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网上大部分发言对郭沫若的风评转变为称赞居多？ 第2页

郭老固然是个有很大历史贡献的人，值得这些称赞。然而现在网上风评变化的现代历史人物绝不仅仅是郭老，细心观察的知友能列出一长串名字。而这些名字最终指向了一个人，他才是根源。郭老之前主要因他而被黑，现在也因他而被称赞。

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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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要客观地评价郭老，但是我发现很多答案包括我的都不自觉地把郭老和他绑定得略紧。矫枉还是不宜过正，还是分立地评价为好，不然也可能走上之前的老路。对不起。

本回答分以下几部分：

1. 引子（旨在说明本回答的思路及为何将胡适拉出来做比较）；
2. 胡适与郭沫若的人生上半场比较（大致以1945年为界）；
3. 胡适与郭沫若的人生下半场比较（主要讲述两人自1945年至去世时的事迹，对郭沫若的大黑点「定陵挖掘」一事进行了简要梳理）；
4. 胡、郭二人学术成就的简单比较；
5. 胡、郭二人的感情生活比较（考虑本回答的篇幅已经挺大了，本节单独成篇，主要对郭沫若「玩弄姐妹花」一事进行了简要说明，可在阅读完本回答后移步前往阅读，文末有链接）。

• 我在本答案中引述的相关材料，欢迎诸位证伪。
• 欢迎有理有据的质疑，我会尽可能与大伙探讨，若有不周或疏漏之处，敬请见谅；但抱着成见而来，或罔顾事实且大喊「我不听我不听」、或不摆证据却一味大叫「他就是那样就是那样」的言论，恕我不愿回应。
• 本回答应该不会更新了，深切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

————1.引子—————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证明民智已开的时代来临了。依托互联网，每一个有心的青年都可以就某一个课题进行思辨，都可以依托对于实证材料的检索与分析而得出个人相对理性的见解。

青史不容尽成灰，郭沫若郭老的生平，终于可以较为客观地呈现在青年们的面前了。

以个人的心路历程来看，我在青少年时期，基于叛逆的天性，加之无知而自认为有知的心态，对教学课本灌输之物持有天然的反感，并且，在地摊文学与公知带路党的双重荼毒下，乃生发出野史才有真相、公知很有良心的妄念。

只有在多读书、多思考、多经历人间的摔打之后，才肯回头发问：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

我要自己找答案。

为了回答题主的发问，我个人以为不能单讲郭老一人，还必须从他的同时代找出参照物来。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两相对照之下，庶几可让我们看出点眉目来。

就拿大师胡适出来吧，恕罪则个。

胡先生与郭老，年龄相差仅一岁，活在同一时代且都是文化圈中的知名人物，如果拿来做比较，想必不算太突兀。

在两人身故之后，青年们对他们二位的风评，可谓有天壤之别：学术上，无数人以为胡先生才是真「民国大师」，著作等身；而郭老似乎就只有「毛主席赛过亲爷爷」之类的几首打油诗（此诗乃是伪作，已有相关辟谣）。而关乎二人人品之评价，相去之远，则更不可以道里计了：胡先生是风骨卓然的民国文人，郭老则是只会无耻跪舔的佞臣、负心薄幸的渣男。

就来说说他们吧。

主要讲讲他们的人生历程。

————2.胡适与郭沫若的人生上半场比较————

胡适，祖籍安徽绩溪，1891年生于江苏松江府（今属上海）；1892年，郭沫若生于四川乐山。人的出生，由不得自己，且不做比较。

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青年时期，二人都曾留学海外，时间略有先后，术业各有不同，但求学路径似乎也差不太多。

可以说道的是，在赴海外求学之前，依托家庭之优势及出生之地利，据胡适日记可知，他在上海学会了很多花样：

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青年胡适在国内的生涯，似乎比郭沫若要快活些，日记中记录「打牌」的频率，与常凯申记录早年在上海「炒股」的次数，差相仿佛。往后，胡适还会以老手的身份，时不时带萌新（如徐志摩等）下场玩几把，并且还敢酒后滋事打警察。

