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什么会爆发式地超过了东方？ 第3页

现在有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说中国一直领先西方然后满清闭关锁国三百年一下就不行了

我家里有几套艺术类的书籍，包括雕塑天文硬币建筑画作等等，我的观点是中国别说科学，哪怕是实用技术在唐代之后在世界上就不拔尖了。伊斯坦布尔十五世纪的建筑，咱们的故宫啥的真没办法比。

另外反驳满清闭关锁国导致一切恶果的最简单的例子，伽利略布鲁诺他们已经在思考天体和力学问题了，满族人还在东北打猎呢，大明有人从高处扔下铁球比哪个先落地吗？？？

司南，写在中国人DNA里的东西，就是一个勺子一个盘子能指南。中苏建交郭沫若主持复刻四大发明送给苏联，造纸，活字印刷，火药都很简单，就这个司南死活复刻不出来，怎么做他都不是完全指南，最后没办法下面放个电机。50年代中国科技并不发达，但是居然不能复刻出1000年前中国的国宝。原因居然是古代没有写怎么做司南。一个没有写让中国科技退后1000年。

这就是中国古科技为啥那么灿烂，但是西方会超过，因为没论述过程只有结果，只有答案没有草稿。所有人只能基于以前描述再发明，严重浪费的智力资源。

很多人说了，这是实物啊，中国人自古有吹牛的毛病。比如浑天地动，木牛流马，目前技术都猜不出来咋做的，那理论科学总不能做不出来吧？

我们看圆周率，大家都知道祖冲之计算的精度远远高于刘徽，但是现在都不提祖冲之了。好奇怪啊，为啥更拿得出手的不提呢？因为祖冲之就给个数，没写怎么算出来的。刘徽写的清清楚楚我是用什么方法怎么计算出来的。都说国外人瞧不起中国，但是刘徽扎扎实实的手稿就在那，东西过硬人家老外也认啊。

再比如历法也是理论科学，中国人说我们有皇帝历，距今5000年。先不说时间精确否，我就想问一句这个黄帝历写的是啥?这就很尴尬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拥护中国历史，作为一个科学考古人必须搞清楚古人的原理。现在两个都没有啊。

古埃及太阳历说一年365天，12个月每月30天，留下五天庆祝。从现在眼光看这历法是个什么玩意，太不准了，但是人家至少有。但是我们现在眼光不会鄙视，尽管他不精确，但是他有记载，我们推导演化，直到更精确。那我请问你如何优化中国的木牛流马，可能吗?人家诸葛亮都没写稿纸，你敢质疑诸葛亮能力，你还是中国人吗，连诸葛武侯都不认了？要不你退回三国帮刘备?诸葛亮就是寿命太短，不然别说曹魏，就是华盛顿美帝国都能统一。中国的科学，离不开夸张的修辞手法把。

那么有纪实的吗？殷朝历法出土自甲骨文，怎么计算，一年多少天，如何分配月份写得清清楚楚。那老外当然认了。反正我没见哪篇文献嘲讽中国人3800年前没发明原子钟让历法误差这么大。

没有详尽的论述，就会造成重复发明。政治上都说尧舜禹好，但是那制度啥样没写，所以我们需要后辈经验不断重复，把珍贵的智力放在验证先贤的智慧上。甚至到汉朝王莽改制，喜欢尧舜禹周，问大家都没见过，那先改名字吧。这不是浪费吗?

1，工业革命使生产率提高，人口对国力的作用减少。

2，地理大发现带来更多的农业作物、矿产以及殖民后的原料产地和市场，使欧洲列强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和市场。

3，对非洲和美洲的掠夺，为现代金融制度提供了储备金，为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试错成本。

4，由于1和3，资产阶级取得了对贵族封建主的相对优势（英国）或绝对优势（法国），因而推动了政治变革，从而获得了封建时代无法想象的动员能力，最终使总体战（全面战争）成为可能。

5，欧洲列强是金本位，而清政府的金融是银本位，在19世纪70年代后，白银跟黄金的兑换比从10:1左右极速贬值，1900年在40:1左右，这导致清朝极速陷入贫困。

6，17世纪，东方与欧洲的识字率都在个位数到20%之间，但文艺复兴后，欧洲教育的发展使识字率高增，到清末，中国识字率只有不足5%。

两个关键词：1、科技成果转化率。2、商业需求。

近现代的西方并不是“爆发性”地超过了东方，近代两百年欧美列强的快速崛起，基础是前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五百年的积淀，也是个漫长的过程。

