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的二元政权是怎么回事？ 第1页

谢邀，我觉得要正确理解二元君主国仅仅从君主国的制度、奥匈妥协、奥地利的十二月法令和匈牙利宪法出发是不够的。因为二元君主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而且客观的说二元君主国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博弈的机制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体制。斐迪南大公的三元君主国构想、卡尔皇帝的多瑙河联邦构想，甚至奥地利合众国都是导致二元君主国的矛盾的解决方案。所以只有搞清了为什么是二元君主国、为什么是奥匈二元君主国才能更好的理解二元君主国的本质。

另外我觉得对奥匈帝国的一个常见误解是把导致二元君主国建立得1867年奥匈妥协视为1866年普奥战争得产物。不过好在在本问题下并没有人持这种看法。

实际上奥匈妥协得外部原因是1859年得意大利战争，这次战争得失败，以及这次战争中匈牙利人对维也纳政府得反抗，让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得不在战争失败之后得1860年开始寻求与他统治下得人民和解，放弃他自1849年以来进行了十年得开明专制统治。1860年是失败的哈布斯堡王朝谋求妥协和立宪制改革的一年，而从此开始的一系列制度尝试的最高峰就是1867年的奥匈妥协以及1867年的十二月宪法。从这个意义上普奥战争实际上只是加速了1860年开始的帝国立宪改革，而不是改革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再夸张一点说，奥匈帝国的国父和德意志帝国的国父一样都是拿破仑三世，1859年拿破仑三世在索尔菲利诺的胜利推开了奥匈帝国的大门，就像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色当的失败创造了德意志帝国。

1849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和他的皇家军队压服了帝国之内反抗君主制的各派势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战败者却各不相同，比如维也纳的起义者是纯然的革命者，他们的愤怒是政治性的而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布拉格的起义者兼具政治性和民族性，波希米亚的土地和权力都掌握在哈布斯堡王朝册封的德意志贵族手中，所以1848年布拉格奇异当中，政治性的德意志革命者和民族性的斯拉夫主义者实际上一起反对他们的君主，但是波希米亚的德意志贵族成功的镇压了布拉格的起义，并且支撑起了1848年12月登位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早期统治，作为首相的施瓦岑贝格大公就是典型的波希米亚德意志贵族。

而匈牙利的起义则主要是民族性的，这种民族性实际上也是19世纪特色甚至是19世纪哈布斯堡君主国特色的，也就是说1848年起来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马扎尔民族主义者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掌握了权力的人其实是马扎尔贵族，他们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要争取匈牙利王国的特权而不是马扎尔民族的权力，因为王国把持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对左翼要求的平等纳税这样的要求是不以为然的。这些人利用匈牙利传统的特权和自己的力量成功的和维也纳宫廷对抗，甚至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当皇家军队最终征服匈牙利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被判死刑，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没收财产流亡国外。在皇帝的十年专制统治时期，他们是匈牙利反对皇室的主要力量，当帝国被迫对反对者做出妥协的时候，他们也是最先得到好处，被发还财产、爵位甚至官职的。所以1859、1860年以后他们在维也纳宫廷形成了争取地方特权的一个强大势力，与原本就盘踞在宫廷里的波希米亚党，这个党主要是波希米亚的德意志贵族组成的，渐渐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势。

而帝国的宪政改革也就在这个局面下推动。1860年颁布了《十月文告》这个文告被皇帝赋予不可撤销的宪法地位。但《十月文告》依然包含了强烈的中央集权色彩，虽然允许召开帝国各地的地方议会，但这些议会只有地区议会的地位。匈牙利的议会在性质上和福拉尔贝格的议会没什么两样，这当然不可能让匈牙利人满意，也不可能让波希米亚党满意。所以制定文告的戈卢霍夫斯基在1860年12月就被迫辞职。接替他的就是俾斯麦非常看不起的施莫林。施莫林虽然不能推翻《十月文告》但是他发布了1861年的《二月特许状》，特许状按照文字理解是对《十月文告》的官方解读，但事实上经过这次解读，戈卢霍夫斯基的宪法被保留下的东西就不多了，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文告当中宣布的“帝国统一的法律基础是《国事诏书》”这一点了。

按照施莫林的《特许状》帝国议会将设置343个席位，其中匈牙利王国整体拥有120席，当法令涉及包括匈牙利的帝国整体的时候，将召集343人议会开会，而当不涉及匈牙利的其他部分事务的时候，将由剩下的223个议员组成的议会讨论。这样就已经透露出了未来奥匈妥协的先声。但是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特许令》就是奥匈妥协的预演，因为按照特许令，虽然匈牙利王国整体拥有120席，但是其中真正掌握在马扎尔贵族手中的只有85席，还有35席掌握在匈牙利王国的少数民族手中，而在非匈牙利部分的223席中，波希米亚占有54席，也就是说波希米亚派和马扎尔派在1861年的票数比是85比54，而且波希米亚的票数始终有效，而匈牙利的票数只在涉及匈牙利问题上有效。这两个派系暂时还在伯仲之间。