但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就这样吧。

因为记录了胡适在出国前的生活，有知友建议我也记录一下郭沫若在乐山或成都的生活（最好也是喝酒逛妓院之类），但我暂时还没找到（欢迎诸位补充），仅依据年表补充一点内容：

1907年，郭沫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后得免；1909年参加罢课，请校方及当地政府交出并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1910年到成都读书，参加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被学校开除（因故未实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乡组织民团响应。

大致在同期，胡适的履历是：1904年，到上海入梅溪学堂就读；1905年，进澄衷学堂就读；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

这一对比，才发现两人从青少年时期起似乎就大不一样了：一个是革命者底色，一个是读书人面目。

1917年，胡适归国，任北大教授，26岁做教授，殊为不易。同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新文化运动，并且身体力行，发表了《两只蝴蝶》等著名作品。

两只蝴蝶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时，郭沫若还没有什么大作问世，曾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青年，终于按捺不住了，风云激荡的一年来临了。

这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社会改良，号召青年们埋头内卷。

时在日本的郭沫若，于福冈组织发起救国团体「夏社」，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及《炉中煤》等诗作。

为显公正，也节录郭沫若诗作之开篇一小段如下：

炉中煤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1年，胡适作《杜威先生与中国》，短文不过千余字，通篇尽是感慨，聊起了师长之主张，道出了情谊之深长。同年，郭沫若发表诗集《女神》，收纳约三年的诗作计57篇（含诗序）。按学界评价，《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此后几年，两人的经历大抵类似，同是办报、发文且参与社会活动。

1926年，郭沫若赴广州，期间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7月，郭沫若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领中将衔。

同年7月，胡适开始为期近一年的英、法、美、日游学之旅。

1927年，来了。

是年，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胡适自1917年归国后即被尊为胡博士，但实获该学位应是10年后的事），与徐志摩等成立新月书店，在上海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上，结识常凯申。

也是这年，4月9日，郭沫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后三日，「四一二政变」爆发，蒋公高举屠刀，杀同志，杀共党，此后约一年内，死亡人数以十万计。

5月10日，蒋介石发布《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附共产之郭沫若函》；5月21日，蒋介石又发布《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

8月初，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任主席团成员兼总政治部主任，火线加入共产党，代号为K，在党员关系上与周恩来单向联系。

关于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这一节，知友 @KekE 建议我在细节上再做些补充，我个人也以为郭沫若的行为无愧于大丈夫之举，鉴于 @明德先生 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珠玉在前，我就偷个懒，引述相关段落在此：

1927年8月3日，身在九江的郭沫若得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后，当即直接从九江出发去南昌，8月4日，郭沫若在涂家埠车站候车时，遭到国民党兵的抢劫，皮带被扯断、包里衣物日记被抢劫一空，万幸的是，因为国民党兵看到他包里的勃朗宁手枪，认为不好惹，才躲过一劫——为此，乐观的郭沫若还写了一幅自嘲的对联：郭主任背腹面受敌，李秘书上中下俱伤。
8月4日晚，郭沫若达到南昌的昌北码头，眼瞅着大雨滂沱，江水猛涨，又无船只过江，怎么办呢？郭沫若决定——游过去！就在他们脱了衣服准备游过江时，贺龙派来接他的人到了：当晚，郭沫若见到周恩来等人，被即刻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

1928年，胡适创办《新月》月刊，并任中国公学校长。这年年初，郭沫若被迫化名逃亡日本。

1930年，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出版《人权论集》，不谈主义，只谈人权，呼吁「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后来，鲁迅先生还专门写了篇《出卖灵魂的秘诀》来抨击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开篇就说：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

同年，郭沫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开创了中国唯物史观派。

旅日期间，在日本宪兵及军警的监视下，郭沫若只得做做学问，乃潜心钻研甲骨文、金文，写成多部专著，跻身「甲骨四堂」之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考其言论，由来久矣。早于1915年，他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便大为激赏，在日记中说：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

后来，对于民众将签订《二十一条》的5月9日设为「国耻日」，胡先生又发表《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

之后，对于日本侵占东三省，胡先生又恳切陈词「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此时，郭沫若蛰伏日本，算是输他一着。

光阴流转，1937年到了。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坚忍卓绝的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大幕，四万万同胞，无人可以置身事外。