我自己的理解是，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率先完成了科学和商业的融合，相对东方更早进入了科学-商业的良性循环。

直白一些，这个问题里的“西方”基本就是指西欧，而“东方”基本就是在指中国吧？

和西欧相比，中国在古代末期没能同步发展出近代科学和近代商业，在于当时的古代中国，整个国家或者说整个中华文明长期都对科学缺乏需求。

这里的“缺乏需求”不是指古代国人不需要更多更好的衣食，不想要更好的生产设备或者更好的交通工具与武器。

而是说封建时代的中国，整个社会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层面，（相对西欧）都缺少对科学技术迫切的改善性需求，缺乏催生科学进步的机制（不论是制度性的还是社会性的），继而难以进一步激活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因为古代中国的利基从根本上来说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而过早统一的庞大国家，统一的文化圈，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使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分分合合的整体，在应对自然上可以有更多的政策性、制度性手段，也使得（在上层的角度）人们的思想需要更加统一，这和相对中国来说“小国寡民”的西欧也是不同的。

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改善，既不是古代大多数普通国人实现安居乐业、获得更大利益的首选（实际上仅仅能吃饱穿暖过得平安通常就已经是古代国人最大的幸福了），也不是大多数脱产的古代中国精英进行“自我实现”的首选。

就事实来说，从文艺复兴到工业 革 命，不难看出，即便同在欧洲，各国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而能引领当时科技文化进步的，始终都是当时最以工商业立国，经济结构相对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甚至）有国内的统一市场，并奉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的国家（意大利城邦、尼德兰、英国、德意志邦国、美国）。这和基本以“重农抑商”为经济“国策”的古代中国是大不一样的。

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历程，也是如此，商业越发达的国家，经济就越发达，经济越发达，科技发展的基础就越雄厚，科技发展越稳定，商业就越发达，在实现了科学-商业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国家规模越大，就越强大，所以近现代大国依次是荷兰、英法、德国和美国。

而科技和商业越发达强大，就自然更具备全世界扩张的能力。

所以正确的因果关系是因为西方的科技和商业发达，所以西方才有能力去殖民掠夺，而不是因为殖民掠夺，西方才有的科技和商业发达。想欺负弱国和弱小民族，至少前提得是自己是强国。

就像英国的首相小皮特和法国的首相舒瓦瑟尔在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时便已经认识到的那样：

“我们（英国）的贸易取决于我们正当地运用海上力量，贸易和海上力量是相互依存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资源，靠商业。”

“在目前的欧洲，决定大陆均势的是殖民地贸易和海军，没有贸易大国津贴就不能打仗的国家，像奥地利王室、俄罗斯王室和普鲁士国王，不过是二流君主而已。”

因为拥有巨大的人口和广袤的领土，所以不论出于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的稳定，古代中国都非常依赖农业，所以历代王朝基本都“重农抑商”，“劝课农桑”。加之古代中国（尤其是那些大一统的朝代）作为一个整体在东亚都是规模绝对领先，技术还有一定优势，所以外部压力基本没有或者即便有外部压力其文明程度也低于自身，这样的中国，自然就很容易自成体系，圈地自萌。某种意义上，古代中国几乎从大一统时代开始就患上了“荷兰病”，陷入了“资源诅咒”。甚至慢慢地，原有的赖以强大的资源反倒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而因为人口、领土和资源相对较小，所以并非大一统的西欧各国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也往往重视工商业，甚至相对农业更重视工商业。而工商业要更好地发展，就不能不依赖科学技术的提高。

加之各国之间常年的战争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也使得西欧各国，尤其是原本在人口和资源处于劣势的国家与民族不得不依赖制度改革和科学技术升级维持自身安全，以及寻找和开拓更大的利益。

实际上，与大航海时代欧洲境遇相似的唐（早期）宋（中晚期），恰恰也是古代中国科技文化最发展、最包容的时期，工商业发达，繁华的商业城市（广州、泉州、宁波、杭州、扬州）开始出现，对外贸易开始大发展，而距今更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则自带国际化属性，也更是百家争鸣。

