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资本主义模式与开放经济行不通，应专注于消除贫富差距」，如何看待其表态？ 第1页

马克龙其实说的不是资本主义不行，而是新自由主义不行

社科院以前有说过新自由主义定义：

——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
——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
——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 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马克龙在这三点都吃了不少亏，包括但不限于：

1、经济和政治过度自由化而带来的社会矛盾，继而引发的黄马甲运动已经让马克龙焦头烂额；

2、与美国互联网巨头在互联网主权、税收和市场垄断上的纷争；

3、外交上的强制站队，政治问题决定经济问题等；

可以说，这次达沃斯的讲话，是他内心里真实想法的写照。

一个国家看到了在经济低迷的世界经济环境中，莱茵兰资本主义的坚强的生命力，希望走德国路线，但是我要泼点冷水——想要检查一下文化基因上是否合适。

同样看到了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在经济扩张时期巨大的冲击力，希望走英美路线，但是我也要泼点冷水，恐怕也缺少这样的基因。

英美社会是崇尚冒险和竞争的，相应的为了平衡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的心里压力，英美社会崇尚纵欲和享乐。

比如美国吸毒人口比例占世界第一，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有过吸毒史，其中8%的美国人常年吸食毒品。而英国的吸毒人口比例也是欧盟国家中最高的，5%的英国人是毒品的长期用户。

对麻醉品是英美社会的不可替代日常必需品，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可以说麻醉品是对于英美社会来说是一种刚需。

所以说要想走出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想要考验一下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毒品、犯罪、大量的街头流浪汉、未婚生育、以及突如其来的横死的适应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敢在一个死亡率不低的瘟疫下敢接受群体免疫的原因。

当然可能有人说，可以选择中间路线，听起来挺“中庸”的，但是来说似乎在这个世界上还没看到有太成功的范例，也许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原则就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主义表现出巨大的创新能力，在经济高速发展是能够快速抢占果实，因为抢占了主要果实，在后面的道路就好走多了。

而莱茵兰资本主义精于技术深耕，节约成本上，在经济低迷时有强韧的生命力，因为在低迷时可以抄底，所以在下次经济周期走高时就有了底气。

如果两者都不占，那么可能这种经济就有可能一无是处，过去和现在法国人都试图寻找一种中间路线，印度人也试图寻找这样一种路线，但是目前看起来都不成功。

在欧洲的中世纪，意大利商人为了开拓北方市场，从亚平宁半岛出发穿越了阿尔卑斯山的隘口，行走在欧洲大陆的腹地，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条水流柔缓大河，它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冰雪融水，然后受到好几个高山湖泊的流量调节，一年四季都适合航运——这条河就是莱茵河。

莱茵河又东南向西北流动，意大利商人北去时顺流而下，回程时扬起风帆，常年浸润着北欧大陆的西风就会送他们逆流而上，这样莱茵河就变成了地中海经济圈用来联系欧洲大陆的黄金水道，在这条黄金水道上孕育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资本主义——莱茵兰资本主义和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

莱茵兰资本主义和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是发源于同一条河流的邻居，不过他们风格却迥异的。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莱茵兰资本主义是一种后期的德式资本主义，是一种对领先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追赶。

但是追溯起源，会发现他们两者都是发源于莱茵河，所谓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对荷兰资本主义的一种模仿，而荷兰资本主义发源于莱茵河的河口，他们一面面临北海的辽阔世界，一面扼守莱茵河的黄金水道的入口，这样地理位置不可谓不优越，但是在人类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的时代里，面对大海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处境，这意味着你要么风暴、海潮和盐碱地的困扰。

所以在中世纪晚期以前，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莱茵河中下游地区，才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早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成就自己的金融霸业之前，法兰克福就已经是欧洲银钱业的中心了。

由于土地的贫瘠，所以荷兰人不得不靠海吃海，出海通过捕捞鲱鱼来谋生，并且沿着莱茵河一带贩卖自己的收获。

按照当时富裕的莱茵河中下游地区来看，悲催的河口人无非是贩卖廉价食品的小商贩，他们的产品也是低端的，鲱鱼被称作“穷人的牛排”，只有穷的吃不起牛肉的人才吃鲱鱼。

不过通过出海捕鱼，荷兰人掌握了航海的技巧，当你一面扼守这一条黄金水道的入口，一面又掌握了驾驭广阔大海的技巧，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的好运到来。

荷兰人最熟悉的地方是英国，因为这里也是鲱鱼的主要渔场，在英国人变成竞争者之前，荷兰渔船独霸海疆，他们要经常上岸补充蔬菜和饮水，还有避风、修船和晾晒搜获的鱼类。

在这里他们发现英国的羊毛质量又好，价格又低廉，于是从英国手中购买羊毛，然后运用意大利人带来的毛呢纺织技术，很快就把自己变成欧洲毛纺织工业的新中心。

接着他们发现自己正好处于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航运的中心点上，而地中海地区因为经济发展多年，人口增加和环境的破坏，日益缺少粮食和木材，而这两者正好是波罗的海盛产的，于是他们把波罗的海的粮食和木材运到地中海销售，回程时带回地中海的产品，在北海和波罗的海销售，这样荷兰变成了连接英国和德国，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经济中心，工商业日益繁荣起来。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荷兰人在河口崛起是，他们把自己变成连接北欧经济和地中海经济的中心。