7月25日，郭沫若离别妻子和熟睡中的孩子，在花了近一天时间摆脱日本宪兵和警察的监视后，孤身潜回上海，之后筹办《救亡日报》。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国？郭沫若以诗言志：

归国杂吟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月底，蒋介石发表讲话：「今即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此后绝无局部解决之可能。」

但胡适却有不同意见，于8月6日上长文给蒋介石：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介绍了「某学者」的主张，被时任参谋总长的程潜斥为「汉奸」，蒋介石也表态说「日本是没有信义的」。

同年，于全面抗战之势已成的境地下，在周佛海家（他家有大型地下室），来躲空袭的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探讨时局。他们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之见，为有别于外头高调力主抗战的人士，在颇具调侃或讽刺意味的情形下，胡适为这个地下室聚会组织取名「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后来出了好些个汉奸。

1938年，胡适以大使身份赴美。在他四年大使之任上，对于中国取得美国之同情与援助，似乎并无明显裨益，驻美几年之功，似乎反不如蒋夫人的一趟美国之行。1940年6月，宋子文到了美国，一见面就对胡适说：「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之后，他又对蒋介石讲「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

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说（和胡适一样，他也爱写日记）：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1942年，胡适卸任大使，但有鉴于国内战火燃遍，胡适乃在美国之自由土地上放飞自我，开展全美讲学大巡演。期间，他对中国学生讲话，内容大抵是：

要有自己的象牙塔……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胡适做到了，他获得了美国26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学问做得甚好，「无上的愉快享受」想必也甚多。据胡适日记可查，在他卸任后留美的四年里，他每天的主要事务，要么是读书讲学，要么是喝酒聚会，要么是看戏看电影。重洋之外，那个烽火连天的中国，很少在他的日记里出现。

而在此期间，被解除了通缉的郭沫若，则在国内组织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先后创作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及《孔雀胆》等话剧作品，被学界认为是「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1944年，汪精卫死于日本，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

经知友 @驍梟鴞猇 提醒，此处引文不全，后面还有重要的几句：「……（汪精卫）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由这段文字，大致可知胡适虽然同情汪精卫，但并不认可其投日卖国行为。

1945年，日寇投降。

于国共和谈之际，胡适电告毛泽东，希望共产党「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大政党」。

放弃武力？血的教训还不够多吗？

中共显然不会答应。

————3.胡适与郭沫若的人生下半场比较————

1946年，胡适归国，任北大校长。同年，郭沫若自重庆去香港。

12月24日晚间，在洋人的平安夜，北大女生沈崇却很不平安，在大街上被两名美军士兵拖到操场上强奸了。

次日，是洋人的圣诞节，国统区诞生了一部号称要保障民众权利的《中华民国宪法》，由胡适在「国民大会」上向蒋介石递交。同日，中央社在警局的授意下，严令各报社不得报道沈崇案，「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

几天后，「沈崇案」终于捂不住了，一经媒体公开，即引发中国人的极大愤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有约50万名学生参加罢课及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并要求「美军撤华」。

对于学生们提出的「美军撤华」口号及罢课主张，北大校长胡适在接受采访时称：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

1947年1月，该案主犯皮尔逊被判刑15年。但不到半年，皮尔逊即被美国海军无罪释放。其时，学生已放假回家，再也组织不起来了。

7月，胡适在接受采访时鼓动内战，称「政府全力戡乱势所必然」，并说：

我的家乡绩溪，于抗战八年中毫无破坏，堪称世外桃源，胜利后共军到达三日，即将绩溪全部破坏。

他的家乡，在抗日战争中真的是「世外桃源」吗？

1948年12月，战局吃紧，胡适自北京飞抵南京。

1949年1月，中共发布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文《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其中说到：

在这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

1949年3月，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4月，胡适前往美国当说客，但船抵旧金山之前，国民党已拒绝中共24项要求，和谈破裂。

4月22日，胡适在美发表讲话：

现在重要之事实，则为中国政府已拒绝投降，此非仅四万万人民之命运所系，即全世界之命运，恐亦随之决定。

4月23日，红旗插上总统府。闻听此讯后，胡适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月底，胡适在美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一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建国后的头几年里，郭沫若多以中国文艺界代表的身份频频出访欧洲。究其原因，是中国当时在政治上被孤立、在经济上被封锁，但文艺界还略有机会与欧洲交流。郭沫若的出访，是为新中国争取发声的通道。

