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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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各朝组织结构设置上探讨历史各朝代的特点，以及各朝灭亡的原因。

其实换个角度，把各个王朝作为企业来看，把政治制度作为企业制度来看，把统治者作为管理者来看，会有意思得多。朝代的更迭史也是不同企业的发展史。

在这里，谨将各朝看做企业，那么企业的组织机构必然由企业的基因决定，企业的发展和消亡也可从组织机构上略见一斑。

10月29日更新晋和隋

10月30日更新唐

11月2日更新：感谢各位的支持和期待，说实话其实已经之前完成了各朝代分析的粗略版，但是意外收获这么多赞和关注，着实是有点压力，也想写的更加完善，所以要对粗略版做做加工。由于这段时间出差在外，难有完整的时间重新翻阅资料来验证，所以更新进度可能会稍慢，尽量本周更新宋元，下周更新明清。再次感谢各位，同时欢迎共同交流探讨，一家之言毕竟有限，且个人选择的角度也比较局限，欢迎补充。

11月4日更新宋

11月10日更新元

12月23日更新明，这日期我都写的不忍直视。

1月4日更新清。后续正在考虑中。

万万想不到，中国的历史其实是三个短命鬼打造的

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朝代

1、中央层面：夏王为最高统治者，在中央政府层面下设分管各个领域的文官。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第一个朝代，尝试了在管理层面的探索

2、地方层面：施行分封制，分封诸侯国，诸侯国隶属于夏王朝但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在政治上为从属关系，经济上为贡奉关系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夏朝处于部落联邦制到封建国家的过渡期，分封诸侯且诸侯国自治在客观上给了诸侯国独立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
  
• 当日积月累，强大的诸侯国孕育自身实力，一旦夏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能力不足以把控全国局面，夏王朝核心的能力不足以震慑诸侯国时，诸侯国便开始考虑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唯独等一个道义上的机会
• 于是，夏桀给了这次机会
• 夏，扑街

商朝：不长记性的夏朝翻版，哀呼商汤

1、中央层面：商王为最高统治者，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相来辅佐商王，通过设立四大类政务官来统管全国事务

2、地方层面：类似夏朝，分封诸侯国，诸侯国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可以具备自己的军事力量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组织管理机构与夏朝基本一致，仅在中央政府层面更加精细化设置管理岗位
• 所以在诸侯国方面依然存在和夏朝一样的问题，对诸侯国疏于管理或者说难以实现真正的管控，导致诸侯国具备发展自身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可能性，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便可揭竿而起
• 于是，商纣给了这次机会。商汤在九泉之下要气得喷血
• 商，扑街

周朝：采用分封制与宗法制并存的管理模式，然并卵

1、中央层面：周王为最高统治者，下设三公、六卿、五官等；周朝制定了两部法律：《宗法制》和《周礼》，试图通过道德和法律，对诸侯国进行思想上的管控和行为上的限制，这是相对于夏和商的进一步尝试，可惜在公元前就是个利益至上的时代了

2、地方层面：在地方上，分封制和宗法制并存。周天子以嫡长子继承，天子的子弟就被封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诸侯的子弟就被封为大夫；大夫以嫡长子继位，其他子弟就获得士的身份。周朝统治序列为周天子—卿士—诸侯—卿大夫—士—国人，卿士辅佐周天子执政，诸侯世守其国，卿大夫辅佐诸侯治理国家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在夏商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尝试，组织设置相对更加完善，且尝试通过道义和法律来控制诸侯国
• 但是宗法制的存在直接导致诸侯国越来越多，同时意味着周王朝的管理成本越来越大，西周中后期周王朝对于诸侯国已经难以实现有效的管控，周王朝存在的形式大于意义，更多的是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博弈与争斗
•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加速了西周的灭亡；而东周自建立之日起，便已经是各大诸侯国自己玩儿的局面了

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摒弃分封制，施行郡县制，奈何胡亥……

1、中央层面：秦朝首创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制为中央官制，管理层级意识加强，中央集权意识爆发

2、地方层面：秦朝虽然一共只有十五年，干了两届（不算子婴），但上的全是硬菜，统一全国就不说了，修长城、开灵渠、车同轨、书同文、千里驰道、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使中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整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郡县制！

• 秦朝刚成立时，在对地方的统治制度上出现了分歧，老派官员坚持继续使用分封制，但是负责司法的李斯提醒始皇：
  皇上，您想想夏商周是怎么完蛋的，如果施行分封制，前三代还好，毕竟是皇帝您的子、弟，但三代之后，情谊疏远，诸侯远离统治中心，难免心怀叵测；再过三代，实力渐厚，天子也难以制约；春秋时有一千多个国家，战国时分分合合也有几十个国家，您应该不想让您的子孙也要重复您的故事吧。不如趁现在统一全国之际，把全国的统治权都牢牢控制在中央层面，让天下只有一个统治中心，从体制上直接杜绝地方诸侯国做大的可能性。
  始皇一想，对呀，寡人制服六国已经耗费了大秦几十年的积累，焉能在大秦的统治下还存在出现另一个“大秦”的可能性。
• 于是自秦开始，摒弃分封制，施行郡县制，郡和县的主要官吏直接由中央任免，把对全国的控制权收回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 中国历史自此朝着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后来的汉朝基本搞的就是秦朝这一套。汉朝的一切，秦朝都已经铺好了路。长城也修了，驰道也通了，灵渠也开了，制度都定下了。可笑的是汉朝竟然还想开倒车，刘邦称帝后马上就分封天下，有人反对，最终搞了一个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体制。刘邦死后吕后篡权，分封吕氏外戚，吕姓王又被刘姓王干掉，刘姓王又被削藩，前前后后折腾了几十年，最终引起了七国之乱，把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坑得够呛。不过这是后话，在下面汉朝的时候再聊。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从分封制到郡县制是一个跨时代的改革，它意味着我国历史上王朝的组织管理机制告别原始阶段，开始逐渐摸索成熟的管理机制。但是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得罪人的，是要动大手术的。这一动，难免就牵扯到一些利益，会引发动荡
  
• 施行郡县制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度加强，但是秦二世的能力极弱（若长子扶苏能够继位，也许秦朝是另一番模样了），宦官的辅佐让秦的管理方式更加粗暴，统治者忙于宫廷斗争；再加上民众经历长期战乱尚未休养生息，又逢残暴无能的中央政府，在起义或者死的选择下，各地纷纷举起起义大旗，最终推翻秦王朝的统治
  

汉朝：披上了秦朝的嫁衣，又被外戚、宦官和地主钻了空子

1、中央层面：基本沿袭了秦朝的中央政府结构，施行三公九卿制；需要注意的是，汉朝中后期，为了强化皇权，也由于皇帝能力有限，皇帝将由自己宫内亲信构成的尚书台权利强化，弱化了三公九卿权利，在东汉时期尚书台的权利甚至高于三公。而尚书台大致也是后来尚书省的发展前身了

2、地方层面：

• 初时开了倒车，高祖称帝后实行郡国并行制，立即分封刘姓诸侯王，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这样的设定给孙子汉景帝挖了个大坑。高祖死后吕后篡权，强行分封吕氏外戚为王。刘姓王不干了，辩其不义、吞其土地、夺其权利，驱逐吕姓。那皇帝又不干了，仗让你打了，名声让你拿了，土地和钱还特么归你了，这哪行。汉景帝第二年就着手准备削藩，七位刘姓宗室诸侯王为抵抗削藩，联兵反叛，但最终被平定。自七国之乱后，诸侯国仅为荣誉封号，再无实际统治权力
  