而过去莱茵河水道的作用和它是重叠的，廉价的海运战胜了需要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旧商路，这样导致了莱茵兰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衰落。

随后的三十年战争又让莱茵兰资本主义陷入了第二轮衰落，接着英国人抢过了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把自己变成日不落帝国，来自英国工商业的竞争又让莱茵兰陷入第三轮衰落。

幸运的是，法国出了一个拿破仑，他和英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独霸欧陆的地位采取了“大陆封锁政策”，禁止英国产品在欧洲大陆销售，这让莱茵兰资本主义缓过一口来，没有被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彻底搞死，变成了自己工商业复兴的起始。

如果你在17、18世纪，问一个莱茵兰的企业家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可能会给你唠唠叨叨的讲上一大堆细节的注意事项，不过如果你问一个荷兰或者英国的成功企业家，他们只会回答你两个秘诀，“充足的资本和冒险精神”。

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是诞生在旧的大陆经济体系的边缘，面对未来的大西洋经济的产物，它面对的是辽阔的新世界和丰富的机遇，所以大胆经营，让每个人都把全部的聪明才智用到开拓新的事业上，才是最好的选择。

反过来说，在莱茵兰的历史上，他们面对的始终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的市场，这种环境决定了他们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和注重技术的特点。

当时的人对比曾经对比一个18世纪英国的炼铁工业和德国的炼铁工业，发现英国工厂把会买下旁边的耕地，然后把炼铁的炉渣随意的堆积在上面，而德国却开发出了把炉渣当做烧砖的原材料使用的方法，由于里面富含焦油和金属，所以这种砖比普通的砖还要更结实。

这样德国人不仅将废物利用，降低了炼铁成本，而且节约了耕地，节约了黏土矿，还得到比英国更好的砖。

所以在莱茵兰，人们做事更精细，更注意节约资源，控制好成本，当然这种控制成本不是降低质量，因为市场有限，他们愿意在产品质量上做出提升，以保存自己的老客户的满意度。

一旦这个世界可以开发的边缘世界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一个相对静止的市场里，莱茵兰的资本主义会比盎格鲁萨克逊的资本主义表现出更强劲的竞争力。

就像在19世纪中后期那样，当大量德国廉价货出现在英国市场上，英国议会中产业实力的代表通过了所有德国商品都必须标明“德国制造”的标签，但是很快英国的消费者不仅发现这德国货不仅在价格上比英国货更低廉，而且也并不像英国制造商们宣传的质量低劣，很快“德国制造”这个词就从故意的打压，变成质优价廉的广告。

向海而生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和他的邻居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因为海上经营有着高门槛、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他们不可能像莱茵兰一样从小本经营起家，一代一代的积累财富，扩大经营。

一开始他们就必须玩大的，而且要不怕冒险，在英语里“企业”（Enterprise）这个词，本身就是带有活跃的、冒险精神的意思。

由于门槛高，所以你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才能起步，因为风险高，所以你有一次赔光的可能，为了从头再来，你需要的还是充足的资本。最后你重复这个过程，发现充足的资本比冒险精神更重要。但是你要如何得到充足的资本？

答案一，你掌握了投胎这门技术活，你爹随便给你几个小目标，就可以起步了。

答案二，你运气太好了，在自家田里耕地时挖到一箱黄金。

答案三，你可以去借钱，但是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钱。然后我们就要谈到了信用，这个信用可能包括了你的资产，你的家族和社会关系，但是最后非常重要的还有你个人的诚信和担当的一揽子评估 。

但是如果是在17、18世纪的莱茵兰，你就会发现一个坑爹的悖论，那就这里的文化鄙视背负债务的人，你借钱需要信用，但是如果一旦欠钱人们对你评价就一下子变低了，然后你的信用就会猛烈的缩水，这就让你很难借到更多的钱。

而在荷兰就不一样，大家都在负债经营，没人鄙视负债者，他们互相借钱，互相提供担保，所以在莱茵兰你想借点小钱应应急行，但是如果这里你想要做大生意融资就只能在荷兰。

这就形成了两种资本主义的不同文化，在莱茵兰资本主义里，企业热衷于依靠自己积累资金稳步的经营，而在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人们习惯于以来金融市场进行高杠杆操作，以小博大，空手套白狼。

