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经济改革为何失败？ 第1页

我枯勒。

晚清这经济改革还算失败的话，中国传统封建王朝就都可以集体上吊去了。光绪七年（1881年）大清财政收入刚有82349179两，支出78171451两；然后甲午战争明面上的赔款是2.315亿两，由于李鸿章老大人智慧过人，跟日本签了七年赔完的条约，最后必须借长期外债来赔付短期赔款，额外增加了2.3亿两的利息负担，再加上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借款和国债，总财政负担高达6亿两——这换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得立马崩溃，你看我大清朝崩溃了么？

没有，节流加税，硬是抗下来了。

事情到这不算完，庚子年闹义和拳，洋带人集体教训带清孝子，大清朝终于在父子局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决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于是4.5亿两的赔款经过海精专计算后转换成了长期外债——一债未平一债又起，大清朝崩溃了么？

没有，不仅没崩，财政收入反而节节上升，按照我大清度支部的“光绪三十四年二十二直省岁入岁出总数表”来测算，光绪三十四年的财政收入在2.3~2.4亿两左右，支出差不多也是这个数，财政赤字约为20万两库平银左右。在整个清朝都占有重要地位的田赋收入在财政收入的占比持续下降，关税、厘金、官业这些收入不断飙升，财政税收主体全面转向工商税，这是啥？

这分明是改革大成功啊！

那既然改革如此成功，财政收入连年上升，为啥大清朝还完蛋了捏？

答案非常简单，浪没了。

1910年——也就是大清完犊子前夕——根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96962719 两，支出 338652272 两，财政赤字高达近四千万两。这么高的财政赤字是怎么出来的呢？答案很简单，练兵、办宪政。湖北——就是武昌起义爆发的那个湖北——在宣统元年十二月，跟朝廷算了一下：

宪政年成愈进愈密，宪政用费愈久愈繁。查宣统二年应办之省城及商埠、各级审判厅、城镇乡地方自治、推广学塾、完备巡警，均需巨款^[1]

1911年，大清朝光地方自治等三项就干出去了4000多万两银子，然后是军费小一个亿，还有跟新政挂钩的交通实业啥的干掉了6300万，原本并不富裕的大清顿时雪上加霜，然后沙雕的事情来了，朝廷顶着巨大的财政赤字搞了宪政、练了新军。宪政搞起来之后，立宪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反外债，跟宗室夺权：

国势之弱，由于财匮，财匮之故，由于国债，吾国上自政府，下至庶民，又岂有一人不中国债之毒者哉，政府以种种方法取之于民，非得已也，为国债也……债不清，则害不已。^[2]

新军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造大清的反：

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3]

我跟你们讲，自然界中像清末皇室这样沙雕辈出的群体，一般早就被自然选择掉了。你不想搞真宪政，抓住枪杆子也是没错的，偏偏这边不放权，那边宁可产生财政赤字也要搞宪政——您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

一边是几千万的宪政费用，另一边是人人喊打的皇族内阁，花着钱挨着骂，我爱新觉罗就是有钱！任性！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扔钱搞宪政（培养反对派）、搞新军（培养反政府武装力量），还外债加利息（给自己增加财政负担），然后还挨着全国人民的骂，抓着那么一点权柄死不松手，可问题是……

问题是你们这些人，抓住了权力有什么用呢？

摄政王载沣，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庆亲王对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

……

所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全国各省马上云集响应，原来的立宪派和被革命党人渗透得跟筛子一样的新军团结到了一起，宣布独立。而每多一个省独立，清政府的财政来源就少一部分，最要命的是由洋大人控制的海关行动比革命党还迅速，马上把海关款就给断了——10月14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致电汉口关税务司要求他截留关税。之后安格联在11月9日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要求他们同意中国海关“独立运作”

我需要时间来把中国的关税置于我的也就是外国的控制之下。而且在没有成功之前，千万不要做什么事来限制我的行动，这两点是极为重要的^[4]

本来这个事是有回转余地的——南方海关关税我抵押出去了，北方的哈尔滨天津大连这些地方的关税还在我自己手里啊，我还是能搞到钱的么！结果11月20日英德洋款到期了，本息合计8万镑，清政府兜里没钱违约了。然后……

洋大人拍板了，你北方的海关也归我们管了，别BB，再BB削你——这直接截断了清政府的财源。

记住，11月20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困窘到了连8万镑的到期外债都无法偿付，而安格联在1922年初估计自己截留的关税税款已经约有400万两左右——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没什么可多说的。这笔钱要是顶上去，清政府说不定还能再续一阵子，这笔钱顶不上去，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等死了。

