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普遍腐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治不了？ 第1页

原因主要有三：

1、国民党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和团体，更多的是一群利益集团。

孙中山三民五权的理想很好，但是没有从政治纲领形成切实可以操作的方案，也就没有落实。没有了主义，心里就只有生意了。然后大家就视国家公器为私产，所以贪污，视军队为家奴，任意压榨，视底盘为实力，任人唯亲。

2、一部分有理想的国民党在412的时候被杀光了，国民党能用的只有渣滓。

412为什么叫反革命政变？因为412时候的右派违背了孙中山的政治理想，然后对左派和共产党大屠杀，而且国民党左派死的人远多余共产党，左派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全灭了。这样就使得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奔溃了，412之前，浙江七成的县有国民党支部，412以后只有两成了，全国更少，基本上实现了国民党不下县。

组织不下县，贫农要造反，有理想的人自己又容不下，咋办？纠集黑社会、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和民团武装镇压。国民党又不付钱给他们，这些人就拼了命的贪污、受贿、搞黑产各种腐败。杜月笙在上海是鸦片之王，但是不给杜月笙赚这个钱，怎么样让他的青帮去杀人啊？

3、由于大家都没有理想，所以上行下效。

国民党没理想，首先是高层没有理想。整个国民党时期，从来没有提出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这样的行动口号，也没有提出来建设强大国家的目标口号。大家的日子就是剿共、争地盘、然后剩余的时间发展点轻工业叫做黄金十年，对于这个国家未来怎么样计划，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案。

然后大家都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上层拼命贪污，四大家族在美国的存款天文数字，二战美国救命的军事援助在高层都能被贪掉，下面人看得清清楚楚，不贪污傻子啊？你自己都贪污，怎么样控制下属不贪，你要查下属，下属整你的黑材料媒体捅出去，你再去杀记着？

再说为什么治不了

因为国民党是一个利益集团，大家当官，图的就是这点利益和贪污的权力，吴站长说的，没有这点特权谁当官啊。

所以，你要反腐，没人干活了，你连得力的渣渣都不好找，你要不反腐，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就把你推翻了。

你要是国民党主席，你反不反？

反腐马上国民党的组织马上就死，你反腐还能将就几年，自己还能捞点，干脆就不反腐了吧。

建国大业中，国立总统的一句话：反，要亡党；不反，亡国。讲的是很准确的。

美国后来因为怀疑四大家族贪污了国际援助，查了四大家族在美国的钱，好像是20亿美元，这还只是账面现金，各种股份产业不计在内。蒋介石从1928年二次上台后意识到人脉的重要性，于是联合宋家，扶持孔家，开始带着媳妇孩子小舅子等各式亲朋带头冲刺式贪腐，跟这20亿美元相对应的是当时的政府国库外汇储备，是5亿美元。二战时期黄金价格在35美元/盎司，换算过来，10亿美元相当于80吨黄金，而80吨黄金按照现在金价，相当于现在516亿美元。也就是说，四大家族在美国不算其他折合资产，只看表面账户上的现金，换算成黄金购买力，达到了现在1000多亿美元的量级，这还只是美国一个国家查到的，就现在美国那些风生水起的富豪，什么盖茨，马斯克，贝佐斯，谁也达不到这个程度，别说1000亿，随时账上趴着能随便用的钱能有500亿，都算他资产配置震古烁今了。

现在中国书画古玩出货质量最好的是日本和台湾。日本很好理解，光二战期间日本拿走的中国文物有据可查的数量是300多万件，北京故宫都休养生息这么多年了也才100多万件。但要说又好又稳定的就是台湾，去查查台湾最大的帝国拍卖行往年的图录，全是孔氏家族旧藏，宋氏家族，蒋氏家族旧藏，直到今天还在稳定的每年出一批。

有这种领导人在前面冲刺着贪污腐败，你要是下面人，你不贪？你不腐败？

横生掣肘无能为力，几个作奸犯科的军犯都要蒋亲自过问才能惩处。

国基将坍 陆军医院轮奸案（轮奸少将之女）

南京美军集体强奸中国名媛案发生一个月后，竟又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国民党军官轮奸妇女的丑闻！