但是借钱做生意，尤其是借很多钱做生意是有风险的。

就像某公子一样，他爹对他说，分先后给你两次五个亿，如果两次都赔光就回家族企业接班，结果这位公子一下子就搞出二十个亿的债务。

在高风险的生意里，如果你失败了怎么办？

你不仅赔光了自己的财产，还欠下几辈子还不完的债务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欠下几辈子的债没有一个好妈帮你还债怎么办？

其实也挺好办的——大海呀，里面全是水；帆船呀，桅杆高高的，上面还有很多绳子。

不过时间长了，人们也觉得这么发展下去实在太野蛮了，毕竟运气这个东西是来无踪去无影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不会有走到绝路的那一天，于是人们说不如我们制定一点游戏规则吧。

于是就有了破产制度，有了有限责任这样的游戏规则。

历史上有限责任和破产制度可能是最早产生于中世纪的威尼斯，而后在意大利的商业城邦中流行，威尼斯人也是靠航海经商的，这种游戏规则本身就是向海而生的，在同一时期的大陆地区，甚至还在流行父债子偿的习惯——在破产制度中，一个人欠债无法偿还时，以处理完他的全部财产为限额结束清偿义务，并且要适度的保留他维持基本生活的资料，这样就让野蛮的冒险游戏变得有人情味了。不过即便是在意大利生意破产也等同于道德破产，一个人商人只要破产一回，就等同于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而在盎格鲁萨克逊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中，破产不背负道德义务，这纯属是经营行为，结束了游戏的这一局，你能找到筹码还可以参加下一局。

正是因为有了金融市场这个放大器，同时又有了不背负道德背书的破产和有限责任制度来兜底，让一个人在市场上能做的事情和敢做的事情更大也更多。

在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新的领域里，资源也许是无穷无尽的，市场也是空前广阔的。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是节约资源和控制成本，也不是提高质量和技术水平，最重要的一点速度，只要有足够的速度才能抢在竞争对手前面占据这些资源和市场。

所以对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资本家来说，他需要的几个成功的条件：

第一是敏锐的嗅觉，嗅得到新世界和新领域了“钱”的味道。

第二是冒险精神，到新的世界和新的领域里去经营风险是巨大的，如果光嗅得到机遇，没有勇气也没用。

第三是就是获得资本，所以你要具有融资的手段、

第四，打破一些有可能给你的事业制造障碍的人为的阻碍。

比如你发现了西部地区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但是你为了开发它你还需要议会给你特许状，以便赶走那些印第安人和拓荒者。

或者像瓦特和博尔顿的蒸汽机事业一样，最让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发明了新型蒸汽机，而是他们打赢了那么多场专利官司，其实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发明往复式蒸汽机并不是一件太难得事情，而且当时还有大批有才华的工程师在为瓦特工作，只是日后这些人的成就都被记入了老板的名下。

要做到这些，都必须有强有力的社会关系，就像瓦特和博尔顿两位合作伙伴那样。

所以在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中，社会交际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这些交际中你才能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物，才能影响政府、议会、法院的决定，同时这个圈子还是你获得大规模融资的绝佳机遇，同时也是交流各种情报的场所。

所以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社会里，你不能离开社交圈，如果你离开了，你的事业也很快就会一败涂地。在接连不断的宴会、舞会、打猎和马会之外，你还需要研究一些科学、研究一下地理、研究下植物和矿物，看看能从中发现什么的新的生意机会。

所以对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家来说，他必须首先是一个社交好手，一个在舞会上风度翩翩的舞者，一个餐桌边妙语连珠的绅士，同时还的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一个间歇性从业的政治家、一个业余的科学家或者博物学家。

在扮演了这一些列的角色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机会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经营者，因为这个工作太消耗精力了，往往需要一个人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而这样一个角色恰好是，一个莱茵兰资本家需要扮演的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产生民主这么难的原因。

因为处于经济最优越地位的工业家们总是紧密的和自己的企业联系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亲自来参与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

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

第一个问题是接受金钱赞助的政客们良莠不齐，一些人败坏了德国政客的声誉，也间接败坏了民主的声誉，让保守势力有足够的道德高地。

第二个是，接受赞助的德国政党往往以行业为背景，因为一个国家对重工业有利的政策不一定对轻工业也有利，对钢铁工业有利的政策不一定对纺织工业有利，这样德国的政党不仅规模小，而且沦为不同行业的利益代言人。

正是因为内斗和远离政治第一线，所以在德国的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他们的经济地位相等的政治地位，而是德皇和在经济上没落的容克阶级继续把持着政权。

而在英美国家则不存在这种分歧，因为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悬浮于企业之外，他们的统一身份都是股东和投资人。

由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悬浮于企业之外，所以在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中就逐渐催生出职业经理人的制度。

在最早期的盎格鲁萨克逊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是通过裙带或者门客关系产生的，通过股东们的介绍进入企业，他们大部分是精英阶层中的年轻子弟，少部分是由中产阶级出身的秘书、办事员或家庭教师、跟班等。

