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什么会爆发式地超过了东方？ 第2页

高赞回答提到了《大分流》这本书。正好看过，还写过说书稿，所以来讲讲:

实际上这本书中的数据和结论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10多年来不断有学者发表观点，认为《大分流》中的某个部分错了，或者是某个部分和自己的研究不谋而合。但不管怎么说，有这么多学者围绕着这本书来讨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彭慕兰比较的主要对象是18世纪最富裕的两个地区：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江南。

《大分流》的第一个重要观点是：

1750年的中国和西欧在整体生产力水平和制度水平上其实并无根本差别。

这实际上挑战了过去的两种主要观点，原先大家认为，西欧能在19世纪领先，要么是因为生产力领先，要么就是制度领先。总之西欧能第一个发展出工业革命来，必定要比中国在某个方面要强。

“生产力领先”的拥护者认为，西欧能领先于世界其他区域开始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因为在1860年代他们本身就是最先进的。因为生产力领先，西欧人生活水平更高，寿命更长，平均每人创造和积蓄的财富更多，所以西欧社会能付出更多的资本去进行科技投资，生产了蒸汽机等工业产品后，也有富裕的西欧人去买。

”生产力领先“的拥护者们人认为，西欧人领先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点：西欧的人均牲畜数量比较多。以及西欧的人口增长比较慢。

牲畜多所以生产力高，这个好理解。牛和马养的多，在耕作上效率更高，能耕作更多的土地。而且牛和马还可以做交通工具，相当于家里有了小货车。可以用马车把粮食拉到远处卖个好价钱。

但彭慕兰认为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当时西欧拥有的牲畜确实多，但这并不代表在农业方面就一定领先，因为中国农民在施肥，灌溉方面远远高于欧洲，中国的水稻生产本来就不需要太多牲畜，甚至1753年在不列颠威尔士建立的一个农业改良协会甚至表示要努力让威尔士的农业和中国一样繁荣。

西欧人能用牛和马运货，跟中国人比也没什么优势。因为中国的传统是“北人骑马，南人乘舟”。大量的运输不是通过马车而是通过船运来进行的，据测算，仅仅在18世纪，中国国内通过长距离运输的农产品总量，就高于整个欧洲的五六倍。

好，那么”生产力领先“的拥护者认为的 西欧人口增长慢导致生产力领先又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在古代很多社会，有时人口过快增长不是什么好处，因为可耕地就那么多，偶尔碰到个好年头收成不错，很多家庭就赶快生孩子，这样丰收给社会增加的财富就很快被增加的人口给吃掉了，到了收成不好的时候，人们又得挨饿。

而西欧人从16世纪起就喜欢晚婚，甚至有些人因为宗教原因放弃结婚。这样少生了孩子，却可以用节省下的钱给已有的孩子更好营养和教育，或者干脆用节省下的钱多买头牛来创造更多的财富。

我们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少生孩子多养牛”，实际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有些人多地少村庄确实靠这种方法摆脱了贫困。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本书的作者彭慕兰认为这方面也不是西欧独有的优势。

彭慕兰比较了中国江南和西欧最发达的英国数据，他发现在18世纪中国和英国最富裕地区的村庄，人均预期寿命是相当的。平均预期寿命都是37岁到40岁。和当时的晚婚典范英国相比，18世纪的中国并没有生育过多导致人均寿命下降的迹象。

彭慕兰的解释是，主动降低人口增长并非只有晚婚一种方式，虽然18世纪的中国女性确实比欧洲女性更早结婚，但在她们生育孩子时，却会注意拉长孩子之间的年龄间隔，所以其结果是中国16-18世纪的人口增长率并不高于欧洲。

不仅仅是生命的长度，在生命的质量上中国人也不比英国人逊色。根据经济史学家搜集的数据来看，18世纪英国中国成年男人每天摄入卡路里为2651千卡，甚至比英国成年男人每天摄入量更高一些，通常认为这说明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基本相当。

最后总结下经过彭慕兰的比较，我们发现在农业效率和运输能力，人均寿命和生活水准等等方面，18世纪工业革命前的西欧并不比中国优越。生产力差别并没有决定哪个社会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

