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乡公曹髦为什么不在上朝的时候跟司马昭来个鱼死网破，非要飞蛾扑火般带人杀到司马昭的府上？ 第1页

两个原因吧

第一、司马氏对曹髦的防范从他即位就开始了，匡司马昭进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毌丘俭起兵时上表历数司马师十一大罪，其中有一条“陛下欲临幸师舍以省其疾,复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这条罪状指的是司马师病重时曹髦打算去探病，被司马师拒绝，司马师作为权臣，他的健康对于曹魏政局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曹髦此时提出探病，显然是一种政治行为，通过对司马师病情的判断来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伺机夺权，司马师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果断拒绝。

“辛亥,师卒于许昌。中书侍郎钟会从师典知秘事,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
“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

司马师死的时候司马昭也在许昌，曹髦诏敕司马昭留镇许昌，让傅嘏率军回京，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趁司马师去世权力尚未正式交接这一真空期，让司马昭远离政治中枢，趁机夺取兵权。这个阳谋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失败了。

这些过于明显的政治举措引起了司马氏的警觉，甘露二年诸葛诞起兵，司马昭率军平叛，在这次的平叛过程中，司马昭非常干脆的将高贵乡公和太后一起带上，一来有了奉天子以讨不臣的大义名分，二来顺便监管曹髦，防止洛阳生事。并且曹髦随军驻于项地，而司马昭屯兵丘头，可以说是防范得非常之彻底。

再举一个例子：

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
时魏高贵乡公好才爱士,望与裴秀、王沈、钟会并见亲待,数侍宴筵。

裴秀、钟会都是身居机要之职且与曹髦“并见亲待”之人，所以尽管二人都是司马氏一党，但司马昭出征时仍然要把他们都带上，也是存在些许防范之意的。

第二、曹髦本身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不具备诛杀权臣的政治素养。

上文中已经提到了，曹髦在即位之初就多次对司马氏采取政治试探，可以说是锋芒毕露，当然，淮南三叛之前，朝中还存在一定的拥曹势力，曹髦的举动可能是出于这些人的献策。

但曹髦本人的确也多次以各种方式发表政治宣言，甘露元年曹髦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探讨了夏少康和汉高祖的优劣，曹髦本人认为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为优，而汉高祖“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劣，这实际上就是在暗指司马氏仗权任智，自己要效仿少康中兴大魏。在这种公开场合公然发表政治宣言，非常不理智，何焯在《义门读书录》中就直言：“言语之间,慨慕少康,则浇、豷有在矣。其亦机事不秘之端乎。”机事不秘这一特点在之后也多次表现了出来。

同年四月，曹髦又亲临太学与诸博士问经，其中与庾峻探讨了《尚书》：

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於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三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次及四岳举鲧，帝又问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无不周，明无不照，今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邪？”峻对曰：“虽圣人之弘，犹有所未尽，故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圣贤，缉熙庶绩，亦所以成圣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圣人。若不能始，何以为圣？其言‘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盖谓知人，圣人所难，非不尽之言也。经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谓之圣哲？”峻对曰：“臣窃观经传，圣人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尧之任鲧，九载无成，汨陈五行，民用昏垫。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间，轻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次及“有鳏在下曰虞舜”，帝问曰：“当尧之时，洪水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贤圣济斯民之时也。舜年在既立，圣德光明，而久不进用，何也？”峻对曰：“尧咨嗟求贤，欲逊己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尧复使岳扬举仄陋，然后荐舜。荐舜之本，实由於尧，此盖圣人欲尽众心也。”帝曰：“尧既闻舜而不登用，又时忠臣亦不进达，乃使狱扬仄陋而后荐举，非急於用圣恤民之谓也。”峻对曰：“非臣愚见所能逮及。”