这些人往往对实际业务了解有限，同时从事经理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这份职业只是他们远大人生中的一个小驿站，他们也许是为了积累一下商业的经验，或者一时手头紧需要点薪水，最终他们的人生理想状态是一个“不靠工资生活的绅士”（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财务自由）。

在早期这种管理大概没有问题，一方面因为早期企业的管理问题往往很简单，所以各种事情的决策往往比较容易，由于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教育，相对于目不识丁的普通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青年即便不懂得业务，管理企业也比一个文盲强。

另一方面，企业的层级非常少，高层经理往往直接和工头和代理对话，不需要一个庞大的企业科层机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因为市场的日益饱和，企业的竞争加剧，为了控制成本管理日益精细，企业管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同时随着企业科层制管理的日益复杂，就需要一个数量可观的企业中层，而精英阶级的青年人是不可能屈尊降贵去接受这种职位的，这样就在日益庞大的企业中形成一个中空地带。

在19世纪中叶随着铁路相撞的事故之后，在当时最复杂庞大的企业——铁路公司内部开始建立起有严格体制的科层制管理机构。

这样就导致了企业官僚队伍的崛起，企业的高层经理往往是由中层逐步根据工作业绩和年功晋升上来的，他们了解企业的业务运作，精通管理，逐渐取代了有过去又裙带和门客关系进入的高层经理们。

即便是经过选拔的企业官僚也不一定在激烈和日益饱和的市场中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分红水平满足股东们的心理期望值。

但是对企业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甚了解的股东们为了提高收益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更换高层经理。

这样企业高层经理们的位置就变得不稳固起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经理们开始竭尽全力的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且给股东们更高的分红。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也许危机意识可以激发出更高的创造力，让他们想到一些更高的点子让企业增加盈利，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必须通过牺牲长期的利益来满足短期的利益需求。

比如在现代英美企业总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削减研发经费，这样企业的盈利水平就会快速提高，但是削减了研发经费，那么企业在未来就无法退出更好的产品，最后就会被市场竞争淘汰，不过作为职业经理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位置能够做多长时间，如果你明年就有可能炒掉，那么谁还关心五年和十年后的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衰败。

这家由爱迪生和特斯拉缔造的企业曾经是世界制造业中最伟大的公司之一，直到在上个世纪80年的迎来了一个叫韦尔奇的掌门人。

这个人通过砍掉各种研发项目节约了大量的经费，然后将这些钱作为红利派发给股东们，让他赢得了董事会的欢心。

在他掌握通用电气的年代里，这家高科技制造业企业在所有的方面的研发经费都大量萎缩，除了燃气轮机——因为这方面的很多经费是作为国防承包商由政府支付的。

不过到了90年代，光靠缩减研发经费已经不足提供新的红利，于是他迅速将企业经营中心从制造业转向金融和房地产，靠着当时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他再次押对宝了。

然后他又将钱投入石油行业，毕竟依靠“家里有矿”的方式赚取比高复杂的制造业更容易。

靠这些方式，韦尔奇维持了常年两位数的股东红利，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CEO。

但是等他的继任者接手的时候，整个企业已经被彻底榨干，不得不靠发行债券来维持股东高分红，同时财务作假来转移债务，维持账面盈利，保持金融市场的信心。

这种方式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年这家公司临近死掉的二十年中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同样波音公司也是这么完蛋的，因为职业经理人为了保持短期的高受益，不得不不断推后新飞机的开发工作，通过不断在一款60多年前的老飞机上打补丁来满足市场需求。

最后，为了进一步提高盈利，连补丁的质量都无法保证，在把这些补丁外包给一个善于创造传奇的国家之后，灾祸终于彻底无法控制了。

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特点决定这种资本主义更善于生存与新世界、新市场或者新的领域里，就像它起源于荷兰，但是不到二百年，中心就转移到英国，然后又转移到美国一样。在今天，荷兰的制造业企业比如飞利浦的经营方式也许更像一个德国企业而不是美国企业，这就是环境决定了游戏规则。

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金融市场在经济中出于中心地位。

如果我们现在来到15世纪的荷兰，会发现一些在当时的世界上非常少见的现象，一个生产商给了另一个贸易商一批毛呢，但是贸易商并没有立即付钱，而是给了给了他一张白条，白条承诺在半年之后付清这笔毛呢的货款，然后他把毛呢装上船，送到海外销售。但是毛呢的生产商需要采购羊毛，不可能等半年时间，于是他在这张白条的背面写了一些字据和声明，然后将它抵给羊毛的供货商。如果在这半年内羊毛商需要用钱的话，还可以接在在这个白条背面写字，然后转让这张白条。这张白条就叫做汇票，后面写的字，就叫做背书。

