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崇祯7000万两白银，明朝还能续命吗？ 第1页

你是不是对明朝财政有什么误解啊？

7000万两白银，换算下来不过是明朝三年左右的田赋，若是加上三饷，这七千万白银只是明朝不到两年的税赋，而且还是那种不算损耗、输送成本的纯税赋。

很明显，你低估了明朝的财政收入水平。

很多人对明朝的财政收入停留在“岁入四百万两”的基础上。我记得我和我的小伙伴不止一次在知乎上说这个问题，“岁入四百万两”说的是明朝结余以及直接送户部太仓的那部分，而不是明朝的整体财政收入。

我们算一下明末账面上有多少钱。

我有个朋友，著名鉴表大师，闲来无事把万历六年的赋税折银给弄成了表。这个朋友统计了南直、河南、山东、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共十二个地区的，尚缺北直、山西、陕西三地的。

这个表里，有几处绝对可以说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方。

首先，明朝一些土司的赋税其实是很高的，甚至比很多内地的州县都要高。比如贵州普安州1102.68两，云南北胜州1481.66两、鹤庆军民府剑川州2057.2两、元江军民府奉化州1129.07两、纳楼茶甸长官司502.63两。

其次，明朝州县的赋税也有的非常低。比如四川汶川县的83.28两、太平县的104.71两、黔江县的129.49两，江西安远县的172.31两、会昌县的279.29两、定南县的210.85两。

再次，同一个布政司，不同州府间的赋税差距也很大，以山东布政司为例，山东六府，合计赋税折银2926265.89两，其中占绝对大头的是济南、青州二府，登州、莱州赋税比重较低。

但如果是从单独县份上来看，这个数据就很有趣了。税赋最高的十个县，分别是益都、寿光、临朐、莱阳、平度州、章丘、临淄、乐安、博兴、昌乐，这十个里头，除了章丘属济南府，其他的九个都是青州、登州、莱州三府的，甚至于青州一府占了七个。排名倒十名的，分别是东昌府的清平县、东昌府濮州范县、济南府泰安州新泰县、兖州府金乡县、兖州府鱼台县、兖州府东平州平阴县、东昌府濮州观城县、兖州府曲阜县、兖州府泗水县、兖州府济宁州嘉祥县——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济南、东昌、兖州三府。难道山东真的就是胶东富裕而鲁西贫困吗？非也，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明朝有一种东西叫做“马政”，直隶的畿南六府、山东西三府、河南北三府都有养马之责，所以马政冲抵了一部分赋税，而这笔赋税是不计算入赋税的，自然显得西三府的赋税低很多。

最后，明朝赋税确实大幅度依赖于苏松常。在排除了北直、山西、陕西之外，仅以剩余十二直隶、布政司分州县统计来看，明朝赋税前十五强的州县为：松江府华亭县、苏州府长洲县、苏州府吴江县、松江府上海县、苏州府常熟县、苏州府嘉定县、苏州府昆山县、苏州府太仓州、常州府武进县、青州府益都县、青州府寿光县、青州府临朐县、松江府青浦县、常州府宜兴县、常州府无锡县。里头除了青州府占据了第十、十一、十二之外，剩下的几乎被苏松常三府包圆。

好了，那么在这个名单统计里，明朝赋税是多少呢？13595114.36两。除此之外还有北直、山西、陕西以及数量众多的卫所未统计入，比如九溪卫只算了桑植安抚司；好几个州县也未统计，比如广东平远、普宁、澄海县。那么，北直及秦晋能占多少呢？

很不巧，这三个省加起来占到了28.82%，近乎三分之一，如此明朝仅田赋折银一项就能到1942万两左右——七千万两，只是三年半的田赋。

明末加征三项，辽饷前后加了四次，万历第一次加征三厘五，第二次加三厘五，第三次加二厘，崇祯又加三厘，通计加征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剿饷每年两百八十万两；练饷田赋每亩加一分，共征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饷合计17508298两以上。