但是1861年宪政改革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恢复了布达佩斯的议会，在这个议会里1849年的很多马扎尔贵族和马扎尔自由主义者已经重新取得了影响。围绕1861年的特许令，布达佩斯议会里的马扎尔自由派其实都是反对的只不过围绕反对的方式分裂为两派。一派人主张弗兰茨-约瑟夫不是合法的匈牙利国王，他们主张向世界呼吁，不承认弗兰茨-约瑟夫的王位，这一派是所谓的“决议派”，而另一派则承认《国事诏书》承认弗兰茨-约瑟夫的王位，并主张以向君主递交陈情书的形式抗议，这就是所谓的“上书派”。最终上书派以155对152的票数勉强通过了上书，并在1861年7月和8月两次向维也纳递交抗议书。在上书里布达佩斯议会要求恢复1848年宪法，结果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得不在8月22日宣布暂时解散布达佩斯议会，10月底又解散了匈牙利各州的议会，但是1861年的帝国已经不是1849年的帝国，所以虽然解散了议会，但11月5日皇帝又发布文告宣布，解散议会只是开始了一个为期五年的预备期。并不等于恢复个人统治。

1861年的《特许令》开始了帝国的体制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向依然没有确定。而且1861年11月的文告又宣布匈牙利从此进入五年预备期，也就是说匈牙利乃至帝国的体制何去何从必须在五年之内做出决定。从《十月文告》到《二月特许令》的转变标志着帝国从中央集权倒向联邦制，但联邦制并不等于奥匈妥协。联邦派把匈牙利的自主权，尤其是作为标志的弗兰茨-约瑟夫在布达佩斯的加冕和匈牙利宪法，视为帝国一系列类似改革的开端。弗兰茨-约瑟夫应该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而在纸面上至少他也应该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那么联邦制改革是如何变成奥匈妥协的呢？

1862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要求奥博尼-杰尔吉提出一个匈牙利改革方案，而这个方案里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二元君主国的全部特点，比如设立两个国家共同的财政、国防和外交部。但是这个方案却在1862年被皇帝否决。说明直到1862年皇帝还对二元君主国缺乏同情。

但是如前所述按照特许令，议会里的波希米亚党和马扎尔党其实是势力相当的。但是维也纳宫廷里也有一个传统的波希米亚党，他们是1848年革命中捍卫王朝的功臣，他们围绕在皇帝的母亲索菲大公妃周围，而1859年以来又逐渐出现了一个马扎尔党，这个党围绕在伊丽莎白皇后周围。基于普遍意义上的婆媳矛盾，茜茜公主是索菲大公妃的坚定敌人，也是波希米亚党的毫不掩饰的反对者。波希米亚贵族不喜欢皇后，皇后也不喜欢他们。而这时候马扎尔贵族里的帅哥代言人，安德拉希伯爵闪亮登场，理所当然的成为苦闷期的皇后陛下的挚友。于是马扎尔党在宫廷里得到了一个不亚于索菲大公妃的代言人和旗手。

同时匈牙利的国内舆论也开始对奥匈妥协有力，1861年的议会里几乎所有人都是反对帝国的，决议派和上书派只有反抗方式上的分歧，而没有立场上的分歧，他们都要求匈牙利独立和1848年宪法。但是随着议会被解散，马扎尔人开始分化，其中戴阿克和他的支持者们代表了贵族里的温和派，他们开始对二元君主国的体制表示赞许，因为这些大贵族其实本来就像用匈牙利王国作为后盾谋求自己的特权地位，如果这种特权地位以匈牙利独立国家的形式实现，他们反而要背上更多的经济和军事负担，而留在帝国之内，可以让他们把农产品卖到奥地利，到维也纳享受宫廷生活。而原本激烈的反对派，也就是1861年的决议派，他们大多数是左翼贵族。随着俄国和普鲁士的兴起，他们越来越担心独立的匈牙利无法在强国环伺的欧洲保持独立，同时因为他们不愿意对国内的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让步，他们也担心自己被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吞没，所以他们也逐渐乐于与哈布斯堡合作，只不过他们依然坚定的要求匈牙利必须有自己的军队自主性。所以在1861年以后继续捍卫1848年宪法的极左翼已经成了少数。当皇室开始渐渐倒向奥匈妥协方案的时候，匈牙利的舆论也开始渐渐倾向奥匈妥协。