这就是为什么武昌起义之初清廷大员都强调朝廷的镇压行动一定要快的原因，因为你不用雷霆万钧之势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洋大人就有可能信心动摇；洋大人一旦信心动摇，停了你的外债，大清朝糟糕的财政结构就会瞬间崩溃——而南方的革命党早就跟洋大人们打好了招呼，他们表示清政府之前跟你签的一切条约，咱哥们都认；但假如你在这之后跟清政府又签了什么条约借了什么款，对不起，那连带着以前的那些，我们都不认了。

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造之条约，皆继续有效。^[5]
革党早已警告各国，自起事始，以后新约及借款两事皆不承认。^[6]

咋办？

还能咋办，先观望呗。于是1911年11月8日，四国银行团在巴黎做出了关乎大清生死的决定：

银行团不在货币改革借款合同名义下提供更多贷款和支付款，直到中国有可信赖的政府^[7]

满清最后续命的一点银子，就是内帑的一点钱。这些钱把清政府的命吊到了12月初，然后大家就彻底没招了，只能等死。12月11日之后责任内阁里的工作人员都开始跑路了，是个正常人都能意识到大清朝是真的不行了

由于缺乏经费，各部人员都跑光了，部里空空如也。只有外务部、内务部和军事部门还在坚持有组织的工作^[8]

而到了1912年1月，清朝老财甚至已经只能开变卖家产的药方了：

诚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等语，著照所请。^[9]

所以说，清末的经济改革放到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身上都不可谓不成功，大清朝在内忧外患严重的情况下，硬是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将自己的财政收入增加了200%——飙升的财政收入、精锐的新式陆军，这一切都让中枢的满清皇族产生了一种幻觉，让他们以为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大清朝似乎可以再续上一波。而武昌起义的重要意义，就是给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的满清财政加上了临门一脚，让这个畸形生长的庞大帝国身上所隐藏的问题能够彻底爆发出来，所以即便是南方的临时政府同样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在1912年发动北伐之后后继无力，但这个绵延近三百年的腐朽封建王朝也真的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是断然无法再续下去的了。

参考

1. ^ 护理湖广总督杨文鼎奏报湖北光绪三十四年办理财政报告册表情形事·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2. ^ 《上海筹还国债会意见》，《申报》，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3. ^ 王腊成.吴禄贞与辛亥革命团体·武汉出版社,2002年
4. ^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
5. ^ 中华国民军政府致汉口各国领事·1911年10月2日
6. ^ 本馆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民立报·1911年11月2日
7. ^ 阿迪斯先生致弗朗西斯·坎贝尔爵士涵·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8. ^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责任内阁的境况·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 ^ 宣统政纪·第六十七卷

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财政体制改革，有了税收就能设计制度，驱使各种利益集团按照是所希望的方向去运行，也就可以设计出有效的激励制度了。晚清从技术下手，这个是肯定会失败的。

更何况，太平天国起义后，中央政府下放权力来获取支持，地方势力是逐渐控制征税权的。这样晚清就形成了中央政府依赖关税，地方政府依赖“厘税”的双层税制，厘税就是各省之间征收的间接税，还增加了产业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随着地方政府有了自己的征税权，慢慢就政军一把抓了，要想扭转这一点，第一点就是建立中央政府主导的财政体制，然后就是合理使用财源建立适合发展的激励制度。

中央对地方失去财政控制，但是清政府还是有机会翻盘的。因为地方分权的体制，很容易促进想要扩张实力的地方势力之间的竞争，往往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加以利用，或者胜出的地方政府直接推翻中央政府。

例如岁数和清政府差不多的德川幕府，在末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彦根藩的井伊直弼当时只有40岁，靠着对外改革的成绩被邀请成为幕府大老，立刻对美开国，并铁腕清洗保守派，结局是被保守志士当街天诛。然而，井伊直弼跟李鸿章一比，两个人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政治家，但是前者还早生了8年。。。

而萨摩藩这些地方势力靠着商业改革、农业改革并且大规模引进外来技术，实力膨胀了几十倍。在1863年英萨战争中，萨摩藩恐怕比清政府在广州之战打的都好，要知道萨摩藩不过和中国一个县差不多大，精明的英国马上就成了萨摩藩的后盾。1864年公武合体失败后，幕府就和萨摩-长州联盟开展军备竞赛，幕府接受法国的资金支持，立刻推进税收改革和军事改革，结果被人口少几十倍的萨摩-长州痛击解体。可见，这种竞争是非常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因为胜出者的经验就可以顺势推广。

在清政府，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确实也实现了类似的竞争，但是从来没有产生过质变。幕府和清政府寿命基本都差不多，只能认为清政府精英了解外界的速度很迟缓，表现为清政府官僚机构几乎全体落后于世界潮流，随便一个日本幕末的风流人物就能胜任清政府顶级职位。很可能是因为幕府长期以来通过长崎向荷兰获取情报：幕府知道英国控制北印度和广东的鸦片贸易；俄国分别在1792和1804、英国于1808年进入日本势力范围；1844年，荷兰国王也警告幕府很快就要有西方国家给日本带来灾难了。迟至1860年，日本各地政治家基本上都认为必须要开国了，而且萨摩藩这些领先者已经获得质变了，不确定的是是否攘夷和讨幕。1863年，实力最强大的萨摩藩被十几艘英国战舰击败，攘夷派解体，学习欧美成为主流思想。