再加上接近两千万两的旧额田赋，这个数字在3750万两前后——七千万两，是这个数字的二倍。

也就是说，题主送给先帝的这七千万两白银，实际上只不过是崇祯年间加征了三饷之后账面上每年田赋的二倍，若再加上其他的商税和各种杂课，可能也就是一年半多点儿。

把三饷只计算辽饷，这个数字大约是两千五百万，七千万也就是两年半左右的财政收入。

他崇祯但凡能收上来这笔钱的三分之一，不至于连皇宫里的银质盆碟碗筷都砸碎了充军饷。

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送他七千万两白银，不如送他一套合理的财政体系。

（长文资料预警）

给一个艾滋病人足够的止疼药，能把他救回来吗？

如果把这七千万分成几百万一年给崇祯，帮明朝缓解财政危机，让明朝多缓几年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明朝的灭亡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气候问题，而是国家机器的失灵导致的王朝总崩溃。

我之前多次说过，明朝像是一个艾滋病病人，艾滋病不致命，但它摧毁了人的免疫系统。明朝也一样，崇祯接手的只是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完整的王朝，实际上明朝的整个国家机器是失灵的。

讨论明末社会，不能从崇祯开始。明朝灭亡最重要的原因是——自万历中后期以来，由于长久的怠政，对明朝的政治生态和国家执行力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研究明史的人多着眼于崇祯朝的政坛，实际上，万历朝的恶政对于明朝的打击已经达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程度。

首先说，万历最主要的怠政是什么呢？

无政府主义，缺官不补，奏章留中:

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3，侍郎10，科道94；天下缺巡抚3，布政监司66，知府25。三十年，御史巡行诸差务，13处中缺其九。三十一年，地方州县官几乎十之缺五。三十四年，六部尚书大僚缺者亦甚多，大学士沈鲤、朱赓等请补不听。三十六年，六科仅数人，缺30余人；十三道仅3人，缺百余人。四十年，内阁止叶向高1人，六卿止1刑部尚书，礼户工三部各止1侍郎，六科及御史等官也皆不过10人。万历晚年，六科止4人，其中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御史止5人；都御史数年空署，内阁止方从哲1人。

对于万历朝的缺官不补，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的描写非常有意思，好像万历皇帝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

但实际上，缺官不补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恶政，而民间的状况也绝不像当年明月描写的那样由于疏于监管而自由开放。原因就像嵩子说的那句话——再坏的政府也好过无政府。国家的权力你朝廷不去拿，自然有人去拿。

那么，在万历朝地方官缺员50%的情况下，谁拿起了地方的权力呢？

乡绅。

所谓缙绅豪右，指谢任的乡官，勋臣世宦的子弟，和中科举的进士、举人、贡生这些居乡的人。明代极重科举，一登乡荐或甲科，便有优免税役的特权和结交行政官吏虐使乡里的机会。于是通谱的，招婿的，投拜门生的，亦接踵而来，乘其急需，馈赠金钱，倚为凭借。无气节的官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常和他们勾结为奸。缙绅门下的人犯了法，即使在刑审之时，豪奴上禀一声“主人呼唤”，立即扶出。关于诉讼事件，虽理曲的，经缙绅一帖便行了事。
缙绅为虐乡里更是平常的事，大学士巴县王应熊弟应熙居乡横暴，乡人控告他480条罪状，赃私至170多万两。大学士宜兴周延儒，乌程温体仁，都御史乌程唐世济，翰林宜兴陈于泰，他们的家人子弟都是以横暴违法著名的。清赵翼论及明代乡官虐民之害，谓一旦高官厚禄，子弟们便横虐乡里；罢官家居的，亦多挟官爵之余威，劫夺乡民，渔肉佃户，上下隐瞒，使小民无处控诉。地方官吏如果维护平民，制裁豪右，常遭到他们攻讦而得不到好的下场。如万历年间掖县知县朱秀孺，泾县知县何廷魁，长安知县沈听之，渭南知县张栋，天启年间应城知县罗绅，扬州知州刘铎，龙岩知县邓藩锡，诸人或以强项忤豪右不得升官，或以裁抑乡官催征豪右积逋而被诬陷，或以耿直件县绅豪宗被逮入狱。当时吏部员外郎赵南星说过：“乡官之权大于守令，横行无忌，莫敢谁何。”可见缙绅声势之煊赫。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要说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皇权不下县，乡绅管四方，明朝的乡绅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你带明有个著名的恶政——官绅免税。在朝廷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全天下的乡绅开始了变本加厉的逃税避税，极大的破坏了明朝的税基。

