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普遍腐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治不了？ 第2页

故事还要从一个“充满浓浓人情味的家庭”开始讲起。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说到“人情味”，那首先想到一定是宋美龄。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的小妹，她的大姐宋蔼龄的丈夫是孔祥熙。孔祥熙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历任财政部长、行政院长，手握国家财政大权多年，有“财神爷”之称。

更重要的是，他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中牵了红线，蒋介石自然也对他无比信任——又是连襟，又是月老，都是一家人嘛。

对了，宋家还有个儿子，叫宋子文。这位更是重量级，不仅当过外交部长，还两次担任行政院长，也是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

总统是蒋介石，除了“太子”蒋经国外，抓财权的是连襟，抓行政外交的是大舅哥，这个“中华民国”最核心的决策层，都是亲戚，瞧这一大家子！

都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蒋宋孔都出来了，陈呢？陈是指陈果夫和陈立夫，也就是俗称的“CC派”。他们倒不是姻亲，而是蒋介石结拜大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政治引路人，蒋介石感念结拜大哥的恩情，让他的侄子们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中华民国”的政务是蒋宋孔等姻亲说了算，“中国国民党”的党务是蒋陈把兄弟说了算，“中华民国”的核心权力，牢牢掌握在这亲情编织的关系网中。

“慈爱的‘妈咪’”

处在这张亲情关系网中央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宋美龄。

宋美龄无嗣，对大姐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女儿孔令伟等晚辈，她视如己出。

1935年，年仅16岁的孔家二小姐孔令伟，在南京街头开车逆行被交警拦下。孔二小姐大怒，掏出手枪，当街打死了那名交警，随后便找到“妈咪”宋美龄求救。

“妈咪”没有揭发检举自己的宝贝，而是教孔令伟如何利用媒体制造舆论——比如孔令伟是受了交警的欺负才愤而拔枪自卫。

“妈咪”还教孔令伟如何让群众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比如揭露南京市政府的腐败，毕竟当时的“中华民国”，乃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在宋美龄的悉心教导与全力帮助下，枪杀警察这件事很快平息了下去，孔令伟一天牢也没有坐，继续活跃在民国的舞台上。当时的南京市民有感于宋、孔两家的权势滔天，互相调侃时会说：“你不要狂，否则叫你出门就碰上孔二小姐！”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前，蒋介石派出有限的几架次专机，欲将被困港岛的国民政府知名人士接回重庆。谁知最后一班专机落地，走出机舱的是宋蔼龄、孔令伟、抬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孔家佣人，以及两条大狼狗……

本来应该随机撤退的要员，或根本没接到撤退消息，或接到消息但被孔令伟禁止登机。最离谱的要数当年的大军阀、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陈济棠，乃是直接被孔令伟用枪逼着给狗让座，生生被赶下了飞机。

“大少爷的生意经”

“妈咪”宋美龄的爱，也温暖了桀骜不驯的孔家大少爷孔令侃。

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对民国青年而言，还只停留在“很cool”的概念上，而我们的孔大少爷已经在大学里像模像样地组织起了纳粹社团，还学着正牌纳粹党徒的姿势敬礼。毕竟，国民党粉丝们津津乐道的“王牌德械师”，其装备多是通过孔祥熙进口而来，孔令侃沾其父的光，可谓得风气之先了。

而孔令侃的商业头脑更是一绝，孔祥熙的言传身教，让孔大少爷早早掌握了利用利益获取权力，再用权力获得更多利益的财富密码。他创办的扬子公司，乃是“中华民国”首屈一指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宋美龄把孔令侃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对他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扬子公司的成长自然也离不开宋美龄的支持。扬子公司把要进口的洋货以委员长夫人私人行李的名义报关，这样就能免去高昂的进口税费，更能绕开紧俏物资的进口指标，一举两得。

有人非要说这是走私，这哪里是什么走私？这明明是宋美龄对外甥孔令侃浓浓的“爱与亲情”。

“不谈国事，只谈家事”

蒋介石要打内战，就要大把花钱，国民政府没有钱，就开动印钞机疯狂印钱，以至于国民政府的收入中，税收只有5%。没有准备金就印钞，自然造成当时的流通货币——法币快速贬值，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太子”蒋经国觉得这么搞不行，于是请蒋家的坚定支持者、出版界泰斗王云五制订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严禁人民持有黄金美元，必须限期将手中的黄金白银美钞等“硬通货”以及法币按比例兑换成金圆券，金圆券的发行总量有限。同时，还要以行政手段把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史称“八一九防线”。