• 但是平心而论，我确实觉得汉朝的地方政治是比较完善合理的，往前远胜夏商周，往后超越唐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
• 先说地方政府设置：汉代地方政府共分两级：郡和县。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纵向对比一下：唐朝玄宗时期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三百五十八个州；如今一省之大堪比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大家可以自行琢磨一下。所以单就行政区域划分而论，私认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
• 再谈地方政府官制：汉代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再进一步就是三公。当时一百多个郡，太守和九卿地位平级，且汉代郡太守县令长可自行任用下属官员，具备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并不十分觉得中央政府高高在上，郡县之治反而颇为称道。纵向看唐朝：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地方官地位低、权力轻，州刺史地位远低于六部长官，州刺史唯一所盼便是升迁。但是唐朝时期县分上中下三等，州分上中下三级，由下到中，由中到上，看似升了几级，实际无甚变化。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
  
  于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汉代地方最高长官为郡太守，而唐朝地方实际最高长官竟是中央派下来负责监察的观察使（实际上成为了比州更高一级的地方长官），边疆最高长官便是节度使。既是中央派下来的，那军事权、行政权甚至用人的权力便也在其之手，本意监察实为掌控，那观察使、节度使不断做大也在情理之中了。清代的巡抚也大致是这个意思了。这就值得深深意味了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对于能力较强的皇帝如高祖、文帝、景帝和武帝，能够掌控各级机构，实现对中央权力的控制，但是对于能力较弱的皇帝，尤其是汉朝出现多位娃娃皇帝（那为什么会出现几位娃娃皇帝，又是值得意味的好玩儿的事儿了），由于实际能力不足，会过于仰仗尚书台的支持和辅佐，直接导致尚书台权利膨胀，外戚和宦官伺机利用执掌尚书台的机会攫取权利，弱化皇权，导致中央管理崩盘
  
• 外戚和宦官扰乱朝政的同时，对于民间就是一种灾难。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后期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民愤不断，地方武装兴起，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各地起义，让中央再也难以控制。地主军阀和起义力量最终加速了汉朝的灭亡
  

晋朝：存在感极弱的司马氏王朝

1、中央层面：皇帝为最高统治者，摒弃三公九卿的管理模式，设置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分管全国政事，在不同时期会视情况强化或弱化某一省的权力以达到平衡和控制。三省制现雏形，为隋唐三省六部制奠定了基础

2、地方层面：仍沿用郡县制，因地方权力和规模不断扩大，增置州刺史或州牧，增加州一级高于郡县级，形成州、郡、县三级管理层级。其中州郡主要官员仍由中央任命，部分县级官员可以由州郡长官任命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自司马氏篡权至晋朝消亡一共一百五十五年（从司马炎篡权开始算，若要从灭吴开始算那也就140年），在大一统王朝中仅比秦、隋、元更长，秦隋是因为二世祖太差，元朝那更像是蒙古人民来中原游玩了百年，而晋朝东西两晋一共15任皇帝，加起来一百五十五年，和平时间总共也就11年（280年灭吴统一，291年就八王之乱了），316年北方就被匈奴占领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司马氏也是够差劲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多差劲
• 汉朝是怎么没的，西汉末期王莽篡权，王莽怎么上来的，从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之一）上来的；东汉董太师、曹丞相更是从三公位置上开始称雄的。那从晋朝开始，干脆就不要三公九卿了，就只设置三个省来干活儿，最终审批权还得在皇帝手里。这样一来减轻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成本，相对提高了管理效率，而且皇权还凌驾于三省之上，保证了皇帝的权力。
  
  但是，司马氏各位着实是不怎么样啊，皇权是足够高了，但是能力跟不上；这时候相对简单的组织机构就体现出了劣势，中央政府组织机构是简单了，但是地方上加了州一级以后是复杂化了，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过于局限，另一方面中央官员的减少就直接代表着地方藩镇官员的增加，有野心的地方统治者就有机会发展自身的实力并逐渐蚕食晋朝。东晋后期朋党相争不断、民众起义不停，终于由刘裕终结了晋朝
• 内部斗争不断的同时就给了市场上外部竞争者机会，少数民族同胞们觊觎中原多少年，到了晋惠帝终于忍不住了，五胡乱华，把晋朝赶到长江以南，南北朝局面渐渐形成。

隋朝：呜呼隋文帝辛劳一世打下的基础，哀哉让隋炀帝做了老好人一把送给了李唐

1、先吐个槽：跟秦朝惊人的相似，隋朝一共不过三十多年（谢 @柳不器 提醒，已修改），也是两届政府，一代隋文帝杨坚，二代隋炀帝杨广，干的也全是硬活。 大局面上统一中国，结束动乱；政治上施行三省六部；基础设施上开大运河；官制上首创科举制。

先说科举制，隋朝以前选官制度叫察举制，就是上面来人察一下，看到不错的就推荐。那都察谁啊？肯定是察自己家亲戚呗，要么就是有钱的呗，没关系又没钱的基本没有被察举的可能性。所以，隋以前全是世家大族，袁绍家四世三公，同样显赫的还有司马氏一家，上层建筑全被大家族承包了，社会基本没有流动性。但是搞了科举制以后，大家凭本事考，虽然也会有猫腻，但是垄断就很难了。但是一旦不能垄断了，肯定也会有人不乐意啊：我辛苦大半辈子不就为了能够荫蔽子孙么，你现在说改就改，经过我同意了么！不让我儿子当官，我让你儿子当不了皇帝，或者干脆让我儿子直接当皇帝。所以隋朝后期世族门阀或勾结起义势力，或自己揭竿而起。

到了唐朝，那就是又照搬了隋朝的一切，成就了盛世。李世民还天天发朋友圈，笑话杨广，开隋朝的批判会，说杨广夺位。这就是江湖规矩，占了便宜的往往要再猛踩一脚。不过没关系，反正他们是亲戚，互黑很正常。

2、中央层面：新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优化组织结构，提高组织运营效率，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对地方的控制。六部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3、地方层面：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销境内500多郡，裁汰了大量多余官员，提高行政效率。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任用权一直归吏部所有。同时，每年吏部要对地方官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在人才选拔上，初创科举制，建立了新的人才选拔机制。

单从这个层面来看，隋文帝简直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大师，先稳定局面（统一全国），然后定规划、建制度（减轻民间压力）、优化组织结构（三省六部制）、精简管理层级（合并郡县）、建立绩效考核（吏部负责考核官员），顺带还优化了选人育人机制（科举制），真是佩服

4、探讨其灭亡原因：

• 旧话重提，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得罪人的，是要动大手术的，且文帝这场手术直接切在了门阀和世族的要害。门阀对科举制度严重不满，频与其他势力勾结，对抗皇权。每次改革都得用血铺路，若想得知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抵抗力量究竟有多强，请看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谭嗣同等等。
• 隋炀帝从文帝手中接管局面时，国家已经一统，制度日趋完善，人民休养生息。杨广一看：挺好，谢谢老爹，我可以放心折腾了，于是建东都、凿运河、征高丽。虽然这些从后世看来是利在千秋，但是奈何苦在当代，隋炀帝又是个不折腾会死星人，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稍微稳固一点点的统治基础立马就毁于一旦，最终将革命果实拱手送给了李唐