好，除了生产力问题外，我们再看另一种传统观点：制度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在18世纪的西欧，政府不能随意增加商人的税收，商人的资本不容易被掠夺，所以西欧的商人才会愿意投入资本去研究新技术，靠科技领先发展工业来盈利。而在中国，因为财产权得不到保证，所以中国的商人们不会投资新技术，而会去买官进爵，追求官方给的特权来盈利。

那这个观点彭慕兰同意吗？

很遗憾，他又不同意。

彭慕兰认为18世纪的中国确实有以上这些问题，但同时期的西欧其实也没那么出色，我们举三个例子：土地市场的自由交易程度，政府没收商人财富，政府对商业的干预。在这三个方面来比较，其实西欧也没先进到哪里去。

我们来分头讲讲这三个例子：首先我们看看土地的交易这方面：

第一个例子：首先，在18世纪，中国各地绝大多数的土地是可以自由转让的，相反西欧的耕地要自由买卖就困难得多，西欧的很多土地从开始就限定了继承权不能转卖，甚至到了19世纪，英格兰50%的土地都被一些古老家族长期占有，个人无权出卖。根本无法进入市场买卖。

为何土地自由买卖这么重要？因为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就无法合并起来，采取更先进更有效率的耕作方法。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如果耕地少于30亩，使用牛来耕田就从经济上不划算了，而单独为了一块地修大型水利工程也没有必要。这使得西欧的耕地改良缺乏动力，采用先进耕作方法方面进展缓慢。

第二个例子，在政府没收商人财富的问题上。彭慕兰认为，当时的清朝政府确实会经常征收商人的财产，但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却同样有着借商人钱后赖账不还的恶习，对商人来说这两种情况通常是一样糟糕的。

第三个例子：在政府干预商业方面：清朝政府主要对“盐”这种商品实现了国家垄断，而欧洲各国政府却严重干预市场，经常对糖、烟草、酒等各种赚钱的商品强取豪夺。

总的来说，彭慕兰认为：18世纪的清朝政府最关心的还是传统的土地税收，对于商业带来的利润并不太关心，所以对商业的干预比欧洲少得多，因此也对商业的扶持也少。从各种数据上来看，很难证明18世纪的欧洲，在发展经济的制度上比中国更优越。

好了，以上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原先解释西欧能首先开创工业革命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生产力领先”。但彭慕兰在书中带着我们详细比较了18世纪的各项数据，发现在生产力方面，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人均摄入热量，以及农业生产量，国内运输量方面都不比西欧逊色，所以推翻了生产力领先所以西欧能实现工业革命的旧观点。

对于另一种“制度领先”的观点，彭慕兰探讨了18世纪中国和英国的土地市场，政府对商业干预程度这些重要数据，也认为比较起来西欧并没领先，所谓西欧的制度优越决定了工业革命的诞生也是靠不住的。

接下来讲第二个重点内容：大分流的原因之一：煤炭的位置

彭慕兰认为，决定了西欧走向工业革命，而中国却失去机会的第一个原因在于煤炭的位置。

从1750年到1850年，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相似的人口大增长，据估计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在这100年里都增长了近一倍。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人口猛增在欧洲和亚洲都是以森林覆盖率下降为代价的。

一方面，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土地来耕种养活，增加开垦土地必然会砍伐森林，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日常生活和制造工具，也都需要消耗木材。

在1800年前后，木材短缺成为一个全欧洲的严重危机，例如在法国，1550年森林覆盖率在33%以上，而到了1789年却只剩下16%。而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1850年的森林覆盖率甚至降到了10%以下。

而中国的木材缺乏问题甚至比欧洲更严重，山东和河南1700年的森林覆盖率只剩下1.3%和6.3%。长江下游的江苏只剩下5%。

森林减少带来的生态后果暂且不提，我们先提下直接的经济后果：在欧洲最富裕的西部和中国最富裕的江南地带，都出现了严重的燃料短缺问题。

我们先看看在中国，出现了什么后果。

木材在古代的用途比今天要多得多，它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和生活，工业燃料。当然，最迫切的用途是做为生活燃料使用。

中国有句古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第一位的。在木材短缺的情况下，中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日常都尽量避免用木材做燃料，而改为烧秸秆、草、牲畜粪便来做