清政府就这样一步慢而步步慢，无非是挨打到什么程度而已。事实上，清政府在洋务运动采取的官督商办恰恰是死路一条，根本就是无用功。日本通过自由化改革甩掉了这些包袱，大清就只能遭人宰割了。

在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时候，幕府将军靠荷兰或者直接接触获取情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萨摩等藩镇通过改革，实力开始发生质变；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日本各地政治家基本达成开国的共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藩镇开始轮番造反，推翻中央政府。

这时候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但是无力推动财政改革，只能看着一群能力低下的地方官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日本则开始进入制度改革的快车道：明治政府在1869年，通过奉还版土实现中央集权，1871年通过了废藩置县，在财政体制改革超越清政府；1872年通过《学制令》，建立现代教育制度；1873年，山县有朋实现征兵改革，建立现代军事体制；同年，松方正义实现地租改革，在征税改革方面甩下了清政府30年。。。

快速发展的背后对于进步发展的规律的深刻认知。山县有朋在1869和1870年两度访问法国，学习了法国的军事制度，而法国是现代征兵制度的发源地，日本军事改革自然一下子超过清政府。而到了岩仓使节团访问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时候，现实直接震惊了日本，访问美国的木户孝允在1872年表示欧美比想象中先进的多了(然而，美国当时工业化绝对规模比欧洲先进国家低）。慢慢了解得多了些，日本人就发现欧美世界明显富裕起来，也不过是这个世纪的事情，就立刻思考如何设计一个持续不断吸收欧美先进技术的制度。就这一点，轻松秒杀了已经改革接近200年、依赖伟人喜怒来推动政治的俄国，到了二战时期，日本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俄国水平了，后来更是甩了人治的俄国几条街。更甚至于，日本早就认识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了：访问英国的大久保利通认为欧美的优势根本上来源于工业化，但是访问美国的木户孝允则认为议会制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结合在一起，这是欧美成功的秘诀之一。所以，到了1890年日本就成功建立议会制和立宪制了。

仔细考察并且获取欧美信息(通过聘请顾问)，日本人直接绕过许多弯路。实际上日本早年也是采用的官商督办，想要打造其为样板工程，结果普通民营企业根本采购不了这么贵的机器，国有企业还亏损严重。而且日本长期财政赤字，国有银行们长期以来通过大规模释放货币来隐性征税，加上官方资助的北海道拓殖事业根本不盈利。最后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影响日本产品竞争力，1880年上任的松方正义依靠法国方面得到的产业经验和经济理论，采取自由化改革，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建立垄断的中央银行；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北海道拓殖事业私有化；削减政府开支并增加间接税。在四年的经济萧条后，日本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了，这时候日本注定要起飞了。

至于经济改革，差距更大了。清政府还在搞官商督办，日本是在详细研究欧美历史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干预。首先干预的是基础设施，然而守旧的清政府搞个铁路都磨磨唧唧。。。在1870年，日本引进电报业，1871年建立国有的邮政业，于是日本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处理文件和银行汇票，成功建立全国通讯市场，至1894年已经可以年处理2.5亿邮件和1亿汇票。日本第一条铁路在1872年开始运营，而清政府治理下的第一条实际运营的铁路要到1887年，日本这时候铁路里程都接近1000公里了。1894年，日本再翻一倍到2000公里。

其次是自由贸易，不仅仅是因为不平等条约强迫自由贸易，日本非常希望进口先进机器来提高经济效率，并且鼓励能出口的产业，长期以来日本是主动参与国际贸易的。自1868年至1894年间的1/4世纪，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从4200万日元增长到2亿3000万日元，并且实现了贸易收支平衡。

最后是各种产业政策，银行业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首先确定的就是现代金融体系。在1871年，日本快速建立了国有银行，不过资本金仅200万日元，24年后，银行总资本就增长到了1亿日元。充足的资本金可以对民营企业放贷，日本经济增长自然不是清政府能比的。

日本重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鼓励纺织业发展——像美国和欧洲的工业国一样，产业结构逐渐转移到更加复杂的产业。然而洋务运动本来资本金就有限，竟然主要用于投资重工业和军工产业。。。由于日本产业数据有限，我们只知道1880-1894年，日本的棉线生产扩张了100倍，1888-1894年，日本棉线和棉布产值增长了7.2倍和3.3倍。到了90年代，日本就已经开始发展比较基础一点的重工业了。

错过了以铁路建设为中心，建立近代化经济结构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