唐朝：可爱可悲的盛唐。李唐以后，再无盛世

1、中央层面：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体制已经非常完备。管理核心在三省六部，其中中书省主负责制定政策、草拟诏敕，门下省负责政策的审核复奏，尚书省负责政策的颁发执行；吏部负责管理官吏，礼部负责祭祀、礼仪和外交，民（户）部负责管理土地、户籍和财政税收，兵部负责武官管理、军事物资管理，刑部掌管司法，工部掌管工程。此外，御史台作为国家监察部门，负责监察六部和地方。说来尚书省也算是悲剧，政策是人中书提的，对政策的审核是门下干的，尚书省参与不了最高决策的制定，只负责政策的颁发执行。回过头来，御史台对中央的监察只对尚书省六部监察。

唐朝的组织结构设置达到了中央集权的新高度，体制相对完备，各个部门职责明确，部门之间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各种职官分工细密，职守分明，中央组织机构趋于成熟

2、地方层面：沿用隋朝州县制，但是如上文所言，唐朝的州县长官并不比汉朝的郡县长官般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州县的一切官员由中央直接任用，州刺史县令长没有人事权利，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为监察地方，由御史台将全国分为十道，派遣观察使负责观察地方行政。名为观察，实际上就是常驻地方了，成为了地方最高长官，凌驾于州刺史之上。名不正、言不顺，但中央集权着实是做到位了，呵呵。若观察使观察边疆且在边防重地停下来，由中央任命其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这就是节度使了。节度使在其地域，掌管军事，负责财政，顺便作为中央官员把用人的事儿也管了，这就是“藩镇”了。

本意在于中央集权，由中央官员直接管理地方，最后却尾大不掉。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稳固。唐室之崩溃，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多说一句，清朝设置巡抚与此情形简直一般模样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中央层面的组织机构设置确实一骑独尘，远胜秦汉，部门职责明确，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官员职权分明
• 主要问题出在地方层面。中央想集权，于是派遣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是由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安史之乱因此而生，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收到重创，更加无力抵抗，唐朝灭亡后割据势力也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
• 在此多说两句私货，依我国土地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实不宜过分的中央集权。再拿唐与汉相比，似乎唐的中央行政着实优于刘汉，但地方行政却又不如了。这也引出一个问题：为何各个朝代要如此设置自己的组织机构呢。
  我们回顾汉朝是如何崩溃的：中央治理不力，外戚宦官篡权，在中央层面出了问题。那如此来看，唐朝在中央层面加强也就不意外了。再往后看，唐朝受制于地方藩镇的军事力量，那到了宋朝太祖上来就杯酒释兵权，开始文人治国，其中的逻辑也就解释的清楚了。那再纵观历史各朝代，有意思的地方就更多了，我尽量在文末做总结的时候列出来个人的感悟与各位共同探讨

4、多说两句

从官制，到考试制度，再到财政制度，再到军事制度，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其实隋本有此机会……）。对唐朝也是值得更多的考究的，在此引用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关于唐朝制度探讨时的一段话，希望各位也能感觉有点意思。

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罗马。但李唐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史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般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宋朝：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文化复兴的军事弱国

1、中央层面：三省逐渐消亡，中书门下设政事堂，为最高行政机关；军务收归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中书省和枢密院合称两府，为宋朝最高管理机构。此外，财政大权集中在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合称三司）。中央政府的用人权原本在吏部，即在宰相下面吏部尚书的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来负责用人的选拔。中书则为宰相，自宋朝始，宰相不再掌管军事、财政和用人之权。

宰相权力旁落代表着君权的提升。宋太祖在后周时不过是一个殿前都检点，就是一个皇帝的侍卫长。一夜之间突然做了皇帝，而像他这样黄袍加身做皇帝的，宋太祖已经是第四个了。五代时期，军队要谁做皇帝，谁就得做。现在不再动乱了，要开始尊王，要让所有人知道皇帝不是谁要做就能做的。于是宋初的宰相也会刻意谦逊，捧起皇帝。大小事宜必须经过皇帝同意方可去办；大小官员必须经过皇帝认可方可上任；大小制度必须经过皇帝审批认同方可颁布。

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原来汉唐中央政府中有这样一个链条存在：

在监察机构中，有专门负责监察皇帝的，叫做谏官。谏官自汉代便有了，大抵是挑选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并不深的人充任，他们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宰相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让这些小官来讲出。这样一个小小的链条，其中蕴含的政治艺术却相当丰盈。

但是到了宋朝，这些谏官脱离了中书省，不再受宰相的管辖和提拔；反而由皇帝直接提拔，故而不再谏诤皇帝而是谏诤宰相。【这里多说一句谏官的特点：谏官本来就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儿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说话，不说话才是不尽职，讲错话不要紧。而且这些谏官位低权轻，本来就是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见识有胆量能开口的才做谏官。就算他们讲话讲错了，那最多就免职，但是免了职以后反而会声望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说，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黑他们便说白。开开嘴炮还不用负实责，一不小心被免职了对他们来说还是好事儿，那还不拼命喷宰相啊。】宰相不管做什么都有人反对，同时又要对付皇帝，那相权的旁落也就是必然了。

还有一个大前提，宋初时太祖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设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这种种措施，明显有不合理之处，但是五代以来武力盛行、学术中衰，大家都忙着活下来，哪儿有功夫和能力去念及王朝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对以后发展的影响，所以虽然有人觉得宋初的制度和唐朝好像不一致，但是也并不知道怎么才能合理，这就埋下了隐患。宋初读书人是人又少能力又弱，丞相赵普半部论语治了天下，但是慢慢的读书人就多了，懂得历史、政治、学术的人就多了，尤其到了仁英神三朝，大家发现不对劲，开始琢磨如何变革。但是这时候距离开国已过数代，积势已成，急切改变反而效果不好，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积势已成，二来想必也有谏官严厉反对的因素，就算神宗很信任王荆公，竟也终究抵不过谏官们无数张嘴，终于谏官得胜而王荆公落败。此风盛行之下皇帝、政府和民众均不乐意了，皇帝支持的人竟然都无法得胜，政府这般努力竟然都无法对抗区区谏官，民众更是对这群位低但是嘴脸嚣张的人不满，于是在多方打压下谏官终于渐渐退出主要舞台。但是如此一来，权臣又有机会得势，蔡京、童贯，这都是帮助大金国南下的好人。所以说，权力的游戏、管理的艺术在政治场上真是淋漓尽致。

2、地方层面：宋代地方政府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称为路，类似于唐代的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类似唐代的州府；最低一级仍为县。有几个特点：

• 一是其实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有隶属于中央的官员来兼管地方事。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本都是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比如州府，原来的长官是武臣，比如说江苏督军，实际上中央保留你的职位，但是不让你管事儿，请你来中央住，实际上再派一个文臣去管江苏的事儿，这个文臣就叫知X州事、知X府事。这些知州知府实际都是中央官，只是被派来兼管地方事。
  
• 二是宋朝的监察制度更加奇葩。我们上文讲过，唐朝派遣地方去监察的人叫观察使，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到了宋朝更奇葩了，这个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叫监司官，且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称为帅（安抚使，掌管兵工民事）、漕（转运使，掌管财政）、宪（提刑按察使，掌管司法）、仓（提举常平使，掌管救恤民众）。唐代的州县，只奉承一个领导就行，到了宋代就要奉承四个领导，知州知府们的日子料想也不会太好过。这四位都是中央派来监管指挥地方的，这四位里以转运使最重要（毕竟从字面看可以扭转运势【认真脸】）。宋朝的地方财政除了本地政府支出外，是要全部上交中央，地方不留存储。那转运使就负责把地方的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其中利害，可想一斑，宋朝发展后期，转运使就逐渐涉及监察、行政、边防、治安等事务，隐隐成为最高长官。
  