饭和取暖。这么做确实解决了生活燃料的问题。

但是做为工业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木材却没找到替代品，由于无论建筑、车辆和船只都需要大量使用木材，因此木材价格从1550年到1820年之间上涨了7倍。

而且，木材的价格上涨还影响到铁的价格。因为当时中国的冶铁需要大量的木材做燃料。而这些东西在森林覆盖率迅速下降的中国都不容易得到。炼铁业的发展肯定受到了约束。

所以中国在18世纪因为燃料短缺，逐渐走向一种向内发掘潜力，榨干土地上每一点资源的方向。

我们再看看西欧。

西欧各国和中国一样面临燃料危机，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和中国一样的问题，木材价格疯涨，但是在英格兰，他们发现，在距离经济中心不远的地方，就有大量煤炭矿产。

木材燃料高的问题使得开采煤炭变得有利可图，而英格兰地区的地质条件决定了开采煤炭经常遇到地下出水，这就需要用到抽水机。

这时候一项可以解决抽水问题的发明被人注意到了，并很快被改良和大规模生产，这就是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让煤炭开采变得更容易，而开采出的煤炭又可用来给蒸汽机提供燃料，最后出现了一个正循环机制：蒸汽机造得越多，煤炭就开采得越多，而煤炭开采得越多，蒸汽机的使用成本就会更低。蒸汽机不断发展，开始运用在采矿以外的地方，工业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蒸汽机只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改良，本身并没有太大技术难度，无论欧洲和中国的工匠模仿它都不是难事。实际在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前几年，耶稣会传教士已经向中国宫廷演示过由蒸汽轮机推动的客车和汽艇模型。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但唯独在西欧的英格兰具有使用蒸汽机的条件和需求。

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却没有发生，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是煤炭使用最兴盛的国家。据统计，在北宋年间，中国的煤炭使用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大量的煤炭用在冶铁业、兵器制造业、陶瓷业以及造船业等。

但中国的煤炭资源集中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在宋代以后的数百年间战乱、黄河改道、瘟疫。

使得中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江南一带，远离煤炭的产区，从西北大规模运输煤炭到江南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而另一方面中国地质条件和英格兰不同，煤矿没有渗水问题，用不着蒸汽机来抽水。所以制造和推广蒸汽机的条件和需求在中国都不存在。

好了，以上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在18世纪，西欧和中国都经历了人口大增长，直接后果是造成了森林覆盖率的下降，两个地区都面临木材燃料短缺问题。

在西欧的英格兰，由于煤炭产区距离经济中心非常近，木材燃料的短缺让英国人努力开采煤

炭，为了抽出煤矿积水，蒸汽机得到了改良和推广。最后煤炭和蒸汽机两者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广，这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

而在中国，做为经济中心的江南却距离盛产煤炭的西北太远，而中国煤矿也并不需要蒸汽机来抽水，所以蒸汽机的发明推广缺乏需求和条件。

咱们接下来讲第三个重点内容：大分流的原因之二：海外殖民到底给欧洲带来了什么？

上一个重点里，我们讲到，中国和西欧在1750年后人口猛增，造成了森林覆盖率的下降，

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这不仅仅会造成木材短缺，更有严重的生态后果。

森林的消失，会产生水土流失，失去树根支撑的土地很容易被大风大雨冲刷走，这被称为“土壤侵蚀”，土壤侵蚀会使大量肥沃的泥土流失，耕地的产量也迅速降低。

为了应对这种困境，中国只有在每亩耕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并且尽可能在原先不适合种田的坡地和山地上种庄稼，但这些做法却进一步破坏了生态。

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人口增长，于是要砍伐更多的森林，森林减少导致土壤侵蚀、肥力下降，为了避免粮食减产，又要砍伐更多的森林在不适合的地区开垦，结果进一步破坏了土壤生态。于是最后就形成了我们都很熟悉的近代中国国情：人口众多的农民，挤在人均亩数排名世界末尾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每年产出的粮食在自身消费后几乎没有剩余，生活水平极其低下。

而西欧却避免了这个恶性循环，由于西欧发现了新大陆，北美西部有适合居住的大片平原和森林可供使用。所以西欧人可以殖民美洲，从新大陆生产农产品运回西欧，不需要像中国人那样局限在自己的国土上做文章。其中最好的例子是英国，我们翻开地图，会发现西欧、美洲、西非，这三个区域都围绕着大西洋，在1750年，英国所有的商业城镇从一个环大西洋的经济循环中受益：

