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看到律师随附的其他法院同类判决书会怎么想？ 第1页

看个人性格。

有的法官怒吼：你认为我不会审案子吗？

有的法官表面不动声色，实则暗喜：嘿嘿，这下省事了，能借鉴（chao）了。尤其是最高院、本省上级法院的极其近似判例。

更多的法官是被沉重的各类业务、党建、杂务压的没时间想这些，习惯了。

1、从发布判例渠道来说，权威性和参考价值大小大概是：

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刑事审判参考》案例≈《人民司法》案例>最高法、检汇编的其他刊物上的案例>人民法院报案例>省级刊物案例≈法学刊物案例>其他公开途径发表的案例>既有判例

其实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只是最后的“既有判例”的参考价值大小，这里只是顺便一提。

最高法、检发布的典型案例有强制约束力，一般情况下都必须参考适用。我认为最高法的权威性更大，也仅仅是因为法院才有最终的决定权。

公报案例和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的观点，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权威性也比较高，一般都会参考适用，但是司法机关就是不适用，也没办法。我认为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的权威性更弱，是因为从这里开始，案例里就会夹带私货了，而这些私货未必有足够的权威性，也未必能得到较多观点的认同。

其他刊物的案例，私货更多，而且往往是某个人主编的，只能代表他的一家之言。另外还要区分刊物是业务部门主编还是研究室主编，这又可能存在业务庭的实务观点与研究室纸上谈兵的观点冲突。

人民法院报案例则学术性更强一些，观点立场往往会偏向学术侧，对实务案件的指导性不强，但是也足以开拓视野。

后面的其他案例，就只能作为平时遇到疑难复杂问题时的参考了。

2、从接受机构来说，交给公检的效果>交给法院

只说一般的既有判例，在刑事案件里，从辩护的效果上说，先交给检察官或公安比交给法官更有利。

因为检察官、公安并没有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尽管他们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更有主动权一些，但是在争议问题上（无论法律适用、法律解释或是案件的事实认定），他们对案件的最终结果同样不确定，这种情况下，其他判例的参考价值对公检的影响比对法官的影响更大。

公检在给案件定性和适用法律的时候，也都要考虑到将来被法院改变定性等可能。

3、从既有判例本身的参考价值大小来说

不同法院作出的判例参考价值也有不同：

上级法院判决>同级法院的在先判例>同市其他区（县）法院的判决>同省异地的法院判例>异省法院的判例

还是同样的道理。上级法院的权威显然会大于本级法院，而且一般来说，法院层级越大，作出的裁判权威性越大。下级司法机关往往要顾忌到案件最终会被改判的可能，而遵从上级法院的裁判。

当然，这里还会有个县官不如现管的问题，所以二审法院的权威性虽然弱于它的上级法院，但是二审法院的最终裁判反而参考价值更大。

同一个市的其他区县法院的判决，参考价值就一般了。往往是在法律适用、法律解释等方面起到统一裁判的效果，但是在量刑上（比如某个区县对某类案件都适用缓刑）没什么参考价值，因为不同法院的量刑尺度不同。

至于再远一些的其他法院判例，参考价值都非常弱了。

4、根据不同的案件争议，有重点、有针对地选择判例

在先判例的参考价值其实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这里也只能说点个人经验。

（1）对于量刑的参考

上文说了，判例在量刑问题上，几乎没什么值得参考的价值。因为不同法院把握的量刑尺度不同，甚至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不同法官手上的量刑尺度都略有不同（比如有的法官非常痛恨交通事故逃逸的被告人，从来不同意对逃逸的交通肇事罪适用缓刑）。

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也会有量刑上的参考价值：刑法修订后新增设了某个罪名，或者某个罪名很少适用，法官在量刑的时候把握不好尺度，那就必须要参考在先判决。

比如高晓松对我国法治事业作出贡献的醉驾案里，他作为全国首例危险驾驶罪，判了顶格的六个月。该案的情节是：血液酒精含量243.04mg/100ml，4车追尾3人受伤。那么在之后其他各地法院审理危险驾驶罪的时候，就会参考比较这个情节，再选择适当的量刑（另外量刑时也要考虑到这个结果还包含了顶风作案带来的从重效果）。而随着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增多，各地对于此类案件的量刑有了更加精准的把握之后，高晓松案的参考价值就会越来越低，直至没有。现在如果哪个律师办危险驾驶案还把高晓松的判例交上去，法官多看一眼都算我输。

再比如刑法修正案九之后给贪污受贿罪增加了死缓终身监禁，这种情况当前来说适用得也还不多，那么对于涉案额过亿的案件里，也可提供在先判决作为量刑参考。因为我很喜欢小管家，所以不放具体例子了。将来你们要是接到这种案件了想起来，记得回来打钱给我。

（2）对于证据评判的参考

也是特定情况下才有参考价值。举几个例子：

比如盗窃罪，用现场留下的指纹或DNA来认定犯罪的情况。现场是半开放的场景（比如商店柜台），那出现在柜台内的烟头，或者放在柜台上喝过的饮料瓶，如果上面检出嫌疑人/被告人的指纹、DNA，能不能作为认定他实施盗窃的依据？

比如影像鉴定，嫌疑人戴口罩上街盗窃被拍了，相关监控视频通过鉴定体态、身高等，结论是视频里的人就是嫌疑人。能不能以这种鉴定作为定案依据？

比如犯罪数额，能不能以销赃数额来认定？

比如拿刀捅人胸腹部致死一般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而不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持续不断地捅，也仍然可能会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那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时，具体的捅刺细节是怎么样？

再比如对一个人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的认定，对于相关后果能否预见，是否“明知”，也都可以参考。

（3）对于具体法律适用、法律解释方面的影响

法律适用与解释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争议问题，无论学术还是有权解释的机关也未必能准确作出解释，这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查找相关的判例来支持自己这方的理解。

比如“卖淫”，到底口、手之类的边缘性行为是不是刑法中的“卖淫”，不同的省理解与执行也都不同。

比如交通肇事罪中，事故责任的划分，一般都与事故责任认定书一致，但偶尔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如明显是对方过错更大，只是因为己方多了“逃逸”情节才承担主责以上，那找到同类情况但没有逃逸情节，对方承担主责以上的判例，就是个证明“明显对方过错更大”的有效依据。

比如帮人代买毒品，目的是买回来后蹭一口吸，算不算变相的贩卖？

比如买枪放在家里玩，算不算“买卖枪支”？这个罪的“买卖”是指购买或出售行为之一，还是指为出售而购买？

再比如运输毒品，从北京的昌平运到大兴算不算运输？从东城过两条街运到西城呢？

再比如谎称手里那瓶白糖水是可以治肺炎的神药，收了对方三万元。这是销售假药罪还是诈骗罪？

总之，无论提交案例还是现有判例，从辩护上说，是为了辩护策略服务；从办案来说，是为了更准确地认定事实、理解与适用法律。因此，在选择的过程中，也应当有针对性地寻找在核心问题上已经作出倾向性认定的判例，才真正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