• 三就是宋朝地方的财政。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政集中，而用人权则早在唐代就收回中央了，地方日渐贫弱。平常就很艰苦了，那一旦出事儿，就出大事儿了。所以金兵南下，汴京一破，势如破竹般横扫北方，直接把赵构打到了长江以南。回看唐朝，安史之乱时，两京俱失，但是依仗其州府的积累，还有办法存活。但宋朝，哎。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地方薄弱。中央的高度集权导致地方失去了军事权、财政权、用人权，又没钱又没权力赚钱，平常日子已经不好过了，一旦出了事儿，那可就是大事儿了。金国南下破汴京以后完全是势如破竹，没有任何阻拦最终被长江拦住。依黄河而立的宋朝马上变成了依长江而立的宋朝。

• 严格的重文轻武。
  宋朝统治者既担心养出藩镇势力，又担心武将做了宋太祖第二，所以想尽各种办法限制武官，同时五代时期国家饱受军人之祸，于是自打宋代开国起就强调尚文轻武，宋朝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尊重文臣士大夫，连谏官都能那般容忍，话说到这儿，也正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宋朝竟然能够实现文化的复兴、思想的发展、甚至连文学艺术和科技创新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也算是一种成就罢。唐代武力昌盛，宋代便如此矫枉过正，历史的有意思之处着实众多。
  
  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大概是狄青了，但是回顾狄青的官路：行伍出身，立功不断，最终出任枢密使四年，最终竟抑郁而终。功如狄青，在宋朝时期也是备受猜忌，抑郁而终，这便是宋朝大多数武将的缩影了。地方负责军事的督军，中央不让你在地方呆，在汴京给你弄套房子，行了你在这儿住着吧，工资照样给你发，补贴一分都不少你的，但是你别想着去地方管军队了，老实在皇帝眼皮底下歇着吧。这样一来督军没法督了，那总得有人去督啊，没关系，中央派人去，这就是安抚使了呗。宋朝为何这么多官，可见一斑了吧；还有禁军中负责戍边的武将，这没办法人家毕竟要负责保卫边疆，你这不能把人限制在京城了吧。没关系还有办法，武将动不了，我把你手下的兵动一动，宋朝的兵制中，负责戍边的军队，绝无可能在同一地方久呆，今年你在河北，明年就把你调回中央，后年把你放去山西。于是乎，宋朝虽然不是年年打仗，但是单从军费支出上看就是年年打仗的消耗，而且如此下来兵不习将、将不习兵，这军队战斗力怎么提升；再说到具体打仗的时候。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将帅有统兵之权。前方有什么重大军事想法那是要申报枢密院审批的，而且历任枢密使除了狄青以外基本都是文官，所以宋朝这军制生动地给我们阐释了什么叫贻误战机。

• 军事方面。本来只想探讨组织机构的，但是说到宋朝的灭亡原因的时候，难免要说到军事了
  
  首先得提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整个宋朝就毁在他一个人手中。自他以后，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由于中原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中原步兵们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走向彻底灭亡。赵姓同胞们请记住他的名字：石敬瑭，若不是他也许各位仍是王公贵族也说不定。石敬瑭此人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特别大方地将北边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宋朝整体的都城选择、国防政策和国防资源都因为此举发生了变化。
• 都城选择：太祖定都开封，开封这个地儿，远不如长安，也不如洛阳。各位可看一下中国地形图，开封是一片平地，过了太行山以东尽是平原，骑兵过了太行山，两三天就能到开封城门口。宋朝之初算是没有国防的，那为什么建都开封，而不选择不远的洛阳或者更安全的长安呢？因为穷。宋朝建国之初，缺钱缺粮，急需从南方运粮过来，感谢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从扬州一路运到开封，但是开封到洛阳段的汴渠早已毁坏，宋又缺乏人钱粮物去修葺；又因为此时的长安早已一片荒凉，于是为省却粮运，故而迁就定都开封。当时宋太祖也提过说日后若有实力，国都还是要西迁的，但是没想到竟再无机会。
• 国防政策：宋朝的整体国防政策是偏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募兵主要用于防御。想开封以北是什么：长城、太行山，想主动出击对宋朝人民要求太高，被动防御已然不易了。说一可笑可叹的故事：檀渊之盟后，宋朝无法主动布置国防，只能奖励农民多种水田、多开水渠、在田地旁多种榆树杨树，只盼日后打仗了还能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 国防资源：这也是宋代的一个遗憾。北方作战定要骑兵，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东北和西北，往往高寒之地能出好马。但这两地，正好一个被辽国拿去，一个被西夏占有，与骑兵相关的精良铁矿也在东北塞外。缺少资源也是宋朝国防的天然缺憾。

• 总而言之，私以为，宋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顶层设计。试图中央集权却害了地方，试图限制相权却养了谏官误了朝政而且最终竟还是有了蔡京童贯之流，试图尚文轻武却将武放得太轻，试图遏制武力最终却亡于武力贫弱。
  
  但这也是历史的可爱与可恨之处，站在当下的角度，我们可以肆意批判，肆意点拨，肆意总结，但是回到千百年前，回到夏商周，回到秦汉，回到隋唐，回到两宋，能有魄力去改变、去探索、去适应，已然不易。在此，一面哀叹各朝亡朝的不幸，另一面只能以史为镜，细细琢磨老祖宗们留下来的宝贵的政治教训和经验。

元朝：蒙古同胞在中原的百年游

1、中央层面：沿袭过往设置，但是有所简化，中央组织机构设置相对简单

2、地方层面：首创行中书省（即行省）制度，行省即行动的中书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蒙古同胞征服中国后，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集中在中央。所以地方政事，中央也要严格把控。如此一来，地方绝无大权，权力只在中央。所以说元代是由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蒙古同胞的政府地，就像早期英国与澳洲的关系一样。当然，这种行省制度也就方便进行军事上的控制，各地的军权也牢牢被控制在中央手中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元朝管理者缺乏管理意愿，贪图享乐，尤其是元朝后期，整个元王朝从上到下都透露着一股腐败的气味儿。蒙古族同胞最初打下中原是妄图将中原作为蒙古族的放马场，这些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从不认为在自己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在灭掉南宋以后还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杀掉，把土地用来放牧。最终未尝试将汉族人民驱逐出去的原因仅在于希望汉族人民接受统治、进行农耕商贸、按时提交税赋，以实现元朝统治者们坐享其成的目的。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可以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甚至什么也不干也得交“撒花钱”。从意愿层面来说，元朝统治者无心管理，不图国强民富，旨在统治和享乐，其出发点就值得哂笑了
  
• 组织设计有漏洞。地方加设行省一级，且设置行省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地方的行政、军事、司法权力。虽然是地方层面的组织机构，但是其官员和管理权限依然在中央层面，蒙古同胞对地方的统治主要是走心，想一出是一出，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似乎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唯一所求就是能够实现元朝核心的中央政府（或者说是皇帝）对地方的强管控。从组织管理与组织设计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组织机构和职能设置是有极大隐患和不足的。纵向来看，私以为晋朝和元朝的组织管理机制最欠考量
• 管理手段简单粗暴。蒙古族同胞们在战争过程中一大特点是骑兵厉害，另一大特点是屠城。从东亚打到西亚再到欧洲，一直都是这一套，不投降必屠城，投降了也屠城。金全盛时（1207年）有户768万，蒙古灭金时（1234）剩下87万户，下降89%；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1267万，蒙古灭宋时剩下937万户，下降26%。粗暴程度令人咋舌。元朝灭宋以后，虽不用再打仗，其管理手段依然粗暴、原始、人性，统治者把人分成了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实行等级管理制度。最高级的蒙古人杀掉一个南人，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一头驴子，如果南人没有什么背景，连一头驴子都不需要。当时的蒙古同胞们对汉族人民缺乏重视和尊重，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在这样的管理方式下过了60多年后，汉族同胞们在各地起义不断，最终由诛元璋同志推翻了元朝统治。
  

