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明军怎么才能打赢？ 第1页

先说我个人的结论，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明军要不败，或者说不像历史上的那样遭致全军覆没的惨败，还算比较简单，方法较多。

比如最简单的，朱祁镇别听王振的怂恿，仓猝率军亲征即可直接免此巨祸。

当然，当时大同军全军覆没，总督、总兵俱战死，援兵肯定是要派的，但也不能直接像朱祁镇、王振那样慌忙火急仅带不到十日粮草就直接A上去送死，这两个憨批真的是统帅无能，坑死全军。

直接让张辅、朱勇等人从容地率军出征，增援大同即可，之后无非是在边境拉锯一段时间而已。

如果朱祁镇非要亲征，或者已经都出发了，那只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多派夜不收，做好军事情报工作，避开瓦剌也先的大军，沿城池、堡寨而行，来场武装行军震慑住对方就好了。其实就连朱棣北征蒙古时也都有这样劳而无甚大功的时候。

况且，在正统十四年，明朝能依靠大军武装游行而使得瓦剌退却就已经是胜利了。

这方面需要看朱祁镇和王振行军都犯了哪些大错，有针对性地避开，在明军行军路线一节会详解。

但明军要在战场上打赢瓦剌也先，其实很困难，当时的明军已经不是明初那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了，永乐宣德以后，明军的实战能力下降得极快，无论是边军还是京军，是从上自下的整体堕落腐朽。久疏战阵，武备废弛，军纪不严，这就是正统末年明军的真实写照。而且无论是文臣督抚还是武将勋臣，很多都有严重的畏战心理。

而真打过硬仗的老将，比如张辅，已经老了，这个时候靠边站了，不受朱祁镇信任，发挥不了作用。

如果朱祁镇授权给张辅、朱勇，让其全权负责前方一切战守事宜，不知道能否化腐朽为神奇？

我个人感觉仍旧是希望渺茫，这个时候张辅已经75岁，朱勇也有59岁了！

下面详细分析解说。

一、土木之变前边境的局势以及明朝边军的表现

正统十四年六七月间，瓦剌兵分四路南侵明朝，太师也先率所部大军进攻大同，阿剌知院率部寇宣府，围攻赤城堡，王子脱脱卜花率所部及兀良哈进攻辽东，另有一部进犯甘州，边境形势十分危急。

朝廷增兵赶赴前线战场没错，打也肯定是要大打一通的，也先纠集了一批部落，不得到相应的利益是不会轻易退军的，实际上正统十四年也先率军南侵的主要原因就是明蒙双方在朝贡贸易中的矛盾不断激化，即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

战争是必然的，只不过绝不是像朱祁镇和王振这两个憨批这样仓促上阵去打。

正统十四年秋七月己卯（七月初一日），守备偏头关都指挥使杜忠奏：瓦剌虏寇欲来犯边，其势甚众。
上命兵部即移文山西都司，令将偏头关下班官军催促，限七月以里到关防守，仍令忠将两班官军如法操练备贼。
先是正统初，瓦剌遣使臣赴京朝贡，朝廷亦遣使送至瓦剌，因留至明年，仍与虏使同来，岁以为常。然虏使贪婪无厌，稍不足其欲，輙构衅生隙，虏酋索中国财物，岁有所增，又索其贵重无有者，朝廷但据有者与之，而我所遣使阿媚，虏酋索无不许，既而所得仅十之四五，虏酋以是衔恚。初遣使不满百人，十三年增至三千余人，又虚益其数以冒支廪饩，会同馆官勘实数以闻，礼部验口给赏，其虚报者皆不与。使回，虏酋愈怒，遂拘留我使，胁诱群胡大举入寇。

瓦剌摆明了就是不断地向中国索取财物，而且胃口越来越大，而明廷越来越负担不起，根本就不想给。于是瓦剌找了个借口，扣留了明朝使者，又裹挟蒙古诸部，率大军大举入侵，没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伙人肯定是不罢休的。

而这个时候，明朝九边边境粮草、军马俱不足，武备不修，将领苟安，将士多不堪战，也难以长期抵抗：

户部奏：大同、宣府缺少草料，草已行民间及各边堡采刈秋青草相兼支用，料豆宜行山西布政司及顺天、保定等七府夏麦秋粮原定口外交纳者悉令抵斗收豆，赴大同、宣府等处交纳。又永平、山海诸仓亦缺粮料，请将各处解到折粮银二万两送彼籴用。
户部奏：口外添调军马用度不敷，其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县负欠折粮银布虽经赦宥，其已徵在官者，俱宜严为程限，催促解纳，以备各边籴买粮料支用。

至七月中，也先等诸路大军已抵达九边，西起甘肃、大同、宣府，东至辽东，边境各城池先后受到围困和攻击，明军对此准备严重不足，有些地方的军营甚至严重缺水缺粮，在这种情况下，大同方面的守将仓猝迎战，皆大败，伤亡惨重。

己丑（七月十一日），是日，虏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浩迎战，败死。脱脱卜花王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别遣人寇甘州，诸守将凭城拒守。报至，遂议亲征。

为什么我之前说明军想要在战场打赢瓦剌也先很困难呢？

看明军在应对瓦剌南侵的四路兵马的表现就知道了。

1、先看瓦剌太师也先亲自率军进攻的大同方面：

是日（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与虏寇战于阳和后口，时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全军覆败，瑛、冕俱死，敬伏草中得免，亨奔还大同城。
宋瑛，凤阳定远人，西宁侯晟之子，尚咸宁公主，授驸马都尉，洪熙元年袭爵，授诰券，食禄一千一百石，子孙世袭，历掌左军、前军都督府事。至是殁于阵，追封郓国公，谥忠顺，子杰袭爵。
朱冕，山东沂州人，洪熙元年袭父荣爵为武进伯，掌左军都督府事，操练在京神机营军马，正统四年，奉敕充总兵官，佩征西将军印，镇守大同，善抚恤士卒，至是殁于阵，谥忠悫，子瑛嗣。

