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十三朝古都，洛阳和西安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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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都城，洛阳与长安的定位截然不同。大体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辐辏；关中则被山带河，四塞为固。换而言之，“长安”与“洛阳”本身代表着一种思想，贯穿于传统中国的各种文献，从何尊铭文到《尚书·洛诰》，从《两都赋》到各种建都、迁都议。

“长安”（关中）追求一种务实的战略选择，以地理为依托，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军事实体——一言以蔽之，曰“形势”、曰“险要”。“洛阳”追求一种高效的治理秩序，利用通讯、物流的便利，促进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构建起广泛的认同——这就是前人说的，“人心”、“德义”。

这个意义上， “长安”（关中）更像是“帝国时代”的理想开局：它在地图的一个角落，只有一个出入口，有充足的矿产，甚至可以提供有特色的兵种，可以让玩家全力发展。“洛阳”更像是“全面战争”后期的理想首都：它能最大程度地辐射整个疆域，提高当地人民的满意度，从而降低帝国的行政成本。

在实际决策中，不必是地理上的长安或洛阳。战国时，魏武侯说，山河之险，魏国之宝；吴起说，不是这样的，在德不在险。三国时，袁绍讲：我如果有了河北，“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就可以南下争天下了。曹操说：不是这样的， “吾任天下之智力，”从四方吸收人才，“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吴起、曹操，行“洛阳”之道。

到了北宋，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关中的战略地位下降。所以洛阳反而代表了山河之险，而开封则是新的四方通衢。宋以后，哈拉和林、南京、盛京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元明清三朝开局的“关中”，浓缩了三朝开国的经济、军事、政治资源。同时，虽然地理上河南的洛阳失去了中心的地位，但“洛阳”代表的辐射四方的首都观念，则为北京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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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只是大体而言。

通过这一粗略的梳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给长安、洛阳加上一个刻板的印象，更不是要说最初长安、洛阳的定位如何影响了今天城市的面貌。我是为了说明以下一点：周汉以来，关于建都、迁都的议论，本身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政治哲学的追问；“长安”与“洛阳”之间，并不仅仅是治理策略的不同，更体现了一种对政治体的认识与分类。

• 一种政治体由不同的大区组成，每个大区有自己的脉络，可以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彼此之间可以联合，也可以是潜在的敌人。因此，理想情况下，首都需要依托一个或者多个最强的大区，这样才能压制全境。这样的政治体，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安”型。
• 另一种政治体，内部则是相对同质的，或者至少以内部融合为理想。因此首都才可以全方位地敞开——我们可以称之为“洛阳”型的政治体。

析出这一框架，首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格局。

比如，隋、唐初，本质上是一个长安型的政治体。经过四百年的分裂，不同的大区有自己的脉络，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统治者必须首先立足关陇，以天下精锐，傲视群雄。七世纪的进程中，内部整合度越来越高，东都洛阳的地位不断提升，整个政治体逐渐转向洛阳型。然而，八世纪中后，又发生了很多变化，关中不再是经济、军事的中心，军事上需要借助陇右、山西的军力，经济上则需要江淮等地的支援；河北逐渐成为独立的大区，并且河北故事始终有扩散的趋势。于是，大唐回到了长安型的轨道。

但是，我想更重要也更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可以由此拓宽比较历史的思路。以法兰克人的王国为例，克洛维一世将巴黎定为墨洛温王朝的首都，这时的巴黎毗邻法兰克腹地，这时的巴黎，是一种长安式的首都，这时的墨洛温王朝，本质上是一个长安型的政治体——其实是一种不同大区间的松散联合。加洛林王朝瓦解、维京入侵，再到诺曼底征服之后英法间的复杂形势，巴黎的地位开始变化。到了十二、十三世纪，腓力二世的法兰西已经是一个小而紧凑的洛阳型政体；巴黎本身虽处于四站之地，然而却可以如洛阳一般辐射周围，为王权构建提供坚实的基础。

换而言之，从“洛阳”、“长安”之中提取出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其他时空下的历史脉络。

于是，这进入了我要讨论的第三个主题：对于“洛阳”与“长安”的挖掘，可以拓宽我们对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认识。过去很多学者曾注意到建都、迁都的议论；但是时间久了，大家就觉得其中不外乎“德”与“险”、“形势”与“人心”，仿佛是一些陈词滥调，不具有现代社会科学、政治思想的意义。有趣的是，美国学者董慕达（Miranda Brown）曾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有着不亚于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力；因此，她分析了 “封建”与“郡县”这组概念，认为它们可以为当下的政治学研究提供深刻的视角。（见Miranda Brown，"Returning the Gaze: An Experiment in Reviving Gu Yanwu (1613–1682)"）

