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乱世佳人》的话,恐怕也会说,“奴隶主里面也有好人啊”。
那按照这个意思,奴隶制也应该保留?黑人应该一代代都当奴隶?
马克思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从来不是以人性和道德为标尺去评判社会,而是以生产力为核心。好与坏在滚滚而来的生产力面前,并不重要。
其实在民国年间,倒也有不少大地主变卖家产后投身工业,成为民族资本家。在TG的评价体系里,相较于其他地主,他们就是可以争取的进步势力。
至于说地主本身坏不坏,我想倒不如直接用数字来说话。
民国时期,一亩小麦的亩产也就是一两百斤左右。抗战期间,TG为了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暂时停止了土改,推出了“双减双交”,规定地主的地租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37.5%。按照这个比例反推,就知道当时即使在TG控制的地区,农民交租的比例依然高达近50%。
假设一个正常人一年需要吃三百斤左右的粮食,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孩子,那么这一家人一年就要吃掉1000斤左右的粮食。按照50%的交租比例计算,他们至少要种20亩地才有可能勉强吃饱。如果想要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能有点余钱去买点其他日用品,那就得要种30~40亩地才有可能。
在几乎没有现代农业机械的民国,一家人种三四十亩地是什么概念?
那意味着,整天除了种地,你完全不需要干别的事情了。但与此同时,农民这么辛苦,却只是刚刚温饱。
当然,能让农民种粮食的地主,都算是有良心的地主。更极端的地主,会直接让佃农去种各种经济作物甚至毒品,在将这些东西卖出后,分给农民一点仅够生活的钱。
而农民一旦离开了土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活路。
跟地主比起来,今天的996也可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这一点我不否认。然而,即便是被骂血汗工厂的富士康,普通工人996加班下来一个月也能挣五六千块钱。有了这些钱,他们不仅能够温饱,还可以去进行各种休闲娱乐。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必完全依附于富士康。在广东不想干了,可以去浙江、江苏、河南……这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以前的农民所奢望的。
而在地主的土地被没收之后,通过工业化的种植,农民的收益也在提升。我家有亲戚就在黑龙江种地,他们一家人租种了四五百亩地,每年的收入也有十几二十万。在这个角度上说,如果城镇化可以继续吸纳更多的人口,那么当农民数量缩减到千万规模的时候,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其实也可以过得不错。
虽然同样是被剥削的群体,但今天工厂工人的生活比起地主时代的佃农,简直可以说跨越了几个等级。
现在可以说一说地主为什么是“落后”的阶级。其实道理很简单,地主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土地的产值是非常低的。一亩地顶天了不过能产出几百斤粮食,就算你是坐拥千亩土地的地主,一年也不过能产出几十万斤粮食而已,能养活三五百个人就不错了。但现在国内随便一个二线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产值都在千万级甚至几个亿,可以轻松养活几千人。而在工业化之后,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完全可以用机械来替代。这样,工人能生活得更好,而农民也不必那么辛苦。
对了,现在被很多人群嘲的黑龙江鹤岗,它的政府驻地向阳区面积8平方公里,年GDP则有13亿,平均每平方公里产生的GDP也有1亿多元。但同样的土地,哪怕是用来种毒品,也远远不够看的。
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
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50两鸦片,1两鸦片约值大洋1元,1元大洋可以买40斤左右的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2000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令农民足以达到温饱有余。
按照清朝的亩产测算,一亩鸦片可以换来2000斤大米,就算按照10块钱一斤大米来计算(这已经算是很好的大米了),那么一亩地的利润也就是2万元(目前我国许可的罂粟种植,一亩地的利润差不多是五六千元)。但在今天,要是一个占地1亩的工厂年利润还不到两万,干脆早点关门回家算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毒品暴利,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毒品的主要产出地都是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和地区?