要知道，小冰期时代并不是崇祯朝才有的，整个明朝都处于小冰期时代。而崇祯朝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财政问题，根本原因是税基被破坏了，税收不上来:

缙绅和国家利害的冲突，可拿拖欠赋税和侵占屯田两件事实来说明。如顺天府丞奉化戴澳家，应纳钱粮占全县的半数，故意拖欠，奉化县官多以畏势不敢督催遭到惩罚。南直隶占有数万亩田的豪右，赋税多不按时缴纳。其侵占屯田的，令纳粮则指为抛荒，官方想开垦又说是民业；结果是豪强肥家，公私交困。
然后说赋税上不公平的现象——“优免”“包揽”和“分洒”“诡寄”。特权阶级的优免，历朝皆有法令的规定，不过他们实际所享得的权利，比法令规定的还要优厚。如松江，两榜缙绅出身的，无论官阶的崇卑或田土的多寡，绝无差徭的负担；乙榜则视其官阶的大小为差，多的可免二三千亩的徭役，少的亦优免三五百亩。崇祯年间，陈启新说过，缙绅们“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产无税”，所以一天比一天富裕。

但是，乡绅虽然占据了更多的田地，朝廷能收的税却只减不增。为什么？因为朝廷只能把税收定额摊派到仅剩的自耕农头上，这样的重税让大量的自耕农只有逃荒一途:

崇祯间路振飞说，江南缙绅蔚起，优免日多，“应役者什仅四五”，就是把全县的差役加在占有全县十分之四五土地的农民身上。南直隶的常州，江西的福安，都有这种情形。同时，应天巡按张国维疏陈高淳的景况说：“自赔粮遗累，而死亡流离，四野萧条之象，不堪见闻。”所谓赔粮有两种意义，一是替逃亡人户纳粮，一是替缙绅豪右纳粮。农民的负担太重了，经济破产了，更加上万历、天启、崇祯年间频繁的灾荒，使农村社会踏上崩溃的途径。赋税赔累情形，受豪右优免、分洒及农村萧条的影响，尤其严重，在嘉靖年间已有“富者耕种，贫者输挽”的现象，到万历年间，无田产而纳税的人更多了。崇祯朝长安县境秦府宗室，和缙绅所占田产占十分之四，叫作“寄庄”，无徭役负担，都由平民代为交纳。至于现存人户替逃亡人户赔纳，以米脂县为例，明朝初年分为13里，嘉靖间归并为5里，到万历时只剩2里了。人逃地荒，而赋额差徭仍旧额征索，早已成了“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的景况。

把整个天下的税，压在一天比一天少的自耕农头上，难怪带明的流民越来越多。由于乡绅鱼肉乡里，疯狂土地兼并，加上朝廷重税，各地的农民们完全失去了生产积极性:

万历年间，几乎全国都呈现衰颓的景象。富庶的常熟，由于赋役繁重和民生的游惰，田土荒芜萧条满目；穷困的结果，无力兴修水利，使旱涝无备。民众虽有垦荒之心，俟开垦既熟，豪强复来侵夺，人任其劳，己享其利（《农政全书》卷八）。河南以确山为例：地多荒废，水利失修，民贫而粮久。山东荒凉尤甚，峄县则田芜民徙，逋赋至二万；平度州之仲哥庄，因年荒逃窜，村无人烟（《陕西通志》卷五十七）。寿光以土多荒芜，招抚流民开垦（《启祯野乘》卷八《高忠节传》）。沈一贯之《山东营田疏》，亦谓“甘弃沃饶，坐视匮乏”（《农政全书》卷八）。畿南祁州，亦有招流民垦荒之事（《陕西通志》卷五十七）。西北的情形也很严重，从前的沃野则变成野草荒原（《农政全书》卷十二），民众遗弃本土，流离他方。复因督逋严急，不敢复业（《潞水客谈》）。无怪乎流寇一起，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所以，万历朝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乡绅势力膨胀，朝廷权力真空，大臣贪腐横行，农民苦不堪言的年代。万历本人极为奢侈浪费，对亲王的赏赐绝无顾忌，而皇室的花销之巨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神宗大婚，提取济边银作织造费达9万两。万历五年，皇女降生，诏户部及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潞王建藩卫辉，他购买珠宝，用银20万两，二十六年，采办珠宝，用银2,400万两。为皇长子及诸王举行册立冠婚礼，用银934万两，而袍服之费又270多万两。营造三殿，仅采木一项就用银930多万两。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用银12万两。以上这些款项，大部分是向国库索取的。接着熹宗也是一个奢侈的皇帝，天启七年，三殿的工价就用银5,957,500多两。