明朝：朕为你们打下的江山就这么亡了？！——朱重八

1、中央层面：丞相被撤，相权彻底湮灭，皇权至高无上，皇帝直管明朝全面事务。

宋元时仍有皇权和相权的互相制约，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一方面帮助皇帝统管大小事宜，另一方面又能制约皇帝的一些不靠谱的想法，但是造反专家朱老爷子并不是一个喜欢放权和信任下属的领导，所有事儿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放心，骂我我就打你，对我有意见就干掉你，想抢我的东西我连你全家都收拾了。

太祖自造反头子摇身一变为皇帝后，逐渐感受到造反和当皇帝的不一样了，造反的时候是没有后路的，大家脑袋悬在裤腰带上全都是为了日后可能的权利，而这权利得靠眼前的造反头子，所以造反的时候大家都听老大的；但是造反成功以后当上皇帝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没有什么负担了，太平盛世哪儿还有什么掉头的机会啊（当然，朱老爷子让手下们明白了老大永远是老大），就剩下争权夺利了，老大要是给我地位那是应该的，老大要是不给我地位那就不合适了，朱老爷子这时候发现反而自己当上皇帝以后，不是所有事儿都能自己一拍桌子都能定了，不是所有事儿自己说什么手下都能去干了，而且丞相还总是带头来反对他，文武百官竟然还支持他。奶奶的，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不就是为了当上皇帝爽一把么，不让我爽的都得死。

看看明朝开国二十年里，太祖先后以不同的原因干掉了左丞相杨宪、右丞相汪广洋、左丞相胡惟庸，后来也没有放过开国元勋李善长，连右丞相徐达将军也被赐了蒸鹅一只。所以私以为，太祖是先有了撤丞相这个意思，然后才有了干掉丞相们的举措，无非是为了彻底解决相权掣肘的问题。明朝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因造反被干掉，被干掉六年以后又被加上了通倭的帽子，明太祖处理了胡惟庸以后，决定自他开始明朝永远不准再立宰相。

没有了宰相，没有了中书省和尚书省，六部最高的长官六部尚书就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二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都察院是原御史台化身而来，继续行监管督查职责。都察院和六部合称七卿。七卿之外，还有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总称明朝的九卿。通政司只负责管理管理奏章、公文出纳；大理院负责平反，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的都可以去大理院平反。故刑部、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可以简称为三司），都是司法机关，如果朝廷有特别重大的司法案件，就由三司共同会审（琅琊榜中的刑部、悬镜司和大理寺也是如此这般了）。

在武官方面，废掉丞相以后，将原来的大提督府（类似前朝枢密院）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提督府，各提督府均为平级，分管不同地域。五军提督府作为军事机关，与兵部分掌兵权，“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春明梦余录·兵部》)。战时全国五大提督府只管带兵打仗，平日征兵调遣工作由兵部负责。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都回归皇帝手中，帝王的权衡之术在此时演绎到了极致。但是皇帝一人毕竟无法完全管尽所有事，那么皇帝的秘书处就显得重要了。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称为内阁，秘书们就是内阁大学士。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作为参考。成祖时，仍然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有活儿都自己干了，毕竟批一天的奏章已经比从北京打到南京要轻松多了。但是自明成祖起，再下去的儿孙，从小就生在深宫，不像太祖那般当过和尚杀过人，也不像成祖那般清过君侧打过仗，精力上自然是逐代萎缩，自然是不能像两位老祖宗那般万事亲力亲为。所以后来皇帝们对内阁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内阁的权力便慢慢重起来，内阁首辅也渐渐成为能够呼风唤雨的角色。

内阁大学士就是个五品官，所以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任，这样就是二品大员了。而且明朝的内阁大学士们通常都是太子的经筵讲官出身的，都做过皇室的老师。这样一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人来兼任，地位自然就尊严了，自然也比普通尚书要尊贵一些。

此外，明朝中央集权制度下还有一个特色的产物：厂卫。
卫指锦衣卫，厂指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厂卫均为明朝内廷侦察机构。此为侦察，与都察院的监察职责可是大不一样。都察院负责对各部门各任职人员进行明面上的监察，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够完成今年业绩指标、在完成业绩指标的时候是不是偷偷摸摸用了非常规手段、完成业绩指标的过程中有没有太过于欺负下属和百姓、在完成业绩考核的时候是不是顺道给自己留了一点富裕等等；厂卫不一样，他们关注的是你暗地里做的事儿，下班以后是不是辱骂领导了，是不是勾结同僚了，你今天收了谁的贿赂明天又贿赂了谁，以及一些刑事大案，他们可以绕过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直接对感兴趣的人进行侦查、控诉、提审、审判、执行。

这里也简单谈一谈厂卫的差异：

• 其一，锦衣卫是军队，同时负责了宫内的保卫工作，东厂、西厂、内行厂则不是军队性质的组织，而是纯粹的特务组织；
• 其二，锦衣卫的长官一般都由外戚或功臣担任，而东厂、西厂则由太监统领；
• 其三，厂卫并不是同级的，锦衣卫侦查一切官民，东厂负责侦查官民和锦衣卫，西厂监督东厂，内行厂监督东厂和西厂。

在明朝时，权衡之术确实到了巅峰，而这一切权力最终都控制在皇帝手中。那问题来了，厂卫是为什么出现的呢？丞相制度的废除导致皇帝政务压力巨大，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皇帝解决一些事情，而且忠诚度比较高；明朝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比较僵持，疏远和不信任是皇帝与官员的关系特点，那皇帝不信任大臣，自己一人又无法对整个官僚队伍进行有效的控制，职能利用身边的心腹来实现对官员的控制；宦官因为其身份特色，与皇帝有更多沟通的机会，对皇帝的心思又更深的揣摩和迎合，接近权力中心的这群人在明朝时也终于获得了一些权力。

总之，因皇帝的专权意识和控制意识，厂卫在明朝成为有特色的组织机构，发挥其重要的负面影响，严重帮助了明朝坚持走固步自封、保守传统的路线。

明朝的组织结构，最突出的是皇权专制，凡是阻碍皇权的都要被毁灭，包括丞相和一些内阁首辅；凡是得到皇权宠幸的都加速发展，包括厂卫和一些内阁次辅。保守、维护传统、维护皇帝的权力贯穿始终，控制、维稳、权衡是明朝演绎的核心词汇。

2、地方层面：

明朝地方设置与元朝类似，但是由于丞相被撤，中书省不复存在，行中书省就没法再叫下去了，所以把行省掌管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全国划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挥使管军事。

在明朝，地方行政中最低一级为县，县上面是府州，这是第二级；府州上面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这是第三级。但是府州多而布政使司少，所以在府州和布政使司之间加了一级，叫做分司，地方组织共设四级。

明朝地方组织与职位设置有两大特点，也是导致明代地方政治一大失败的主要原因：

• 其一，亲民的官少，管官的官多。明末大儒王船山所著《黄书》里曾有统计：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有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县上面是府，府上面是分司，分司上面才是司，而亲民的官是县官，县官数量少、职位低，服侍奉承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儿有功夫去亲民。谓之亲民的官少，管官的官多。回顾宋朝，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到了明朝，依然如此，便有些喟然了。
  