1954年2月，胡适自美返台参加「国民大会」，对国民党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并说：

理由是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

是年7月，胡适被蒋介石委任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4年6月，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因不满排挤而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吴国桢，在美国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怒斥蒋介石治下的「白色恐怖」。

所谓「白色恐怖」，是指为遏制中共在台湾扩散并阻止台湾民众追求民主，台湾当局先后颁布《惩治叛乱条例》及《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由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政治迫害活动。据台湾司法院统计：在此期间，总计审理政治案件达7万件，无辜受难者达20万人，即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就至少有四五千人被杀。

8月，为驳斥吴国桢「抹黑」台湾的言论，胡适发表《台湾有多么自由》，文中说道：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堪萨斯或俄勒冈。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

1956年，郭沫若在多个职衔之外，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同年，郭沫若参与定陵挖掘一事。下文链接内容，可以参考阅读，虽开篇一部分废话较多，但后半部分内容尚可一读，特别是相关材料的影印件很有价值。

定陵的挖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悲剧，也是郭沫若被后人指摘的一大黑点。关于此事件的始末，我在此简述一二：

1、1955年10月9日，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特约邓小平、李富春及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游十三陵，随行者另有吴晗、新凤霞等，合计约三四十人。

2、北京市副市长、身为明史学家的吴晗，于众人兴致高昂之际，在邓、李两位副总理面前对郭沫若说：挖掘长陵，搞个地下博物馆可好？大家一致同意。郭沫若对吴晗说，那你起草一份文件，报国务院批准吧。

3、几日后，吴晗起草文件完毕，报郭沫若审阅，郭沫若签了名。同时签名的还有范文澜、沈雁冰（茅盾）、邓拓、张苏都等人。

4、此后，经多位领导审议，挖掘方案最终由周总理拍板敲定，由吴晗牵头实施。方案原拟挖掘长陵（永乐帝朱棣之墓），但其时定陵因砌砖塌落而露出墓道（实为券门），抢救性挖掘势在必行，是以决定先挖定陵（万历帝朱翊钧之墓）。

5、1956年4月，吴晗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由中科院考古所负责挖掘，5月破土动工。1958年7月，挖掘工作基本结束，大部分出土文物得到妥善处置，但部分文物（如丝织物等）因专业性不足、技术不到位等各种原因而在短时间内氧化变黑，毁损不少。

6、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成立。同日，因该馆办公室主任指挥错误，工作人员与战士们一同将万历帝棺椁扔入山沟，后被当地农民分拣回去打衣柜或做棺材。

7、1966年，造反派来到博物馆，以打倒「保皇派」为名，将万历帝后等三具尸骸焚烧。

定陵挖掘的失误之处，不在于是否挖掘（误以为墓道已露，不挖不行），而在于经验不足而导致部分文物湮灭、因处置失当而导致棺椁丢失、因造反派的野蛮无知而导致尸骸被焚。

在整个事件中，郭沫若既非倡议者，亦非决策者，更非破坏者，主责不应由他背负。但在决定挖掘定陵这一环节中，他的确是参与者和居中协调者，应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

1958年，胡适移居台湾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年，郭沫若任中科大首任院长。

1960年9月，因不满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在台湾的《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被逮捕。

《自由中国》创立时（1949年），胡适曾撰发刊词并挂名发行人（后由其好友雷震接任）。该刊历来反共，且认定国党败走大陆是因为没有施行美式的自由民主，是以对台湾当局亦多所指摘。早于1951年，因该刊夏道平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台湾特务闯入该社逮捕编辑并留置特务监视。在此次风波中，胡适希望卸任发行人一职并表态：

……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此次风波当事人之一的聂伯苓后来评论：胡适还有「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这两句话没有说。

雷震被捕后，胡适可能也做了些营救工作，但没有效果。当年10月，雷震被判入狱10年时，胡适正在访美，闻讯后躲了几日。11月中，胡适在台湾面见蒋介石，谈及此事，蒋介石说：「……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即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当即表态：「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即：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我至今没有改变。」