万历对于改造明朝国政毫无兴趣，对于明朝地方行政的败坏也无意识，他在缺钱之后采用了最简单的办法——派太监去收矿税，四处搜刮。至于改革？张居正以后，神宗早就被改革搞出ptsd来了。

那么，到了一些人眼中救国救民的魏大公公手里，明朝的政治生态是不是有好转呢？

熹宗时，宦官魏忠贤专政，阉党周应秋作吏部尚书，每逢派放官吏的时候，便按官阶的大小索价，每天可得银万两，乃有“周日万”的称呼。州县官既然是花钱买来，遂吞没“科罚”和“羡余”以为补偿。县衙门的佐二官吏，如司捕的、收粮的，以及清军的，都借着职权额外勒索。他们上任时空囊而来，谢任后满载而归。

这就是“阉党救国论”口中“能从东林党手中要出钱”来的魏大公公，能要出钱来不假，只是这钱一分都不回来进国库的。

有人说，魏忠贤统治下的明朝至少有钱发军饷啊！

真的吗？

至于京运银的积欠，由万历三十八年至天启七年（1610—1627）前后十八年间达900多万两。以时期言，天启六、七两年拖欠的数目最大；以镇别言，陕西四镇亦复不少。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饷糈积欠的情形一年比一年严重。天启年间，固原、延绥、宁夏三镇，有数月无响的，有经年无饷的；至于边远诸堡，有两三年之内未领分银颗粒的。崇祯元年（1628）陕西镇的兵饷积欠到30多个月；二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皆缺饷至36个月之久。政府为应付当前的困难，于是有裁响之议，延、宁、固三镇每年裁饷银六万多两，与全额较为数虽不算多，士卒的待遇却更降低了。

而且，由于将领贪污吃空饷太过严重，明朝户部后来开始缺额发饷，即一万人只发六千人的饷，因为明知道实际军队人数肯定不许此数。但这样的财政政策又让所有将领不得不虚报人数，而且进一步降低的士卒的待遇，到了崇祯年间，官军的士兵已经和叫花子无异了:

因为屯政废弛的关系，西北边军更受到粮价高涨的影响。拿榆林来说，在屯政兴盛的时候，一两银子可以买米两三石。屯政废弛以后便不然了，嘉靖初期，丰稔之年，一两银子才能买到八九斗，荒年则少至五六升，兵士们很感饷银不数支用的痛苦(1)。此后约百年的光景——天启七年（1627）兵士的生活更加困难，成了“衣不蔽体”“日不再食”的情形，甚至于鬻卖妻子儿女，质当盔甲器械。到崇祯四年（1631）五月，士卒每月仅能领饷银五钱，一斗米的价钱却贵到六七钱，五钱银子还维持不了十天的生活。崇祯十年（1637）卢象升到山西边境检阅军队，见到士卒饥寒的情形，上了一封奏疏说：“迄今逋饷越多，饥寒迫体，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且卖矣。多兵罗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裤者，有少鞋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以上，其实只是明末社会的管中窥豹而已。

这些年，由于历史逐渐“戏说”化，加上中国正史本就有只关注上流社会的毛病。这就导致很多朋友们在读历史时容易代入一种游戏视角，似乎只要进行某某操作就可以改变局面。需知政府是由人组成的，王朝不是P社游戏，皇帝的政策是不能如臂使指下达地方的。