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统帅的大同军队为监军太监郭敬所制，出城应战导致全军覆没，两位高级将领也战死。而郭敬保命的本事倒是不错，一看情况不对，竟然悄悄躲在草丛里得以幸免，另外，日后在英宗复辟中出力甚多的投机分子石亨也逃回了大同城中。

刚开战不久，就战死了一侯一伯，以及一个参将，大同方面的军队估计也几乎损失殆尽，形势十分危急。

2、进攻宣府方面的是阿剌知院

癸巳（七月十五日），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

宣府总兵杨洪，在当时是声名赫赫的老将，在边还是以敢战、善战闻名于漠南漠北的大将，但此时仍旧只能是苦苦支撑，面对危局一筹莫展，其马营更是已被达贼围困三日，军中已经断水。

但杨洪已经是表现最好的了，实际上，宣府方面军，除了老将杨洪坚守以外，大多闻风而逃。

看八月二十八日，总督独石等处备御右少监陈公说过阿刺知院从独石、马营来，还伤了几处小边城：

乙亥（八月二十八日），总督独石等处备御右少监陈公等言：
达贼万余围龙门城，云是阿剌知院遣我等来讲和，因系书于矢射入城内。臣等答言可，说与阿剌知院，尔是好人，素向我朝廷，我皇帝厚加赏赉，未曾相负，今柰何兴兵留驾，毒害生灵？
贼点头，然臣等所言而去，少顷又来，言：“我阿剌知院说我是个大头目，已年老了，如何留一个恶名，我与你讲和了罢，我亦曾劝也先太师来。不听我说，可将所射书奏尔朝廷，我亦回禀也先太师，须仍旧往来和好。”
贼又言：“王子（指的是脱脱卜花）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我却不是了。”

那么是哪几处呢？看大同巡抚罗亨信在九月的奏报：

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寅（九月初一日），朔，巡抚大同宣府副都御史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瑄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傚，乞正其罪，以为边将不忠之戒。

说的大概就是赤城堡、雕鹗堡的守将在七月时就弃城而逃，以致怀来、永宁等卫的守将也闻风而逃，大有全线溃败瓦解之势。

在土木事变之后不久，当时官员对此就有过奏报和评议。

镇守居庸关都指挥金事孙斌就上奏了怀来、隆庆、龙门卫等处边将带着家小弃城逃跑的事情：

正统十四年八月丁卯（八月二十日），镇守居庸关都指挥佥事孙斌奏：守备怀来署都指挥佥事康能及怀来、隆庆、龙门卫指挥千百户易谦等各领军余挈家弃城来本关避贼，请治其罪。
王令谕责能等宥其死罪，就领军在居庸关协斌守备。

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曾上奏：

壬申（八月二十五日），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瑄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四处备御，即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
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劄，为京师声援。

实际上，对于杨俊等人弃独石，于谦和叶盛都有评议。

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等奏：“......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之，虽不救土木之危，以解君父之难，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接大同等处之声势，今宣府、居庸兵将俱无是弃之也......”
叶盛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

这样看来，上述孙斌、孙安奏议中提到杨洪令守备独石、马营诸将驻扎居庸关外，防御也先，只是为杨俊南逃的既成事实寻找借口罢了。反正已经逃回来了，正是缺人之际，只好让这些人继续就地防守。

最靠近京畿的宣府方面明朝守将闻风而逃，弃城不顾，军事防守竟如此不堪一击。蒙古军长驱南下，逼近居庸关。

3、率军进犯辽东的脱脱卜花王子

当时负责辽东方面军务的是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和总兵官曹义，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

1、今七月二十日,达达也先兵马夜入长城。广宁总兵官不知贼入，出校场散银于军士。也先兵马直来，总兵官与军士奔入城内,闭门自守。也先兵马围城三重，虏军卒一千，马八千匹。
2、达达围广宁，三日不拔，解围退屯于十里之地。
初，达达来毁广宁等处长墙四十余里，守埠者走报监军总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报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备。达达果突入，掳人畜不可胜计。达达执高丽及女真人，则曰“汝等本皆予种也”，使辫发，令效其衣冠。若执汉人，皆割鼻耳。
3、广宁、辽东站间站路，皆为达达所掠，杀虏人畜数万。时未知达达去处。

脱脱卜花率东路军来犯的消息传来，总兵官等不但不相信，甚至将送消息的人杖刑囚禁。等到瓦剌军突然来袭，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总兵官曹义竟措手不及，只得入城自保。任由虏寇掳掠人畜，致使明军及当地汉、少百姓皆伤亡惨重。

好在脱脱卜花对辽东的侵犯只是为了牵制明朝兵力，并非主力。九月下旬，明朝的一位俘虏逃归报告称“脱脱不花王领一万达子去劫广宁既回野猪口旧营，又往西南，欲与也先及阿刺知院约来攻北京。”很明显，瓦刺进攻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辽东，很快就回军增援也先与阿刺知院。

4、甘肃方面

先是虏寇陕西镇夷，总兵官宁远伯任礼、太监刘永诚遣左参将都督王喜、奉御阮和、福保、都指挥马驯、谷聪、蓝成、王祥等击之。喜违礼节制，败于临水堡西，和、聪俱死，镇守肃州卫都指挥胡麒来援，亦死，于是礼等益兵属，右参将都指挥刘震等于两山口截杀虏，方渡河，猝遇之，指挥阎震战死，刘震惧收军，虏追之，震急，趋墩匿焉。援兵至，震得脱，人畜为虏所杀掠者万余。
诏杖喜一百，谪戍甘肃，保、祥等俱记罪，震置不问。
巡按御史刘文言：礼、永诚等既知喜败，逗遛不援，震怯懦，其罪同，请俱治之。
诏宥礼、永诚，罪震，责死状，还职。