最后你就发现，这张白条实际上已经在流通中成为了一种货币，也就是说在第一个贸易商把毛呢装上船，并且开出一张汇票开始，那么就等于在经济体中创造出了一种货币，在这个过程中出了开票人的信用之外，没有任何抵押品，在流通过程中，会加入背书者的信用。如果顺利的话，半年之后那么这个贸易商在海外卖掉毛，赚到一大笔钱，付出了这笔款项，然后他会购进更多的毛呢，开出更多的汇票，然后毛呢商会生产更多的毛呢，采购更多的羊毛，最后羊毛商业会从此获利，整个经济体就加速繁荣起来。

假如这个过程发生在其他地方，你想要的毛呢，那么就必须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如果你没有钱需要打白条赊账——抱歉，小本经营概不赊账。

然后贸易商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攒钱来购入商品，这个过程有多长，或许半年或许一年，甚至一年之后，他都必须减少采购的数量，那么这个过程又会限制毛呢的生产数量，进一步影响羊毛的采购数量。

在经济的发展中，金融起到的不是加速器的作用，而是火箭助推器的作用。

在这个经济扩张过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通货的膨胀。只要一个国家的运气够好，手气够顺，那么经济就能够以几何等级的速度进行扩张，当然如果手气不顺就呵呵了。然后在你手气不顺，经济衰退时，又会看到通货的紧缩。

所以很早之前，荷兰人就意识到，商品流通中的“钱”的数量和一个国家中拥有的贵重金属并不等值。

信用和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可以创造出更多的“钱”，这些多出来的钱一方面可以用用在国内来繁荣自己的经济，当然物价会上涨，当时的荷兰是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

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在国外，荷兰商人用汇票收购外国的商品，也就是说你用白条子换来了别人流血流汗才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是说，依靠金融，荷兰人用最低的成本——纸片和签名换取东西——这比贩毒还赚钱。

外国人都知道荷兰人用纸片换东西在耍滑头，但是荷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商，同时也是精品产品的生产商，荷兰人可以提供给你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别人无法给你的，所以你不得不和耍滑头的荷兰人做生意，这就是经济的吸引力在维持他们对外国人征收铸币税的权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荷兰纸片”开始大踏步的攻城略地，不仅限于和荷兰有直接生意往来的地区。

比如你在家乡想做生意，但是苦于缺少融资渠道，所以听说在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借钱方便，于是你就打包去荷兰，在荷兰的窗口你谈好各种条件和利息，对方开始放款，然后你发现领到手的是一张纸片，于是你怯生生的趴在窗口对立面说：“老板，换一种，袁大头不行吗？”对方恶狠狠回了一句，“乡下曲辫子，在荷兰借钱就是这个规矩”。你权衡半天，考虑到在家乡借钱又多难，所以只好接受。

不仅个人会缺钱，而且政府也会缺钱，欧洲各个国家的政府为了进行战争或者给国王修豪华的宫殿，也跑到荷兰借钱，荷兰人给了你一个纸片，然后别人就都相信你变得有钱了，可以买军火，给士兵发饷，购买意大利的大理石和丝绸来装饰你的宫殿。

当然这个过程中你也许需要化整为零，或者偶尔兑换一些硬币，这些过程都有荷兰人金融家为你打理，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的“纸片中的奥秘”，所以最后整个欧洲都离不开在阿姆斯特和安特卫普的金融中心，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为全欧洲甚至远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进行服务的金融中心，这个金融中心每年从纸片中的奥秘生产出来的财富会比和荷兰人正正经经的制造毛呢和经营净出口生意更多。

信用货币根植与商品生产，商品会不断生产也会不断消耗，信用货币只会生产不会消耗，这是否是所有信用货币面值会逐渐增加并通货膨胀的原因（假设印钞机没有恶意滥用）。

商品是慢慢消耗，但是信用可能瞬间崩溃。

比如那个荷兰贸易商运着一船毛呢，结果出海后遇到风暴船沉了，血本无归，到期承兑不了汇票。然后羊毛商把他告上法庭，他宣布破产，房子卖了还不够还款，于是羊毛商就把背书人也告上法庭，结果毛呢商也破产了。这这样两个过去有很高信用的商人就从经济领域消失了。

当然海运的风险是可控的，每年出海的上千条船只有一少部分沉没，所以这种情况不会影响荷兰的总体经济，不过如果发生战争，大批商船被掠夺，那么荷兰经济就会遭遇重创。

不过最危险的是，你的经济没有吸引力，比如英国现在产的毛呢比你的花色更多，价格更便宜，你的毛呢出去亏本了怎么办？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身就是一种信用在不断膨胀之后的自我调整过程，大家都认为修铁路可以赚海量的钱，于是铁路公司拿下政府的许可之后满上信用爆棚，大家猛劲的借钱给他。