那是1948年9月9日晚，汉口黄埔路口的国民党陆军总医院住院部内，国民党上校楼将亮的妻子、27岁的陈愉，被6个人面兽心的国民党军官轮奸了。在这样一家国民党正规军医院中，竟然发生如此恶劣案件，一时间舆论汹汹，国人震惊不已。

受害人陈愉，出身名门，其父官至少将衔师长，几年前在内战中阵亡，从此家道中落。陈愉读完师范学校就嫁给了国民党整编第九师的上校团长楼将亮。楼因患肺结核，在该院内科11号病房治疗。陈愉被特许和丈夫一起住在病房中以便随时照料，两个儿子，一个4岁，一个仅8个月，也随同父母住在医院里。 楼将亮的11号病房斜对过是内科17号病房，只隔着几个房间，里面住着6个国民党军官，他们是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的中校主任崔博文、某部少校副官石盘、少校军医曾立民、上尉军医凌志同、汉口市督察局查大钧及某大学的学生袁尚质。他们病情不重，住院为了逃避战场。他们中的几个人曾多次调戏过年轻貌美的陈愉，被陈愉恶骂过。

9月9日晚上，崔博文、石盘等六个家伙密谋了一番之后，叫勤务兵陈松连到走廊去睡。他们悄悄躲在暗处等待。当陈愉端着一盆脏衣服出来，经过17号病房门口时，崔博文和凌志同猛扑过来，崔博文用纱布棉花塞住陈愉的口，凌志同夺过她手上的脸盆，接着，石盘等另外4个人一拥而上，把陈愉抬进了17号房里，关上了门。这时的陈愉想叫叫不出，想动也动不了。陈愉被这6个家伙轮奸了。

陈愉惨遭蹂躏后，痛不欲生，她不敢告诉丈夫。她知道，丈夫性烈如火，得知自己受此奇耻大辱，一定会跟这些家伙拼命，加重他的病情。陈愉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于翌日凌晨，瞒着丈夫，带着六个人的犯罪证据———被撕破而且沾了这六个人精液的衣裤来到了院长室，向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哭诉了昨夜的遭遇，请求逮捕六名罪犯。

院长蔡善德听完了陈愉的控告后犯了难。这六个人和医院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凌志同本身就是医院的检验员，院里的医务长又是他的换帖兄弟；首犯崔博文是医院主任大夫张主任的知心好友；而曾立民的妻子则在医院工作，他本人又是张主任的同学；袁尚质的叔叔却是医院的长官。

训导长刘家祯想了一下，说：“楼太太，你的不幸我们很同情，对这几个人的行为也很痛恨，可是你想啊，这事如果张扬出去，你的名誉、楼团长的声誉，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你说怎么办？”陈愉反问道，“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 刘家祯说：“不要告出去，和平解决最好，让被告每人出两亿元作医药费赔偿损失，然后打发他们出院，这样不失名誉又有赔偿。” 院方办公室的孙明在一旁插言道：“楼太太，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你也不是处女，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住嘴！你娘也生了你，难道就可以受辱吗！”陈愉怒不可遏，把他骂了一通。她万没想到院方竟然如此态度，她声言只有一个要求———申冤！她决定到军法处去告发，站起来就往外走。院长蔡善德忙拦住她，说刘训导长完全是为你着想。因为这事一闹，楼团长肯定就会知道，根据他现在的病情，哪能经得起这刺激？再说了，就是你告到军法处，按规定，你得先找铺保，否则，得先把你押起来，到那时，不但楼团长没人照料，你那两个孩子怎么办？一席话说得陈愉呆在了那儿。蔡善德接着说：“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们，在我们的调查未得结果以前，请你不要声张出去。”

陈愉想了想，答应了。

当天上午，院方立即叫人把内科17号病房里进行打扫清理，又叫住在这间房子里的陈松连（石磐的勤务兵）把地板用水冲洗干净。陈愉发现后感到不妙，这不是毁掉证据吗！于是她赶紧再次找到院长，并坚持要求检查自己身上的伤情，以便记录在案，但院长置之不理。陈愉回来后悲伤至极，泪湿衣襟，被丈夫看见，严厉追问。无可奈何之下，陈愉始将真情吐露。丈夫听了，几次欲跳窗自杀，被陈愉死死抱住，他当即口吐鲜血，其状惨不忍睹。

