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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战斗经验为何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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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经验还是很管用的,比如说国军普遍会储备一些猪肉,如果军队溃败的话,就在溃败路上架大锅煮肉,溃败士兵闻香而至,这样就可以很快把败军重新收拢起来。

后来用肉包子招揽溃败国军士兵这一招,就是解放战士传过来的国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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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怎么没有体现?经过多年军阀混战的历练,老油条们每次跑的时候都比日本人快,特别是当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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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战场上人均5发子弹,这种现实,就是海豹突击队来打,跑的更快,你就不要勉强国军了,这种条件还坚持8年,对比之下看看菲律宾的美军,缅甸马来西亚的英军,法国的英法联军,明斯克基辅的百万苏联战俘,国军的表现真的无可指摘,不要妄自菲薄先辈,国力悬殊如此,最后我们还是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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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无法理解,身为一个中国人,为自己国家军人阐述一下抗战的物质困难就碰到这么多人的G点,看到国军两个字就跟鸡巴一样躁动起来,不遗余力的从各侧面抹黑污蔑抗战军人。

国军不是为蒋介石而战,更不是为四大家族腐败分子而战,而是为全中国为炎黄子孙的生存和尊严而站,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皆能守土抗战。这里面有中央军,也有晋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桂军,湘军,粤军,八路军。。。。。。国军不是台湾那只台独军,而是由我们的先辈组成。

抹黑污蔑国军抗战业绩,到底什么人才敢才会如此的无耻?是汉奸走狗卖国奴的后代,还是日本牲口?还是看多了神剧一枪八百里的脑残白痴?还是被意识形态毒化认贼作父的精神外国人,吸多了国外香甜的空气,不遗余力的嘲讽同胞来讨好洋大爷,好让自己也成高贵种族。

国力如此,一个农业国正面硬刚工业国,坚持八年不投降,已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国军做到了,保全半壁江山,保住中国人的尊严。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第一次在中国碰壁。

假如不是美国有原子弹让日本快速投降,45年国军就要大反攻了,欧洲盟军的胜利也将在中国上演,除了缅甸和云南反攻胜利,历史没给中国军人这个机会证明自己,但几年后在朝鲜,还是这些中国军人,实实在在教育了全世界,假如中国军人配以良好的武器和训练之后会爆发怎样的战斗力!

这还是重武器不足的情况,假如飞机火炮管够,地球在中国人面前也要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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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是战争的必须消耗品,尤其在中国战场上,由于我国缺乏重武器,杀伤日寇主要凭借的是步机枪还有手榴弹。子弹在很多时候成为了战斗胜负的关键,但是当时的国共2党军队都缺乏充足的弹药,缺到什么程度那,下面是抗战期间我国生产和进口子弹的一个大致数量。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还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子弹(到货量)


从抗战爆发到德国停止供货为止,国民党从德国进口的子弹1.6亿发

苏联向国民党提供武器装备子弹1.84亿发

从英国进口:子弹1667万发

从比利时进口:子弹3867万发

从捷克进口:子弹2600万发

从瑞典进口:子弹1.18亿发

从匈牙利进口:子弹1500万发

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从美国得到了1205万发子弹

太平洋战争开始到1945年8月国民党从美国得到子弹约7亿发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国民党兵工厂累计生产: 子弹约11亿发,平均1.375亿发/年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兵工生产情况:子弹779万发

这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生产和外购的子弹的大约清单,其中本国8年生产了子弹约11亿发,平均1.375亿发/年


1937---1941年外购的子弹数量为:5.7039亿发,平均1.425975亿发/年

1942—1945主要为美国援助得到子弹约7亿发,平均1.75亿发/年

那么抗战期间1937年—1941年,国内生产+外购1.375亿发+1.425975亿发=2.800975亿发/年

1942—1945国内生产+外购1.375亿发+1.75亿发=3.125亿发/年


在抗战的前面几年,自己生产加进口的子弹数为2.800975亿发/年,在美国参战以后为3.125亿发/年,如果按照算数平均看,每年在3亿发左右。如果按照当时国军的数量一般在300万左右算,也就是说每个人平均100发/年。可以想象到当年烽火连天,大小战不断,中国军民就是靠这么点弹药抵抗了日军8年,并杀伤了大量得日军。由此可以看出先烈的不易。说实在话,这么点子弹对于军队的训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士兵在上战场前只是学会放枪装子弹,基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射击经验和素养的。你想,训练一个及格的射手,最起码也要消耗几百发子弹才可以。史迪威在印度训练远征军的时候,很多士兵拿到汤姆逊,还是一颗一颗的打,让老头看了觉得辛酸,说:“孩子,冲锋枪不是这样打得”。