这个外行设计的币制改革方案漏洞百出，实在谈不上高明，但可以用纸币直接从国统区人民手中换回硬通货，对维持内战有利。“太子”蒋经国执行该方案颇为积极，在上海大显身手。

“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他接连枪毙了几个不执行经济管制令的奸商，一时间誉满沪上，成了“蒋青天”。

但在工商界大会上，蒋经国被杜月笙当众将了一军，不得不直面问题的核心——他的表弟孔令侃。他才是上海滩最大的老虎，更是上海币制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最大阻力。

维持物价需要拿货来卖，没有大背景的中小资本家货已卖空，而扬子公司的仓库里囤积着如山的紧俏物资，就是不拿出来卖。

有人非要说这是囤积居奇，这哪里是什么囤积居奇？这明明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后来某些人口中的“自由市场经济”。

“我卖西瓜你嫌贵，你就要杀了我啊？”

“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

“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行业规矩！”

蒋经国封了扬子公司的仓库，孔令侃找最疼爱他的姨妈宋美龄求助，爱侄心切的宋美龄一个电话打到正在前线精细化指挥“国军”作战的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放了傅作义的鸽子直接飞到上海调停。

傅作义后来揶揄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这其实是冤枉他了。从国民政府的核心决策层都是他的亲人来看，蒋介石应该是一个视“亲情”如生命的人，否则也不会专程来上海解决此事。

老蒋和小蒋说了什么，和宋美龄、孔令侃说了什么，没人知道。但是蒋介石后来当着上海要员的面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谁又能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

这也许是辛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最“温情”的一句话。一位拥有无限大权力的国家元首、军事首脑，可以为了“亲情”奋不顾身，可以为了“亲情”说服自己的亲生儿子退一步海阔天空。一次剑拔弩张的兄弟阋墙，就在家长的“温情”下化于无形。谁说“无情最是帝王家”？

只不过从此，上海经济管制、全国币制改革，就彻底宣告失败，无力回天了。根据河北经贸大学宋连生教授的考证，当年上海有本叫《观察》的杂志，记载了币制改革的七十天里，上海市民的生活状况：“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油米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

到了币制改革失败的那一天，金圆券开始不限量发行，绝大部分有产阶级手中的黄金白银直接蒸发殆尽，甚至连老资格同盟会会员，“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毕生积蓄，也随着金圆券面值的飞涨化为乌有。

当然，蒋介石也好，宋美龄也好，孔祥熙也好，他们并不会关注这些——哪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事情？更何况，不管是囤积的物资，还是回收的金银，都落入了他们一家人手中。

人民的新生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这座远东金融中心、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中，上海市民的生活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同日，淮海战役打响，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正式拉开了帷幕，人民和人民军队即将迎来决定性的胜利。

历史在这一天，翻过了旧页，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到1950年，人民政府在上海展开“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打击不法资本家的金融投机，一举结束了物价猛涨、市场混乱的局面。这场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也给了资产阶级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不得不相信，共产党不仅能够打天下，而且善于治天下。事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场经济领域的斗争，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拿下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曾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产生交集的两个故事，最终有了同样的，以人民胜利为终的结局。

人，应该是人民；人情，应该是与人民共情。淮海战场上的小轮车，体现出人民对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选择；十里洋场中的几番较量，反映出人民政府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正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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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任念东

这个问题，一千多年前的东魏的曹操，也就是北齐王朝的奠基人高欢高大人就已经回答了很明白了。

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弼来，我语尔！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七卷，梁纪十三-）

什么意思呢？有人劝高大人管管贪官，高大人说我也想啊，但是现在有三个国家，除了我之外还有梁国萧衍和西魏的宇文泰（鲜卑名宇文黑獭）。如果我逼急了，他们投奔西魏和萧梁怎么办？只能缓缓呗，等有机会再管这个事情。

同样蒋介石也面临这个的问题。虽然他的国民政府牛皮哄哄，号称正统。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军阀而已。日本人甚至嘲笑蒋介石真正能完全发号施令的地方只有江苏和浙江，其他地方蒋介石下命令都要打折扣。其他的军阀比如阎锡山，李宗仁在背后甚至不管他叫委员长，而是称为蒋先生，管他的中央军叫做“宁军”。当时贪污比较厉害的，就是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军官们，黄埔子弟也许还有点忠于校长的思想，管一下贪污未必会叛变。那些杂牌军呢？如果逼急了，他们会不会和其他军阀勾结，那些人对蒋介石的忠诚实际上就是靠几根金条大黄鱼维持的。如果蒋介石动了他们的奶酪，会有什么结果？