陕西镇夷，指镇夷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十年析甘州卫置镇夷守御千户所于张掖河北，建文二年废，永乐元年复置，天顺八年自所西北徙治张掖河南。

甘肃明军也遭到了大败，奉御阮和、都指挥谷聪、指挥阎震战死。

从甘肃方面的表现来看，也实在是捉急，左参将王喜不听总兵官节制，军令不严。右参将刘震奉命截杀，反倒中了埋伏。

从以上四路瓦剌军进攻明朝时明军的表现来看，此时的明朝军队已经是极其腐败和怯懦了，军纪败坏，将领缺乏战阵经验，这样的军队有多大的可能在野战中打败瓦剌军队呢？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名鼎鼎的权阉、司礼监太监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亲征救援宣府、大同，谁劝都不好使：

壬辰（七月十四日），吏部尚书王直率廷臣合章奏曰：
臣闻边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备严固而已。圣朝备边最为严谨，谋臣猛将坚甲利兵随处充满，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丑虏无知，忽肆猖獗，违天悖理，自取败亡。陛下慎固封守，益以良将，增以劲兵，加之以赏赐，申之以号令，俾审度事势，坚壁清野，按兵蓄锐以待之，彼前不得战，退无所掠，人困马乏，神怒众怨。陛下得天之助，将士用命，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
况秋暑尚盛，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涩，人畜之用，实有未充。又车驾既出，四方若有急务奏报，岂能即达？其他利害难保必无。且兵凶器，战危事，古之圣人敬慎而不敢忽，今以天子至尊而躬履险地，臣等至愚，以为不可。惟在端居穆清，坐运神筭，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则人人尽力，成功不难。
伏惟陛下实宗庙社稷之主，万邦黎庶之所依归，诚不可不自重也。愿留意三思，俯察舆情。
上曰：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

以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官员合章劝谏朱祁镇不要“以天子至尊而躬履险地”，这个劝谏当然没错，朱祁镇幼年即位，并无任何战阵经验，跟他的老子朱瞻基、太爷爷朱棣完全不同，亲征除了碍手碍脚没半点用处。

但前面说“圣朝备边最为严谨，谋臣猛将坚甲利兵随处充满”，这就纯粹是给明朝和明军贴金了，事实是明军上下皆严重腐败、怯懦，边军粮草、军马皆不足，军纪不严，连遭惨败，乃至大同方面全军覆没，光大同就战死了一侯一伯一参将，被进攻的其他三路也皆败，现在还说什么谋臣猛将坚甲利兵，谁听了能信？

于是七月十五日，仓促安排了留守和出征的文武官员，十六日王振就带着朱祁镇火速从京师出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朱祁镇、王振基本上是什么都没准备，就敢带着全无斗志、惊惶不定的大军出征，遭此惨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癸巳（七月十五日），上命郕王祁钰居守，驸马都尉焦敬辅之，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镇远侯顾兴祖、泰宁侯陈瀛、恭顺侯吴克忠、驸马都尉石璟、广宁伯刘安、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建平伯高远、永顺伯薛绶、忠勇伯蒋信、左都督梁成、右都督李忠、都督同知王敬、都督佥事陈友安、朵儿只、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棨、通政司右通政龚全安、左参议栾恽、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大理寺右寺丞萧维祯、太仆寺少卿刘容、鸿胪寺掌寺事礼部左侍郎杨善、左寺丞张翔、翰林学士曹鼐等俱扈从。
甲午（七月十六日），车驾发京师，亲征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命下踰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

二、明军的进军路线及土木堡之战

先根据《明英宗实录》记载，罗列明军亲征大军从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的进军路线，可参照下图：

（七月十六日）是夕，车驾次唐家岭。
乙未（七月十七日），车驾次龙虎台，夜一鼓，军中惊。
丙申（七月十八日），上召扈从臣，喻以行军纪律。
丁酉（七月十九日），车驾过居庸关，群臣请驻跸，不允。
戊戌（七月二十日），车驾次榆林站。
己亥（七月二十一日），车驾次怀来城西。
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车驾次雷家站。
辛丑（七月二十三日），车驾至宣府，风雨大至，边报益急，扈从群臣复交章请驻跸，王振怒，俱令略阵。
壬寅（七月二十四日），车驾次鸡鸣山，众皆危惧。上素以诸事付振，至是振益肆其威，成国公朱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管老营，佐野先行，振怒，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释。
钦天监正彭德清劝振曰：虏势如此，不可复前，倘有疏虞，陷天子于草莽。
振怒詈之曰：设若有此，亦天命也。
翰林学士曹鼐劝振曰：臣下命不足惜，惟主上系宗社安危，岂可轻进？
振终不从，时我师前进，虏寇渐退伏塞外。
癸卯（七月二十五日），车驾次万全峪。
甲辰（七月二十六日），车驾次怀安城西。
乙巳（七月二十七日），车驾次天城西。
丙午（七月二十八日），车驾次阳和城南，时伏尸满野，众益寒心。
丁未（七月二十九日），车驾次聚落驿。
正统十四年八月戊申（八月初一日），朔，车驾至大同。
己酉（八月初二日），驻跸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镇守太监郭敬密告振曰：“若行，正中虏计，振始惧。”自出居庸关，连日非风则雨，及临大同，骤雨忽至，人皆惊疑，振遂议旋师。
命广宁伯刘安充总兵官，都督佥事郭登充参将，镇守大同，降失机参将石亨为为事官，俾募兵自效。
庚戌（八月初三日），车驾东还。是夕，次双寨儿，为营方定，有黑云如伞盖，覆营上，四外晴明，须臾，雷电风雨交作，营中惊乱，彻夜不止，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既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
辛亥（八月初四日），车驾次滴滴水。
壬子（八月初五日），车驾次洪州方城。
癸丑（八月初六日），车驾次白登。
甲寅（八月初七日），车驾次怀安城西。升都指挥使孙安为后军都督佥事，仍旧镇守。
乙卯（八月初八日），车驾次万全峪。
丙辰（八月初九日），车驾次阳和北沙岭。
丁巳（八月初十日），车驾次宣府。升镇守宣府都指挥佥事纪广为后军都督佥事，仍充右参将。
戊午（八月十一日），车驾次宣府东南。
己未（八月十二日），车驾次雷家站。
庚申（八月十三日），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
辛酉（八月十四日），车驾次土木。
先是每夕驻跸，必预遣司设监太监吴亮相度地，势至是振以军失利惭恚即止，于土木地高无水掘井二丈余，亦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旁近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