因为毒品的那点利润,跟工业生产的利润比起来是完全不够看的。凡是有点能力的国家,正儿八经搞工业化,怎么干都比贩毒都挣钱……
事实上,英国当年搞鸦片战争的最主要目的,还是在中国拒绝贸易的情况下,想用这种高成瘾性的药物从中国捞钱。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市场完全放开之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往中国卖的最多的,其实还是各种工业品。
关于地主坏不坏,从道德上我给不出答案。但我可以说的是,今天的年轻人宁愿在大城市送外卖,也不愿回农村种地,更不可能愿意回到民国当佃农。这些人的选择,恰恰就说明了地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如果历史重来一次,这些人也会跟着TG再次消灭地主的。
评论区的小伙伴儿们,别幼稚了,你们把全中国的老板都干掉,你们也不会变成有钱人。不信?想想1978年以前……
目前的历史时代下,公司这个组织形式,还是相对先进的。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提出更加厉害的组织形式,让生产力进一步的解放,我就听你们的。
原回答: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的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百姓拒绝土改。土改干部特别不理解,就问原因。
老百姓说:我们家给东家好几代人打工,是东家养活了我们,就这么的把东家地给分了,太对不起东家了。
消息传到林彪那里,林彪说:群众有怨言,是我们基层干部的问题,你们要让群众明白,到底是谁养活谁,东家不劳动,凭什么说是他们养活了老百姓。让老百姓明白了是谁养活谁的道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土改工作队根据林彪的指示,耐心的向群众解释。到底是谁养活了谁?谁是社会的蠹虫?等等一些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土改工作就顺利完成,东北联军的粮食供应有了保障。
地主都是坏的,太过脸谱化了。有些地主真的跟长工一样干活,很勤劳的,这个无可否认。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生产力才难以得到释放。
乡绅、地主、退休了的官员,这些人盘根于基层农村,他们是这片土地的真正掌握者,所谓的皇命难以下乡。
再啰嗦一句,现代社会,老板通过剥削你的剩余价值来获利的。但是,你和你同事,老板,是互相合作的成全关系,没有什么谁养活谁。
至于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评论区讨论吧,说多了这篇回答可能被和谐。
毛选中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团结中农”?教员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农?
因为,中农才是旧社会农民个人奋斗的终点,一个农民如果仅仅凭借勤劳、聪明、有力气,他最多能奋斗成中农,不可能再向上了。一旦超出这个终点,他一定是因为使用了别的手段。比如仗势欺人、勾结官府、放高利贷、强买强卖。。。。。。
中农是当时最能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贫下农也在推动生产,但是效率没有中农高。到了富农、地主,就开始阻碍生产力发展了。因为他们自己不参加劳动,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还要对加大对农民的剥削。
如果说在治世,地主富农还有组织大规模耕种的积极作用,在乱世,他们就只有欺压下层人民,支持反动统治的作用了。
为什么孔子会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因为在邦无道的时候,获得财富和地位的方式就是巧取豪夺。在清末民国时期,整个社会的秩序已经被全部打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如果说,在城市里还有大军阀维护一定的秩序,在乡村就完全变成了私兵和私刑的天下。
所以在旧社会农村,一个地主或者富农,如果没有武装势力对他进行保护,土匪、恶霸、村长、保长、小军阀就会一拥而上把他吃干抹净。只有依靠这些恶势力才能在农村保有住自己的财富,而依靠的方式就是替他们做基层话事人,为他们搜刮、抓壮丁,同时自己也能在这种变相的包税制下获得额外的收益。
可以说所谓“好的地主”大概只能在封建王朝的稳定期出现过,到了清朝末期就已经所剩无几了,到了民国末期“好的地主”早已经被各种势力赶尽杀绝。那些纪实小说里面的“好的地主”其实就是作者对自己祖辈的一种想象。毕竟就是日本鬼子,还给小孩儿发过糖呢。要想在一个恶人的一生中找出几件好事,添油加醋写本书,还是很容易的。
我外公的爸爸,就是地主,你要在当地找个上了年纪的人问:“XXX,当年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老人们都会说:“XXX是个大好人啊,以前这里的地都是他们家的,那条河就是他们家的护城河,你小时候读书的那个小学,都是他们家的房子,我们都是给他家种地的,他对我们不错,总有我们一口吃的。可惜后来新四军来了,他们家被抄家了,X老爷也被枪毙了……”
在许多传统中国农民心里,有钱,有土地,就是“大善人”、“大好人”,可惜,这样的大善人,正是中国进步的最大阻碍。因为他们牢牢掌握着广阔的土地、庞大的生产资料,与众多劳动力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东西,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无法建立现代国家的基层组织,无法解放发展生产力。
诸位啊,不要被文学家的春秋笔法给搞糊涂了,我们反对的不是地主本人,也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反对整个地主阶级。地主本人的好坏,没有什么意义,无论他是修桥铺路大善人,还是敲骨吸髓大魔王,无论是满腹诗书田墨轩,还是埋头苦干白嘉轩,都阻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好地主、坏地主,都没有意义,美国小说《飘》也为南方奴隶主洗地,说黑人在南方种植园过得不错,生活水平不低,奴隶主往往把他们当做家人。是的,在南北战争后一段时间,许多黑人确实怀念在种植园当奴隶的生活,因为主人把他们当资产,不会饿着他们。
印度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况,郭杰瑞曾去印度采访一位上层社会的印度高种姓精英,满嘴英文,住着别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郭杰瑞发现他家养着一位低种姓奴仆,住在别墅外的一个类似于狗窝一样的棚子里,郭杰瑞很惊奇,那位精英老爷说:“有什么好稀奇的,他从小就在我们家干,我们给他吃给他穿,帮他找老婆,他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如果这位老爷拍着那位奴仆的肩膀问:“说,你幸福不幸福?”你说人家敢说不幸福吗?