11日上午，陈愉又背着丈夫到院办去告状，并一再提出要检查身体。医院在上午10时才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是：面部有伤十处、臂部有伤一处、阴部有伤四处。可是，检查后一连几天没有动静。陈愉感到，依靠医院解决问题已不可能，她决定向法律求助。

陈愉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国民党武汉军法处，哭诉了自己受辱的经过：“9月9日深夜，我拿着脸盆去取水，走到17号病房门口，患病住院的崔博文、凌志同从我后面上来，崔博文用纱布棉花塞住我的嘴，凌志同把我手里的脸盆夺下，帮崔把我拖进他们的17号病房内，将我按在地板上，强行脱衣奸污。崔博文是第一个，他戴的眼镜曾碰到我的脸，他把我的长衫撕破，把我的裤衩也拉破了。奸后，姓凌的接着干，把我的裤子全部脱下了。第三个是姓石的，此后是姓查的、姓曾的，袁是最后一个，袁奸后是揿着我的肩膀起来的。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对我说，不要讲出去，如果讲出去，定要结果我们夫妇的性命……”

军法处听了陈愉的声泪控诉，个个震惊不已，遂决定立案。

陈愉又先后向浙江旅汉同乡会、汉口市妇女会、汉口市参议会、湖北省参议会等进行了控告。妇女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并向全市发出通电，通报此事件。又派该会负责人张人骥先生带着陈愉去找汉口警备司令阮齐，要求法办凶手。谁知阮齐竟托病不见，经张人骥一再要求，才由阮齐的妻子代为接见。

“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又致电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让她们主持公道。随即，武汉的《华中日报》《大刚报》《正风报》《中国晚报》《罗宾汉》等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这一案件。迫于舆论压力，白崇禧不得不下命令逮捕了崔博文等六人。 院方在社会的再三催促下，才将此案于9月13日上报警备部。

法已死 国将亡 蒋介石无奈督案

1948年9月21日，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将崔博文等六犯关进了看守所。罪犯们早就统一了口供，拒不承认强奸之事，而且以攻为守，硬说陈愉是诬害，要求追究陈愉的诬告罪。 崔博文等人的家属四处奔走，诬陷陈愉是以牺牲他人的名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说她有精神病，是为了破坏国军的士气云云。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陈愉四岁的儿子突然失踪了。四天后，警察局捡到一个丢失的幼童，陈愉慌忙赶到警察局，找回自己的儿子。紧接着，医院一些对陈愉的不幸遭遇表示过同情的人突然改变了态度，躲着陈愉。面对一些记者的采访或有关部门的调查，有的人作了伪证，称陈案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医院也炮制了一份有51个伤病员联合签名的报告呈交给白崇禧，要求警方听听陈愉“左邻右舍”的意见。

广大市民看得出，陈愉面对的是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因而给予了陈愉更大的支持。“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在致全市人民的通电中说：“……六强奸犯事后复串通医院，毁灭罪证，掩饰事实，尤属罪大恶极……谁无姐妹，谁无妻室？是可忍孰不可忍！如长此以往，不加严办，何以惩效尤而维持风化？何以处军犯？”

被告家属听到案子即将宣判，如热锅上的蚂蚁，终日匆忙奔走，运动关节。他们公开召集各界名流开茶话会，恳求社会支援。多次联名打电报，写申诉信、辩护书给白崇禧及军法部门，要求“公正处理”。他们还在几家大报上连续三天刊登所谓的《被诬家属敬告各界书》，提出了许多问题，说院方的检查记录上面表明，陈愉的阴部未发现精液，这说明她遭轮奸纯属无稽之谈。陈愉提交的物证上，仅有3小点污迹，与六人的太悬殊。陈愉如果真被六人轮奸，神志应当昏迷，怎么还能清楚地记得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呢？崔博文与曾立民等均有妻室，在生理上没有必要犯强奸罪云云。

10月9日，湖北省参议会致电白崇禧，要求当局“主持公道，鉴核事实，依法严办”。白崇禧复电表示已严饬迅速依法讯办。汉口市参议会也致电白崇禧：“……查汉口陆军医院六军官轮奸住院军官家属一案，实属道德沦丧，妨害风化，影响社会，至为重大，本会以支持公理，伸张正义，维持道德，保障人权起见，电请军法当局严予惩处。”白崇禧复电：“该案已由第九补给区判决，呈请审核，且已转送国防部核定，一俟法律手续完成，定当公诸社会。”