• 其二，中央仍要插手来管辖地方政治。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已然是省一级的最高长官，但是在地方上，他们头上，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边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皆为中央政府派来监管地方的官，但是在明清时这种临时官制逐渐变为固定官制，而且这个总督巡抚与唐朝时的节度使还有不同，节度使虽然也是中央派遣下来但再也没有收回去的官，但是节度使初衷是为了稳固边防，是针对外国军事的，算是事出有因；但是总督巡抚意在对内防乱，那其权利边界便无法界定了。地方官无法管地方事，地方政治焉能善也
  

3、探讨其灭亡原因：

• 整体格局的局限导致了明朝自上而下更关注于安内，内部的斗争是整个大明王朝的主旋律，对于外部的关注往往是被动的，于是才有于谦捍卫北京城、戚继光抗倭、袁崇焕驻军关外，但最终明朝还是灭于内忧外患。
  
  自太祖成祖彻底解决掉蒙古同胞的威胁、郑和下过西洋以后，朱姓皇帝们对于外部环境便似乎失去了关注，只关注于安内，整体战略意识和对外部环境的掌控都比较差，土木堡轻视蒙古同胞、海上被动招来倭寇、东北任由满族同胞发展等等，似乎并没有迫切的要发展自身整体实力的意愿，只求继承太祖的衣钵稳固王朝内部的统治即可。

如此做来，虽然内部各种监察各种管控组织结构设置的飞起，东厂啊锦衣卫啊六科给事中啊都察院啊等等，似乎已经将全国上下都掌控在自己手中，但是国外有国，管控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发展呐，自身整体实力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而且内部的管控手段似乎也并没有十分好的效果，当某一制度施行了较长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人能够发现制度的漏洞，钻了制度的空子，你方唱罢我方唱，最后内部也没有管控好，外部也没有震慑住，内有闯王外有满清，终于还是将太祖打下的江山让与他人。而且明朝这些皇帝们啊，太祖和成祖是你骂我我就打你，但是其他皇帝是你打我我就骂你，真不知皇子皇孙们如何在地下面对太祖。

• 中央集权过于严重，靠近权利中心的各组织各管理人员均伺机从皇权中攫取一些权利给予自己，从而内阁、宦官、厂卫等组织机构有机会发挥了远超过本身被赋予的职责，进而影响帝国的正常运营。
  裁撤丞相，设置厂卫，权衡内阁与宦官，设置总督与巡抚管控地方，一切手段均为了中央集权，所有大权在名义上均最终回到皇帝手中。那么当皇帝不足以掌控手中权力时，最亲近皇帝的群体便具备了沾染权力的可能性，张居正、严嵩父子、魏忠贤、东林党等等，或内阁或宦官在明朝中后期均不同程度的倚仗着权力中心发挥了极大的能量，对于明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一切事务均归皇帝，虽然有利于皇权的加强和集中，但是毕竟皇帝的精力和能力有限。
  纵观明朝16位皇帝，唯有太祖与成祖堪称劳模，崇祯皇帝也算是半个劳模（但是朱由检同学也就勤勉这一点尚能值得称道，其他方面跟老祖宗诛元璋和朱棣的水平差的真不是一两个档次），这几位起早贪黑，按时上下班甚至经常性的加班都没问题，但是这几位能这么干是有原因的：
  太祖那是放过牛当过和尚的，后来更是造反了十几年，相继干掉了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脱脱，后来又当了30年皇帝彻底过了瘾之后才西去，对他而言当皇帝不就看个奏章杀个把人，那比造反轻松多了；
  成祖更是装过疯卖过傻，躲了削藩清了君侧，从北京杀到了南京，期间数次陷入险境，要不是朱允炆的照顾早就西去了，后来又迁都北京彻底解决蒙古问题，兢兢业业胆战心惊干了20年皇帝，于他而言，当上皇帝干上活那是自己拼了命换来的，必须得努力珍惜，从早到晚干活又算得了什么；
  而崇祯同志，那其实完全是被迫的，他从小就没被当作继承人对待，治国之道、识人用人之法从未接触，一下就从外地进了紫禁城当上了皇帝，能力不行勤奋来凑呗那就，可惜崇祯毕竟不是太祖成祖那般英雄人物，局面最终也没能挽回。
  但是明朝其他皇帝们，从小在深宫院墙内长大，紫禁城都没出过几次，朱祁镇同学倒是走得挺远，一走就走到了蒙古瓦剌部。让这些皇帝们一个人把全国的大事儿全担起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儿，于他们而言按时上下班已经是困难了，嘉靖和万历更是几十年不上朝。于是皇帝总得找一些人来帮他处理政务，那最接近皇帝的其实就两拨人：内阁和宦官，内阁是皇帝的秘书处，宦官是与皇帝接触最密切的人。
  
  
• 先说内阁，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们自然只如秘书。后来皇帝们年轻不懂事，事事都要咨询大学士们的意见。而且有些年轻皇帝们呢，自己不懂事，对于内阁大学士们也有莫名的敬畏，怕和大学士们见面，内外一应奏本，先由大学士看过，写上他们的意见，附在奏本上，这叫“票拟（票就是小条子的意思）”，再由皇帝审阅决定，皇帝收到以后，把小条子撕掉，亲自用红笔批下，这叫“批红”或者“朱批”，批好拿出去就是皇帝的谕旨了。所有诏令，最后一步都是皇帝这红笔一批，所以才说明朝近乎皇帝独裁了。但是除了太祖成祖外，其他皇帝较为依赖内阁，所以内阁的票拟意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朱批的结果，所以内阁的重要性也逐渐提升起来。但是，内阁毕竟无法直接做最后的决定权，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内阁便不如下面要说的太监了。
  
  
• 明朝的太监，仰仗于明朝的政治制度，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上面提过，内阁票拟以后提交给皇帝朱批，但是内阁不能随时直接进宫啊，皇帝和内阁的接触得靠太监，于是便多出了这样一个让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别说你是内阁大学士，就算你是内阁首辅，也得靠公公们帮你传递票拟啊，公公一个不乐意，把你的小票撕票了或者改成自己意见了，你上哪儿说理去；而且朱批的笔总得有人保管吧，这就跟现在企业的章得由财务保管保管，当时朱批的笔就由司礼监保管，有时候皇帝嫌麻烦或者心情不好，直接让司礼监批了，那也是大大存在的事。那太监要是再犯了懒，直接把你的奏本给扔了当做没看见，或者故意就不批你的奏本，也都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这种程度的黑暗腐败，也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治制度最坏的时候，司礼监就是真丞相，甚至是真皇帝。
  
  若是内阁和司礼监勾搭起来，那更是了不得，如张居正先生这般能把司礼监和太后一起勾搭起来的，往前往后三百年，也仅此一个。但是张老先生也并未得到善终，他死后，家立马就被抄了。这体现的是明朝政治的另外一个特点：我见不得你比我好。内阁次辅见不得首辅好，司礼监秉笔太监见不得掌印太监好，尚书们见不得内阁大学士好，左右仆射见不得尚书好，六科给事中见不得六部好……内部斗争自太祖其便纷繁不断，从洪武年间的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争斗，一直到明末九千岁和东林党的斗争，明朝内阁首辅的更迭史更是精彩无比。但这内部的消耗，对于大明王朝和百姓们而言，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