我们反对剥削阶级,并不是因为剥削阶级中某个人的人品不好,南美的毒枭有时候也做善事呢,也为家乡修桥铺路呢,但能够认为满手血腥恶贯满盈的他们是“大善人”吗?
中国的地主,大约也是这么个情况,所谓对佣人好,对仆人大方,对长工客气,把下人当“家人”……这只是上层阶级偶然施舍的“慈善”而已,强者对弱者,本来就不需要穷凶极恶,因为他知道,你依附于他,等闲不敢反抗他,违背他的意志。但是如果你真的反抗他,违背他的意志,下场是很惨的,诸位可以翻一翻近代史料,看看当年有多少农民被地主打死、逼死、折磨致死。
没有什么好地主、坏地主,也没有什么大恶人、大善人,只有腐朽落后、残酷压榨农民和佃户的地主阶级。
(国民党政府)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美.白修德.《中国惊雷》)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生产关系———地主只出租土地,种子、肥料、人工、畜力和农具都由佃户负担,租田时就在契约上定下来每亩要交多少租粮,以后无论年成好坏、收成丰歉,订的租子一斗一升不能少。一般佃种7亩田,秋后要缴纳10石稻谷,夏季还缴纳部分麦租。
由于这地租、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加之战乱不断,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又非常落后,旱、涝、病虫灾害频繁发生,因此农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粮食产量很低。那年头麦子单产不足一石,水稻也仅每亩两石左右。而地租每亩要一石二斗五至一石五斗稻不等。佃户送租谷进仓,那些管家、账房或庄头还要从中作梗渔利,在验收租谷中百般挑剔,过数时用躬腰淌子刮斛、刮斗,刮过后这斛或斗里的稻子都是冒尖进仓,这样佃户从家里挑来一石稻子,三下五除二只剩八斗。每年交完租子,再加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有什么虚田实租、尾欠租加利、看稻费、写田礼、高利贷滚利等,这样佃户辛苦一年,所剩已不足裹腹。秋后冬春,很多户只能连锅一担,泥门逃荒要饭(旧时拖家带口外出逃荒时,都用土墼塞门,再用泥封好,故叫泥门逃荒)。
地主家大年三十算账收钱收利息,往年的陈账加上本年的新账,逼着人还钱,不还钱就在大过年,别人来来往往拜年的时候把人绑在集市上,给别人看着。你要反抗,腿给打断了,你要是武德充沛,直接报你一个“通匪”,剥皮点天灯杀全家都有可能。
佃农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被租子、高利贷一套连招之下,盘剥成卖儿卖女的杨白劳。地主和地主的后人还会说:这是你自愿的。
更重要的,地主阶级作为近代中国的基层统治者、作为社会精英、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却只顾不断积累土地和财富,不顾国家兴亡,不顾国家前途。他们掌握着巨量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劳动力人口,却不肯为社会的进步做任何贡献,反而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当时的民族资本家想要在郊区开个工厂,都会被地主阶级百般阻挠、百般敲诈,最终一败涂地。
再举个例子,地主可能会修桥铺路,在家乡种树,但他们绝不会组织人工兴修水利,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因为兴修水利会使得生产力更发达、粮食产量更高,大家收入都会增加,为什么地主不做呢?因为兴修水利之后,干旱洪涝少了,土地的产出增多了,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了。那么,就不会有更多的农民因为灾荒卖出土地、成为佃农、甚至借高利贷、卖儿卖女卖自己了。地主就不能乘机侵吞土地、房产和劳动力了。
对于地主来说,发展生产力不重要,饿死多少人也不重要,趁机兼并田亩侵占生产资料才是最重要的。大规模兴修水利、生产化肥、农业机械化,根本上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
地主阶级不能主动解放生产力,不能普及教育,不能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更不能有效组织起规模化的生产,他们只会用积攒的财富,去购买西方的工业制成品。让中国继续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沉沦。他们建立的人身依附关系,让劳动人民无法认识到自己的人权,无法理解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含义,不懂活着是为了什么。
所以,无论如何,要感谢一个先进的政党,一个强大的组织,一群充满理想主义光辉,而又实事求是的人,摧毁了那个一潭死水的旧世界,建立了今天这个新世界。
哦,对了,我外公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红小鬼,后来加入了新四军,再后来成为了解放军,跟着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把他自己出身的那个阶层,打了个粉碎。
房东绝大多数都是坏的吗?为什么我看知乎上有很多好的房东?有的好房东还有四套房。
那么请问租鸡青一的各位打工人,你们租房开心吗?