除机关团体声援外，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投书《武汉日报》，要求对六犯处极刑。群众在书信中指出：“六人集体轮奸案，发生在重镇汉口陆军医院，实是大武汉的奇耻大辱。六个犯罪者都是知识分子及军界官员，有失官箴名誉，廉耻与天良丧尽，无耻之极？不平之至！对此案之骄淫兽性，颠狂淫乱，我们应发动社会力量督促政府要求严办！此案如能雪耻申冤，则丝毫无损于受害者的光荣，她能将此案公开向社会控诉，此种与社会黑暗恶势力斗争，不达目的誓不休止之坚贞勇敢精神，实在值得崇敬。”

六犯虽然不承认罪行，但法庭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反证去证明自己没有强奸。六犯又想出一计：让医院开具病危证明，要求保外就医。医院给予配合，于是，犯下强奸罪的六个嫌犯转眼间个个都变成了“腹腔积水”、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危重病人”。于是，司法官将六罪犯放了出来，保外就医。 此消息传开后，舆论大哗，群情激愤，这是什么法律！又是什么政府！ 司法者的理念、价值、行为、品性等已然沦丧，更失去了为人民守法、护法的意识，司法实践已经背离了法治的标准和责任。

不料，几天后，案子突然发生了逆转。白崇禧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上校军官楼将亮之妻陈愉被崔博文挟持轮奸一事，希查明严办，以张法纪。”白崇禧惊愕万分，再也不敢怠慢，马上下令把崔博文等人重新收监。

又不料，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随后而至，电报说：“……惟医院方面袒护被告，毁灭证据，以致社会舆论沸腾，希并案立办并具报为要。”白崇禧此时再也不敢有丝毫马虎，给军法处下达了“三日内判结呈报”的命令。

蒋介石如此关注此案，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此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失去了半壁江山，而且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中。一些军官愤愤不平，纷纷投书军事当局，指出“目前前方正在打仗，军人眷属多数得不到丈夫的直接照顾，而这起案件居然得不到公正的审理，前方将士闻之寒心，影响士气匪浅。为了使全体将士坚凝斗志而无后顾之忧，对此案一定要彻底严办”。陈愉一案对国民党悲观的军心无异于雪上加霜。

自蒋介石亲自过问后，与案件相关的部门一夜之间都成了执法严明的“包青天”。起诉书中关于犯罪证据还说到：“被害人陈愉当庭指控被告如何相继轮奸，乃至被告等各个奸姿如何，历历如绘，言辞悲切，涕泪交流，各被告经陈愉指质后辩词支吾，形态骤变。军法处检察官前往陆军医院，着令被害人陈愉在出事地点，复演被告当时如何实施强奸事实，令被告无言以对。” 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对被告人经过三次审讯后，做出判决：“判处崔、凌、石、曾四名共同强奸罪犯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上报国防部审批。查大钧、袁尚质两名因为不具军人身份，交汉口地方法院审判。”出席评议的是审判长徐山耕、军法官赵国孝和许光。 陈愉总算松了一口气，她盼着早一天看到崔博文等人的下场。但她一直没等到处决罪犯的消息。

鉴于此案造成的影响，陈愉夫妇只好带着遗憾离开武汉，回浙江老家养病去了。 此时，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已挥师江北，人们的注意力都被战况所吸引。有关部门就采取了拖的策略，他们希望借战局的混乱，让案子最后不了了之，以保全这几个罪犯的性命。

1949年3月22日，汉口市参议会举行时局研讨会，白崇禧应邀出席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最早关注陈案的参议员张人骥走到白崇禧面前，以严肃的态度问：“白长官，陆军医院的轮奸案是您亲自批准判决的，怎么迟迟不执行呢？是不是有人在徇私枉法？” 白崇禧一怔，原来大家并没有忘记陈案，想拖是拖不过去的。他当即表示回去一定查清原因，绝不使罪犯漏网。 1949年3月23日，军法处将四犯验明正身，绑赴法场，执行枪决。另外两名罪犯查大钧、袁尚质被汉口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这场历时半年、轰动全国的轮奸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仅仅一个月后，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国民政府被推翻了。

