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成拉丁美洲首个堕胎合法化的国家，如何看待这件事？ 第1页

　　题目中的表述严重失真了。

　　首先，合法化的是“自由堕胎”而不是“堕胎”。除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米尼加这四个国家以外，大多拉美国家都允许“有条件的堕胎”。不同国家/地区的条件不同，如限制怀孕时间，胎儿是否有先天疾病，怀孕是否威胁孕妇健康，是否因为强奸等。在2020年12月30日的法令批准之前，阿根廷已经允许强奸或危害孕妇健康情形下的堕胎。在法令生效之后，也只是允许怀孕14周内的自由堕胎，孕妇意愿仍然不是唯一条件。

　　其次，阿根廷并非首个合法化自由堕胎的拉美国家，乌拉圭、古巴、以及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在阿根廷之前已经批准了自由堕胎。阿根廷只是首个允许自由堕胎的大国，或曰主要国家。

　　在辟谣的同时，一个同样有价值的问题是，题目中的信息失真反映出了哪些刻板印象？

　　想必是，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在女性权利方面非常“落后”。

　　然而这事没这么简单。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拉丁美洲属于女性权利起步早、进展快的地区之一。女性的离婚权、继承权、受教育权、选举权、人身自由权在立法层面的确立普遍较早。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又属于世界当前女性权利相对低下的地区。该地区的家庭暴力问题突出，就业歧视普遍，性别观念保守，女性的性权利和生育权利长期受限。

　　表面上很矛盾，其实这是历史发展的合理结果。以上两个层面的特征，分属两组不同的权利，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两对不同的社会矛盾。

　　一是20世纪上半叶，现代国家与传统宗法组织争夺女性的斗争。在南欧和拉丁美洲，参与斗争的是各个世俗共和国和天主教会。国家抛出离婚权、继承权、选举权等权利，把女性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对传统宗法组织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二是20世纪下半叶以降，女性个人权利和父权制结构之间的斗争。父权制结构是一种权力关系，在制度和观念层面普遍存在，不属于具体的阶层、组织或者人群。性和生育这些个人层面的权利难以得到权力实体的支持，却更容易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

　　整个过程中，天主教扮演了十分微妙的角色。

　　在第一阶段，教会的存在本身推动了世俗国家对女性权利的支持，而女性权利也加速了教会影响力的溃败；在第二阶段，天主教传统继续充当父权制结构的思想武器，遏制了女性权利的发展。

　　接下来，本文将简单介绍20世纪南欧及拉美国家的女性权利发展史。

一、剑与十字架的决裂：一场争夺女性的战争

　　1905年，法国总理埃米尔.孔布颁布《政教分离法》，废除拿破仑在1801年确认的天主教国教地位。这不是共和国政府对教会的宣战，而是一次胜利公告。

　　在过去三十年间，法兰西共和国最大的假想敌是德意志帝国，但实际上攻打最多的目标却是天主教会。1880到90年代，共和国勒令神父离开公立学校，把修女赶出医院，取消随军神父，把主持婚姻等民事权利收归国家。20世纪初，激进共和党人要求关停所有宗教学校，解散所有修会，取消所有补贴，掌控对所有主教的任命权。1904年，巴黎与梵蒂冈断交。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在共和主义者眼中，教会是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法国，也适用于每个追随法国理想的传统天主教国家。作为传统宗法组织的代表，教会控制着大量资源，垄断了文化和教育领域，还广泛参与行政和司法事务，扩张中的现代国家不可避免与之一战。

　　这场战争中，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就是女性。

　　在现代化早期的政教冲突当中，农村女性给了天主教会坚定支持。女性知识水平普遍低下，观念保守，依赖家庭，受惠于天主教会在农村建立的秩序。在19世纪末的法国，“男人去咖啡馆，女人去教堂”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在天主教会眼中，男人受到自由主义的腐蚀，变得乖张懒散；但女人仍然保持着虔诚的信仰，对教会深信不疑。

　　在很多国家，女性对教会的支持都转化成了政治行动。1846年，葡萄牙卡布拉尔侯爵的自由主义改革引发了农村保守力量的不满。一些女人率先骚乱，随后起义开始在农村地区蔓延，导致卡布拉尔侯爵下台，葡国也经历了8个月的内战。在1926年的墨西哥，无神论者卡列斯总统开始执行严苛的反教权法，在农村又引发了一大波反抗浪潮。在这场战争中，许多女人鼓励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参战，自己也积极参与后勤工作。