1865年戴阿克在佩斯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匈牙利人和王朝妥协的主张，皇帝和马扎尔的关系已经今非昔比，这篇文章之后皇帝让施莫林辞职，虽然继任者贝尔克雷迪同样不同情二元制度，但皇帝支持他终止了匈牙利之外的帝国各部分的宪法，也就是说帝国开始了无宪法统治的非常状态，帝国整体的体制必须在短期内决定。而此时刚好爆发了普奥战争，这一次马扎尔人一改1859年的不合作和对抗态度，转而与帝国合作，因为战场在波希米亚，所以波希米亚人并不能做出同样的贡献。于是皇帝的天平倾斜了。当普鲁士军队逼近维也纳的时候，波希米亚党和索菲大公妃主张去巴德伊舍尔避难，而皇后却主张去布达佩斯，最终皇后战胜了婆婆，宫廷退往布达佩斯。马扎尔党胜利了。

1867年抗拒奥匈妥协的贝尔克雷迪辞职，博伊斯特男爵继任。博伊斯特同样不认为奥匈妥协意味着二元君主国，相反他的观点更倾向于联邦路线，他只把奥匈妥协视为联邦改革的第一步，所以在他主导下奥匈妥协在1867年初就迅速达成，弗兰茨-约瑟夫应该承认匈牙利宪法，之后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匈牙利王国将作为通过共戴一君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两个君主国的一个，拥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和政府。同样的作为二元君主国的另一方的“奥地利”（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奥地利君主国，虽然在简称里经常见，但是事实并不存在，奥地利部分的官方称呼是“在帝国议会中拥有代表的王国和邦”）也应该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和政府，只在涉及共同事务的问题上，设置共同外交、财政和国防三个部和它们的大臣，这三个大臣组成一个大臣会议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议会选出来的一个共同委员会负责。奥匈妥协规定了共同关税，共同货币，二元君主国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双方对共同财政的负担比例，还有对国债的分担比例。并且把军队分为共同武装力量和双方各自的本土防卫军，但是所有这些归为奥匈妥协的条款的修正权都不属于公共委员会，相反它们被收于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奥匈会谈，换而言之关税税率、共同武装力量的军事预算的修正，每十年才有一次机会加以修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到逢七的年份，奥匈帝国的政局就会陡然紧张。

1867年2月奥地利国会批准了奥匈妥协，5月布达佩斯议会批准了奥匈妥协，弗兰茨-约瑟夫于6月批准了匈牙利宪法，6月在向宪法宣誓之后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成为费伦茨-约瑟夫一世国王。12月批准了奥地利宪法，这就是《十二月法令》。

博伊斯特之后准备推动波希米亚的类似改革，皇帝也表示愿意到布拉格接受温塞斯劳斯王冠加冕。但是博伊斯特错误的估计了波希米亚人的要价，波希米亚人要求匈牙利人得到的一切权力，而且要求比匈牙利人更大的让步，那就是波希米亚要求保留选举一个非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的权力。于是奥波妥协的事业搁浅了。波希米亚议会认为匈牙利人为帝国整体的联邦制改革开了头，所以认为皇室对自己的让步是十拿九稳的事，当奥地利内阁试图与捷克人达成协议的时候，莫拉维亚议会和西里西亚议会都表示反对。而波希米亚议会则直接在1871年10月10日通过了《基本条款》要求对“在帝国议会拥有代表的王国和邦”采取彻底的联邦化改革，为整个波希米亚争取匈牙利式的地位。当二元君主国的奥地利部分摇摇欲坠的时候，匈牙利首相安德拉希伯爵提出《基本条款》涉及奥匈协议，必须由奥匈会议讨论，而被波希米亚人的强硬态度逼得走投无路的博伊斯特也和他联合起来，以来匈牙利的支持，让皇帝否决了波希米亚的决议。试图和波希米亚人达成协议的霍亨瓦尔特内阁不得不辞职。

帝国整体的联邦化改革在1871年10月终结了，匈牙利人以支持皇室的方式获得了在帝国整体的体制性事务上的一票否决权，而在财政、国防、外交问题上的类似权力也自然而然的获得了。客观回顾1860年到1871年帝国宪政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二元君主国实际上是帝国联邦制改革半途而废的产物。狡猾的马扎尔贵族用他们手中的先天条件的优势、务实冷静的妥协政策为自己争取到了其他各民族都没有能够得到的优势地位，而波希米亚人如果采取类似的政策，原本是有可能得到相似的地位，从而把帝国变成三元君主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