七月十六日晚，到达唐家岭（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南）。十七日，到达龙虎台（今北京市昌平区西龙虎台村），当晚就出了事情，“夜一鼓，军中惊”，可见军中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这个时候身为统帅应该出来鼓舞军心，起码来个神棍胡诌一通振振军心啊，历史上很多这样的故事。

十九日，车驾过居庸关。二十日，过榆林站。二十一日，到达怀来城西。二十二日，到达雷家站（今河北怀来县东）。二十三日，大军到达宣府地界。

到宣府时，风雨大至，前线边报益急，显然又是不祥之兆，军心必然更加不稳，这时扈从文武群臣内心极为忧惧，请求朱祁镇就驻扎在宣府。

如果朱祁镇和王振能听从群臣意见，就于宣府坐镇指挥，一来亲征大军得以心安，二来能够让宣府一带的边军得到兵力增援，防线即能稳固，又岂会有土木之惨败？

可惜王振根本不听，大怒，让群臣出去巡视阵地。

二十四日，大军继续出发，到达鸡鸣山（今河北张家口市东南），众皆危惧，成国公朱勇上章陈述，被迫跪行听命。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跪于草中请还，钦天监正彭德清、翰林学士曹鼎力劝不能轻进，王振一概不听。

据一些野史记载，当时群臣已预感大军将会遭到不测，对王振独断专权强烈不满，甚至有人提议找个人直接杀了王振！比如当时代替吏部侍郎扈从亲征的吏部郎中、后来的内阁首辅大学士李贤的《古穰杂录》：

予不胜其怒,，三五御史约，谓`今天子蒙尘，六军衰气，无不切齿于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摔而碎其首于驾前，数其奸权误国之罪，即遣将领兵诣大同，而驾可回也。'欲谋于英国公，不得间，竟行，人人自危。”

这时，明军的行军动向被瓦剌军队获悉，于是也先率军在塞外埋伏。

二十五日，到达万全峪。二十六日，到达怀安城西。二十七日，到达天城西。二十八日，到达阳和城南。这里伏尸遍野，众军士更加恐慌。二十九日，到达聚落驿。八月初一，大军到达大同。第二天，驻跸大同。

终于到了之前惨败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密告王振诸军惨败的消息，又忽临大雨，人心惶恐，王振这下也怕了，遂商议班师。如果真能从容退军，武装游行一次也还不错，可惜又被王振这货给坑了。

初三日，明军东还。傍晚，驻扎双寨儿。大同副总兵郭登通过曹算、张益向英宗建议，从紫荆关退往京师，可避开虏众，此即图示的南线，远离前线瓦剌伏军，相对安全得多。

这是一条实际可行的回军路线，但从大同到紫荆关要经过蔚州，王振是蔚州人，担心车驾会损害家乡的庄稼，车驾行四十里后，又勒军东向，朝宣府行进。

初四，到达滴滴水。初五日，到达洪州方城。初六，至白登。初七，到达怀安城西。初八，到达万全峪。初九，到达阳和北沙岭。初十日，到达宣府。十一日，到达宣府东南。十二日，到达雷家站。十三日，敌军追来，英宗遣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等拒战,战败。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缓领军四万至鸦儿岭（今河北琢鹿县西北）抗击敌军，中了瓦刺军的埋伏，全军覆没。

八月十三日的鸦儿岭之败，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四万大军中了瓦剌军队的埋伏，全军覆没，朱、薛二人战死。这是土木堡之变的先声，也算是为朱祁镇、王振狠狠地敲响了一记警钟。

十四日，众军扎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日尚未落，离怀来城仅二十余里，随征众臣建议入保怀来，可凭城垣而守以防不测。

但是王振这货以辎重车千余辆未到，不肯进城，明军只好在土木堡扎营，至此，明亲征大军已经步入瓦剌所埋伏好的死地，再也无可救药。

明军人马尚多，水源绝不可断，但在土木堡掘地两丈多深，也没有找到水。距堡十五里有河，但已被瓦刺军占据。

明军绝水终日，人马饥渴，丧失斗志。瓦刺军分道进攻土木堡西北的麻峪口，守口都指挥郭愈拒战一夜，瓦刺军日增。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时杨洪总兵在宣府，或劝洪急以兵冲敌围，驾可突出，竟闭城不出。”

这里有争议，有人认为统领宣府兵的总兵官杨洪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按兵不动，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李贤的《古攘杂录》就曾对此抨击过杨洪，“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及胡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视君父之难略不为急，所存可知矣。”

但据先前杨洪在七月十五日的奏报，“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杨洪所部也很危急，这时候即使出兵，恐怕也救不了亲征大军，反倒把仅剩的有生力量全部葬送了。

于谦就持此议：“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之，虽不救土木之危，以解君父之难，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接大同等处之声势，今宣府、居庸兵将俱无是弃之也......”