一，首先英格兰生产的工业产品如烈酒、布匹送往西非沿海城镇，与西非本地商人交换黑奴。

二，然后把黑奴运输到新大陆，用这些奴隶在种植园中工作，生产糖、木材、谷物、棉花等等。

三，最后从新大陆把木材、糖、棉花、谷物等产品运回英格兰，生产更多的工业品。

在这样一个经济循环中，英国为代表的西欧无疑是最大的得益方，来自西非的黑奴和美洲的资源都为英格兰服务，帮助英格兰的工业化前进。

再结合前面我们讲的英格兰的煤炭优势，所以工业革命诞生在英格兰，然后是西欧其它国家，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彭慕兰认为，新大陆对西欧最大的意义，就是帮助节约了土地，我们知道，无论是糖、木材、棉花，都需要土地去生产。在1825年，如果把英国从新大陆得到的糖和木材，棉花全部计算在内，会发现这些产品原本需要近3千万英亩的土地才能出产，而英国本身的可用耕地只有1700万英亩。

事实上，新大陆的推动在1825年还刚开了个头，从1815年到1900年，新大陆输往英国的糖增长了11倍，棉花增长了20倍，等到新大陆的经济发展起来后，本身还成为西欧工业品的一个重要市场。让西欧的工商业发展得越来越庞大。而原本在1750年与西欧并驾齐驱的中国江南地区，就这样逐渐被拉开了差距。

大分流的原因之二：新大陆殖民

简单总结一下：

除了煤以外，西欧相比中国江南地区还有另外一大优势就是对新大陆的殖民。新大陆可以为欧洲提供源源不断并且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棉花和木材。而这些产品如果全由西欧自己的土地来生产，原本是不可能的。

由于新大陆的存在，西欧节约了大量土地，从而可以大力发展工业，西欧就这样走出了生态的困境。

简单总结一下本书的三个重点内容：

在第一个重点内容中，作者驳斥了两种旧观点。认为在18世纪，西欧的生产力和制度都并不领先于中国。

作者进行了相关比较后告诉大家，18世纪中国的人均寿命，人均卡路里摄入并不比西欧差，而且中国农业发达程度，运输量都大大高于欧洲。18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的生产力水准大体是在同一水平。

在发展经济的制度方面，作者也比较了双方当时的各项制度，同样发现西欧并不领先中国。

作者得出结论，西欧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另有原因。

作者认为西欧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第一个原因，在于煤炭资源的位置。当时中国和西欧人口增长都导致了森林覆盖率都大大下降，结果在各自的经济中心都出现了燃料危机。

由于缺乏燃料，在英格兰地区，英国人努力开采附近的大量煤矿，又为了开采煤矿，改良了蒸汽机，煤矿开采刺激了蒸汽机的改良，蒸汽机应用越来越广泛，英国就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

而中国，煤资源主要位于西北地区，远离紧缺燃料的江南，所以工业革命的契机在中国并未出现。

西欧和中国发生大分流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殖民新大陆，帮助西欧避免了由于森林覆盖率下降导致的生态环境的制约。

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由于森林砍伐导致土地肥力下降，中国被迫在每亩地中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形成了后来过分强调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

由于新大陆的存在，帮助西欧节省了大量耕地，使得西欧能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到工业和商业当中，最终拉开了与中国的差距。

这个问题其实问反了。以欧洲的人口和体量，被东方或者说近中东压制了几千年才是奇怪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随便举一个数字。法国的耕地总面积是2.7亿亩，外加1.5亿亩牧地，总共有4.2亿亩农业用地。这个数据有多惊人呢？中国产粮第一大省河南仅仅有1.2亿亩耕地，山东1.1亿亩，河北0.9亿亩，山西和陕西各0.6亿亩。