藐视法律 南京绑架交警案

“活财神”一怒绑架交警

1947年，国共两党的战略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面对战场上屡屡出现的败绩，国民党对民众加紧残酷掠夺，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农产量激剧下降，农民破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另一方面，国民党军政大员纸醉金迷、穷奢极欲、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更加重了社会的混乱。

乱世出奇事。什么奇事？一名执勤交警，看到一违章车，上前制止，却被车上的人下来，像提溜小鸡似的将他塞进车里，绑架走了，焉不称奇！

1947年夏天的一个燥热的晚上，南京许多市民走出家门在大街旁纳凉。在白下路和太平路的十字路口的岗亭里，一位年轻的交警在指挥交通。突然岗亭红灯亮处，一辆黑色轿车闯过红灯从斜刺里直朝太平路方向疾驶，小交警的反应十分迅速，纵身一跳，跃至大路中央，老远就双手平举，拦住轿车去路，厉声喝道：“怎么能这样开车，想要人命啊？”

车中下来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一身挺括的洋服，气宇轩昂。他二话不说，将手一挥，其身后的一名壮汉，在众目睽睽之下，上前将交警揪过来塞进轿车里，然后掉转车头，一溜烟地跑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绑架交警案的案发过程。

是什么人这么蛮横，竟然在众人眼皮子底下把国家公职人员绑走？

第二天一大早，《南京人报》就刊登了“活财神王一规将交警绑架了”的新闻。这消息怎么这么快，头天夜里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就见了报？太神了吧？

不神，事情发生时，就是这么巧，被刚下班路过的《南京人报》记者罗浮所目击。这位笔名叫罗浮的记者在王一规的汽车开走之后，就骑自行车追踪。靠太平路一段的马路，虽有一段路面已铺设柏油，但朝东多数路面仍是未经整修的碎石路，汽车在这里行驶颠簸得厉害，因此速度很慢，而自行车反而易行。罗浮看到汽车停在一座大宅子里，一打听，竟然是何应钦的官邸！知情人说：“是何应钦的官邸不假，可是建好后他赠给了孔祥熙。”罗浮一听孔祥熙的大名，又一次惊讶地张大了嘴。这位知情人笑了笑说：“赠给了孔祥熙也不假，可孔祥熙没住过一天，又转赠给了中央银行常务董事王一规。”罗浮这才弄清楚，交警就是被王一规给绑到这里来的，他立即返身回到了斛斗巷管区的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报案。

警察局李局长一听自己的同事被绑架了，那还了得！他立即通知下班的交警急速回局集结，一时间局内灯火通明。交警从家中赶来，气愤异常，要求立即解救同伴，捉拿王一规到案。李局长心想，那王一规虽然在军政两界中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他在金融界却很有名气，自己一个中区警察局长，与他叫板……李局长有些犹豫起来，说：“是否先请示一下再行动？” 交警们说：“深更半夜的，请示个啥啊，他们官官相护，请示了这事反而不好办了！” “是啊，局长，先斩后奏，把那小子先抓起来再做理论，他小小的银行常务董事，不怕！反正情理在咱这边！” “对，不怕！如果咱不为自家兄弟出头，那谁还瞧得起我们！”警员群情激奋。 经属下这么一说，李局长的情绪被激发起来，大声道：“他奶奶的，走，我同你们一起行动！”

中区警察局的辖区是南京最繁华的地带，如新街口、大行宫一带，蒋介石的官邸与国防部也在这里。警察们对斛斗巷都比较熟悉，但如何逮捕还要动动脑子。王一规财大气粗，深宅大院，府中肯定有保镖护院。警察们经过了一番研究，决定智取，避免流血冲突。首先由一名警官带数名便衣，潜伏斛斗巷王宅左右，又各派警员二名守候该巷南北两端，周围加派人员巡逻，其余值勤警察在沿途监视联络。只要王一规乘车外出，不论何时，警方都要鸣笛为号，即对其施行拘捕。 于是，警员们各就各位。待了半个多小时，不见王宅有人出入，难道王一规已经入睡？想想又不太可能，因为绑了交警，王一规原先出门要办的事儿耽搁了，肯定还会再出去，警察们又沉下心来戒备。果然，夜里12时多，一辆黑色轿车从斛斗巷王宅开出，王一规正端坐其中。随着一声警笛，几名警察蜂拥而上，厉声喝令停车，用枪迫使车中两名保镖下车，然后逼使司机将车开往分局。