八月十五日，正是中秋佳节，也是土木堡明军大败之日。

壬戌（八月十五日），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擡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
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棨、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司少卿淩寿、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瑭、郑瑄、大理寺左寺副马豫、行人司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皆死焉。

大军刚要启行，瓦剌军以骑兵绕营窥伺，于是大军停下防守，瓦刺军见此就假装退却，王振赶紧下令明军移营就水。瓦刺军见明军阵脚动了，突然从四面杀来，明军全军崩溃。两军于土木堡交战的情况，史料大多不详细，《明实录》中仅有这么几句零星的记录，大概是遮丑吧。

内阁首辅李贤当时扈从在军中，其《天顺日录》记载当时的情况稍微详细一点：

......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方秋，禾稼遍野，所过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满野，寇亦开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镇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势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师，大风，至晚雷雨，满营人畜惊惧益甚。又连日雷雨满营，过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殺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
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臺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事于杀，二十于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況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左都御史杨善慨然欲往，上从之。.......至其境，虏将也先密遣人黠慧者由是来迎，且探其意，相见云：「我亦中国人，被虜于此。」因问：「向日土木之围，南朝兵何故脱衣甲而走？」
答曰：「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因四方无虞，只修营寺宇而已，何曾操习？被尔虏兵陡然冲突，如何不走？」

成化朝官员陆容经过土木堡，曾访询当日事情，在《菽园杂记》中亦有记载：

甲午北征，归自宣府，过土墓，尝询问己巳车驾蒙尘事，有老百户云：“初，大军出关，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营建牙。初忽有枭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旧有泉一道，流入浑河，未尝干涩，至此适涸，乃议移营近浑河以就水。敌遥见军马移动，遂群噪而冲至。未及交兵，我师颠顿，莫能为计，相与枕籍于胡马蹴踏之余矣。由是车驾蒙尘，太师英国公、兵部旷尚书等，皆不知所存。”盖北兵临阵，必待我动彼才动，使我师坚壁不移，其败未必如此之速也。

杨铭（铭，原名哈铭，蒙古人。幼从其父杨只为通事。后在瓦剌侍明英宗。英宗获释南归，铭从帝入京，被赐姓杨。）的《正统临戎录》记载朱祁镇自述被俘经过：

间闻圣旨备说：「本年八月内，我领人马到于大同，复回。也先太师等追袭我到宣府，不见人住扎。有伯颜帖木儿来时摆下，着传报马传说：『今遇见大明大帝驾了。』着也先作急领人马前来对敌。有也先当时就领人马，各自分路将官军围困，杀败后在土木扎营。也先领人马直至土木，我差大吉、马亮前去与也先答话讲和。也先差使臣同大吉前来，未到我营，我起营了。差来使臣察毡就将大吉杀了。也先来将我营乱了。我下马，蟠膝面向南坐。有一达子来剥我衣甲，我不服他剥，达子要伤害我。

正统景泰年间的官员李实，曾代表代宗出使瓦剌与也先议和，其所著之《北使录》记载：

十五曰，至土木。也先人马四周，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虏寇大肆杀戮，邀留上驾。

综上所述，明军在土木堡大概是因为被困了两天，又没水喝，人困马乏，军心涣散，人无斗志，最后被也先大军四面冲击，彻底军心大乱，导致全军崩溃，“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明军基本上是一面倒地被屠杀，完全是不战而逃，竟如此不堪一击！

三、明军战败原因

要问明军在土木堡怎么打，那就要分析明军战败的原因了。

首先，不用怀疑，朱祁镇、王振君臣二人昏庸、无能，当为土木堡之败负主要责任。

其次，仅简单地归结于这两个憨批，还是不够全面，需要具体分析。

1、朱祁镇将军事指挥大权放任给毫无军事知识的王振以及明朝军事将领的懦弱无能是明军土木堡惨败的直接原因。

朱祁镇幼年即位，即位之初，张太皇太后主政,“三杨”辅政，政局尚能控制。至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再也没人能管住朱祁镇和王振了。

“荣己先卒，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朱祁镇对王振言听计从，先是麓川用兵，耗费劳资，继而挟帝亲征瓦刺。

此番亲征，扈从官员有兵部尚书邝埜、英国公张辅等重臣，但是他们仅仅只是臣子，如何能违拗代表皇权的朱祁镇和王振？

故而军事大权旁落王振，他们只是一味乞求跪请，更加助长了王振气焰。整个行军受王振节制，从亲征部署到扎营土木堡，明朝措置不当，一片混乱，被动应付。

首先，明亲征大军仓猝出征，准备不足，“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在准备如此不充分的条件下，英宗的亲征就必须是短暂而迅速的。但是战事的进展却不这样，明军一路行进，虽然也派出军队对抗瓦剌，但是明军接连败绩。行军途中，军心涣散，出征两日至龙虎台驻扎，“方一鼓，众军讹相惊乱，皆以为不祥”，士气低落可想而知。

其次，错误的回军路线直接将明军送入敌手。明军行至大同，王振得知了前线诸军惨败的消息，才同意班师，从声势浩大的出征变成狼狈不堪的逃跑，军心更加不稳。在王振的指导下，又错选了回军路线。