曹髦在与庾峻的问经中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尊郑抑王的倾向，郑王之争在当时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对立，是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意味的，王肃作为司马氏的姻亲，他的主张是“顺天知时,通于权变”，在西晋建立之后他的学说也正式成为了官学，而郑玄的学说则更倾向于维护皇权，所以曹髦在于庾峻的对谈中贬低王肃的学说同样也是一种政治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曹髦本人并非完全的郑学信徒，他在与博士淳于俊探讨《易》时也提出了“若圣人以不合内嫌, 则郑玄何独不嫌邪？”这样的质疑，唯独在与庾峻问经时全盘否认王肃之说，考虑到庾峻是郑袤所举荐，就更加意味深长了。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易》博士淳于俊讲《易》用郑注，《礼》博士马照亦宗郑学，惟《书》博士庾峻从王肃义。盖庾峻系郑袤所举，袤党司马氏，故峻亦宗王黜郑。”

这也是为什么庾峻对曹髦的提问处处回避，因为他深知这个话题过于敏感，曹髦大谈“周公、管、蔡”之事意欲何为？嵇康不就死于《管蔡论》吗？

所以说这种问经实际上并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斗争，李慈铭就认为“高贵乡公临学讲经,独右郑氏,黜退王义,遂为司马氏所忌,旋至变陨。”

甘露四年春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界井中。《汉晋春秋》曰：是时龙仍见,咸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文王见而恶之。
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废兴之应也。魏,土运,青,木色也,而不胜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龙多见者,君德国运内相克伐也。故高贵乡公卒败于兵。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囚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

除了与臣子辩论，去太学问经，曹髦还通过写诗的方式来发表政治宣言，尽管《潜龙》这首诗的内容已经不可考，但通过“司马文王见而恶之”也能窥测一二。

历史上不乏成功诛除权臣的皇帝，如宋文帝刘义隆、周武帝宇文邕乃至康熙，虽然大家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同，但他们都采取了示敌以弱、韬光养晦的策略。曹髦这种实力不济仍要针锋相对的行为，是典型的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胡三省也认为“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此其所以死于权臣之手乎。”

当然，孝庄帝诛杀尔朱荣之前，双方的矛盾也已经公开了，所以说韬光养晦并非诛杀权臣的独木桥，但孝庄帝成功的争取到了武卫将军奚毅的支持，掌握了一定的禁卫军权，而这一点曹髦也没能做到，或者说因为他的行为过于张扬导致司马氏对他高度防范，根本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曹髦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也体现在对人的判断上，王沈在正元年间就参与了《魏书》的编撰，且“多为当权者隐讳”，说明这个人即便不是司马氏党羽，也是畏惧司马氏强权的，曹髦却还是将他引为亲信，果不其然他就当了二五仔。

甘露中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中尽日。文王遣人要令过。文王问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发至荥阳,数日而难作。
顷之,代王基都督扬州诸军事。苞因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语尽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数日而有成济之事。

石苞作为司马氏的铁杆，曹髦试图拉拢他本身就已经是冒了巨大的风险了，何况还“留语尽日”，又犯了机事不秘的问题，进一步的引起了司马氏的警觉，数日后就有了成济之事。所以 @范范 在回答中说冗从仆射李昭和黄门从官焦伯两个人里面可能有内鬼这就是错怪他们了，因为司马昭早就有防范了，根本就不可能应召入宫。

说白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能还存在一些对未来的揣测，而曹髦之心才是真正的路人皆知，“望虽见宠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望为什么当个中护军“每不自安”？因为他对曹髦的意图十分清楚，接替司马望的人是谁？贾充。

所以说在所有人都知道曹髦想干什么的情况下，想找机会杀掉司马昭是完全不现实的事，只能寄希望于军事行动殊死一搏。

顺便一提，曹髦就算杀了司马昭其实也没多大用处，他自己本身就是司马氏“废昏立明”的产物，如果司马氏的执政被否认，他自己的合法性也是大打折扣的。要知道齐王曹芳还关在司马氏的老家河内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