但是在国内很多士兵最多也就放了5发子弹就上战场,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子弹进行训练。如果一个士兵一年训练100发子弹的话,估计等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全部士兵干脆拿大刀长矛去战斗吧,子弹已经没有了。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同期不训练大量的狙击手,那是富贵兵种,当时的中国军队实在是玩不起,训练不说多,5000个,估计用的子弹也能让兵工署长跳楼了

还有人写穿越到抗战期间,如何大灭日军,这只能想想,照他那样打法,你把委员长逼得也去造子弹,他也武装不了一个军。

而同期的日军士兵,给国共2党军人留下的一个重要印象是枪打得准,尤其是抗战前期的日军,因为前期的日军,射击训练是200发/月,中国指挥官说日军是用子弹堆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对射中,中国军队往往吃大亏,日军射击的准确性太高。而随着中古军队战前培养的老兵的消耗,新上战场的新兵的射击基本可以说只是听个响,因为实弹射击训练太少,往往对日军不够成威胁,所以手榴弹成为中国军队最喜欢的武器,这是子弹太少的无奈。而且中国军队一个步枪也就有30—50发的弹药,而日军在战斗中单兵携带的弹药是200发。很多国军的战役给人虎头蛇尾的感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在战役的后期,枪里面没有子弹了 。很多朋友笑话国军一个师被一个大队的鬼子追的满地跑,其实,这也是无奈的,一个国军的师,如果是甲种师也就10000多人,乙种师才5、6千人,也就3000多步枪,但是子弹也就是20—30发,看看滕县守军就知道了。就算50发算,一个乙种师也就15万发,而日军一个大队随身携带的弹药也不少于这个数,而且能够得到不断的补充。而中国军队要想补充的话还要从几千里外运来,重庆有没有还是一码事。遇到战斗意志不坚强的部队,只有撤退了,连子弹都没有了怎么和一个大队的鬼子拼命。


第二历史档案馆四一九670卷有国军抗战其间武器产量的统计,其中子弹一项以43年最高,年产子弹1亿4405万发.

国军一次战役最多是消耗子弹2000万(常德会战),这已经把国军库存子弹打掉了一半。

衡阳战役守军的投降也是因为在最后守军没有弹药了,否则鬼子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的人看前人,往往说这不对那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理解不了前人的无奈和辛酸。


国军尚且如此,无怪乎八路只能钻山沟、拉杆子。至于其取得的战绩,在抗战期间鼓舞一下人心就行了,作为后人,完全没必要指责或者争论。有什么装备打什么仗,八路的武器和弹药生产能力决定了它基本无力发动中等规模的战役,唯一一次能称得上中等规模战役的百团大战,也只是一次破袭战。因为其缺乏野战攻坚的武器装备,自然不能要求它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取得多大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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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各国弹药消耗情况:

各国弹药消耗情况 (只计算子弹,其他弹药比例更悬殊)

(1939-1945年)英国共生产子弹93亿发.平均每年16.4亿发。

(1939-1945年)德国共消耗子弹210亿发,平均每年37亿发。

(1941-1945年)苏联共消耗子弹170亿发,平均每年44亿发。

(1940.7-1945.7)美国共生产子弹414亿发,平均每年80亿发。

(1937-1945)日本共生产弹药约80亿发,平均每年10亿发。

中国八年抗战:

(1937-1941)国内生产+外购1.375亿发+1.425975亿发=2.800975亿发/年

(1942-1945)国内生产+外购1.375亿发+1.75亿发=3.125亿发/年

(1937-1945)国民党军队共消耗子弹17.1亿发,共产党军队消耗子弹0.2-0.5亿发,中国军队平均每年消耗2.1-2.2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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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贴个资料,看看为什么同样的人,志愿军就表现那么好。

尊严的基石---志愿军武器弹药的供应与消耗

抗美援朝时期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底,后勤部门克服重重困难,运往朝鲜的弹药计有各种枪弹4.3亿余发,各种前膛炮弹776万余发,各种后膛炮弹489万余发(其中高炮弹252万余发);手榴弹、地雷、爆破筒766万余个,各种炸药及炸药包2490吨,总计约有99894吨。另外,随部队带往朝鲜的弹药还有各种枪弹5007万余发,各种前膛炮弹124000余发,手榴弹、爆破筒、枪榴弹147万余个,各种炸药210吨,总计约有14831吨。

2、1952年,后勤部门共向朝鲜境内前送各种子弹90002143发,其中冲锋枪弹48783200发,步枪弹33462353,高射机枪弹7756590发。各种炮弹3533985发,其中迫击炮弹1108039发,高射炮弹1086172发,战防炮弹523593发,野炮弹209111发,山炮弹188934发,榴炮弹382280发,坦克炮弹35856发。各种手榴弹1667221枚(其中加重手榴弹880683枚)。工程炸药1890吨,作战炸药250吨,地雷2461个。 在这个阶段,轻武器弹药消耗有限,一线步兵武器基本都调换成苏式,杂式枪械绝大部分在后方部队中使用。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美空军的疯狂绞杀,后方部队打防空枪消耗的枪弹远远超过一线部队的作战消耗。例如:公安1师在短短5天时间内即消耗7.92毫米步枪弹515161发,比一个作战军全月的消耗还大得多。