当时，返回京师路线有二：

东北向路线，大同一阳和一一宣府一怀来一居庸关一北京；

东南向路线，大同一阳原一一蔚州一紫荆关一易州一北京。

东南路线即为郭登建议明军的回军路线，若沿此路返京，可以避开瓦刺的兵锋，很明显要安全得多，可惜他不是拿主意的人。明军在王振的错误指导下，沿东南向行四十里后，又东向，仍走东北路线，正好迎敌而去。

再次，行军途中，辎重千辆，不仅徒劳兵力，后来还因等待辎重车辆，不顾全军安危，使全军露营于土木堡，贻误南退时机,致使明军陷于瓦刺包围中。

土木堡为居庸关同往宣府、大同等地的重要驿站，地形复杂，群山环绕，驻扎于此，完全不利于军事调动。并且，明军也没有做好军前勘察工作，掘地两丈多深也没有水，犯了兵家之大忌。

2、明朝军事力量日趋薄弱、北方防线不断收缩破坏了明初洪武时期建立起来的内外呼应的防御体系，是土木之变更深沉次的原因。

这个锅就不只是朱祁镇、王振能背得起的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四个皇帝以及四朝主要大臣，一个都跑不了！尤其是朱棣本人，放弃大宁、东胜，实乃是罪魁祸首！

明代边防向来以北方为重。洪武时期，设置九边，派重兵屯守。在长城以北，设立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三个重镇以及兴和等卫所，建立起内外呼应的防御体系。

为了进一步完善北方镇戍制，太祖派诸子驻守边镇，此外，在北部各边镇大力发展军屯。因此，整个洪武时期，北部边防是相当稳固的。

永乐时期，为了结交周围蒙古部落，裁撤、放弃了一些重要边镇，使原来稳固完整的边防防线受到削弱。

永乐元年，成祖将明朝的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地送给兀良哈，旋即“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之保定。调营州五屯卫于顺义、蓟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宁地畀兀良哈”，致使“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后来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

大宁及东胜卫之地一弃，将洪武时期拓展的长城以北的防线内缩，长城边外就只剩下开平卫一个据点，势孤难守。

洪熙、宣德时期，在北部防务上毫无建树，对蒙古多以防御和安抚为主，防线一再南移。不是没有反对意见。

如朔州军士白荣请还东胜、高山等十卫于故地。兴州军士范济亦言：“朔州、大同、开平、宣府、大宁皆藩篱要地，其土可耕，宜遣将帅兵，修城堡，广屯种。”

但这些意见皆被忽视了。

宣德五年，宣宗以大宁、东胜、兴和既弃，开平势孤难守为由，派阳武侯薛禄“帅师筑赤城、雕鹗、云州、独石、团山城堡（今河北独石口、赤城县一带）”，“弃地盖三百里，自是尽失龙岗、梁河之险，边陲斗绝，益骚然矣”。

宣德以后，宣府、大同就成为北方最主要的防敌前哨，稍有疏忽，蒙古军便迅速南下，直逼宣、大,，甚至北京，明朝惨败的厄运也在所难免。

正统末年，王振崛起，朝政腐败，虽有有识大臣提出边防策略，但被权阉阻隔，难以实施。

正统八年，侍讲刘球上言十事，其中一项是：

逸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宜分遣给事、御史阅视京边官军，及时训练，勿使借工各厂，服役私家。公武举之选以求良将，定召募之法以来武勇。广屯田，公盐法，以厚储蓄。庶武备无缺，而外患有防。

刘球可谓是十分有先见之明，几乎已经预见到了瓦剌南侵之患，但他的意见终究没有引起重视。相反，明朝在正统年间处理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政策，也给瓦剌势力扩展提供时机。

明朝对瓦剌以抚为主，放弃了积极的遏制策略，既不援救哈密，又坐视其兼并兀良哈。持续十余年的“麓川之役”，耗费劳资和军力。

在这种情况下，迎战策划周密的瓦剌南侵，难免失败的厄运。即使没有这次土木堡之变，迟早也会有赤城堡之变、雕鹗堡之变。

综上所述，回到我在篇首的结论，明军要避免土木堡之变这样的惨败，方法还是挺多的，只要参考上述失败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避免即可。

但要在战场上打赢瓦剌也先的大军，以明蒙双方当时的局势而言，我个人认为几无可能。

在土木堡之前，明军有几次小规模北伐的，还基本都打赢了。然后，英宗在王振的鼓动下想学习他爹宣宗故事御驾亲征了。

正统年间，云南战事爆发，麓川之役几乎打了十年，最后明军是以盟约的形式结束战争，此战对明朝国力消耗极大。英宗是以小孩即位的，国政由太后和三杨主持，这四人维持了大明局势的相对稳定。而土木堡之前这四人相继过世了。土木堡之变时，英宗即位已经十四年了，但那会他的年纪才20出头，执政经验并不足的，何况领兵作战呢。

