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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席的历史成因以及与礼制的关系的怎样的? 第1页

  

user avatar   xu-cheng-8-94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问题很有趣,对我们理解中国礼制的起源和权力的产生很有帮助,我姑且来回答一下。


目前,关于中国礼制起源的说法纷繁复杂,到底礼制起源早于复杂社会的产生,还是复杂社会产生早于礼制起源?两者到底是一因一果还是互为因果?礼制起源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社会机制?

在中原以外的黄河下游地区,史前东夷人可能给我们启发。我们从大汶口文化的尉迟寺遗址说起。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境内淮河以北的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1986年蒙城县文物管理所调查发现。198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1989年春季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再度调查,同年秋季开始对尉迟寺遗址进行发掘,截止1991年,先后发掘三次。

经分析,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尉迟寺类型,主要分布于鲁西南、豫东、皖北部分地区,年代约B.C 3100~B.C 2300。

在尉迟寺遗址中出土了较为完整的排房基址,尉迟寺的排房位于人工挖掘的环壕之中,共发现11排13组房屋,这批房址之间没有打破关系(就是这座房子没有压在那座房子之上),布局规整,显然是经过了较为周密和统一的规划设计的。[1]这样的排房一般是家族居所,同一家族的人共同建造,分户居住。

在尉迟寺F33号房址中,出土了68件炊器、食器和贮藏器,包括20件用于烹饪的鼎,这些炊器大多有使用痕迹。一般来说,大汶口文化时期,一间F33这样的排房(17.43㎡)为一个家户使用,那么F33号遗址中出土的炊器和食器显然超过一般家庭需要,那么可以推测,F33家庭经常性地举行饮宴邀请聚落内的其他成员赴宴。[2]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也发现F33号房址户主的职业可能是制陶工人,而F33号房址也是整个尉迟寺遗址中出土陶器最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陶器中制作最精良,且带有特殊刻画符号的大口瓮仅在包括F33在内的四间陶器最多的房址内发现,这说明至少在尉迟寺遗址中,用于饮宴的陶器数量的多寡和户主在聚落内的地位有直接联系。联系到大口瓮可能具有的宗教功能,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在尉迟寺遗址中,大型祭祀活动往往与集中饮宴关系密切,也只有富有的家庭才能举办大型祭祀活动,而大型祭祀活动也同样能够提升组织宴饮者的社会地位。

在山东地区接续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中,这种重视餐饮器的传统得到了延续。在大汶口文化之后,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在此时期,龙山文化分布区内并未出现围绕超大型聚落梯次排布的聚落结构,显示该区域存在多个政治实体竞争。而在此时,大量精美异常的陶器成为龙山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如薄如蛋壳的蛋壳黑陶和温润如玉的白陶,达到了中国史前陶器工艺的巅峰。

而黑陶、白陶并非一般人家可以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只出现于墓圹大、陪葬品多的高等级墓葬中。同时,这些高级陶器无一例外都是酒器。说明饮宴成为高级贵族的权力象征,为高级贵族垄断。

这些象征高级贵族身份的陶器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首先,蛋壳陶极为美观,但是过于轻薄,不利用日常使用,这说明蛋壳陶等饮具可能象征、展示意味更浓重,而不仅仅是用于日常餐饮,是礼器;

第二,在高等级墓中,出土白陶鬹的墓在等级上要高于只出土黑陶杯的墓地,说明在高级贵族内部对于礼器的使用已经形成习俗或是规定,某些器具可以对应身份。

敏感的朋友也许会注意到,这和后来中国的用器礼制如出一辙,商代的酒器组合和周代的食器组合都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模式,即以器物组合来标示贵族等级和身份。

那么,宴饮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求助于民族学研究。民族学者发现,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发展水平较低的部落中,盛行一种称为“夸富宴”的活动,即在部落中花费大量食物宴请招待部落成员,以此获得部落成员的支持:

异乎寻常的追求地位的习俗存在于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过去他们居住在阿拉斯加南部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华盛顿州的沿海地区,他们为了竞争地位而大搞铺张浪费,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这种活动被称为夸富宴,举行夸富宴活动就是送出去或毁坏掉比自己竞争对手更多的财物,如果举办夸富宴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头领,他就要毁掉食物、衣服、钱财,有时甚至烧掉自己的房屋。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羞辱对手,并取得其追随者们长久的敬佩……
主人要给其对手和众从大量的赠品,客人收下一小部分,并发誓要回请主人。下一次,另一个头领为了证明自己比前者势力更大,赠品更多,又举行夸富宴。为了准备夸富宴,要积攒鲜鱼和晾晒干鱼、鱼油、果品、兽皮、毯子及其他物品。在约定的日子,客人们划船纷纷来到主人家里,饱餐大马哈鱼和野果。戴着海狸神和雷雨鸟面具的舞蹈者边舞边款待客人。一堆堆的赠品被码得整整齐齐,做东的头领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夸耀他要给客人们多少东西。来宾一个个紧绷着脸,盯着他,然后他数着一盒盒的鱼油,整篮的水果,成堆的毯子,以此嘲笑比他穷的对手们。[3]

民族学者认为,大量举行“夸富宴”一样的宴饮有利于部落头领的权利固化:

  1. 大量举行宴饮,有利于展示宴饮主人的财富储备,展示主人的实力;
  2. 大量举行宴饮,有利于维持主人的社会关系,拓宽主人的人际关系网;
  3. 大量举行宴饮,有利于主人与客人之间建立恩惠关系,也就是俗话说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4. 宴饮与祭祀结合,有利于主人掌握宗教权力

好了,说完大汶口和龙山的器物、夸富宴的社会作用,我们可以将宴席和礼制形成联系起来:

在史前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提高、农业发展成熟,不同的家庭、个人之间开始出现私有财富的贫富之分,富有的家庭开始频繁举办与祭祀,发展壮大自己的权力基础。
在高等级贵族阶层形成之后,通过规范化、等级化宴席流程和用具,在自己的阶层和下级阶层之间筑起“堤坝”,防止下级阶层通过举办类似的宴席攫取权力。
高等级贵族之间,通过礼制化的宴席,加强自身身份认同和内部团结,形成想象共同体,最终形成垄断祭祀、高等级宴饮的利益共同体。

必须强调的是,宴饮对礼制形成有重要作用,但是并不是礼制形成的唯一路径,礼制形成中,血缘、祭祀、信仰、战争等其他因素起到的作用并不比宴饮更低,我只是通过宴饮阐述礼制形成的一般逻辑:

特殊的行为模式使得某些群体获得竞争优势-获得竞争优势的群体不断通过加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形成优势阶层-优势阶层将特殊行为模式仪式化以固化自身权力排除竞争者-礼制形成

参考

  1. ^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
  2. ^ 刘莉、陈星灿,《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第三章
  3. ^ M`哈里斯,夸富宴——原始部落的一种生活方式,《世界民族》 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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