假如刘姥姥写《红楼梦》
“刘姥姥进贾府”,是《红楼梦》中一段十分精彩的故事。特别是第二次,姥姥不过是陪贾母逛了一回大观园、说了几个笑话、编了两个故事,收获却是超乎想象,我这里稍稍盘点一下:
现金:白银108两(王夫人给100两、王熙凤给8两)
衣服:高档成衣两套(贾母赠),袄子两件、裙子两条(鸳鸯赠),青纱一匹、茧绸两匹、绸子两匹
粮食:御田粳米两斗(约合25斤)
其他:各样内造小饽饽儿、各种药品、各色果子干果、两个锞子(金或者银锭)、一个成窑钟子
网上有人按照当时的物价折算,上述物品总价值在100万元以上;就算不那么夸张打个大折扣,咱算他10万元,也是非常惊人的了——要知道刘姥姥家跟贾府压根算不得什么亲戚,只是偶然串个门子居然就有10万块的赚头,这种好事上哪找去?
如果让刘姥姥来写《红楼梦》,她笔下的贾府一定是最美好的——阖府上下慷慨大方且不说,待人还很和蔼;贾母、邢夫人都是诰命夫人,却跟她一个平头百姓平起平坐;贾府的小姐们个个都是女神,长得漂亮还能诗善画;少爷天真烂漫,听个故事都能当真;就连贾府的丫鬟下人也是讲文明懂礼貌,对她礼敬有加。总之,这样一个慷慨大方、和谐美好的贾府,最终居然会被罢官抄家,真是没有天理了。
刘姥姥是不是好人?肯定是,她没有做任何坏事,反而还在紧要关头帮了落难的巧姐一把;她说的是不是实话?当然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那么,她看到的是不是真的贾府?
当然不是。
第四回,薛蟠为了抢夺英莲直接让手下将冯公子活活打死,贾雨村畏惧贾府薛府的势力来了个“判断葫芦案”,如果冯公子来写《红楼梦》,贾府就是让他冤死的帮凶;
第十五回,王熙凤借贾府权势威逼原长安守备就范,如果这位守备来写《红楼梦》,贾府就是贪赃枉法的罪魁;
第二十五回,贾宝玉勾引金钏儿被王夫人发现,王夫人反而怒骂金钏祸害公子,羞愤难当的金钏跳进自杀。如果金钏来写《红楼梦》,贾府就是吃人的魔窟;
第四十八回,贾赦为了要石呆子收藏的扇子,指示贾雨村虚构罪名,把石呆子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如果石呆子来写《红楼梦》,贾府就是欺压良善的劣绅;
……
以上这些还是有名有姓的,没名没姓的还多着——黑头村全村人都是宁国府的佃户,一年光上缴给贾府的白银就多达2500两,野猪、汤猪、獐子都是论几十只,柴炭居然要几万斤。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知道要多少佃户连年辛苦劳作才能换得这些贡品,可负责接收的贾珍却仍然嫌少。如果让这些佃户写《红楼梦》,贾府不就跟喝老百姓血的吸血鬼一样?
刘姥姥是好人,金钏儿、石呆子还有黑山村的佃户也不是坏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事,说出来的内容却大相径庭。这其中固然有“屁股决定脑袋”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利益冲突。金钏儿、石呆子等人与贾府存在利益冲突,要么是贾府想要的东西他们不给,要么是他们没有按贾府的要求行事,所以贾府一定会对付他们;而刘姥姥完全是外人,跟贾府没有任何利益冲突,阖府上下乐得在她面前充大方、做好人,反正那点赏赐对贾府来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这些年来总有文章宣扬什么“骨子里的修养”,却忘了追究所谓的“修养”背后隐藏了多少血腥。他们说什么路易十六的王后在被绞死之前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还不忘记说“对不起”是有修养,却忘记了这位王后骄奢淫逸几乎掏空了法国国库,老百姓在她夫妇的统治下民不聊生;说什么杜月笙是“慈善大王”主持红十字会捐了很多款,却忘记了这个流氓头子垄断上海滩的毒品交易大发其财……
刘姥姥的故事告诉我们,某些大人物凭借其身份地位非法攫取声望、财富后,更容易为自己粉饰太平;他们可以给与自己没有利益冲突的人捐款捐物甚至流下几滴眼泪,让公众沉醉于其“亲民”形象并迅速洗白自己。你欣赏他们的“修养”,就是为他们的吸血鼓掌。
看来你的房租还是太低了。
1、都说五毛特效
都说演员高价片酬
然后说我要是公司老板,我绝对不会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
你就这么简单操作一下,就能轻松洗钱或者偷税漏税几千万上亿,相当于捡钱
你干不干?
2、同样的,你是一个地主,你修水利,大家都增产了,你多收了几千斤粮食,也就多收入几贯钱
但是农民家里多收入了几十斤粮食,那么你就是出到几十贯,农民也不会卖地
然而,你把水渠挖了,或者天下大旱,虽然你少收了几万斤粮食,可农民家里少收了几百斤,就活不下去了
古代皇权不下县,粮食税收是你负责,而且族长也是你兼任
你能忍着这么大的诱惑,不去想办法让农民交不上税,不得不找你借钱,然后利滚利接着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拿几十斤粮食换他家的地?