崇祯缺钱吗？的确缺钱，但缺钱的背后是因为整个明朝国家的机器的溃烂——在地方，该收的税收不上来，在中央，该花的钱花不下去。两方的效率一同降低，自然难以应付。

而改变这个局面，需要重新建立起一套能够运转的国家机器，对整个官僚士绅集团宣战。但崇祯显然没有这个魄力，所以他只能饮鸩止渴，靠加派税赋来续命，但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事实上，在国家机器正常有效运转时，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撑过去的。比如唐朝安史之乱，清朝三藩之乱，从局面上看都比农民起义要凶险，但唐朝和清朝都挺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两个王朝的政权执行力还在。

《石壕吏》固然讲述了人民的苦难，但它也证明了一件事——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基层政府依然有相当的执行力，哪怕在前线附近的地方政府还在为前线提供支持。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证明唐朝政府的调配能力没有瘫痪。

而崇祯的政府呢？他们连在陕西的地方官都派不下去:

流寇泛起之后，情形更加严重，崇祯二年（1629），延安、庆阳、平凉三府州县官缺到半数以上。七年，陕抚练国事上疏说：缺地方官30余员。八年，刘含辉奏谓缺官求补不易，西安自七年三月至八年三月一年没有知府，发表过的也不去上任，结果是“百事都废，百弊丛生”。

这种地方管理能力，能打胜仗才有鬼。

崇祯的政府，本质上跟蒋介石政府是一样的——花花绿绿的空架子，看起来五脏俱全衙门齐全，实际上地方控制力弱到几乎没有。

崇祯末年，在朝廷还在激烈的党争，大臣们还在争权夺利，皇上还在下罪己诏时，实际上天下已经不太care北京那帮人怎么折腾了，因为大半个天下已经没人了。

十六年（1643）5郡80余城尽成瓦砾之场，自永城至灵宝、阌乡，从宛、汝北抵河岸，方千里之内，饥民到处结聚，成千累万，从事抢掠，和官府为难。黄河以北诸州县，也大半蒿莱，人烟断绝。山东省，当崇祯十三四年大荒之后，土寇纵横，行旅断绝。左懋第陈奏静海（畿辅）至临清（山东）一带的情形说：“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为食。”到崇祯十七年（1644），荒凉得就更不像样子了。东昌一带，城郭庐舍，尽成丘墟，荆棘满目，白骨蔽野。民变发源的陕西，尤其荒凉，到处人烟稀少，田土荒芜。说到长江流域，湖广郧阳府，崇祯十五年，四乡几乎没有居民，行军所到之处，无法找到粮食。谷城县城，崇祯十六年，居民不过200人。南直隶凤阳、泗州之间，赤地千里，蒿莱满目，几乎听不到鸡犬的声音。就是有完整的城墙，也仅剩了四壁。十六年五月，明保定巡抚徐标，自江、淮入京召对，他说走了几千里路，没见到一个种田的农夫。至于潜山、太湖、宿松诸县，早已是一片焦土，十室九空了。长江上流的四川，原是个富庶繁荣的区域，经过张献忠以及“摇黄贼”长期的攻掠，也日趋荒芜，崇祯十七年后，几乎成了虎豹的世界。

在了解过明末基层状况后，你会发现崇祯朝廷的各种政策都是很搞笑的。

白修德形容蒋介石政府——就像一个花花绿绿的操作台，你看起来什么选项都有，但按下以后发现没有任何反应。崇祯的朝廷也是一样。皇帝所有的计划，谋略，都需要有人来执行。税都要人来收，军队需要将领来率领，官员需要尽职尽责，但这几样崇祯都没有，因为他哥和他爷爷已经把明朝的国家机器给毁个稀巴烂了。

所以，给崇祯钱就像给蒋介石美援一样，蒋介石却的不是钱，而是动员力，指挥力，高效率和纪律性。你就是把整个美国的军火都送给蒋介石，也无非就是让解放军的装备更好一点而已。

对于崇祯也一样，银子对于崇祯朝廷就像是给艾滋病人的止痛药，也许可以让他短时间好受一点，但不可能治好他的病。而且以崇祯朝廷的尿性，这笔钱也不过就是让阁老家的宠妾多买几件衣裳，御史家的衙内多换几匹宝马而已，终究还是要归李自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