单单一个法国的农业用地，竟然可以和整个黄河流域相提并论。中国西周版图内的可开发农业用地，还未必有法国多。

而且法国的耕地还不是毛子家那种垃圾冻土，也不是近东山地崎岖破碎的小块土地，既没有印度次大陆水热不同期的尴尬，也没有两河流域沙漠化的威胁。法国的土地是在墨西哥湾流滋养下的广阔平原。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河流密布，植被丰茂。南部沿海为地中海气候，热量充足，光照强烈，水分充裕，适宜葡萄和油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生产；西北部大西洋沿岸为温带海洋性气候，气候温和，降水均匀，有利于牧草生产，对畜牧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中部为温带大陆性气候，热量充足、光照强，有利于粮食作物成熟，适宜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

以上这些都是地理教科书上的常识。

这么一块天府宝地，王霸之资，硬件条件可以说丝毫不差于我华夏故土——要知道，殷商实际控制区连河南省都没有包完，西周也只是控制了河南、山东大部，陕西、山西、河北之一部而已。

然我华夏贵胄以此基业，终有960万广袤领土，成就五千年延绵不绝之文明。凯尔特高卢勇士……先被罗马打趴下又被蛮子打趴下连Gaule都丢了变成了Francique和今天的France，语言也从古高卢语变成了拉丁语又变成了大众语一直到罗曼语，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全在说蒙古语或突厥语。好吧这又乳法了……

除了法国，其他欧洲国家的耕地情况也非常可观。比如德国有1.8亿亩耕地和0.7亿亩牧地，意大利有1.3亿亩耕地，英国有0.9亿亩耕地和1.6亿亩牧地。

所以问题就不在于西方为什么会爆发而在于他们是怎么捧着个金饭碗要了几千年的饭。

1、东方唯一可以在经济、军事上碾压欧洲的时期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西汉，一个是唐朝中早期，欧洲受人口的限制，可能经济总量上差一点，但是冶金等方面的水平其实并不低；

2、其实即便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西方也没有完全爆发式的超过东方，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输在装备上吗？是输在制度上，黎民百姓视清朝八旗兵为仇寇，英军命中广州岸防炮台的时候，珠江两岸看热闹 的百姓齐声喝彩，这样的仗怎能不输！巨额赔款不是怕洋人，而是怕 洋人帮助汉人打跑自己！甲午中日海战前，北洋舰队还是亚洲第一海军，放在世界上也排的上号，结果窝在威海卫 被日本全歼了；一个广西的落地秀才就能席卷半个中国，上海的洋枪队不是也没打过农民起义军嘛。

3、西方真正爆发式超过我们是第二次电气革命，生产力彻底 炸了，爆发到人力已经抵挡不了工业生产力。

新大陆的发现提供了大量土地和资源，而频繁的战争则为生产、军事发展提供了旺盛的需求

中国在科技理论水平上从未领先西方，即使我们在某项技术上领先，但我们从不把这项技术转化为理论研究。

比如周易中就提到了大量的数学几何知识，也有代书的雏形，祖冲之在圆周率的贡献也非常伟大，还有张衡的地动仪（假设真实存在，而且有效）也没有成为研究地震的理论。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农耕文明。农业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少数手工业也是为农业服务的。而农业最不需要的就是人口流动，所以中国人遵循“祖宗之法”。一切靠“经验”传承，不需要理论，更不需要创新。

因为不创新，很多技术都是不外传的，只能父传子，师父传徒弟。所以像中医，到清朝为止中国也没有诞生大学意义上的“中医学院”。（为了防止被杠，我特意著名现代大学意义，不包括私塾形式的医馆）

西方也没有“爆发式”超越中国，直至1910年中国还是世界上综合国力前五的国家，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力更是远胜日本，所以这也能看出来清政府的无能软弱。

我工作中发现很多大学生的历史知识还停留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也不知道这是好事情还是好事情。

事实上西方文明从来就不弱，如果从科技基因来看，甚至从周朝开始西方就遥遥领先，看看古希腊的历史就知道了。

我们还在春秋义战的时候，人家已经有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民主议会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欧式几何成型。几位大神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把西方科技树的树坑给挖好了。看那段历史似乎是现代人穿越了，翻翻《几何原本》像是我们现代中学课本，不可思议。

当然你要说古希腊是伪史，那么你赢了，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每个文明有自己的基因，适者生存。我们的文明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其他文明也是一样的，需要辩证来看，不用妄自菲薄，更不能狂妄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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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由于我国课程设置的原因，对于西方一般都会有两个误区：一个是中国一直都是领先的，只是近代被超过。二是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一蹴而就的。这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ps这里的西方指的是耶路撒冷中心地图的西方，即大部分的欧洲。