让他进来给你当长工然后交给他一本《弟子规》让他认真学习世世代代效忠你家?
如果你不这么干的话,那么你的田地变少,隔壁村的地主田地越来越多
然后你过了几代,你的后人就得到隔壁村的地主家里去当长工学《弟子规》了···
最简单的例子,大航海时代,白人去非洲找一个部落,我给你枪,你去抢隔壁部落的人来当奴隶卖给我,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去找隔壁的部落。
或者我们军阀混战的时候,可以说卖国都卖不出价格来,就是这种情况,你不干我找别人··
3、·所以马克思不说好人坏人,和儒家或者宗教不一样
儒家是说你要做个好人啊,你要当好人啊,你不能干坏事啊
“共产主义者从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黄老之学,也就被逼着变成道教之前的学说,也是类似的看法,张良的素书里边,也是说宇宙自有规律,我们不过是适应这种规律罢了
4、古代识字率低,能留下来说法绝大部分都是地主家孩子写的,能写到底层平民的万中无一。所以我经常推荐大家看建国后的伤痕文学是怎么描写饥饿的,因为解放前再大的饥荒也饿不到他们,这一回竟然管你是谁,一起挨饿吧,所以亲身经历以后写的那叫一个感同身受、杜鹃啼血。
5、大家知道万历派太监下去收税,开始的时候找有钱人收,结果经常被见义勇为的“义民”们打死、烧死,扔长江里落水等等,后来太监下去收税也一样是找那些贫民下手了,这时候“义民”就看不到了。
当然这也是饮鸩止渴,和汉朝皇帝卖官一样,虽然有钱干事儿了,但底层负担更重了,最后天下大乱。
换句话说,像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捐税‘’这些捐税,大地主是不用交的····
层层下压,还是最底层倒霉
假设上边或者外敌入侵没钱,只能加一个新的税种,收两年前,把这事儿扛过去,但是扛过去之后,下边还是接着收这个税种···
王朝末期就是这个情况,你想当好地主都没得当
6、我们是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消灭地主这个人
单纯消灭地主个人,不提高生产力或者改变生产关系的话,新的地主还是会改头换面的出来
要么用资本家替代地主,要么直接用人民公社,不然地主还是会出来
井冈山时期,湖南省委夏姬八乱指挥,要把地主都杀光,让老毛给怼回去了,然后老毛做冷板凳,灰溜溜的去写书···
当时真的有分完地以后,开始是单干,很多烈属家里孤寡老人根本竞争不过,没几年地就只能又卖了,不卖地就得饿死啊,后来才逐渐有的驻军帮助孤寡老人干活,或者村里的互助小组等方式才得到了缓解。
7、结合上一条,其实地主就算全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撞上了大航海时代的欧美资本家,也是白给···········就像康熙再是儒家鼓吹的千古一帝,或者金庸说的千古一帝都是胡人血统汉人是没有的之类的,也架不住和康熙同时代的人是牛顿是莱布尼茨啊········
8、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还是很夸奖的,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文化、资源、产品,远远超过了前边几千年创造的之和····
就算你是诸葛亮,你手里一千魏武卒对抗对面十万龙虾兵,也是根本没法打的
清朝还赔款几千万就逼出来太平天国,法国还赔款几十个亿屁事儿没有,清朝有英国人帮忙管理海关,不再用儒家那些人以后,还几个亿也比较容易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他直接全方面的压制了地主········更不用说社会主义了,俄罗斯从二流列强摇身一变世界两强,中国从三流列强都能进来打秋风变成世界一级。
9、前几年也都说资本家是好人,结果这两年要么福报要么你不是我兄弟····················
10、2020年6月10日更新
其实地主就像是螺旋桨飞机,可能有当年红男爵的座驾,有埃里希哈特曼、巴克霍恩的座驾,有各种功勋机。
但是喷气式飞机甚至航天飞机都已经出来了,你要么被淘汰,要么自己改进自己。
就是这么简单
这并不是你说,我这个飞机当年为党国流过血,我为党国立过功、我要见湿座,我要见湿座!!