与此同时，其他警员突入王宅，向王家宣布，王一规因违反公务绑架交警被拘捕。接着，从王家救出被绑架的交警小罗，小罗此时已是步履踉跄，警服被撕破，脸上有明显血痕，胸腿部还淌着血，大家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 被捕后的王一规态度傲慢。他还不知道，警察们早就给看守所的人犯交代：一旦有位穿着考究、50开外年纪的人关押进来，你们可以“好好招待他”，但不要有表面伤。当王一规被强行推进拘留所后，这伙盗窃犯、吸毒犯、流氓地痞，就将王一规团团围住，暗夜里对其百般欺辱。王一规狼狈不堪，昔日威风一扫而空，跌坐一角，叫苦不迭。

检察徇私 警局无奈撤诉

王一规家属待警察一离开，立即向各亲友呼援。于是，当晚深夜至天明，中区警察局的电话铃响个不停，都是为王一规说情的。警局的人也懒得接听。打电话不行，就亲自来警局说情，其中有南京市参议会议长、参议员、银行首脑、市商会会长、军政大员等，可是他们都吃了闭门羹，被告知：“局长因公外出，如有公事请上班时间办理。”

尽管如此，李局长还是感到了压力。他想来想去，觉得应该先将事实真相告知公众，以占得先机，赢得主动。于是，案发当晚，他打电话打到首都报界，将事情经过如实告知，寻求支持。《南京人报》记者罗浮事先通知了该报，留出位置，并连夜写完报道，所以，第二天上午，南京的市民在《南京人报》上读到了这篇独家报道：《活财神绑架交警风波》。随后，首都、上海、北平各大小报刊也纷纷转载，一时间，王一规成了南京市民茶余饭后的新闻人物。

王一规的人开始以种种借口向警方施加压力，甚至散布谣言，声称警方已混入“奸党分子”，此次拘捕王一规，就是“奸党分子”从中煽动。 根据有关条例规定，警局拘押人犯不得超过24小时，不然，警方必须于24小时内，将被拘人犯或释放，或对人犯犯罪事实连同人犯口供笔录移送有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因此，警局于拘押王一规十多个小时后，即对他正式进行预审，受害交警、广东籍的小罗出庭作了控告，并将血衣、血裤及经医生签证伤单当庭验证。王一规对此均供认不讳，警局一一做了笔录，然后警方依法将王一规起解首都地方检察院提起公诉。

为了打击王一规的专横气焰，为受伤弟兄出气，押解王一规的路上，有意绕道杨公井、火瓦巷等街道，缓缓而行，好像游街示众一般。当时正是酷暑高温天气，烈日当空，王一规戴着手铐，衣冠不整，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狼狈之极。四名警员持短枪在后，威风凛凛，一路上故意高声对着王一规吆喝，引起了许多路人的注意，让王一规丢人。很多市民都拥在街上看热闹，指指划划，嬉笑声不断。马路两旁行人和商店职工，睹此情形，无不拍手称快。有的甚至借骂王一规，大泄对国民党贪官污吏之愤。

当日下午，首都地方检察院内外，人满为患。有人认为，众怒难犯，检察院应该不敢明目张胆庇护王一规，当庭必将王一规继续关押；有人却认为，王一规财大气粗，人脉众多，检察院会不会秉公执法，难说！

检察院开庭的结果是，“交保释放，随传随到”。宣布还没结束，就听到一片嘘声，但又奈何不得。 王一规释放后，让自己的法律顾问、南京著名律师傅况麟出面，在首都各大小报上刊登一则“重要启事”，申明王一规是受害者，所谓的绑架交警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之所以能掀起这样的风波，纯属某报记者敲诈未遂，勾结个别警官兴风作浪，因此，为了维护王一规合法权益，傅况麟大律师已被授权向首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记者侵犯人权。由于傅况麟大律师在南京声望很高，有人对“启事”深信不疑。而受害人交警小罗被王一规重金收买，逃回了广东原籍。少了原告，警局控告王一规违反公务绑架交警罪无法成立，被迫撤回了公诉。王一规绑架交警案又成了一个有头无尾的案子。