我想，“洛阳”与“长安”可以提供另一个个案，告诉大家，传统中国的政体学分析，不只是“人治”“法治”、“封建”“郡县”这样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概念。

在我们以为的说法与作法之下，也许有着一个灿烂的思想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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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仍然是就框架而言。对我而言，推敲框架所以有意义，最初且最终都是因为那些触动我的史料。

我要讨论的人物叫杨维桢（1296年--1370年），绍兴人士，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元朝的统治下。18岁的时候（1313年），元廷宣布恢复科举；他刻苦攻读，1327年考中了进士。之后在江西、浙江当了一阵子地方官。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体制，于是索性辞官回乡。这里，他有着相当产业，和当地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今天的人来说，他或许是个有名的诗人、书法家，甚至收藏家。然而，在他的世界里，他也是学者、史家与思想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某种意义上，他是元廷恢复科举以后培养的第一代学者。

杨维桢尤其注重史学，而他的思考方式别具一格。他有一篇文字叫《建都言》，是一篇小小的史论，讨论公元202年汉兴以后，刘邦建都的事情。

我们知道，在司马迁讲述的历史中，刘邦本来建都洛阳，大家觉得是好的。然后有个叫娄敬提出异议，主张迁都关中。刘邦听他这么一说，一时也没有了头绪（上疑未能决）。然而，留侯张良跟刘邦说，这个事情不用多想了，以关中为都畿，这样才好。据说刘邦即日起驾，前往关中。于是，渭水之南，就有了长乐、未央的宫阙；长安城下，就有了两百多年的汉宫春秋；史册之中，就有了“西汉”这一称呼。

杨维桢以前，许多人都议论过这件事，他们或者说刘邦做得好，或者说他搞错的。但杨维桢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讲了一个架空历史的故事。娄敬依然跟刘邦说，洛阳你呆不住的， 还是得去关中，“左殽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湖苑之利。”刘邦听了这样的意见，还是摸不着头脑，于是就请张良来拿个主意（“上决诸张良”）。但是杨维桢决定，让自己的“张良”作出一个全然不同的选择：即力主建都洛阳——“惟陛下不以金城天府为可以恃，而以舟中敌国为可戒。”

就这样，杨维桢开启了一段架空的历史，一个从一开始就定都洛阳的大汉王朝。

我们伯克利英文系、比较文学系有一位教授叫Catherine Gallagher，她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讲架空历史是怎么发展起来的（Telling It Like It Wasn't: The Counterfactual Imagination in History and Fiction, 2018）。其中讲到启蒙运动、莱布尼茨构想了所有可能得世界，开启了新的书写空间；之后拿破仑失败以后，有一个叫Louis Geoffroy的人，他写了一本书，讲另一个维度下，拿破仑如何征服了世界，建立了永恒的王国。由此，架空文学拉开了帷幕。

我和她讲，老师，不是这样的。一个江南人在十四世纪就构想了一个架空的洛阳。在蒙元的统治下，他构想着一种另一种汉唐，一种按照“理”本身展开的历史。杨维桢的“洛阳”是一种思想方式。它不仅仅是传统建都议中，对于都城、政治体型态的构建，也是一种介入历史的方式——架空的想象，如何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过去、当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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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河南、洛阳的政府部门与快手进行了合作，有300多名网红到当地拍摄、传播洛阳。从夏都二里头到隋唐洛阳城等五大都城遗址，从龙门石窟到汉函谷关，从各处世界文化遗产到数十家博物馆，他们走遍各种不同的文化遗迹，走进个中大街小巷。他们的镜头，又将洛阳置于天下之中，让千里之外的人们也可以充分领略到现代洛阳的山水风物。

换而言之，洛阳希望通过快手这样的平台，千里之外的人们也可以充分领略到洛阳的底蕴与魅力。人们说，“自己仿佛看见了正在投湖的公主，正在办公的武则天；”人们说，“自己运用了激光等”拍摄技术，“演绎了洛阳的过去与现实”。他们在卢舍那大佛下一展长拳，他们在历史与当代的交织下；或在灵光一现一间，他们也会构想出另一种汉唐。

古人说千金马骨，郭隗筑台；当主播们开始走进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想那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吧。我也想就洛阳写一些什么。只是，拍摄洛阳的草木与街巷，我实在也不会；介绍洛阳的古迹与文物，我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于是我讲了讲我所了解的“洛阳”——她不仅仅是一座属于过去的城池，更是一种启迪未来的思想——于此，我似乎还有一日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