1962年2月，胡适在参加酒会时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于台北。消息传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如下：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后又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送去挽联一副：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台湾当局在其台北旧居改建胡适纪念馆。台北李姓士绅捐地两公顷建胡适墓地与公园。

1978年6月，郭沫若于北京逝世，遗嘱将骨灰撒于大寨。

郭沫若在建国后到逝世前的这段时间里，作为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共和国的高级领导和主席的铁粉，他写了不少诗文用来歌颂祖国、人民和领袖。我个人以为，他有些作品似乎写得很不好，有些作品也似乎很有吹捧的意味，但他对于党、领袖、国家和人民的赤诚之心，是无可置疑的事实。经知友推荐，将 @明德先生 一文链接在此，供诸位参考：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身居高位的郭沫若，始终不曾动用手中权势去迫害他人。譬如，即便是在四人帮的多番授意与逼迫下，他也绝口不说周总理半分不是。

相比某些为求自保而出卖甚至蓄意构陷朋友的教授和大师，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操守，至少算得上是「洁身自好」。很有意思的是，偏是那些教授和大师，在动乱结束后，不少人反而成了四处喊冤的受害者。

而始终沉默着的郭沫若，是真正的受害者。

他的两个儿子，相继在这一时期自杀了。

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第四子郭民英，那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1964年某日，他将家中的一台盘式录音机带到学校，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不料，竟被某同学举报，说郭民英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郭民英的生活从此天旋地转，1967年4月，郭民英悄然自杀，死时一字未留。

第二子郭世英，颇有乃父之风，在文学上极有天分，他曾与朋友们组建了一个X诗社，创作了不少新锐诗歌。但坏就坏在这个X上，人不知其所指。1963年，有人举报X诗社成员离经叛道，公安部门介入后，诗社成员均交代了自己的「反动」思想。为此，郭世英一度被下放至河南的农场去劳动改造。五年后，在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大，红卫兵绑架了他，私设公堂并大搞刑讯逼供，迫他交代X诗社旧案。

其时，周总理曾来中科院开会，会议开至凌晨两点，郭沫若多次欲言又止。两日后，郭世英自三楼破窗而出，死时双手仍被反绑，身上伤痕累累。于立群痛责郭沫若当时为何不向总理求救，郭沫若说，我也是为了国家好啊。虑及总理当时自身处境艰危，那天他开不了口。

郭世英死后，郭沫若将儿子们的日记一字一字誊写在册，整整写了八本。在他卧室的衣柜里，摆放着儿子的部分骨灰。

————4.胡、郭二人成就的简单比较————

毫无疑问，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白话文运动的领袖之一。在文学理论上，他有一定的引领之功，但在文学创作上，他实在没有什么亮眼的作品。

他曾说「但开风气不为师」，用来评价他最合适不过了：他曾开创了好多个第一（如创作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如话剧《终身大事》被誉为开山之作），但大抵也就仅止于「第一」而已。

在学术成就上，胡适稍稍拿得出手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写到先秦（上半卷）就结束了。他曾多次放出狠话要将该书完成，但有生之年也未写出下半卷，而他的另一大作《白话文学史》也只有上卷，时人讥笑胡适「善作半卷书」。后来，他的弟子冯友兰写出了《中国哲学史》，该书不论是完成程度还是学术价值，都胜出胡适不少，胡适一度还大为光火。

胡适在学界的声名只能算一般。唐德刚说「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章太炎说「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钱穆的评价则更刻薄，说他「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以言以人，两无可取」。

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暂且不说《女神》、《屈原》及《甲申三百年祭》等重量级文学作品了，仅就学术而言，单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让他以唯物史观大家的身份跻身「史学五老」之列。而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上的造诣，更使他荣登「甲骨四堂」之首。在学术广度与深度方面，郭沫若的成就，远非胡适可比。

建国后，郭沫若之所以频频出访国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在欧美学界，郭沫若的成就得到广泛认可，他是新中国在文化上开展国际交流的一块金字招牌。即便抛开他的政治身份不谈，郭沫若也是国内仅次于鲁迅先生的文坛巨匠，更是蜚声中外的学界泰斗。

————5.胡、郭二人的感情生活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