然后铁路公司又大量采购铁轨，让钢铁厂也发了。大家看钢铁厂赚钱，认为他的信用也是爆棚的，然和钢铁厂大手笔的借钱扩大生产。

然后铁矿石商业发了，大家认为他的信用也爆棚了，开始借钱扩大采矿规模。

这个过程就是信用的在膨胀，通货也在膨胀，不过最终所有的假设都是在与第一个假设，铁路建好自耦可以赚到大钱。但是等到第一条铁路修好之后，发现并不赚钱，于是铁路公司的信用崩溃了，没钱继续建铁路。接着钢铁厂的信用也崩溃了，因为铁路公司不再采购铁轨；接着铁矿石商的信用也崩溃了，最后整个经济的信用都崩溃了，这就是经济危机。

在你在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可以看到一项或者几项因为十分美好的预期带了的信用膨胀，有时候的铁路，有时候是飞机，有时候是互联网，就像在15世纪荷兰人预期那艘行驶出港湾装满毛呢的船一样。

但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事情是，荷兰的金融霸权被英国人终结了，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也让大英帝国赢得了从世界征收铸币税的权力，

这个神奇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吗？

首先这个过程发生在毛呢生产上。

荷兰的崛起的机缘在于鲱鱼的捕捞，但是真正的崛起的根基在于毛纺织业，他们利用从英国采购的优质羊毛，结合从意大利学习的先进纺织技术，把自己变成了欧洲纺织业的中心，然后把制成的毛呢通过海运或者河运在欧洲各地销售，赚入大笔金钱。

但是对面的英国政府看了羡慕不已，心想我们国家盛产羊毛，要是可以建立像荷兰一样的毛纺织工业，那么国家就很快可以富裕起来。

但是荷兰毛纺织工业的水平在哪摆着呢，毫无经验的英国人应该怎样赶超？

于是英国想到了一种办法，那就是贸易保护和举国体制。

英国先把国门一关，对输入的荷兰毛呢征收重税，这样就给国内的处于婴幼儿期的毛呢生产商赢得了一个受到保护的市场，在这个温暖的育婴房里，让他们无风险的成长。

为了让这些孩子成长的更快，还需要加强营养。

所以英国对羊毛出口大笔的征税，这样英国羊毛输入到荷兰的价格增加了，相对的数量也减少了，提高了荷兰毛纺织业的原料成本。

由于出口减少，国内羊毛增多，所以羊毛出口税，同时也降低了国内毛呢商的采购成本。

随着毛纺织业的起步，羊毛需求增加，英国议会开始推广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改建牧场来饲养绵羊。

这样进一步扩大了羊毛供应量，让英国的羊毛价格不会因为毛纺织业的发展而上涨，同时失去土地的农民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因为有了更廉价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所以英国毛呢开始凭借低价竞争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荷兰毛呢业应对的措施叫做技术升级，荷兰人虽然原料和劳动力都更贵，但是他们不断的改进纺织技术，生产出质地和花色都更漂亮的毛呢和廉价的英国货对抗。

英国虽然已经是欧洲最大毛呢出口国，但是荷兰的毛呢业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活的很滋润，就像现在中国是最大的手机生产国，不过手机业真正的利润都让苹果和三星赚走了一样。

不过英国人也知道引进技术的重要性，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吸引荷兰的工匠们定居到英国，这样就可以不断学习和改进自己的技术。

所以每当荷兰毛纺织的技术升级，若干年之后英国毛呢业也会逐渐赶上来，但是这个时候荷兰人又已经发展出新的技术，从一段时间上看，这个市场分配模式还是让人满意的，英国人占据低端，荷兰人占据高端，英国人赚辛苦钱，荷兰人赚技术钱。

但是技术追赶这个过程会随着英国毛纺织工业的不断成熟，而越来越快，最后终于有一天会出现英国人的毛呢无论从质量还是价格上都已经压倒了了荷兰人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荷兰的毛呢业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荷兰的毛纺织业衰落了，工厂主关闭了工厂，把所有的钱投入金融领域，继续赚钱。

纺织工人们只好另找工作，索性荷兰的航运业很发达，可以在码头上混口饭吃还不难。

但是航运业的好景也不长。英国出台了《航海条例》，规定所有到英国做生意的船只都必须使用英国船只，这下惹毛了荷兰人，你已经毁灭了我们的毛呢业还要毁灭我们的航运业吗？

君不闻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那么就只有打了。

不过打起来荷兰人发现了一个很坑的问题，那就是荷兰这边的海岸线原来都是沼泽地，所以港口不够深。

当时的海战以大量火炮对轰为主，炮的铸造技术都是半斤八两，所以谁的船上可以装更多的火炮就更有优势。

不过火炮是铸铁的很沉，装多了就船吃水就深，英国那边自然没问题，不过荷兰这边军舰就进不了港口了。所以英国军舰船大炮多火力猛，荷兰人在海战中没有什么优势，三次英荷战争中，荷兰人只打过一次大海战的胜利，还是在人家泰晤士河口里打的。

