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都有哪些突破普通人想象的真实事件？ 第2页

真人开挂事件算吗？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的那种。

郭忠田，抗美援朝期间带着一个排跟美军打了一天，全排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打死了美军215人，缴获汽车58辆及弹药物资若干。

刘光子，1951年4月单人俘虏英国王牌部队格洛斯特营63人。

魏来国，1925年出生，抗战期间265发子弹打死202人。

张国富，也叫张国福，1947年年仅16岁的他活捉国民党赵伯昭中将，1948年时17岁的他战斗中第一个冲进地方指挥部控制全部指挥员帮助部队攻下阵地，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20岁的他在全连打的只剩一人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七天八夜。

华龙毅抗美援朝期间驾驶战斗机曾经面对美军14架战机的编队打了一场，全身而退之后在整个战斗期间击落击伤敌机4架，所率大队击落击伤敌机30架。

庞国兴对印反击战当中，在一次突击过程中和另外两名战士组成三人战斗小组，连续进行了5次战斗攻占三个阵地，打散了印度一个炮兵，营缴获了最少七门榴弹炮。最后总结汇报的时候庞国兴说：“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还击？”

以下内容，

可能会颠覆你们几十年来对毛主席的理解，

有任何问题、或者不敢相信的请自行翻阅党史。

一.毛主席是一直反对浮夸风，并且每到一处就批评一处的：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 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 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

——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二.毛主席强烈反对人民公社的平均化，什么生产了上交，干多干少都一样，他是强烈反对的，并且反复批评的！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 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毛泽东《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

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 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 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毛泽东《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5日

为什么毛主席提到了开除党籍？为什么他这样困难，举步维艰？

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1959年4月29日）

写六级公开信的时候，为什么毛主席发文章发不出去，最后跑到上海才能发出去，直接就发给了基层的六级干部。

我是一个对党史有着特殊信仰的爱国小粉红，

这些内容都是从党史里面摘抄出来的，

希望大家热爱我党、多看党史，了解我党历史！

尼禄与特朗普

活剥人皮。

全身的皮肤都被剥下来的血人，被人用刺刀驱逐着走路。

被剥皮者不是立刻死亡，往往要哀嚎一天，在极端的痛苦之中慢慢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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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皮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酷的刑罚之一，能使人颜面尽失，肌表销毁，全身无一处不苦，如泼辛辣热油，痛不欲生。

侵华日军将领田中久一痴迷于剥皮，有一回他去山上狩猎，迷了路，碰见个高山族的老妪，就问老妪路该如何走。因为语言不通，交流不畅，田中久一登时大怒，令士兵把老妪的衣服剥去，又将其剥皮，因为不太好剥，只剥了一半。他们把半张人皮挂在树上，随后扬长而去。这个老妪整整哀号了一天才死。

这段亲历者的讲述，被记载于《粤海军民抗战纪实》一书中。

还有一次，田中久一剥了三个中国人的皮，让士兵驱赶着三个尚未死亡、浑身渗着鲜血的「肉人」到院子里去，逼迫他们走路。就这样，三名步履蹒跚、眼珠滚动的血人，被日本士兵用刺刀驱赶顶戳，哀号着走了许久，方才倒地身亡。

田中久一意犹未尽，决定继续利用这三个人的皮做文章。他命令士兵把碎木屑填塞进用药液浸泡过的人皮中，再给人皮穿上军装，挂上三八式步枪，安置在集中营的院子里，就好像三个岗哨兵一样，以此来恐吓中国人。

田中久一最后被作为战犯处死。抗日名将张发奎在日本投降之后接见过他，发现此人「看上去尊严犹存，从他的外表、举止和谈吐，我立即觉到这是一个和气、有修养、温文尔雅的人，一点儿也不残忍。」

人总是会被外表迷惑，即便撇去衣冠和容貌的影响，依然会被一个人的行为、谈吐、举止所蒙蔽。张发奎就为田中久一的谈吐深深折服了，甚至对他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在回忆录里，张发奎说「田中不是一个残忍无道的人」「他告诉我别担心，说他是一个佛教徒，他能向我明确保证不会逃跑也不会做任何出轨的事，意即不会自杀」「后来我听说，他处决前被五花大绑站在敞篷卡车上游街示众，为此我训斥了我的参谋长甘丽初，如果我在广州，我一定将他关在密闭囚车中押往刑场」。

真可谓蒙惑憧憧，不知西东。

在中国，谈及剥皮者，最广为人知的显然不是田中久一，而是明太祖朱元璋。

传说朱元璋为了惩治贪官，曾将贪官剥皮后填充草料示众，以儆效尤。事实上这事情有争论，有些学者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纯属好事者的杜撰。可这不是杜撰，朱元璋剥皮，物证的确是没了，可人证却非常充分。

