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有哪些化悲剧为幸运的历史事件？ 第1页

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于日本。

日本在1956年~1973年间经济增长率很高，不过产业结构比较低端，低附加值的纺织、造纸等行业十分兴旺。石油危机使得这些产业面临严重的成本问题，死了一大片。日本政府不得不再度拿出战后重建时期的招数——倾斜生产（即资源向部分行业重点配置），来推动重化学工业化。

缩减技术含量更低的工业部门，发展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业部门，是大多数工业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经之路。石油危机加速了低附加值产业的衰退，逼迫工业原料匮乏的日本提前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日本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电子产品、汽车等技术的追赶在这次产业结构调整后完成，在世界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了这些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

当然，这次产业结构调整不是没有代价的。大量刚过上好日子没几天的日本产业工人失业。企业破产倒闭后贷款不还了，银行也跟着遭殃。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但是如果没有这次石油危机，以日本社会的风气，产业结构升级会慢得多。没踩上80年代家电和汽车的消费大潮，从工业品出口里恐怕是赚不了那么多，现在的生活水平可能将将比台湾好一点。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通过仿制和ni自xiang主gong科cheng研追赶美德追得太猛了，以至于美帝后来坐不住，要通过关税壁垒和广场协议来折腾日本。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最近各大媒体自媒体都在xia分bai析北上广深的房价和东京房价之间的关系，我就不趟这个浑水了。

文/朱志韬（微信公众号：论文大闷锅）

由James Siodla撰写的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最新论文“Razing San Francisco: The 1906 Disaster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Urban Redevelopment”实证考察了1906年旧金山火灾对该城市发展的长期影响。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断发展，城市的组织形式和内部结构也应该得到改善。然而，城市内部组成中包含有大量耐用资本品，其耐用的特性阻碍了城市及时更新完善。不过，如果城市内部的耐用资本品遭遇突发性外生冲击，对城市更新完善的阻碍过程便会发生中断，城市得以朝着更优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本文作者利用旧金山1906年大火作为外生冲击，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

在20世纪初期，旧金山已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城市。随着人口增加与房屋价值提升，其内部建筑物的密集程度也越来越高。在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这些现有建筑的边际收益也在不断下降，乃至逐渐低于重新开发建造所带来的收益。然而，由于建筑物属于耐用资本品，将其拆毁的成本十分高昂，具有更高收益的重新开发长期无法展开。1906年发生的大火灾害则使大量建筑被摧毁：这一大火灾导源于一次地震，有28, 000幢建筑物被损毁，其中80%的损失由地震引发的大火造成。虽然带来了巨大损失，但这一外生灾害也解除了原有建筑物给城市更新发展带来的阻碍。人们在受灾地区进行重新建设，很快便恢复乃至超越了火灾之前的建筑密集程度。

这样一个外生冲击对旧金山更新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呢？是否能够用来验证关于城市更新完善的一般理论呢？本文作者借助Sanborn-Perris Map Company提供的历史数据和San Francisco Planning Department提供的当代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方法（DID）进行了实证考察。其中第一个差分维度是旧金山受灾前和受灾后，第二个差分维度是旧金山受灾地区和未受灾地区。作者实证分析发现，截至火灾发生后的1914年，旧金山受灾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比未受灾地区高60%，而且这一差别直至今日仍然显著存在。这一发现意味着，就旧金山而言，虽然这一灾害在当时造成了大量财产损失，但也给更高效率的重新开发提供了机会。这一重新开发不仅带来了明显的短期收益，更使受灾地区在长期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就一般城市发展理论而言，本文实证发现中未受灾地区的发展落后确证了耐用资本品的大量存在会阻碍城市的更新换代，而受灾地区的更优发展则证明外生冲击是高度繁荣的城市冲破已有耐用资本品阻碍、完善自身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此外，借助外生冲击考察城市更新完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城市发展的动态过程。

出则思考题吧。

从鸦片战争后，很多西方列强通过多部等条约，获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力。另一方面，韦伯提出西方经济增长，是源于新教文化鼓励储蓄、信任与创业。于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基督教传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问题在于西方国家最早获得传教权的地区是通商口岸，而通商口岸一般经济比较发达，比如淞沪早在明代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了，所以很难说上海经济发展受到基督教传播的影响，还是基督教的传播受到上海经济发达的影响。因此要研究基督教传播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要控制它们彼此之间的内生性。