不过最危险的事情是，荷兰是一个大陆国家，他们如果要和英国对抗，就要建立一支烧钱的海军，但是在陆地上还有野心勃勃的法国正在崛起。

当法国的太阳王开始释放自己的“热力”时，荷兰人就发现自己腹背受敌，不仅要维持海军，还有豢养陆军，所以荷兰人不可能长期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最终只能接受英国的《航海条例》，漠视英国人一步步的蚕食自己的航运业。

于是荷兰人的航运业也败了，船主们把船卖了，码头关了，将所有的钱也都投入金融业继续赚钱，至于那些码头工人和船员们怎么办，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

荷兰人的全球霸权地位得来太侥幸了，以至于在他们向自己的巅峰攀爬时用不着使用太多的战争手段，这和后来的英国靠一场场殊死搏斗走向日不落帝国的过程不可以同日而语。

在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中，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军事实力和金融霸权是三位一体。

如果三者之间缺少任何一项，后果都会很严重，不过最不能缺少的就是武装力量。

有了军队，你可以踢开别的国家的国门，和他们自由贸易，这样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商品销路，还可以防止别国采取举国手段来偷偷打造自己的产业竞争力。

有了军队，你可以保障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利益不被别国侵犯。

有了军队，你可征服市场和原料产地，并且采取贸易政策来剥削它们，就像17到19世纪的欧洲列强一样。

甚至有了军队，你可以暂时性的弥补经济上的缺乏吸引力，就像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经历那样，当美国逐渐不能像世界提供最多最好的商品时，他们采取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那就是利用自己军事力量来保护美元的地位，通过给石油富国提供“保护”，换取他们保证国际石油贸易始终用美元结算。

最后军事力量在过去还是一种有效的催收工具，比如在19世纪有的国家拒绝支付国债，那么买了国债的英国有钱人就会到议会申诉，然后议会就会派出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去催收。不过现在这种方式不流行了，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催收组织IMF的工作方式要人道多，只要你愿意草拟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甚至他们还会额外借给你点钱来应急。

所有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一种寡头精英体制，他们操控在一批大大小小的有钱人手中。

这些家族的大小和实力并不相等，但是即便最有实力的家族也不能独断独行的不照顾其他家族的利益。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荷兰人最初总是处于欧洲强权的庇护下，从开始是勃艮第人，然后是哈布斯堡人，最后是西班牙人，尤其是和西班牙人相处的最初20年里，双方颇为默契。

广阔的帝国为尼德兰的商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大帝国让他们的商人获得了在新大陆和远东做生意的经验，西班牙的羊毛弥补了由于英国限制羊毛出口造成的原料涨价让尼德兰的毛呢业复兴，而西班牙驱逐摩尔人的后果是他们必须依赖尼德兰人为自己的帝国金融服务。

当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蜜月期结束时，他们发现要摆脱昔日的宗主国并不困难。

法国人、奥斯曼人、英国人，加上德国造反的诸侯，在背地里使绊子的罗马教廷，西班牙人到处是需要对付的对手。

当他们顺利独立出来的时候，发现英国人在打内战，法国人在闹内乱，德国人在打国际战争，他们只要闷头在自己的沼泽地上发大财就行了。

从1621年荷兰人摆脱西班牙人独立，到1672年英法同时对荷兰宣战的“灾难年”，荷兰人的霸权只维持了50年时间就终结了。

第三次英荷战争后，荷兰人就已经有心无力，只能是苟延残喘。

除了缺少如何称霸的经验之外，荷兰人的组织形式也不利于他们使用武力对外行动。

就像有一段时间在在网上误传的荷兰国家改名一样，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荷兰国家的正式名字是叫尼德兰，而荷兰只是尼德兰的一个省而已，不过这个省在鼎盛时期拥有全部对外贸易的八成以上，所以世界各地和他们做生意的人都知道荷兰的名号而不知道尼德兰。

最初的荷兰是由七个省组成的联邦，不过这个联邦没有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叫联邦议事会的组织。

这个议事会也没有议长和主席之类的东西，不过因为荷兰省上交的年费占联邦费用的一半，所以其他六省的代表都害怕这个省的代表。

如果荷兰的代表们说西，其他六省的代表说东，然后荷兰的代表一拍桌子，说明年的年费不交了，其他六省的代表赶紧说西西西。

所以说只要能够荷兰的代表统一意见，在联合省就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不过要想统一荷兰人自己的意见也是很难的事情。

在荷兰省内的各个城市也各自为政，其中一些城市之间还互相因为商业竞争而互相嫉妒。

比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议事会。

省里开会时，各个城市可以派出很多代表参加，不过投票是按照城市进行的，每个城市只有一票，最后贵族们集体拥有一票。

大体上说，荷兰的政治是由联邦、省、城市三级议事会组成的。

翻开荷兰的政治组织架构，你会发现里面到处是议事会、理事会、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你几乎就看不到一个正常的组织形式，似乎所有事情都需要组织人凑成一堆才能做出决定，所以的它的行政效率可想而知。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必须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协调这些利益纷争。