抱歉,我们针对的不是你这一架飞机,我们针对的是你们所有的飞机
你们落伍了···
当年你们比奴隶贵族进步,但是现在你们比资本家落后
奴隶贵族也有周公也有管仲,也有孔子这样的吹鼓手拼命鼓吹三代的时候奴隶制度是多么的好,奴隶主也有好人
但是面对地主,也都逐渐消亡了···
说难听点,一个管仲秒掉地主里边所有的“好人”没问题吧
但是奴隶主阶级还是消亡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11、2020年6月11日更新
美帝南北战争,我们看乱世佳人,看别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
南方大地主大农场主都是好人,
他们自己生产的棉花高价卖给英国人,换的钱能买英国的质量好又便宜的工业产品,奴隶待遇还不错
北方资本家收购南方的棉花价格不高,卖的工业品又贵质量又不好,工人待遇非常差
最后仍然南北战争开打,北方的坏资本家彻底摧毁了南方的那些好地主
然后南方生产的棉花只能低价卖给北方,还要高价买北方那些质量不好还贵的工业品
但是几十年后,美国工业实力世界第一
一战二战以后,美帝彻底全球独大
这时候美国人哪怕是再穷的一个小loser,去亚非拉养老教教英语,都能高人一等,享受荣华富贵。
南方的农场主是好人,北方的资本家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说都是坏人
但是资本家赢了以后,美国才能发展
如果南北战争北方输了,北方的资本家赚不到钱逐渐倒闭
那么美国南方种植园模式发展到最后,也就是大号的澳大利亚或者富裕的巴西。
就是这么简单
所谓历史大势,浩浩汤汤
这要看你看的纪实小说的作者是谁或者作者背后的人是谁,作家张映泉曾经被刘文彩的后人所托,拿着刘文彩的后人写的材料写了洗白刘文彩的文章,结果被卡审查不许发表。张映泉不服,去大邑县,自费实地采风,问老乡查资料……
结果张映泉说:即或是按旧社会民国法律,枪毙刘文彩一千次都不过份! 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贩卖毒品,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皇天后土就饶他不得。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恶行,他一个人占全了。遂写了这本书《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
加个图,看来知乎已经被渗透了
谈论地主,不谈论工业革命以前的土地市场是没有意义的。由于土地在金融产品成熟以前的时代是非常流行的,所以土地拥有者往往依靠是的非经济手段获取土地。有时候是通过的有限的金融资源——大地主能利用多余的土地作为抵押来进行高风险的土地兼并事业(例如囤积粮食),或者更著名的手段是单纯利用政治。这在社会主义理论中称为“超经济剥削”,也是亚洲普遍存在的土地集中问题的根源。
在这个环境下,单纯讨论品格好坏倒是没啥意思,因为地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特权和金融特权,无论人好人坏,制度使然。金融特权来源于金融市场建设的不完备,这允许地主以手中持有的资源来不断增强;而政治特权也是来源于地主的持有的资源,因为政治的本质是收买能够提供资源的支持者,并且为自己牟利,那么没有资源和政治权利的群体必然是被损害的。反过来,赋予关于土地的政治特权也好,土地改革也好,政策制定者往往是单纯以政治目的制定。
在日本现代史专家Mikiso Hane的关于农民的著作中,曾经写过这样的“好地主”的故事:一个破产的农民的埋怨,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被征兵了,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死在了战场,家里劳动力死光了,土地改革了,接近破产的政府对他家族征收了重税,自己也破产了,手上的政府赎买土地的债券很快一文不值,只能看着佃农占有他们家族传承的土地。大多数地主战争期间为了政府号召去海外打仗,等到回国了,发现自己爱国的结果是一无所有。实际上,在江户时期实行的兵农分离,已经将封建贵族和土地所有权分离,所以日本地主的形成并非是因为政治特权产生“超经济剥削”,而日本在江户末期开始普及农民共同合作下的小额贷款,也没有亚洲国家普遍出现的金融可获得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日本地主们是依靠竞争优势产生的。而日本传统的农村共同体的责任,日本地主也不能逃脱,这点在1925年普选权普及后进一步强化了,当时兴起的农民运动往往以地主妥协而告终。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接近2%,甚至超过近代农业革命发源的英国,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的英国约为0.5%,工业革命后则为1%。我们也不能认为日本在战前的农业结构是不利于经济的,实际上日本政府在20年代以前长期不干涉农业,恰恰是因为农业增长喜人,不必担心用稀缺外汇储备买外国粮食。