综上，在当时的局势下，英宗的御驾亲征就是不明智之举，完全将作战当成儿戏了。

土木堡之变本质是明朝卫所制度衰败，军队战斗力快速下降，高层决策失误的综合结果 。明军野战已经不可能赢了，因为明军在当时的战斗力已经不如瓦剌了，实际上早在土木堡之变前，明军已经多次大败给了瓦剌的部队，土木堡之变是明军与蒙古军队战斗力此消彼长的一次真实写照。明军早就已经不是那批朱元璋朱棣时期能征善战的军队了。朱元璋建立的卫所制度，本质上是古代的屯兵制度的改变。每卫编制约5600人，下设千户长百户长。作为养兵之源，朱元璋圈占很多田地，由卫所的官兵和他们的家人耕种，免租免税，卫所的人家实际上就是军户。战时则从这些军户中抽调壮丁出战。建立卫所制度后，朱元璋说，吾不费一粒米，养百万兵。其实是对的，免租税就是费用。但理想是好的，现实是骨感的。随着卫所军户家庭人口的增加，原圈给的田地就不足养家糊口了，他们生活越来越困难。卫所兵战斗力很快下降，变作耕种为主了，没有时间进行必须的军事训练。在耕种训练作战之余，还要受各级军官的压迫剥削，如为上级征召为军官贵族做义务工。贵族（主要是宗室）侵占卫所的田地，使许多卫所官兵没有了免租了。军户们忍受不了，后来就出现了逃亡人，即卫所的人不愿在卫所而逃跑了。打仗更不愿意了，战力就谈不上了。卫所制度实则崩溃了。明未朝廷被迫建立新的军队制度，在朱元璋永不加税（人头税）的前题下，不加税而征军饷，后来加征的饷比税还多两～三倍，造成民怨很大。朱元璋的卫所制度是失败的，本身这个就是落后的东西，国家没有专业的军队是不行的。可以说明朝军队的退化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明朝军队的孱弱进程，几乎是在朱元璋确立稳定的结构后就立即开始的。因为按照当时就确立的卫所制度，所有士兵几乎都要接受来自朝廷和军官阶层的双重压榨。加上士兵本身就比普通人具有更为沉重的义务和负担，迅速落入赤贫就不难想象。从王朝建立开始，任何人加入军队，就会将自己一生受收到的折磨都遗留给子孙后代。因为个人的职业选择，实际上在参军的那一刻就已经被锁定。因此，除非生老病死或有突出贡献，很难有人通过努力而脱离原有阶层。明军士兵不存在退伍一说，类似的情况其实在工匠、农民身上都有体现，但军人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却是其他阶层都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靠近边界的地方，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大规模军事冲突。所以，明朝军队总给后人以非常怯战的印象.明朝还奉行积极压榨各级官员政策。无论是士大夫出生的高官，还是普通岗位上的小吏，工资都只能维持在温饱水平。但官员就算没有家人要奉养，也必须为自己的私人班子买单。加上各类繁杂的日常公务开支，都需要自掏腰包来填空，自然不可能只靠那点死俸禄度日。因此，制度下贪墨就成为了古代官场上的公开潜规则。这个问题在军队中同样非常严重。军官吃亏 就让手下的士兵来进行补偿.因此各级官员不得不把手伸到能触及的地方。包括军官阶层在内的所有官员，都通过克扣更低级的官吏收入去巴结上级。以此类推，处于机构底部的士兵和小吏便叫苦不迭。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吏队伍扩大与社会的整体通货膨胀，都让这点潜规则收入成为小钱。于是，更新的灰色产业链也就此诞生。军官们经常将士兵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差遣，让他们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也可以用劳务输出的方式，将士兵们派遣给更高级别官员，作为“免费劳动力”使唤。很多士兵都沦为文官家的奴仆既然大部分军人都时刻面临贫困威胁，自然没有心思训练和保养武器。其中又以占据多数的士兵更加凄惨，几乎承受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压力。要这样的军队能有称职的战斗水准，无异于天方夜谭。以至于明朝军队长期需要招募蒙古部落武士或来自西域的流亡者，组成真正精锐。早在土木堡之变发生前生的阳和战役，明军野战能力已经被瓦剌给爆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土木堡之变前发生的阳和之战

明朝瓦剌两军战力差距，在英宗亲征前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在七月一日，大同右参将吴浩领兵出击，在猫儿庄迎战也先，兵败阵亡。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右参将都督石亨各领兵一万出阳和进行防御作战，又大败，宋瑛、朱冕皆战死，石亨败还大同。这几位将领率领的都是大明边军精锐，当时明朝防御的重心是蒙古，大同宣府的边军就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七月十五日那场战役，明军兵力并不少，达到了四万，基本就是大同的主力部队，将领也不弱，宋瑛、井源朱冕、石亨等人要么是将门世家，久经战阵，要么是军界新星，潜力无限。这些将士出击之时，恐怕也是充满自信，想要建功立业。遗憾的是，战场上表现出来的结果，却是全军覆没，只有石亨生还，这个石亨，在半年多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却成为了明军最耀眼的明星，由此可以想见，大同出击的明军战斗力其实不弱，却在也先的打击下惨败，说明什么问题？明军的野战能力实际上已经被崛起的瓦剌反超了。

再看看鹞儿岭之战

英宗大军与瓦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八月十三日。

英宗派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等引兵万人迎战尾追的瓦剌军，结果大败，吴家兄弟阵亡。又派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人马至鹞儿岭与也先交战，结果中伏，全军覆没。这次，英宗派出的同样是明军精锐。吴克忠、吴克勤兄弟是归附明朝的蒙古将领，精通骑射，麾下也以明朝蒙古骑兵为主力，这支军队，成分和战斗力上更接近瓦剌军，结果如何？朱勇是勋戚代表，曾两败蒙古。薛绶也是明朝蒙古将领，骁勇善战，战至弦断矢尽，仍然拿空弓击打敌人，最终被肢解而死。这俩人不会打仗吗，显然不可能，鹞儿岭之战明军有四万多人，也不算少，还是迅速遭遇失败，与宋瑛、朱冕等何其相似。