首先先简单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和许多人认为的不同，事实上，直到西汉中国才追赶并超越西方，在此之前，西方一直都是领先于中国的，特别是希腊的科学，罗马的政治制度与军事能力。直到西汉，汉王朝已经比肩罗马。另一点，虽然西汉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一直到宋朝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家才占据了绝对地位，在汉朝，百家之影响依在，魏晋南北朝时更是佛道的高潮，有唐一代乃法家兴起，因此，在哲学思想方面，相比希腊自被马其顿灭亡后文明尽碎，甚至退回到了没有文字的时期，成为了后来者描述的一个遥远的过去，我国哲学思想一脉相承，活泼灵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个问题，西方真的是一蹴而就的吗？国人对于西方历史一般有两个空白期，一个是西罗马灭亡到查理曼大帝一统中欧的被西方称之为黑暗时代以及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4世纪-12世纪。另一个则是东罗马灭亡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间的13世纪-17世纪。换言之，罗马之后就是分裂之后就是文艺复兴之后就是工业革命，这是大多数人的普遍认知。事实上，在公元4世纪到8世纪之间，中国是完全碾压西方的，在这之前拉丁文明尽毁，陷入衰退期，北方蛮族没有什么开化的表现，唯一一点就是天主教廷不遗余力的向北扩张，这也成为那些蛮族唯一一些开化的地方。在8世纪到12世纪，查理曼大帝统一中欧后分裂出来的法国，神罗和意大利大大促进了欧洲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文明交互，特别是神罗，一堆城邦国家的贸易与征战颇有古希腊的遗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商品法，继承法以及推演来的遗产法等等大大促进了社科的进步，社科的进步又过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才有了文艺复兴的土壤，各国出于社会发展所展现的种种问题，将目光投向了古希腊的遗产，人们通过古希腊著作来解决问题，这便有了文艺复兴，特别是东罗马灭亡，无数能工巧匠和文献书籍流向欧洲各地，更是大大激发了欧洲的活力，议会、法院，大学等现代社会的标志已经出现，战争的频繁使得各国之间实用主义至上，也为后续的宗教改革埋下伏笔。在这期间，中国依然是超过西方，只不过程朱理学的兴起已经开始慢慢禁锢国人的思想，在这个时间点上看，其实两者未来的道路已经决定好了。

如果说1453年东罗马灭亡对于欧洲是一物死而万物生，那么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则是命运的馈赠。由于新大陆的刺激，航海业大大发展，由此带来的三角计算学，大地测量学和天文学飞速发展，其又反过来推动航海业的发展，形成了正向循环，新大陆海量黄金白银的刺激也使得欧洲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这个时候欧洲虽然理论已经和中国互有长短，但是生产力方面还是不如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甚至连印度都不如，葡萄牙人第一次去印度带货的时候那些破烂印度人理都不理的。

在文字复兴到工业革命的4个世纪里，这才是欧洲真正兴起的源泉，工业革命只是自然而然的果子而已。自然科学就不说了，更重要的是在此之间欧洲的制度极大的发展，彻底的超越了中国。首先是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这两个在西方历史上影响意义不亚于文艺复兴的事件课本上只是随笔带过。首先是宗教改革，教改的最重要意义是破除了越来越守旧的天主教廷，使人们的思想得以自由的释放，同样也让教士阶级被资产阶级所取代，资产阶级兴起。随后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的三十年战争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更是导致了世界上第一次现在意义上的国家的确立，其中三十年战争看似是宗教冲突，实质上更是新教资产阶级、市民阶级与天主教老旧保守势力间的冲突，这场冲突以新教同盟的胜利告终，哈布斯堡家族逐渐衰落。这个时候，中国和西方的生产力都已经互有长短了，在制度方面更是已经远远的被拉开，直到300年后的辛亥革命，中国的制度才将将赶上了17世纪时的欧洲。

再后来则是被称作第0次世界大战的七年战争，这场战争就已经可以表现出欧洲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都还没开始或者说才刚刚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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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用语叫地理大发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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