　　在同天主教会的斗争当中，世俗共和国们察觉到了女性的重要性：如果能解除这个群体对传统秩序的依附，让她们成为现代国家的公民，就会深深动摇教会的根基，同时大大增加国家的力量。作为一种打击传统宗法组织的手段，现代国家开始推行女性权利。

　　1903年，巴特列-奥多涅斯成为乌拉圭总统，开始一连串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改革。乌拉圭的20世纪初也得名“巴特列时代”。打击教权和争取女性支持都是巴特列改革议程的一部分，乌拉圭率先给予女性离婚权，为拉美之首。1917年，乌拉圭颁布法令，授予女性和男性完全平等的选举权，为美洲最早，世界前列。

　　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革命推翻了君主制。新生的共和国还十分虚弱，就迫不及待向教会进攻。11月3日，共和国宣布离婚合法。1931年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也很快宣布赋予女性选举权和离婚权。然而当时这两个国家还非常贫穷落后，这些法律也过于早熟。随着萨拉查和佛朗哥时代的到来，国家宁愿拥抱教会，也不愿接受变革。女性的离婚和选举权都被取缔，直到1970年代才重新生效。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权为了对付教会，不惜引进美国佬的文化入侵，倡导庆祝商业化的母亲节，以削弱农村的圣母崇拜。同时期的巴西也庆祝母亲节，而且在1932年就宣布赋予女性选举权，当时瓦加斯将军正在努力把他的国家推向现代化。

　　在20世纪上半叶，统治者的普遍担忧是拥有选举权的女性会把票投给保守势力，因此在投票女性的年龄、财产和文化水平上多有限制。二战之后，他们发现走向现代化的女性更偏爱进步政党。

　　有趣的是，作为拉美和南欧的“文化导师”，法国在1944年才给予女性选举权——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政府，当时他还没能从纳粹手中收回自己的祖国。

　　到1950年，拉丁美洲和南欧国家普遍在女性的离婚权、选举权、继承权、受教育权、人身自由权上做出了（或做出过）法律承诺，相对北美和欧洲北部国家没有迟滞太多。而且就推进速度来说，许多国家还更加激进。但是，这些法律背后的驱动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对教会的打击，国家需要女性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而不是保守的农村信徒。

　　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后，共和国们似乎就没那么大兴致了。

二、战场由公共领域转向身体：女性争夺自己的斗争

　　1975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地点位于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

　　在那个时期的拉丁美洲，女性权利恰好也是热点问题。

　　发源于美国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参与了1968年的全球性社会运动，有关女性权利和性解放的争论也传播到了拉丁美洲。但是，各国政府和知识界普遍不为所动，还有人怀疑女性主义思想的帝国主义背景，担心它们对本国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另一个敏感点，来自计划生育。

　　1961年，美国发起“争取进步同盟”，希望拉美各国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防止爆发革命。美国人指出，拉丁美洲过快的人口增长会造成负担，不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点得到了拉美专家的同意，多国出台了旨在降低生育率的政策——尽管避孕有违天主教伦理——为了宣传避孕，墨西哥人在电视剧里加入了许多明晃晃的台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以性权利和生育权利为代表的个人权利步入论坛中央，取代了原先离婚、继承、选举等权利的中心地位。而在这些权利面前，社会显得迟疑踌躇许多。

　　这已经不再是共和国和教会的战争了，教会早就被打败了。共和国们反对的是教会支配的婚姻，而非婚姻本身。共和国们无法接受修女，但是小学教师和家庭主妇并无问题。

　　1970年后的拉美女性主义空前活跃，衍生出了大量流派，例如土著女性主义、拉丁裔劳工女性主义、革命女性主义等等；关注的议题也非常广泛，特别是生育自由、就业平等和家庭暴力。但是，理论化组织化的女性主义运动也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今天的女性权利不再是国家和教会的战场，也不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界碑。当女性主义越来越多地进入私人领域，关注特定问题，挑战宏观的权力结构而非特定群体的时候，它的处境也就越来越艰难。

　　起步早而后乏力，立法有余而行动不足，激进和保守总是杂糅在一起。拉丁美洲女性权利问题的这些特征，或许可以归因于，前半程总在打天主教会这根靶子，后半程又打不动父权社会这头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