古代（尤其元明清）中国与文艺复兴前后西欧这种差别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虽然中国和西欧都有不从事生产而衣食富足的上层，但中国和西欧的上层却大大不同。

有长期政策和制度（如察举、科举）的大一统中国，可以“学而优则仕”，依靠土地兼并、朝堂争斗往往是中国古代上层获得更大利益（声望、财富和权力）的最稳妥方式。

而农民、工匠、商人不但难以在这种社会阶层流动制度中获得好处，反倒常常是被打压甚至歧视的对象。甚至古代中国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艺精英，往往也都是仕途上（一度乃至终生）不得志的“失败者”，像王阳明、顾炎武、唐伯虎这些。

而西欧的上层，则往往与工商业密不可分，政治与商业利益联系密切，甚至贵族起家时就是工匠和商人，像美第奇家族、皮特家族这种。工商业的发展加上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全欧洲的霸权国，使得人才和资本的流通乃至战争的动机能够更符合市场规律而不是政治需要，也使工匠和商人（以及农民）起家的圈外人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和平地登上政治舞台，“暴发户”慢慢就变成了“自古以来”的“老钱”，获得全社会的尊重和巨大权力。

也就是说，西欧的社会阶层流动虽然同样依托于传统的封建制度（当然西欧的封建制度其实和古代中国的也不同），也在进行土地兼并，却又以工商业为基础，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大大不同。

在这种利基差别下，近现代西欧的商人和政客相对来说更接近于一体（虽然此时的西欧政客利基上大多数仍然是农业，也就是土地贵族），而非近现代中国常见的商人依附于权力。

而人与人之间关系从主君和臣下、臣民（甚至奴隶）的传统关系变为近现代的雇主和雇员，政客和公民的过程，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相对更加平等的过程，西欧也就比中国更快一些。

而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工商业相比农业更容易获得财富，且土地在工业时代前就是最重要的资本，普通人难于大量获得（有大量土地的也不是普通人），所以更重视工商业的西欧，其经济发展程度在元朝便已开始超过中国，也就是说，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已经开始比当时的中国要更发达了。

更高质量、更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对科技文化更依赖，对科技文化态度也更开放的脱产阶层，也加速了西欧的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寒门）的形成，巨大的商业城市也不断形成，市民不断增加，这是近现代西欧科学技术发展的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很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近现代西欧科学家都是来自殷实的家庭，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人力基础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缺乏巨大的商业城市，即便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文化本身再怎么深邃精妙，再怎么文艺复兴，这些文化遗产也可能只是贵族老爷们进行自我修养的方式甚至炫富的玩物，而难以进化成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就像郑和的舰队虽然远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豪华和强大，但曾经拥有领先科技的明代中国，因为缺乏类似的商业利基而没有让这样的大舰队变成大明自己的皇家海军，中国最后也在大航海时代开始真正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就像鸦片战争后英国开始大量向晚清输入纺织品等工业产品却一度卖不出去，导致不少英国商人因此亏本一样。

单纯的器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它本身的优点和先进性实际上很难得到发挥。

近代西欧商业与权力更接近一体的上层与早期中产阶层的壮大，使得科学技术在科技贡献率其实并不那么高的第一次工业 革 命 前也能够受到尊重并得到发展，即便在工业时代到来前的欧洲，如果一个人在某项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理论创新或者技术突破，很容易会受到社会的尊重甚至崇拜，乃至成为留名后世的科学家，也有可能因为技术本身的应用凭借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更先进更开放的中产阶层也使得西欧的权力阶层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可能过于保守，因此像早期的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兰西科学院这样的组织才能出现和发展。

而到了科学技术开始实打实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第二次工业革 命 时代，随着西欧人力资本（相对其他地区）愈加昂贵，技术升级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大，世界上的工业国和非工业国的科技差距已然是天壤之别，再无物美价廉的工业化了。

所以除少数人口或资源大国（如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能够成为后起之秀，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这是后话了。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因为经济基础（获利方式）的不同，近代西欧形成了与古代中国差别明显的脱产阶层与中产阶层，和大量的商业城市，而这一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反过来与科技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虽然这一循环其实也遇到过可能被打破的风险），最终促进了从技术到科学的过程，也实现了近代对中国的“爆发式超越”。