3、整个1953年,志愿军平均每日消耗168吨弹药,比1952年增加了3倍。尤其是激烈战斗的弹药消耗,则更是一次比一次增大。1952年上甘岭战役的消耗弹药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战役的消耗记录,43天共消耗弹药5113吨,每天平均消耗118吨,比1952年夏季39军粉碎敌重点进攻时平均每天76吨增长了64%,比1951年秋季47军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消耗,平均每天34.8吨,增大了340%。然而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60军在6月10日至15日五天时间中,每天平均消耗279.5吨弹药,是上甘岭每天消耗量的近2.5倍。

金城反击战期间,后勤部门共供应部队35972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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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问的简直太好了!

大家可能有一种错觉,那就是抗战之前,咱们连年军阀混战,就算是武器不如日本,但是就作战经验而言可能还是比较丰富的,对吧?

那么咱们就一条条的来看一看,抗战前这些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先来看看军队的高层们:

直奉二次战争开始。吴佩孚奉曹锟电召,于17日至北京,即于国务院四照堂召集会议,会商作战计划。当晚应邀参加的人员,包括他的参谋长、总参议、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航空署长、代理国务总理,以及派有任务的高级将领等人。四照堂四面均为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拥拥挤挤,坐满六十余人。大家坐了许久,才见得吴佩孚走到堂中。吴口传命令,念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还有什么“大张挞伐,除此元凶”之类。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熄灭,半晌才复明亮。王怀庆和冯玉祥坐在一处,只见王附着冯的耳朵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冯笑而不言。此时,吴佩孚已念至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务如何,第二路如何,援军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罢?我们就这么办罢。”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道:“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罢。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又起来道:“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又有张家口骑兵将领起立请令,吴答:“在古北口外活动。”接着兵站负责者等人员也起立请令,吴搔了搔头,不耐烦地说道:“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个命令吗?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今天就是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地散了。——冯玉祥·我的生活

顶层决策如此儿戏,跟将领素质自然关系甚大,那么咱们再来看看将领都是怎么个状态。

史迪威曾经表示:“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不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以为只要自距离前线五十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是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

由于抗战之前中国的内战水平长期停留在“菜鸡互啄”的档次上,而将领们在军阀化的军事生涯中几乎也不会得到再次进修的机会,因此他们对现代战争的了解极其有限。同时再加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大弊病:后勤补给制度不健全与参谋制度不健全,无怪乎“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各部队长每为“开门七件”及其他琐碎事务,终日忙碌,以至于无暇致力于教育训练,甚或以交际应酬为能事,以此为猎取功名的捷径,而疏忽学术。”了。

高级军官如此,中下级军官更是苦不堪言:“在其他的先进国家,一个连长仅需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其他的杂事一概不需过问,但是在中国则不同。连长除了训练、指挥士兵作战外,尚得兼管各项杂务,其中最令人烦恼的即为经理、病兵和逃兵。”

至于士兵,那就更惨不忍睹。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当年曾经在国军干过一阵子,他表示:“(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以当时军队的经验而言,教会一个士兵识数大概要俩三个礼拜、教会射击要两三个月,而一挺机枪行价七千块,等于一个士兵40年的军饷——而且只要你偷出去,总能找到各路土匪抢购,所以稍稍机灵一点的士兵偷枪逃跑那是常态。

我以前曾经说过,民国时期的军阀状态跟五代的藩镇是很像的,这种像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因为基层士兵战斗力实在太弱,所以各部队只好集中可用之才,把他们集中训练,就像唐末五代时的“牙兵”一样。这些老兵的战斗力自然毋庸置疑:“部分系久经战役,每能尽忠职守,即使因为分散配置,为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所击溃,数日之后,仍能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然而问题在于你拿什么留住这些老兵呢?利诱就算了,在党国威力巨大之通货膨胀面前你那点饷钱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而威逼更不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还可以投八路啊!最后只好双管齐下,一方面军官加以笼络,一方面经商、吃空饷,尽量维持这部分精锐的战斗力——然后使得这些老兵更加骄纵,整个一恶性循环。