总的来说，自太祖撤销丞相皇帝独裁后，大明王朝独有的政治制度存在了两百余年，期间既有刘瑾、严嵩父子、魏忠贤这样的弄臣，也有张居正、于谦、戚继光这样让后人铭记的名臣，但他们无一逃脱不了得宠则上天堂、失宠则下地狱这样的原则。在独裁的大明王朝里，我们必须感谢，感谢这些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人才，让大明二百余年未曾大衰；但是同时也要惋惜，在大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了新的近代史阶段。

• 兵制出了问题。
  满清入关时，八旗子弟满打满算也就不到十万人，加上调动的蒙古军队，一共不到二十万；闯王进京时军队号称百万，实际也得有个大几十万；而明朝军事到了后期，全国的军事力量保守而言也有百万，那最后为何是满人得了天下呢？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均有驻兵，论总数的话自然是高高在上。但是自成祖彻底解决蒙古之患以后，国势隆盛，四境基本太平，兵卒大多数终其一生不能参与打仗，精神上有了懈怠也是正常，假使要动员打仗，按照明朝制度是要全国分调的，云南调五百，四川调一千，然后风风火火感到京城，全国各地的兵卒凑出几十万来那肯定没问题，但是这几十万人从全国各地到了京城以后早已精神疲惫，加上各地的风俗面貌甚至语言都并不相通，沟通上是第一难；人到了，得发装备吧，打开武器库，里面所藏的兵器和装备，已经不知是多少年前存贮的了，刀也锈了，线也烂了，把这些破烂装备发给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身合适的衣服，在军营里也不是件容易事。临出发前得祭旗吧，总得杀头牛吧，但是一刀下去，刚刚破了皮，牛还好好儿的呢，连祭旗的刀都这样，武器得啥样就不赘述了。装备是第二难；打仗得要粮食得要钱吧，打开国库，没有，问户部要呗，也没有。那钱呢？！不知道。这就好玩儿了，没有钱支撑是第三难。这三难下来，纵有百万兵力，也躲不过满清十万精兵的侵犯。当然，也要受当时瘟疫、天灾等影响，但是此处毕竟只谈人祸。

题外话：

于是又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八旗子弟在关外茹毛饮血长大，只熟悉打猎，对于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基本不懂，但是明朝文化、经济、政治制度肯定是要比松花江上的满清进步许多的，但是文化先进看似发达的民族反而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干掉了，为什么呢？

这事儿说起来就有意思的多了，文化先进的民族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征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西晋和北宋的灭亡，还有明朝皆是如此，再看世界史也同样这般，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波斯帝国被马其顿干掉，蒙古同胞横扫亚欧大陆。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在此先留个坑，日后尽快补上，各位也可在评论区探讨一番。

清朝：走上封建专治的巅峰，走出天朝上国的美梦

1、大前提：

要想了解清朝，必须先理解一个大前提：清朝毕竟还是满清，那是满族人的清朝，爱新觉罗氏也只是作为满族人的代表和首领而已。虽说爱新觉罗氏是清朝的皇帝，但是他们也是满族人的首领，他们之所以能够带兵打进关内占领紫禁城，是因为八旗的支撑、满族的支撑，那当上皇帝以后肯定是要先满足八旗的需求、满足族人的需求，官要先让满族人做，钱要先让满族人拿，地要先让满族人分；同时呢，表面上要做好文章，要吸取元朝蒙古族兄弟们迅速灭亡的教训，要显示出对于汉人的尊重和重视，吸取元朝的教训，起码要象征性地对老百姓表示关怀，但是也要保证汉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来影响满族人的统治。

这个大前提掌握了，清朝的政治制度、组织机构设置、各种举措便可以理解了。

2、中央层面：

核心组织机构为内阁、军机处（雍正年间设立）、议政王大臣会议（皇太极设立，乾隆撤销）。与明朝同样，设内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中枢；雍正当朝年间因西北战事设军机处，起初主要负责军务，后来逐渐演变为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行政中心，地位高于内阁，但军机处的高级官员——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为兼职，一般由内阁大学士兼任；议政王大臣会议为类似军机处的存在，皇太极时期为了弱化贝勒权力，强化身边大臣的权力，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重要事务，雍正时渐渐由军机处代替其职责，乾隆时期彻底裁撤。

满清同胞们在分析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话语权还得在自己手里更靠谱。所以清朝时期，事无巨细，一切都要听从皇帝的号令。不管什么内阁、军机处还是早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组织结构，完全是作为皇帝的秘书处存在的，而军机处更像是皇帝又设立的一个南书房。在清朝，是这么玩儿的：小事儿呢，是由内阁提出建议报给皇帝，皇帝审批以后经内阁传给六部，然后就可以实施了；大事儿呢，皇帝自己琢磨好了，顶多参考一下军机处的意见，确定下来方案以后就由军机处直接发令给责任人，内阁啊六部啊根本都没有参与讨论的机会，比如说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军事方面的问题，送给两广总督的，连兵部尚书也不能看，这是清朝特有的秘密政治，其独裁程度在历史上也算是头一位了。

其他中央层面的组织机构基本沿用明朝设置，设五寺、六部、两监、三院、三府。分别为：

五寺：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鸿胪寺、光禄寺

六部：吏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工部

两监：国子监、钦天监

三院：理藩院、都察院、翰林院

三府：内务府、宗人府、詹事府

虽然组织结构看似一致，但是内里仍然有清朝自身独特的地方。

一是六部尚书的权力已经大幅缩减。六部尚书已经无法影响地方最高的总督和巡抚，因为如果有事儿的话皇帝就直接通知地方总督、巡抚了，所以六部尚书的影响力也就大幅减小了。六部如此，其他寺府便也是如此了。

二是六部尚书侍郎都要向皇帝单独汇报。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而且清朝时期，满汉是要分开的，有一个汉族尚书，就得有一个满族尚书；有两个汉族侍郎，就得有两个满族侍郎。于是一部之内就有六个长官，而且六个长官都可以向皇帝单独汇报，尚书不知道侍郎和皇帝汇报了什么，而且汉族尚书也不知道满足尚书和皇帝沟通了什么，这样的六部还能做些什么呢？！

三是用人的权力完全放在皇帝手中。吏部原是负责提拔官员的，当然，比较重要的官员在前朝是经过廷推由皇帝确定的，到了清朝就不这样了，不用廷推了，皇帝一个人就能定了；而且不管多小的官，经过吏部选拔出来以后都要见过皇帝以后才能上任，皇帝看你不顺眼你的话，对不起，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什么？吏部已经给你任命了？那正好，你和吏部选你的人一块儿回家吧。

三、地方层面：

基本沿袭明朝设置，全国在十八省的基础上后来拓展到二十三省，省下设道，再设府，再设县，一共四级。与明朝类似，同样设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和监察。但是在布政使上面又有常设的总督与巡抚，布政使便实际上成为了其下属，也便不再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了。地方的官级是这样的：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再到布政使，再到上面的巡抚、总督，就是五级。到了后期清朝真正打仗的时候，中央还会另派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临时官员来做主。总之，清朝同样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这总督、巡抚与唐朝的观察使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的地方。两者均是出自于军事的考虑，但是观察使本来旨在镇守边疆，也并非常设职位，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接管了地方州县的政务；而清朝的总督巡抚，则是常设的职位。同时唐朝的观察使权力相对而言比较独立，对于地方政务、军事有较大的话语权；但是清朝的总督巡抚们，则完全是皇帝的代言人，一切措施均要听从皇帝的号令，但也只是作为传达命令的角色，将皇帝的旨意施行到地方而已。这地方政治说到底也变成了皇帝的私事。