在1945年,日本经济官僚机构、政党组织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合谋推动了土地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这都符合他们的利益。日本的经济官僚和政党组织早在30年代就认为土地分配不均不利于军队建设,因为农村是广大兵源来源地,所以采取了控制地租和通货膨胀的方式,将地租从50%降低到了18%。虽然战后没有了军队需求,但是经济官僚已经建立了控制农业的组织,继续保持这一组织有利于增加官僚权力,并且切割为不具影响力的小农有利于保证这一组织的权力,于是诞生了囊括2000万小农的日本农协。对于政党组织来说,他们的大量成员已经来源于拥有农业人脉的经济官僚了,可以通过对农协的组织加以利用,监视农民的投票,并低成本给农民支持者回报,这样就可以打击左翼政党。对于盟军来说,他们坚持3d策略,其中民主(democracy)需要拥有个人财产的选民支持,这就要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经济权力,由此他们就认为日本民主的破坏和走向战争很大程度来源于经济结构,这一结构产生大量无土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绝望中他们走向邪恶的战争。
流行的土地改革,往往是像日本的土地改革一样,其实是出自纯粹政治需求,没有善良,没有邪恶,只是政策制定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博弈。尤其是当无土地的农民和小农根本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只能任凭政治博弈来决定了。
至于土地改革是否有利于社会长期发展,普遍规律来看,土地分配越合理,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超越社会主义理论的“超经济剥削”解释,典型的地主-佃农关系,或者农奴农场、大种植园(统一称之为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明显不利于经济发展,典型的影响经济的路径有三种。
第一条通道就是通过影响政策,来巩固既有利益,从而实现经济制度的自我延续性。最典型例子是巴西早期出现的蔗糖种植园寡头的农业结构,这种农业结构使得大片原始森林长期不被开垦,因为这会为从东欧逃难来的移民提供独立农场,只会提高种植园劳动力成本,并增加市场竞争。这样巴西一方面有大片未开垦的原始森林,一方面又有大量城市贫民和无土地农民。在蔗糖市场不利而咖啡市场兴起后,蔗糖种植园主还阻止巴西农业转型。而早期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土地越集中,政治权力越集中,就会越阻碍经济转型。所以,拉丁美洲和美国南方明显掉队了,即使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园是完美符合规模经济的。
具体来说,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对劳动力要素配置、人力资本培养、贸易政策、金融结构起长期负面影响。
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推动抑制劳动力自由移动的政策,以降低雇佣成本,从而影响劳动力要素合理配置,增加了工业成本。如英国早期的济贫法为代表的补贴农民的法律,都通过政府财政救济来降低了地主的雇佣成本。典型的种植园和农奴农场往往直接禁止农业奴隶迁移。进一步来说,由于农业所需要的技能很低,大土地所有者没有动力支持政府普及教育(这会对地主增税),这就影响了工业劳动力的质量。
贸易政策往往由于农业和工业利益不一致而分离。这一点因不同的农业结构而不同,谷物种植可能倾向于贸易保护,表现为英国的《谷物法》限制谷物进口,英国工业被农业绑架而丢掉海外市场;种植园经济则鼓励自由贸易,表现为美国南北的贸易争端,北方的工业无法得到保护,被迫和欧洲产品直接竞争。
而农业结构对金融结构则非常复杂。有的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会鼓励出现一种高利贷式的金融结构,可能像法国和中国南方,因为地主可能会希望用这种金融特权增加土地,当地的自耕农比例会更低;有一些可能催生高效率的统一银行体系,例如美国南方的种植园需要跨州合作、出口到欧洲;墨西哥和巴西代表拉丁美洲则催生了地方寡头式银行,因为政府的权力限制不可置信,一旦银行做大肯定会被抢劫,所以这种银行往往是地方经济寡头合资运营的割据银行,有地方实力派的庇护。
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往往不利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前者不绝对,例如美国南方的统一银行体系优于北方自耕农群体所影响的原子化的几千家小银行。后者也不绝对,例如法国的农业分散化反而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增长缓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高利贷式金融结构保留了下来;而中国南方的土地集中反而催生了风险资金,表现为优于自耕农比例更高的中国北方的经济增长。
第二条就是激励机制压倒规模效应,在一定的技术和环境条件下,存在一个边际不断盈利的规模,但是随着规模扩大,就要雇佣大量佃农。一旦大土地所有者本身不善于经营农业,如中国依靠政治特权的乡村士绅,那么这种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就会抑制规模效应,表现为不利的激励机制压倒规模效应,大农场反而效率低于小农场。
由于所有权等因素,大农场往往不便于设计激励机制。典型的农奴制和庄园奴隶制采取的是固定工资,往往只保障基本的生存需要,努力工作不会使得农业奴隶生活有明显改善,这会导致偷懒。而采用分成的薪资制度下,佃农就会采取激进的短视策略,例如大量使用肥力而不顾土地潜力,希望能赶快取得好收成购买自己的土地,一些成功的佃农依靠自己的努力、对土地的了解和命运的垂青(好气候),一步步成为了富有的农民,代价是那块土地的长期效率损失。
第三点就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被压低了工资(相比自由耕种),他们往往只能购买一些基本需要的商品,而无力购买改进生产效率的工具和机械,自然不需要信贷资源了。这就会压低对非农业需求,从而持续性的影响产业转型。
