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犯人在童年时的悲惨经历也能成为辩护的理由？ 第1页

在刑事辩护里，我们常用一句话，叫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我国采用的是劳动改造制度，而且不像英国，动不动就是有期徒刑上百年，我国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期可能只有十几年。隐含的意思是，我们认为没有罪大恶极到必须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都可以在劳动改造后重新做人。所以判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罪犯消除犯罪冲动，为自己的行为赎罪，然后重新融入社会。那么，如果本身是社会亏待了犯罪嫌疑人，可不可以减刑？

如果不单独讨论幼时有心理阴影这种情况，换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

我最近有个案子，当事人购买了一个有经营资质的药店，换经营主体重新办证时，政策改了，不符合条件，变成了非法经营。

从罪刑法定的角度来讲，明知没办下来证还卖药，是犯罪。但是再分析一层，这是他们主观恶意大所以才这么办的吗？

这对中年夫妇，用尽积蓄还借钱才盘下药店，卖方也确实给了他们一个有资质的店铺，不可能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不继续开，损失怎么办？

在跟检察院法院交涉的过程中，我们选择用政策不稳定性的社会因素来辩护，经过多轮协商，刑期一降再降，到了当事人能够接受的程度。

再来一个例子，某个服刑20年刚释放的当事人，本想自力更生，因为疫情导致小本生意不好做，误入了吸毒贩毒的圈子。跟检察官沟通的时候，我们同样提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助不足，对再犯这一现象不应只追求再次判刑，而应当考虑怎样才能让其融入社会不再犯罪。另外其父年迈，其子苦苦支撑家庭，请求从轻处理。这两个理由其实也并非法定从轻情节，但同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so，在辩护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写在法律里的理由才能为当事人减轻刑期，执法的也都是人，不要忘记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