不仅当时学者记载了剥皮重罪，就连朱元璋本人也亲口承认他曾给高官剥了皮。

元末明初的学者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中写明太祖整治官吏，官员贪赃至六十两以上者即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又下令在府、州、县、卫各衙门的左侧特别设立一座土地庙，也作为剥皮的场所，名为皮场庙。把人皮袋挂在衙门的公座旁，以警示后来的官员。

旁人的见闻，写得再确切，也总让人怀疑，那我们就不妨看看朱元璋亲笔书写的《太祖皇帝钦录》，书中记载，洪武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敕谕靖江王说，要令「张凤、虞泰各得剥皮重罪」，整个敕谕大概的意思是：朕曾经写了本《祖训录》，来防止奸臣愚弄我的子孙。如今广西布政司官员张凤公然辱慢，按察司副史虞泰暗地里搬弄是非，指挥章集等管理军队的人员，虚伪狡诈，诱惑我的幼孙。张凤、虞泰，各得剥皮重罪，至于章集，等内使到时，火速命人钉解，前来处治。

可见，朱元璋就是会剥皮的。只是，被剥皮的官员，不一定都是因为贪污，也有可能是犯了「引诱皇孙」等其他罪行。至于皮到底怎么个剥法，如何弄成一个完整的人形而不毁坏手指、耳鼻，我们稍后再说。

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很多基层官吏的嘴脸，所以明谕天下百姓，允许百姓抓捕违法官员扭送进京。因此，在洪武年当官，要赔上十万分的小心，毕竟六十两白银并不是一个多么大的数，而贪污六十两以下，轻者鞭笞，中者发配筑城，稍重者贬谪屯田。

锦衣卫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兴许是因贪污受贿而被朱元璋剥皮的第一位高官了。

毛骧很早就追随朱元璋，作战有力，深受器重。在胡惟庸案中，他罗织了大量官员入狱，因此愈发受到重视。然而可能就是因为太受器重，竟然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一边小心陪侍着皇帝，一边跋扈起来。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被人抓住了把柄。最后被人罗织，反而也成了胡惟庸的「同党」，彻底栽进去了。

朱元璋被查实的毛骧罪状气得勃然大怒，他在亲自审问中破口大骂：「你的罪过太大了！（汝之恶，极矣！）」随即在毛骧的胸胁和后背刺上「奸党毛骧」四个字，剥皮，实草，「置于都府堂上」。如此，都督府的锦衣卫，就都看见了那位曾经备受荣宠的指挥使大人，被填满了草料，变成了人偶皮囊。

记录这件事的人，是一个名叫俞本的人，曾担任朱元璋的帐前黄旗先锋，为朱元璋亲兵，他在晚年写了这么一部《纪事录》。可能是因为回忆太久远，在时空上难免有错乱。比方说同样是这本《纪事录》，还记录了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将妇女五千余人俱剥皮贮草以示众，守门宦者如之」。

明代后宫，规矩极其森严，宫女同外人严禁接触。可这时，浣衣局里居然有个宫女突然生孩子了，被管事的太监告发，引起皇帝震怒，于是下令严加追查。刑法严酷则人多牵连，这一查下来，竟然查出来「五千余人」。朱元璋法亦责众，这五千多人就「俱剥皮贮草」，一时间宫内人皮堆砌，血流成河。

可「五千人」多半不是真的，真要这么干，非把内宫的人杀个精光不可。这么大的事，相较于明初各种大案还大，居然并没有别人提过，因此学者们怀疑

「五千」是「五十」的误写。这就极有可能了，在洪武朝，牵连五十人算是很小的案子，小到不需要特别提出，近乎可以省略。

被剥下来的皮，官员的放在了衙门里，宫女和太监的，则放在了他们的办公处，否则起不到警示效果，无法惊骇人心。

被剥皮的官员是很多的，因为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武宗朝，一些郡县的仓库里，还藏着塞了草屑的官员人皮。不过，等朱元璋死后，被剥皮的官吏就极少了，但被剥皮的人数却没有减少。因为这时剥皮的对象，从官员变成了造反的「流贼」。

永乐年间，征南左副将军韩观坐镇交趾（越南及其附近），喜欢拿人皮当坐褥。他找的剥皮技师手艺高超，能够把人皮剥得十分完美。一套撕下来，耳朵、鼻子、手指、眼洞俱全，连睫毛都带着。人皮坐垫怎么放呢？就是一张人皮，远远看起来，似乎就是坐在椅子上的。人皮脸正好搭在椅背上，头发则散落于椅后，手臂扶着扶手，则扶手、靠背、座板，都贴合了人皮，这种人皮像胶皮一样。