四、探讨其灭亡原因：

• 中央层面，设置了军机处和内阁作为皇帝的辅助机构来缓解皇帝压力，但是最终内阁和军机处也仅是传递皇帝命令的所在，终清朝一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出现像严嵩、魏忠贤那样的角色，皇帝的独裁和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清朝又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像上文提及的，本来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六部也无法发挥其应该发挥的职能。
  

• 地方层面，一如既往的，中央集权就同时代表着地方执政的衰弱，而且是中央刻意地攫取了地方执政的权力。

• 按照清朝这样的组织设置，总部的部门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也无法对地方的行政单位进行管控，所有总部的人员全成为了皇帝一人的秘书，偌大的清朝，就像是所有人为皇帝服务一般，这样的空壳子当然会有问题；地方一样如此，一切措施、一切行为皆是皇帝个人的主意和旨意，这样下来，权利全部归于皇帝，但是责任还是由各级官员们来担，因为皇上是不会出错的，那自然日久下来管理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当然，凡事既有起因，我们可以琢磨一下为何清朝的组织结构会设置如此，而这深度的原因也正是清朝崩溃的内部原因。

私以为满清同胞们是因为怕。满族祖宗们从朱姓皇帝手中夺取了天下，虽然一直追杀到广州终于将南明余孽彻底清除，但是回顾中华上下五千年，汉族统治这片土地有数千年之久，中间唯有蒙古的同胞们伺机抢夺了统治权，但也仅仅享受了几十年之后就被诛元璋同志赶出了中原，这还不算完，还被赶出了漠北，连家都不能回，不得不去欧洲大陆发展。我要是满族同胞，我是不想要元朝的下场的。但是汉族太强大了，人口众多而且聪明人太多了，满清对于统治下的汉族人民，想必是带有一些又恨又怕的态度的。各位想啊，人家满族同志们大老远从长白山旁边儿的松花江畔过来，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披着兽皮扛着冻，甭管什么天气都得出去打猎，有一些生活必需品还得用辛苦打猎的成果去换，而且指定得被明朝商人们坑；现在好不容易进了关，紫禁城住着，满汉全席吃的，锦帽貂裘穿着，无聊了就去遛鸟听曲儿逛窑子，这日子多潇洒，但是这日子要长久，就必须得防着汉人，怎么防呢？

怎么防就有讲究呢，毕竟作为统治者，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的。得不露痕迹地防着他们，既有效地限制他们又不能被他们看出来，怎么办呢？ 那就让他们做官吧！这样看来清朝同志们还是很有管理艺术的，聪明人太多，怎么能把他们揪出来不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潜在隐患，那就直接把他们放在自己身边吧。

通过科举把优秀的读书人选出来做官，在清朝文臣之极也就是六部尚书了，但就算你到六部尚书了，你往下看看，自己有四个副手，两汉两满，满人肯定是不搭理你了，两个汉人侍郎呢还是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你还管不着；往旁边看看，还有一个满人尚书，而且皇帝明显更喜欢人家同族的人；再往上看看，皇上有事儿找你得马上去，你想找皇上，对不起，打个报告吧先。太憋屈了。

那不干尚书了，去地方当个头儿去。没问题啊，给你个江苏省布政使做吧，一省大员，总算能扬眉吐气了吧！但是真到了工作岗位你就发现了，你还是个打工的，头上有总督和巡抚压着你，想干什么都得请示他们，有好处他们收着，有责任你得自个儿担着；上头是管不了了，那管管下面吧，可是手下的这些道员、知府、知县，自己连任命的权利都没有，得吏部提名让皇帝决断，面对这些下属都不能硬气地说一句：不听我的就让你回家种地！这官当的太憋屈了吧，想骂人了吧，想写篇千古流传的文字来吐槽一下吧，千万控制住。在清朝，话是不能随便说的，牢骚是不能随便发的，文字不是随便写的，你是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而且还得小心措辞，说不定因为你说了什么话就让你下狱呢，清代文字狱的恐怖程度绝对是历史巅峰级别的。

这些都属于镇压的，那还有怀柔呢？没错，这点上爱新觉罗氏还是有觉悟的，以上说的种种压迫其实都是对于读书人的，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而对于普通老百姓，他们在表面上还是会讨好的。康熙年间取消了丁口税：之前种地不仅要收田租，还要按你家里的人头数收取丁口税，康熙五十年统计全国人口后，从这年起开始永不加丁赋，就是你们家从这年起就算多生几个娃都没有人口税了，但是这年以前已经存在的人还是要交税的；看似一项仁政，毕竟子孙后代都不用再交人口税，也算是减轻了一项负担。但是实际上自明朝起丁口税已经计入到田租里面，而清朝沿袭了明朝的税赋制度，田租中早已含了丁口税，所以丁口税的取消实际上只是取消了一项根本不应该收的税而已。

可是这种欺骗面子上做得再好也毕竟经不起考量，日子一长，毕竟是要被识破和拆穿的的。到了乾隆年间，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汉族知识分子们的奴性已经滋养，他们的反抗意识越来越薄弱，随着满族官员越来越跋扈和腐败，汉族的知识分子们也愈发消沉，同流合污；但是群众们对于所受的痛苦越发难耐了，民变四起，最有名的算是川楚教匪，还有19世纪的太平天国一旦揭竿而起便迅速占领南京，可惜洪秀全们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还没有什么成就呢就先惦记着封王称帝了，内部的崩坏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迅速崩塌。所以就算19世纪外部竞争者没有前来中国这片沃土，满清统治也未必能坚持多久。

因为清朝统治者满族人的身份，所以万事均要先应付了满族人的需求，那必然就有不公平之处，其实也就是狭隘之处。对于满族人要尽量满足，那对于汉族人就只能胡萝卜加棒子了，你听话就给你胡萝卜吃，不听话就揍你，双管齐下必然是有效果的。但是你要是拿假冒伪劣的胡萝卜给人吃，却拿钢化的狼牙棒打人，这就不地道了。这便是清朝从内部崩析的原因了。

• 以上谈的是清朝内部的原因，下面咱们来说说外部原因。
  

谈到外部原因，其实很清晰，大家心里对此都有个数，自秦汉以来到明清为止，封建集权统治是愈发厉害，至清朝到了顶点，封建的一大特点便是强调保守和秩序、强调向下施压、强调内部管控，统治者们的统治重心从对外开疆拓土转变成对内守业和维持，这样的转变和封建体制让整个帝国管理层的眼光和境界都局限了起来，安于亚洲东部的土地上。

而与此同时，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明治维新，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到自身发展的新阶段，甚至曾经被天朝看不上的岛国扶桑，也已实现了自身的蜕化，进入到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扩张的新时期。

但是此时的明清，对于外部这些竞争者们的发展毫无感知，依然沉迷于天朝上国万万岁的美梦之中，终于被英格兰人用大炮轰开了久闭的国门，清朝早晚要亡，外部竞争者们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不去发展自身实力、不发展业务，再精密的制度也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中华民国：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尝试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尝试，是孙先生革命的成果，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清朝的各项制度已经不是康梁所想的变法所能解决的了，必须得实现自身彻底的革命方能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但是执政党自身实力太弱，未能有效把握中国社会的传统顽疾——底层农民和城市无业者的需求；叠加市场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走向失败

对于王朝更迭的总结和思考正在进行中，各位有什么想法也欢迎探讨。

历朝组织管理机制演变回顾：

其余陆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