不过我们知道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安慰剂效应，因此宗教信仰狂热度和风险有关：一个地区百姓所从事行业风险越大，当地百姓信仰狂热度就越高，比如台湾、福建地区妈祖文化和渔民、香港海运和风水学。除了安慰剂效应，另一方面极端灾害越严重的地区越需要赈济，因此该地区赈灾的传教人员也就越多。北大颜色教授利用宗教和极端灾害的关系，研究发现一百多年前极端灾害越严重的地区，如今该地区经济增长越好。

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因为可能并不是宗教教义本身促进经济增长，而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明促进经济增长。比如明代利玛窦就对中国的历法进行了修正，而历法明显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韦伯认为新教是通过鼓励储蓄、信任和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而新教中不同派别教义不同，比如加尔文派就比路德派更鼓励创业。因此我们需要对基督教传播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进一步分析。

香港科大龚启圣教授，就区分了不同基督教派别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发现加尔文派、浸礼会派的确比路德派更利于城市化。为了检验基督教士到底是通过传播西方文明，还是通过教义影响经济增长，龚教授控制了教会退教育的投资。这是因为显然教会投资学校越多的地区，西方文明传播的速度越快。于是龚教授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控制了教会的教育投资后，不同宗教派别对城市化的影响基本消失了。也就是说，西方宗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传播西方文明实现的。

战败、文化入侵和自然灾害都算悲剧吧，不过如果我们认同自然灾害带来的有利一面，那么战败呢？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导致西欧进入了漫长的黑暗时代，国家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政府连常备军都养不起了，不可不谓悲剧。

然而，养不起常备军的后果，就是国王（最高统治者）的力量相对弱小，大多数时候不得不依靠诸侯的军队保障国家的安全。这种建立在封建体系基础上的军事制度，使得贵族可以对王权实现有效的制衡，阴谋造反的动力也没那么强（毕竟国王也只是个稍微大一点的贵族）。在长期的争斗过程中，王权和贵族最终达成了妥协，决定通过共同参与的议事机构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这就是议会制度的起源。

相比之下，罗马的复杂政治体系被拜占庭帝国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并被其后的伊斯兰诸帝国充分地加以吸收。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可以获得足够的税收，并不需要依赖于贵族的军事力量，就能直接建立一支隶属于自己的奴隶军团。苏丹们的强大实力使得他们可以任凭自己的意愿对贵族进行处置，哪怕是要杀死大维齐尔也只需一句吩咐。这种超然一切的权力当然令人眼红。从数据上看，伊斯兰世界最高统治者更迭的频率要远远高过同时期实行了封建制度的西欧，当然也从来没有进化出类似议会的机构。以上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Eric Chaney在"The Feudal Revolution and Europe’s Rise: Political Divergence of the Christian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before 1500 CE"这篇文章中讲的主要故事。最终，当英国的议会埋葬了王权，打开通向新世界的窗口之时，奥斯曼帝国只能在缓慢的腐朽衰败中等待末日的到来。

黑暗时代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人民不能再仰仗国家来抵抗异族的入侵。在西欧的各个城镇之内，各大家族不得不通过彼此间的磋商和协议来实现合作，确定征募士兵、建设城防的具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这培养了人们对于陌生人的信任，最终通向契约精神和公司体系的发展。这是Greif & Tabellini (2010):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自Nathan Nunn和Puga的"Ruggedness: The Blessing of Bad Geography in Africa"。他们发现在世界各地，地形的崎岖程度都跟经济发展成反比，唯有非洲是个例外。按理说地势起伏不定的地方，难以进行农作物种植，应该是个很不利的条件，为何非洲各国反而因此得益呢？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在当年奴隶贸易盛行的时候，如果当地地形复杂，沟谷纵横，黑人就更容易找到躲藏的地点，从而不容易被奴隶贩子抓走。根据Nathan Nunn之前的研究，奴隶贸易是阻碍今日非洲信任建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讲，拥有悲剧的地理条件反而是某些非洲国家的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