这些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普遍的,即使没有地主,也不代表就不存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就像失血过多一样,他的农业和工业长期处于萎靡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自耕农普遍存在的美国(1860前的美国北方或者1860年后的美国),比起拉丁美洲,银行业危机发生频率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这是因为美国自耕农代表的农业利益,发挥了其他国家大地主代表的农业利益的作用,这被美国容易被大众影响的政治体制所放大。在南北战争消灭大地主后,虽然南方的土地和金融结构都彻底原子化了,但是农业利益没有消亡,贸易政策依旧是工业化的北方和农业化的非北方争论的焦点,直到农业作为政治势力退出历史舞台。
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土地改革后的农业结构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往往是取决于是否成功解决这三条渠道,很可能土地改革本身是偏向于负面的或者完全负面的。
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的威权统治下,党将大种植园主持有的土地分散化,并重组为集体农场,这样党的负责人就可以有效监视农民的投票。党有时候给一点甜头,例如党控制的制造业企业和银行会给支持者提供低成本的工具,作为回报,农民要效忠于党。本质上这是消灭竞争,劳动力在党的监视下无法自由流动,党也不需要他们前往城市,因此不需要高效率的教育;贸易是保护的,因为要换回党监视下的工会支持;金融结构是孱弱的,银行家知道政府随时会抢劫银行;在新的农场下依旧不存在有效的激励机制。这种土地改革,造就了不存在竞争的农业结构,墨西哥的农业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反过来,土地分配不均衡是否需要土地改革也是一个问题。虽然,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不同小可,然而近代第一场农业革命恰恰出现在圈地的英国。近代最早的农业技术进步来源于荷兰,而成就于英国,荷兰和英国都出现了一群善于务农、竞争力强的富农群体,这批高效生产者拥有的土地规模越来越大,这是当时两国农业领先的关键。
当时的英王打击大封建贵族,将夺取的土地在货币化的市场上出售。而封建主已经因为多年战争财政破产,能够购买土地的主要是生产力强的富农,或者封建主购买后转租给富农,又或者富农直接充当“职业经理人”。因此,传统的封建贵族控制的低效率的大庄园日益减少。善于务农的群体逐渐变得富裕,经营规模也日渐扩大了,形成了最初的乡绅群体。
英王能抢劫贵族,自然也能轻松抢劫乡绅,所以,英王的财产保证完全没有可信度,随时可能因为缺钱去掠夺土地。但是,由于乡绅和农业结合更加紧密,这些出售的土地生产率更高,产生的税收就更高了。这时英王抢劫的乡绅土地,购买者担心抢劫,价格只能大跌;而且封建主不善于务农,自耕农或者佃农都是竞争失败的低效生产者,长期税收必然下降。这样英王的最优选择就是克制权力的使用,产权就固定在乡绅群体了,达到了高效率的产权分配。现在农业不振的英国那时候以“欧洲粮仓”著称,反而大力出口粮食。
英国土地兼并促进了乡绅化的富农,这一中产阶级依靠所处位置进一步承担地方职位,最后依靠自己控制的独一无二的资源——与土地的紧密经济联系、地方关系和基层政治经验,获得了政治话语权。进一步,乡绅群体依靠自己的政治权利,促进了限制君主专政的光荣革命,也就形成了托利党。
这和习惯于依靠政治特权或者经济特权的中国士绅不同。中国的士绅特权通过第一路径,也就是操纵政治权力来持续抑制乡村出现富农这一中产阶级。从来使得中国的农业增长一直低于实际潜力,古代中国政府赋予的一系列士绅免税权利,都在加强这种无效率的扭曲。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要出现一个制度,使得善于经营生产要素的生产者合理得获得产权,农业经济才能根本上发展起来。
而传统的欧洲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很多国家也试图做一些改革来使得产权合理得分配到生产者手上,以提高生产率。然而没有土地的人自然没有资产,也没抵押贷款,那么就无法通过购买土地来分配产权了,所以往往需要政府介入土地再分配。但是,拥有土地的人政治权力恰恰更加强大,这进入死循环了,这就是经济制度的自我延续性,需要外力来打破,往往是战败。例如德国和俄国外战不利,就开始削减支持政府的容克和地主的权力了,很明显改革是妥协性的,德国容克地主利益和俄国农场主利益的冲突,是二国同盟解体的关键因素,在法俄同盟中也可以看到农业结构的长期影响。
等到金融的可获得性大大提高后,也就是改变这个回答的第二句话后,土地才会失去往日的价值。一方面,小农也能获得小额贷款,就会消除地主和小农的投资回报率差距,地主就无法就无法利用金融特权兼并土地了。从根本上说,在没有股票、国债或政府年金的年代,土地确实是很好的投资品,甚至由于其缺乏流通性而更加保值。不过,农业是一个很低技能的产业,而且农业的需求仅仅略高于人口增长,这就使得目前技术条件下发展很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可能也就是3%,发达国家仅仅为1%,而考虑到劳动力雇佣和土地流通性等问题,买土地还不如投资国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