而直到现在，尽管在R&D上，因为国家的大力投入和国家规模的优势，中国已经实现了反超，但在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上，仍然任重道远。

就是这种想法吧。

西方没有爆发式的超过东方，而是自从人类文明的核心从新月地带转移到希腊以来，就远强于东方。这里需要说明，这里的东方不包括东亚，古典时代希腊人眼里的东方是波斯，中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东方是拜占庭和阿拉伯，近代欧洲人眼里的东方是土耳其和日本。而东亚连和西方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东亚地理位置远离世界文明的中心:肥沃的新月地带和后来的欧洲。中国基本上是欧亚大陆文明传播链的最后一站，这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海路崛起以前，内亚大草原起的作用就相当于近代的海洋，把西方先进技术输入到东方。像古代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学习了先进的西亚技术。而秦国之所以能征服中国，关键在于秦国能更方便的吸收亚述和波斯的先进技术。考古已经证明，秦国的战车与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战车，以及阿姆河宝藏中出土的黄金战车形制相同。这说明秦人与西亚的联系相当密切。

秦国赵国能够在古典华夏诸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他们比其他邦国更加接近西方，因此能更容易吸收波斯和内亚的技术。秦赵两国能够吸收的最多就是波斯技术，但是他们吸收不到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技术。这和近代中国能够吸收最多的就是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却吸收不到欧洲美国的军事技术是非常相似的。波斯技术和希腊技术的关系，就相当于苏联武器和北约武器的关系。前者虽然是后者拙劣的模仿和山寨，质量比后者粗糙的多，不足以威胁后者，但是足以制霸东方。

技术上是这样的。思想也是这样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最早是西欧的法国人要建立民族国家，然后拿破仑战争末期刺激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然后是希腊的独立战争和波兰人的复国运动，接着是反对国民民族主义的帝国超民族主义和泛文化民族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奥斯曼民族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我们回顾一下时间线，法国人用“民族国家”代替“臣民“是在18世纪的尾声，德国人产生民族主义是在1809年左右，希腊独立战争是1820年代，波兰民族独立起义是1830年，大俄罗斯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都是在19世纪中叶兴起，而中华民族和汉族的概念直到20世纪初才正式产生。这和工业革命、康米主义的传播顺序基本是差不多的。康米主义首先是在德国产生，然后传播到东欧俄罗斯，最后才是远东。扎吉德鼓吹泛突厥民族主义是在1870年代，而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是20世纪初了。中国民族思想的产生不仅比欧洲慢得多，而且比西亚还要晚一拍。

我们要注意，土耳其虽然比西方落后，但是远比东亚先进。近代的土耳其虽然在欧洲人看来是一个腐败的正在衰落的国家，但是在波斯、印度、阿富汗、印尼菲律宾看来，土耳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和先进思想的来源。苏加诺搞印尼独立时，就和其他的派别说，你们不立足于印尼本土，一心指望去土耳其取经，这样可不行。可见在印尼人心中，土耳其是一个先进的典范。奥斯曼帝国本质上是欧洲国家，他的主力来自巴尔干半岛，对欧洲的战争是他的生命线，打不赢欧洲，他的国运就到头了。但是对付东方，他只需要微不足道的偏师，用欧洲战场淘汰的武器，攻打伊朗帝国是没有问题的。土耳其的火炮部队好几次轻而易举打进了大不里士，伊朗人很难打进土耳其的国土，因为他离欧洲更远。土耳其人只要把极少数的顾问派到东南亚，就能保证亚齐苏丹国的胜利。甚至是，土耳其人可以像吉本描绘的罗马帝国一样，即使是在他衰落时期，只凭借罗马的名字就能够发挥外交作用。土耳其帝国在东方也是这样的，他只需要用奥斯曼土耳其的名号，就能调动印度和东南亚的穆斯林小国。这样的力量，大清国即使是在鼎盛时期都是没有的。

在西方的视角中，东方的代表国家从来不是东亚。古典时代希腊人眼里的东方是波斯，中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东方是拜占庭和阿拉伯，近代欧洲人眼里的东方是土耳其和日本。东亚国家包括中朝韩，在西方的眼里存在感非常模糊，都没有资格作为西方的对手。