韩观从小生长在兵伍之中，勇略非常，性情鸷悍，「诛罚无所假，下令如山，人莫敢犯」，这也是他屡战屡捷的原因之一。韩观有了权势，杀人更是不眨眼。他不光拿流贼的人皮当坐垫，还拿老家的乡民制作鼓皮。家乡的亲戚因为有他撑腰，一有纠纷，就写信向他告状。等他回家，就将冒犯自己亲戚的人逮捕，剥皮做鼓，人称「人皮鼓」，这种人皮鼓敲出来的声音不如牛皮鼓响亮，纯粹就是让人畏惧的。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即明武宗，似乎很受韩观的启发。韩观武德充沛，凡是用皮的地方都用人皮。自封大将军的武宗皇帝似乎并不允许自己处于下风，想必他也是很想当猛人，就把流贼的皮剥下来后装饰马镫，出入必骑着有人皮马镫的马才行，为此十分得意。言官苦劝不听，说文明人没有这么办的，但武宗不听，他听就怪了。

被武宗踏在脚下的皮，是正德七年被俘虏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刘六、刘七的。当时河北的百姓为了供应马政所需马匹，不得不变卖田产卖儿鬻女，拿钱充数，此后又卖身成奴，从事更加苦痛的劳役，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兄弟俩在霸州造反，短时间内就有上万人参加，由河北入山东，一举攻克日照、曲阜、泰安等二十多个州县，进而逼迫京城，给明武宗很大刺激，跳起来发誓要剥了他俩的皮。

有人说剥皮酷刑是朱元璋的发明，这是不对的，朱元璋只是弘扬者，不是发明者。早在朱元璋之前，剥皮就已经是朝廷的法外之刑。

明初的很多政策，都继承了元代的旧制，譬如有着强制意味的不可变动的诸色户计法，以及活剥人皮。元世祖忽必烈籍没阿合马家，剥了阿合马的皮，后来又将阿合马的儿子阿散剥了。先秦时期，就有剥人皮的存在。到汉代，广川王刘去「燔烧烹煮，生割剥人」。前秦，苻生「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以为乐」。

可知剥皮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在朱元璋手里发扬光大，可能就是因为剥皮的对象不同，他只剥官员的皮，让士人极度惊悚，因此留下来的传说就多。

剥皮治贪给士大夫带来的惊悚持续了很久。万历初年，海瑞上书建议恢复「剥皮囊草」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的法律，遭到了官员们的集体反对。都说海瑞的其他建议很恳切，唯独治贪的言论太过酷虐，不符合仁恕之心。

如何剥下一张人皮，史书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然而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古今档案进行深度还原。

剥皮大略有几种方法，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不用任何辅助方法的生剥，但这种方法想要完好无损地剥下人皮是很费劲的，需要剥皮者具备比较高超的技巧。田中久一剥老妪的皮，只剥了一半，就是因为不使用辅助的确很难。

历史上，剥一部分人皮的酷刑也是有的。譬如张献忠，为了严格控制财富归属，曾下令禁止军士私人贮藏金银，否则超过一两杀全家，超过十两「生剥其皮」。

张献忠剥皮的具体方法是这样的：先用一柄快刀从颈项处往下至于尾椎处，刻画出一线。然后将后背的皮肤撑裂，就好像展翅飞翔的鸟一样。

被剥者不会立即死去，基本上都是过一整天才死，「率逾日始毙」。让被剥者过一天才死，当然是为了拉长痛苦。依据《甲申朝事小记》的说法，如果行刑者把受刑者中途弄死了，那么受刑者同罪。看来这个法律制定后的初期，有不少人贿赂刽子手，让刽子手「来个痛快的」，所以后来完善了相关条目，不许刽子手「手抖」。

另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是用沥青、松香一类的物质遍浇在皮肤上，等凝固后揭下来，皮肤与血肉就会分离。

韩观用过松香剥皮，魏忠贤用过沥青。

《明史》记载，魏忠贤监视民间的言论，凡有说他坏话的，就「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某天，在山间一个旅店里，有五个客人饮酒。酒酣后，一人开始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肯定要倒台了。其余四人沉默不语，那人大声说：「怕他什么？他再跋扈，能剥我的皮吗？」孰料当天夜里，这五个人就被逮捕了，他们来到一间房间里，案前坐着一个衣着华丽的人，正是魏忠贤。魏忠贤让人把那个骂他的人的手脚钉在木板上，对其余四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就请大家看一看。」于是把熔化了的沥青浇在此人身上，等沥青凝固后，就用锤子敲碎。如此，这个人的皮就和沥青一起掉下来了，几大块拼凑，「俨然人形」。随后，魏忠贤给吓傻了的那四个人五百两的安慰金，借以表彰他们闭口不说别人坏话的美行，留下四个活口，兼带着有一种宣传的作用。