瓦剌也先就任太师后，蒙古汗国权势尽在其手，凭借自己的军事能力，他开始了自己的计划。1446年，也先率大军进攻朵颜三卫，也即兀良哈三卫，当时兀良哈三卫正在与建州女真作战，争夺地盘，背后受到瓦剌进攻，全面崩溃，许多首领被杀，“艰窘至极”，记载中也先“几歼三卫达子”，不得不归附瓦剌。朵颜三卫大名鼎鼎，朱棣靖难时曾为其助力，在也先的打击下几乎灭族，可见其战斗力。随后也先挥师扫荡建州女真，尽收其民，兵锋直抵黑龙江与野人女真相持。除了用武力征服辽东，也先又通过联姻、拉拢等手段收服了西北诸卫，最大的哈密卫首先归附，其他诸卫也纷纷投靠。这样，仅仅过了两年，到了1448年时，也先实际掌握的蒙古汗国已经控制了东起女真，西达哈密及其以西的裕勒都斯河流域，北抵叶尼塞河上游，南临长城的广袤地区，史称“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从战斗力上看，就算明军也有不少能征惯战之将，对上也先，却还是差了不少，而且明军的卫所兵制在宣德时期已经严重败坏了。

我们可以再通过土木堡明军的兵力分析看明军为什么惨败

北大历史学系李新峰副教授通过分析正统十四年（1449 年，土木之变当年）京畿地区实际在籍兵力，得出明军即使动员所有京畿卫所，也不过只有 25 万在籍官兵的结论，可见「五十万大军」纯属讹传。这与英宗时亲历土木堡之变的兵部右侍郎李贤记述相当吻合，根据他的《天顺目录》，除去朱勇在鹞儿岭（土木堡战役前的一次遭遇战）损失的 5 万兵力，土木堡应只有 20 万明军。但《天顺日录》也存在严重缺陷。李新峰新近的研究表明，明英宗登基之初的京军三大营满额状态下仅有 18 万人左右。李贤的缺陷就在于，他混淆了随征军队的性质和京营军额的前后变化。据《英宗实录》记载，皇帝亲征出发前命赏赐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银钱和驮驴。可见当时只出动了京军三大营随征。又根据《英宗实录》和《平阴武愍王墓志铭》（朱勇的墓志铭）载，朱勇在鹞儿岭损失的兵力应为 4 万人，所以土木堡的明军总兵力不会超过 14 万人。实际上直到土木堡之变后三大营才增兵至 25 万人，李贤的记述多半源自景泰年间的京营档案。这就让明军对瓦剌的优势大打折扣。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更是让这个数字也还得再打折扣。其中记载道：「七月十七日, 皇帝领兵八万亲征，……督杨弘三父子伏兵山间击贼, 擒杀四万余级，但传闻此事，而时未有文移可考。」古代大军出征，为迷惑对手振奋士气，往往极力夸大自身数量。该传闻中称明军「擒杀四万余级」就是一个严重注水的战绩，这意味着「皇帝领兵八万亲征」很可能也是夸大宣传后的产物。

然而，这个「八万」的数字比我们前边估算的明军最大兵力数小了许多，既然是当时官方有意放出的夸大消息，朝鲜传闻的英宗所领兵力应该比 14 万更多才对。而李朝方面打探到这样一个数字，合理的解释恐怕就是：明英宗麾下的兵力连 8 万都不到，为壮声势才故意夸大到 8 万。

一旦接受这个兵力设定，我们再来看明军交锋前的状态就不至于那么疑惑了。目前研究认为也先总兵力有 4 至 5 万人。而《英宗实录》载明蒙交锋前，明军中「众皆危惧」；除了王振外，诸臣都是一片悲观态度，并无人多势众的气象。

特别是明军抵达土木堡当日，人马饥渴，却将南侧河流的控制权拱手让与一支不足 2 万人的蒙古军。次日被包围后，明军更只采取原地防御的策略，甚至不敢主动突围。这些都不是占据兵力优势一方所应有的表现。

所以，明军即使有人数上的优势也不会超出蒙古瓦剌军队太多，在士气低落、疲于应战的情况下自然打不过也先的军队。

但是三大营的满额状态仍有 18 万，明英宗何以连半数的军队都发动不出？事实上，早在明宣宗时期，京营就存在严重的缺编问题。英宗刚继位时「在京七十七卫，官军士校尉总旗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今各营操练仅五万六千，选用不敷况。」即 40 余万兵额的京畿七十七卫，实际仅剩 25 万人；而京营兵力则只剩下 5 万 6 千人，较之 18 万总兵额，尚不足三分之一。其军政腐败程度可见一斑。

至正统十四年土木堡战役爆发前，兵科给事中叶盛在《水东日记》中更记载，全国卫所 320 万兵额，实际只有一半人员在籍。文中还单列了 35 个京卫，情况并无区别。

虽然有观点认为该说过于夸张，但参考正统三年，兵部右侍郎于谦的奏文「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说明在土木之变十一年前，全国卫所的空额问题既达 120 万之多，土木之变时情况越发恶劣并不奇怪。明朝军队空额的原因很多。除了士兵对从军本身的抵触，从基层管理角度讲，各卫军官克扣军饷，收受军人贿赂，私役军人为家仆，可以造成空额；从后勤筹措角度讲，户部在放饷过程中贪污，在供给衣装等军资时侵夺，可以造成空额；从派遣调用角度讲，工部役占士兵营造建筑、替官营作坊劳动等，也可以造成空额。朱元璋在开国时不是没有防范这些腐败问题，他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监督体制来制约腐败。但事实证明，自上而下的监督体制，效果非常有限。以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为例，俺达犯京师，皇帝急命京营出战。然而京营军在籍几十万，实际居然只有五、六万人，「户部支粮则有，兵部调遣则无」、「今之提督武臣……平时则役占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这说明朝廷的监督机构并未发挥其应有作用，甚至这些机构本身也可能在参与腐败。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皇帝竟然一直未能察觉问题。综上，土木堡之变是明朝自身畸形军制导致军队战斗力迅速下降加上统治阶级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综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