再说说训练,我先总统 蒋公乃是有大福气之人,先是留学日本,又先后得了苏联人跟德国人的帮助,最后英美友邦自然也不肯为人后——俗话说的好,这五大强国伺候着 蒋公一个人,这点子福气还小的了么?所以“国军由于效法对象经常改变,以致战术思想和训练方式纷繁复杂。如在广东时期,读日本典范令、操俄国操、仿俄国编制;南京时期,中央军校习德式、步兵学校习日式,训练总监颁布部队使用的操典近日式,陆大研究战术,有以战斗纲要为依据者,有以德国军队指挥纲要为依据者。抗战爆发后,仍用日本典范令和教程,又混用俄国和美国的战术和编制。”

练得乱也就罢了,关键是这些操典跟编制还不一定对……

战前国军使用的日译典范令翻译“错得一塌糊涂”。——徐复观·垃圾箱外

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看题主你说的这几点:

从军官的角度讲,各军阀军官大多身经百战戎马一生,对战局把握,后勤保障,各部队配合,士气培养都有丰富经验

——菜鸡互啄的经验确实有一些,不过早已过时。至于现代化战争之经验,这些人几乎是一窍不通。

从士官角度来说,可能士兵都是新兵,但活下来的老兵都当上了班长,战场经历可以救命啊,军阀部队,即使进攻能力不强,打仗不拼命,保命的能力可是一流的。新兵虽然什么都不会,但只要班长有实力,部队的战斗力就不弱,因为士官是部队的中坚力量。

——新兵的状态差到耸人听闻,而老兵被当作宝贝,骄纵跋扈,加之国军补给不足、贪污横行,所以两者之间关系是严重对立的,根本谈不上以老兵为骨干、带动新兵。


所以抗战初期的一败涂地啊,实在也不是偶然,要知道咱们这甚至还没谈到装备补给、武器后勤,以及颇为致命的蒋公微操呢……


注,以上内容基本引自张瑞德先生所著《山河动》,初看名字虽然有可能会让人以为这是一本不太严肃的著作,但其实本书相当专业,推荐对抗战军事问题有兴趣的同学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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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问题

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含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现象,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种兵将领的素质较差,如主管后勤业务的将领,绝大多数毕业于直隶经理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陆军军需学校),然后在北洋部队任职;骑兵和通讯兵的将领,也绝大多数是出身北方部队的旧式军人。这些出身地方军校或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却普遍缺乏认识。


训练问题

传统时期的战争,由于火器简单,火力稀薄,所以采用密集队形;近代以后,由于兵器进步,火力猛烈,为了减少损伤,队伍不得不采疏散队形,甚至班以下,以分散活动者居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队多采用密集队形,以后则采用疏开队形。1935年,训练总监所颁布的操典,开始采用战斗群的战斗队形和疏开作战。但是采用新式训练方式的部队仍未普遍,如汤恩伯1937年2月即曾指出,第四师“一般干部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老是把十年前或五年前的方法训练现在的士兵。这种办法,实在不够。我们以后要有日新月异的精神……再不要把在江西‘剿匪’的方式,一点不加改进的,再拿来训练士兵。”抗战初期,上海战役中曾出现大纵深的面式防御。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方式训练士兵。如台儿庄之役时,南方卢汉的部队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抗战后期,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也仍未用疏开队形。

另外国军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每次战役后必作检讨,有问题基本不改或者很少改。

如兰封会战时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发挥足够战力。

而长衡会战时,衡阳之战此问题犹在,本人对方先觉将军感到殊为可惜

此逐次使用兵力问题,另有战略预备队使用问题淞沪会战时已出现该问题

惜长衡会战此问题未能解决再次出现

而且这毛病到淮海战役也没改掉

徐蚌会战国军检讨缺点

这么多缺点我都哭了,国军就给匪军憋了三条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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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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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pj.ninjal.ac.jp/gairaig)。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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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没人提《圣斗士星矢》啊?

这个系列作品的特色不就是回回都是一部的戏就半天时间么?

黄道十二宫篇:纱织中了天箭座的箭,必须12小时内突破圣域十二宫。

北欧篇:奥丁代言者希露达被海皇戒指蛊惑令冰川融化,纱织代替希露达阻止冰川融化但是只能坚持12小时,必须在时限内摘下希露达的戒指。

海皇篇:纱织代替人类承受波塞冬的洪水,应该也是只能支撑一天之内的时间。

冥王十二宫篇:被哈迪斯复活的圣斗士要在12小时内取下雅典娜的首级,实际目的则是为了雅典娜去冥界并且唤醒女神圣衣,12小时候被复活的圣斗士们就消失了。

冥界篇:记不清打了多长时间,但从纱织被塞到缸里抽血开始到解决应该也是一天之内。

黄金魂:在本篇剧情里有好几天,但对应到冥界篇时间仅仅发生在冥界篇12黄金击破叹息之墙到打死神之间。

火星篇:马尔斯获得阿丽娅的权杖后建立起巴别塔吸引火星,会在12小时内毁灭地球,主角们必须在12小时内突破新十二宫。

土星篇:这篇好像打了很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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