不过，用这样的方法剥人皮，总是不够完整的。想要一张完美的人皮，需要割开头皮，灌入水银。因为水银的密度非常大，把一碗水银灌到头顶上后，因其重坠之力，会使其沿着皮肤和肌肉之间的缝隙往下流，犹如无数锐利的针刀，在短时间内就将粘连的组织割破，如此就可以轻松地把人皮撕下来了。

水银剥皮，乍看像是谣传，但却真得不能再真。

20 世纪 20 年代，陕西灵宝县的土匪头目屈三省，就喜欢用水银剥皮。其操作的具体方法是：先用利刃，以人头顶上的百会穴为中心，画一个「十」字，然后揭开头皮，灌入水银。（《三门峡文史资料》第 18 辑）

1938 年，日军在安徽下符桥时，曾「抓一农民，割开头皮，灌入水银，活剥人皮」。（《安徽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六安卷）

1942 年夏天，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的许多居民都看见了一个名叫蔡海水的村民被日军活着剥皮的过程。日军在陌南镇寺前村的据点外面栽了一个十字架，将蔡海水牢牢拴住，「然后在蔡海水头顶上切开一条口子，灌进水银」「半个小时后，魔鬼们将人皮从头到脚完整地撕了下来，蔡海水变成了一个无皮的红人」。（《日军侵华河东罪行纪实》上）

新华社记者伊心恬这样描述剥皮刑：「用小刀把人的头颈裂个圆圈，先剥下一寸多长的颈皮，再用水银灌入，皮肉立即脱离，然后往下剥，被剥的同志全身发抖……」

在古时，水银由丹砂提炼而来，「丹砂得火，化为霏雾，得水配合，转而下坠，遂成水银」，这种提炼的方法很容易掌握。《本草备要》言水银「性滑重，直入肉，头疮切不可用，恐入经络」，明确反对用水银涂抹疮口，尤其是头疮，因为一旦抹上去，水银珠就会沿着下坠的路径将皮肤和肉体割裂，并且引发抽搐。

这种割裂，不光是皮肤上的表皮层、真皮层的全割裂，还包括皮下组织，在深筋膜以上进行分离。比如头皮被撕脱者，很多都是在操作机械的过程中不戴安全帽，发辫被绞入机器中，强大的外力通过头发传导到头皮。人又必须想方设法不使自己的头也被卷进去，就拼尽全力挣脱。如此，头皮就被一大撮头发带着，从结构比较疏松的帽状腱膜下撕脱。而手臂皮撕脱也是一样的原理，工人回抽时，手背和手掌的皮肤就像脱手套一样，从深筋膜平面向远端撕脱。

皮肤被水银割裂，也是从最疏松的深筋膜之上进行的。因为大量神经的存在，受刑者从始至终都会感受到流体刀割的痛苦，当皮肤被剥下来后，最为严重的是血管的撕脱损伤。它们出现了大量的断裂，血液从细微的管道中渗出，但又不是很多（深筋膜以下的肌肉损伤出血才多），人就像染了鲜艳的红漆一样。

当然，在一些缺少肌肉的部位，也会裸露出白骨。在急诊室中，常有皮肤撕脱的患者，一手拿着自己被撕脱的头皮，一手捂着露出的颅骨，面色苍白，睁大眼睛，以一种十分惊恐而又焦虑的心情等待医生。

被全身剥皮者不会有什么被医治的希望，他们只有无助。水银的重性和毒性，又让他们本就灼热剧痛的肢体，有一种极端酸楚的感觉。他们有的昏过去，有的则惨叫不绝，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死去的。

田中久一自称「我是个好人」，因为他的「文明」与他的酷虐，在他自己的心中是高度统一的。他曾训诫自己的属下说：「记住，确切来讲，中国人不是人。」既然不把人当人，则给人抽筋、剥皮，就如同杀猪、宰羊，使人没有心理上的负担。那些旧贵族们也不把被虐杀的平民当人看待，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因此，剥下人皮，包裹马镫，也是天经地义。我们再看用剥皮来惩治贪官污吏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轻罪即死的严刑峻法。虽然确实小有裨益，涤荡着当时的官场，但严苛的刑罚，必然是酷吏罗织罪名的有效手段，事实也的确如此。有明一代，官员工资少得可怜。除去海瑞那种对自己极端苛刻的清官，则无人不贪，结果就是普遍违法，只能选择性执法，也就消解了剥皮那点仅有的意义。以至于坚持不到一代，法律就被翻覆了。

剥皮从来不失为一种惊骇非法或不如法者的手段，不过，廉政的建设，也从来与它没有必然的关联。国家重典中也并无「剥皮」的律条，这种法外之刑得到这么高的声誉，本身就是非法的胜利。一如一个常常以非法的手段断定恶人，又不在法律框架下对恶人进行处理的有司，你不能指望他断别的案子时，就瞬间守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