待续

引自：《民国司法腐败案》

作者：孔繁杰，王书琴

李敖有一句总结国民党的话：国民党是“生殖器串联统治”，非常传神精准。

先看看四大家族

孔家：孔祥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亦是一名银行家及富商。孔祥熙的妻子为宋霭龄，岳父是宋嘉树。孔祥熙与宋子文、蒋介石为姻亲关系。

宋家：宋子文，民国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海南文昌人。宋子文是宋嘉树之子 ，其兄弟姐妹分别是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宋子安。

陈家：陈果夫、陈立夫， 他们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的金兰兄弟。说是金兰兄弟，其实是老蒋的大哥，革命带路人， 没有陈其美，老蒋就是上海滩的一个小混混。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公谊私交非同一般。1906年，陈其美经同乡兼盟兄周淡游的荐介，结识了正在东京求学的蒋志清（蒋介石）。两人一见如故，很快结为义兄弟。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蒋对这位年长十岁的良师益友的知遇之恩铭感不忘，自诩为“陈（其美）烈士的化身”，“没有陈（其美）烈士就没有中国国民党”。陈其美的挚友张群、黄郛、邵元冲、吴忠信等人后来均成为蒋氏政权的中坚，其侄儿果夫、立夫兄弟也深获蒋介石的重任。青年时代的蒋介石很穷困，18岁到日本留学认识了大他9岁的陈其美。陈其美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回国以后，陈其美跟随孙中山，当上了上海督军，黑白黄道“路路通”。蒋介石在陈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见下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黄金荣，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上海的基础。陈其美在38岁时，为孙中山筹款被暗杀，有两个侄儿子参加了革命：果夫（兄）、立夫（弟），蒋介石为师傅陈其美的死亡痛哭流涕，于是他要善待陈其美的两个侄儿子。于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成为民国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陈果夫在1951年去世，陈立夫寿命很长，101岁去世。

老蒋的用人之道是“黄埔浙江“， 这个世人皆知，就不多说了。

四大家族是小范围生殖器关系，“黄埔浙江“则是大一点范围生殖器关系；反正全是他的自家人，没法反腐败，反腐败就是阉割他自己。

说件陈布雷的事儿吧——蒋介石的”文胆“。

1948年7月，为了挽回已如脱缰之野马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新任行政院长翁文灏，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开会商定币制改革，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以及总统国策顾问。虽然他不懂经济，一言没发，却在会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法币经费存入了银行——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避免贬值。

第二件事，他会后从庐山回南京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让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于公于私，陈布雷都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最后一搏”。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陈布雷用自己家的家当兑换的“金圆券”，最终成了一堆废纸。而当初存在银行的100亿法币，最后只值几千块金圆券了。

这件事给了陈布雷很大的触动，堪称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国家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蒋介石后来一次会议上讲话，他说当初曾有人劝他，要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和宋美龄，一起拿出5亿美元来充入国库。蒋介石当时大光其火：

“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

当时与会人士一致猜测：敢对蒋介石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只可能是陈布雷。

陈布雷自杀后，在遗书中还还特地叮嘱，自己遗留下来700元金圆券，其中拿300元给自己的副官陶永标——那个时候，300元金圆券只能买一石米了。

在陈布雷的葬礼上，他的好友，国民党的另一个理论家和“笔杆子”戴季陶嚎啕大哭，说不理解陈布雷为何要选择走轻生这一条路。

三个月后，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于广州。

所有腐败，都有个死结，就是缺乏权力变现的合法场域。

劳动力市场均衡，边际收入等于边际生产率。一个社会里，能在政权体系中，无论靠本事还是靠马屁，爬到权位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都是非常了得的。

但政权体系的总收入依赖税收，很难按照市场均衡价格，给付官员工资，所以就会存在收入错位问题。

弥补收入的错位，一靠奉献精神，二靠变现机会的可能性，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不可偏颇，都要保障，才能让官员内心充实，努力工作。

所以，充分建立起权力变现的合法场域，做得好的，腐败问题不严重，不重视也做得不好的，腐败问题就严重，就会系统化；市场经济越不发达，经济水平越低，权力腐败就越会成为必然。

这些合法场域包括足以给付退下来的官员足够心理安慰与实际需要的收入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与私营部门。

民国时代，经济落后，政治混乱，合法变现无从谈起，当然腐败就成了必然、变成系统化，甚至拖垮前线军官士气，丢了江山。

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打贪就会成为“围着粪坑打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