到了抗战时期。实际上蒋介石的情况更危险，日本人扶持了汪精卫和溥仪两个伪政权。我们今天总是歌颂抗战的英雄们多么顽强勇敢，但那些英雄只是一部分人，那些贪生怕死，对前途悲观失望，两面观望，想要投敌的小人也有不少。蒋介石的门面还得靠这种人撑着。怎么办？蒋介石是没有胆子玩整风运动，建立一只有钢铁般纪律的军队的。以蒋介石的一贯优良作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高欢的老路，靠纵容那些人维持残局，实际上国民党的贪腐，就是在那个时候变得刹不了车的。

到了抗战胜利，这些人抢夺胜利果实，把接受变为“劫收”。严重败坏了蒋介石政权的形象。蒋介石也曾经想改，靠蒋经国打老虎，结果老虎没打着，连苍蝇都没杀死几只。于是国民党就卷铺盖了。

有人说，蒋介石的腐败和失败是因为他反动落后，代表资本家地主利益，我想说你看的不透。即使按反动政权的标准，蒋介石政权都是个低能政权，如果它能把各路军阀管住，维持一个勉强统一，号令全国，再小一点，就是在国统区令行禁止的局面。它的腐败都不会那么严重，不但去不了根，连面子上的体面都不能维持。总之一句话，按老话说，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成就过“王业”，顶多是“霸业”的水平，跟齐桓公，晋文公差不多，甚至更垃圾。至少齐桓公晋文公对外打仗很少输。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救世主，只是一个翻版的朱温，李存勖，占据着国家核心地区，一个军阀硬要充作正统政府而已。

早期还是治得了的，但是到肆玖年的确治不了了。

鲁迅在媒体上开骂，没被X起来。鲁迅骂过的“邵洵美之流”，在媒体上喊：“请宋不长（宋子文，蒋介石大舅子）jiang zhen hua。”他也没被抓起来。还有一个历史教授，名字我忘了，质疑孔祥熙（蒋介石连襟）tan wu，蒋介石亲自找他做思想工作，他仍不松口，坚决信不过。在这种可以讲话的氛围里，当整个车子要奔悬崖的时候，还是有人敢提出刹车或转向之类的建议。

但是到肆玖年渡江战役之前，各级观园，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即便留个好名声，他的 wu sha mao 也是要丢的；相反捞一票，也没人有空来管他。所以就全乱了。基层 tan wu 不到，就对老白姓敲诈勒索。巡捕没收白粉甚至直接卖掉。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 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以国民党搞的新生活运动为例

说是要“移风易俗”“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结果呢？地方官吏该干嘛干嘛，无非就摆个样子给上面看看。一边说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另一边又说“以欧美为师”自相矛盾、而且到最后整个新生活运动虎头蛇尾的结束了。也没把社会“移风易俗”从改良生活来看，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思想层面上，它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欧洲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以至基督教价值观元素，以借此维护国民党统治。因而招致不少质疑，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抗战胜利后，该运动逐渐停止。

思想理论严重混乱，没有统一的指导理论

运动本身“形、神分裂

一边打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欧美学习，这种奇特的“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

正因为存在这种“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动“新生活”的贺衷寒和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出现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观。贺衷寒说：“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张学良却大唱反调：“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

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将许多想要尊孔复古的人物和势力吸引进来，另一方面又不免将许多抵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适），“新生活”当日被知识界扣上一顶“尊孔复古”的帽子，并非无因。

组织

国民党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自然无法推动“新生活”

蒋氏夫妇本人虽然可以身体力行过标准的“新生活”，以为国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未变，楷模的力量其实也很有限。国民党名义上号称“一党训政”，但“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如高华所言：“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而且在民间，由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很穷；新生活运动倡导简朴。可就老百姓的生活来看，再简朴他们就得吃土了。

一向同情宋家姊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

连国民党内部都对这个运动都是持负面评价，那其他人还能给你啥好评？

经常干虎头蛇尾的事

蒋经国上海打虎，多厉害多猛；结果呢？吧把黄金荣杜月笙给得罪了。逼得蒋介石从前线跑回上海收摊子，被抓的人全都放了。打虎打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打到

搞法币改革，把法币改成废纸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经伪造了一批假法币想流入市场搞乱国统区经济。结果是：假币被真币愣是给拖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