也没爆发式，底层哲学2000年前就已经见分晓了

因为工业革命，和社会结构的改变

因为决策层不搞技术封锁，不防民如防川。

一，当时三大文明，阿拉伯文明和东方文明都在低谷，被成吉思汗的铁蹄直接踏烂，烂了之后，阿拉伯文明直接开始内卷，黑头巾就给女性裹上了，中国更不用说，元仁宗直接下令科举考题只能从四书五经里边出，贞洁烈女也开始疯狂出现。三大文明被打残了两个，都开始走邪路了，三大文明就剩了一个。

二、欧洲离新大陆太近，中国离新大陆太远

汉朝时候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告诉他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人海人皆赍三岁粮”

其实大航海之初，欧洲还没有绝对性优势，花了几十年也才运到欧洲几十万人，还经常被印第安人趁着冬天把聚集点给端了。

但是随着大航海的刺激，欧洲科技开始疯狂的发展

当时真的有人为了绘制星图，跑到南半球一呆几十年的，

顺治宣布我们大清承认贞洁烈女的时候，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个哈雷，跑到圣赫勒拿岛上观察绘制南半球星图，画出来300多颗恒星的位置。

乾隆第一次南巡，这时候一个法国天文学家跑到好望角，呆了好几年，确定了南半球星空中9766个恒星的位置。至此南北半球星图合二为一，可以为大海上的船指明位置。

乾隆第二次南巡，这时候，英国开始使用六分仪，大海之上，再无迷雾。

另外：

大家看世界地图的季凤图和洋流图，还记得地理课上有个题目，说哥伦布第一次去美洲花了三十多天，为什么第二次去美洲绕远了还只花了20来天？

还有就是为什么库克发现澳大利亚这么晚？

其实就是洋流，而且哥伦布绕远的洋流特么的是欧洲去非洲，非洲去美洲，美洲回欧洲

三角贸易直接产生

中国就惨了，不说别的，光台湾海峡，海峡西侧，流速为20～45cm/s；海峡中部附近，流速为16～40cm/s；海峡东侧，流速为20～60cm/s。还特么是往北的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孙权时候才登上台湾了吧？

中国周围没有比较小的洋流积累经验，出门就是高考题

欧洲可以慢慢从小学做到高考，然后冲上大学的考场（环游世界）

三、大学

有大学的存在，可以防止重复发明一个轮子

而且还有一个交流进步的平台，不必单打独斗

比如我以前举得热力学的例子，从一个法国军官无意中发现到最后开尔文的总结，就是这个样子

可在中国，就是一个孤独的科学家，在重复着前人已经重复过的知识

中国古代没有大学，类似大学功能的 书院呢，里边甭说别的学说了，就儒家自己的学说，也是只存在一个流派的·········这个书院只学王守溪，隔壁书院只学刘德华那种

自卑又自大到这种地步

四、

大航海的刺激，还是要运输大量物资才能发展起来，单独运输一些奢侈品，没多大意义，英国大航海时期，运输粮食布匹棉花这些大宗物资的商船才是大头。

而中国古代跑跑日本韩国南洋，就赚的差不多了，能养活江南大海商了，没必要发展起来，也没有开拓的心情和动力

最后航海技术还下降了

汉唐朝时候的过洋牵星技术，到了明清时候，就几乎失传了，只能从陪郑和下西洋的人，在印度洋时候留下的几句诗里找到一些端倪

也就是，动力不足

五、

科技的发展，开始是看不到多大的意义的

英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都压不过“我大清”超低的人力成本，

一直到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后，才彻底压制了人力成本

而中国古代人口多，儒家思想教育下，武训这样的好奴才又特别多

好奴才们拼命帮主子爷干活，硬生生压过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成本优势

中国的发展是1、2、3、4、3、4、3、4、2、4、3、4、5、4、2、5、4、（新中国成立五年计划开始）、8、16、32、64这么一个曲折的发展

欧洲是1、2、3、4、1、1、1、0.5、1、0.5、1、2、3、4、8、16、32、64这么一个指数发展

当科技优势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武训这样的好奴才就是24小时连续为老爷干活，拼命挖坑

都比不过一台挖掘机轻松挖几铲子了··

六、

人和猿猴的区别就是使用和制造工具

当科技革命这种自动制造工具，工具自动制造工具的时代到来以后

跟不上的就真的跟不上了

七、

数儒争辩于学，日孔子有言，皆寂然而不敢异同也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是自卑又自大到何种地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