则，作为百货大楼的员工，由于掌握最及时的消费信息，也可以让自己的工资多发挥出30%-50%的购买力溢价——可以换算成3-4级工资，普通人十几年的工资积累。所以百货大楼的营业员（注意定语）是标准的肥缺。尽管比不上正牌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但也绝不像今天的普通营业员，与教授、处长之间存在明显阶级差别。

中共十一大代表 营业员张秉贵

最后，当时大多数部委和准部级国企（如有色金属总公司、民航总局、中船）都有自己的王牌高校（中南工业大学、天津民航学院、上海交大），而跨系统调动一般很难。在系统内升迁的话，本系统的王牌大学和教育部所属的综合性一流大学是同一个起跑线，一般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作为中央资源集中的院校，北大毕业生的确有一定优势，但和其他部（非教育部）属高校相比，最多也就是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的区别。例句中的张华换算到今天，应该是较强985大学的水准，并不像今天那样，清北毕业生拥有百米比赛比别人领先10米起跑的特权。

所以说，在70年代的社会生态下，一方面名牌大学生、中专生、营业员都属于社会顶层的20-30%；另一方面中专干部和百货公司营业员的实际待遇都明显高于普通职工，可能和北京大学毕业生同处前10%-15%。说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不是一句宣传口号，而是非常客观的社会描述。当然，词典作者的本意也肯定包含对平等主义的宣传；但选取的案例中不包括农民，用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和北大学生并列，恰恰说明了作者潜意识中对社会现状的客观判断。

相关回答：

确实都有光明前途，他们都是吃铁杆庄稼的“旗人”。

俗话说，只要吃上商品粮，不管干啥都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多干坏一个样。

当年三种人确实都有光明前途，工人老大哥三个字可不是开玩笑。当年工人想当干部几乎就是点头的事，但很少有人愿意当干部，因为嫌干部的粮票发的比工人少。。。。。

老舅是高级磨工（成分还不好），当年都能跟厂长称兄道弟。那可是副部级厂，苏援156个项目之一。。。。。。

类比一下的话，北大学生相当于内务府包衣，工人是上三旗，售货员是下五旗。虽然前途有些差别，但共性远大于差异，都远比种地的强不知道多少倍。。。。。

甚至可以说，北大学生的前途很有可能还不如后两种人。文革时技术工人和售货员是相对太平的位置，干部和知识分子那可是高危人群。。。。。

时传祥是山东人，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4岁时，他因为生活所迫，流落到北京，成为宣武门一家私人粪场的掏粪工人。这一干，就是数十年之久。
在旧社会，时传祥受尽粪霸的欺负和剥削，工钱基本没有，可是辱骂和殴打却差不多天天都有。
新中国成立后，他翻身做了主人，生活过得扬眉吐气。别人都嫌弃掏粪工作又脏又臭，避而远之。他却将之当做一项光荣而有意义的工作，任劳任怨，以苦为乐，还利用公休日为居民、机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整修厕所。
时传祥的奉献，得到了国家的充分肯定。1959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年10月26日，时传祥应邀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群英会，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切接见。
接见时，刘少奇与时传祥拉起了家常，像老熟人一样，还对时传祥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得知时传祥没有读过什么书时，刘少奇将自己的英雄牌钢笔送给他，鼓励他学习文化知识。
刘少奇的接见，让时传祥名满天下。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一个掏粪工人的名字。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和崔月犁到崇文区清洁队参加劳动，跟着时传祥背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一些大学生，曾经拜时传祥为师。
1966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专门将时传祥请到中南海去小住。在招待宴会上，周恩来举杯为他敬酒。朱德则热情地给夹菜，还说：“老时，你是干重体力活的人，不会喝酒，可要多吃菜呀！”
10月1日当天，毛泽东把时传祥当贵宾请上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观礼。
这是时传祥生平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5年5 月19日，时传祥临死之际，将4个子女叫到身边。他说：“孩子们，我掏了一辈子大粪，被人看不起，但我对掏粪是有感情的。我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接班，我唯一的一个愿望是你们接好我的班，这个班不是我个人的班，这是党和国家的班！”

时传祥，这个名字，现在年轻人估计知道的不多了。掏大粪在旧社会那是极为让人看不起的职业，可以说是非常没有尊严的。然而新中国能够给予他一个劳动者的尊严，对他工作的认可，这是旧社会给不了他的。我相信他在临去世之际的那些话是真心的。

当然，如果只是精神上的鼓励，那当然是不够的，在他成为劳动模范后，很多人都来体验他的工作，在体验之后，甚至专门为掏粪工人开发了一套工具，能够更加清洁高效的处理大粪，这是对他们在工作上的帮助。

你可能会说，这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然而并不是，新中国将环卫工人列为公务员，领取的是政府津贴，对于那些默默的处理污秽，将干净留给他人的劳动者，这便是最好的保障。说起来一个笑话，我姑父在我小时候跟我说，我适合做公务员，我问公务员干啥的，他说扫大街的。。。现在想起来，真是悲哀。

在劳动者是平等的，大家按劳分配的大前提下，“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句话并没有毛病，这并不是一句假大空的话。时传祥就是最好的例子，1964年当选为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这个前途难道不光明么。当然，后来的一些政治斗争那是另一回事情了。

——————————

经评论区 @纪念余响 提醒，还有为张秉贵。这位可真的就是百货公司售货员。然后这位大佬是中共十一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张秉贵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78年，他被北京市授予特级售货员称号。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用人生演绎了什么叫“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相信大家还能补充更多的例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