比如像是美国的政府中虽然经过了现代化的设计，但是还是时不时就冒出这样或那样的委员会之类的东西。

当然荷兰还有一个奥兰治家族作为执政。

不过并不存在七省联邦的执政，而是各省的执政，奥兰治家族需要得到各省的议会的授权才能取得执政这个头衔，类似于佩戴六国相印的苏秦，除了少数处于外敌入侵的时候，奥兰治家族很少取得全部的执政头衔，尤其是最大的荷兰省，在独立后不久就立法取消了执政这个职位。

执政这个词看起来很威风，但是各省的内政问题大部分都被议事会控制着，所以执政只能管管军队。

海军被沿海的商业省自己抓在手里，甚至来说，省内的海军也互不统属，阿姆斯特丹的海军管理不了鹿特丹的海军。

所以执政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陆军，而且这支陆军也因为经费的有限而非常渺小。

打个比方说，奥兰治家族作为荷兰执政就好像名义上叫CEO，实际干的是保安队长的工作。

不过幸运的是，奥兰治家族统治着七省联合中的弗里斯兰省，并且拥有仅次于荷兰的第二大商业省泽兰省议事会的七张选票中的一张选票。

这张选票本来是属于省内所有贵族集体拥有的，不过这个省的贵族不是在战争中绝嗣了，就是投靠西班牙人了，所以奥兰治家族可以独占这个投票权，所以没有人可以无视奥兰治家族在联合省的影响力。

由于各省的议会对于陆军建设非常吝啬，所以这支军队的数量也非常有限，士兵大多数是从德国和苏格兰招募来的，军官大多数是破产和半破产状态的贵族。

这也是所有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对陆军不友好，努力限制陆军的规模，因为陆军往往是孕育出政变和独裁的温床。

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和莱茵兰资本主义国家商业模式来看。

在19世纪晚期，英美德三国的大型企业中就形成三种不同的商业模式。

美国的模式是向单一的国内市场大批量的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开发国际市场往往要伴随美国政府、军队和商业资本对其他国家的系统化改造，所以美国商业的扩张必须伴随强大的文化扩张，彻底改造当地人的消费习惯，让他们“美国化”，相信美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其中也包括美国货。

在美国的生产线上，工作被很细密分为很多步骤，这样一个工人只要掌握很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进行生产，这样培训一个员工只要若干小时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一个美国企业来说，员工张三和社会上待业的李四没有什么区别，在经济低谷时期保留他们就是无用的负担。

通常在经济危机时，英美企业会毫不留情的进行裁员，

英国的模式是在英国本土设立一个非生产性质的总公司，这个总公司的主要功能是财务性质的，它为自己的分公司和子公司提供资本支持，或者回收资本发给股东。

主要的生产活动都是由互相独立的子公司和分公司来进行的，它们像不同的市场提供不同的产品，总公司根据它们的业绩和成长潜力决定是否追加资本或者缩减和结束业务以回收资本。

因为这些生产性的子公司和分公司互相独立运作，所以如果产业链可行，它们总是应该设在更贴近目标市场的地点就近生产，这样就进一步加速了英国产业的空心化，在不管是做金融的还是做企业的，最后看起来都是做金融的。

德国的生产模式是在德国国内在同样的生产线上为不同的目标市场生产不同的产品，这样他们不仅可以满足国内市场，还可以向东欧、俄国、拉美、中东和中国等不同的市场供货。

在一个德国的生产线上，产品在一个工作站上停留的时间往往比美国生产线更长。

生产同样的一种类型的产品，美国可能会分为一百个工作站，而德国可能只有二十个工作站。

除了产量的不同之外，很大的问题是，生产不同产品有细节差异，在不同工序的时间有差异，工作站设计的越细密，那么可以调节的弹性就越小，为了在一条生产线上产出不同的产品，所以德国生产线必须比同类的美国生产线更短。

如果产品在一个工作站只停留几分钟，那么工人就只要掌握几分钟的内的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停留半个小时，工人就需要记住更多的工序。

美国生产线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同时，德国生产线需在不同时间生产不同的产品，那么工人就需要记住不同产品的工作内容，同时还要知道如何转换设备上的附件，这样德国工人就必须拥有良好的机械知识。

这一切的差异，就决定了德国工人必须比美国工人有更高的技能，当然这些技能不会是天生的，他需要培训，而培训是需要成本的。

所以除非是可以预计，经济危机会像1929年那样持续若干年，不然德国企业贸然裁员是不经济的。

生产体制的差异，也造成了雇佣关系的差异，德日企业拥有更稳定的雇佣关系，通常在经济危机时，德日企业往往会采取缩短工时和带薪培训的方式来维系雇佣关系。

德日企业的这种模式并不是完全因为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对员工的培训上以及付出大量的代价，有经验和技术的员工本身就是巨大的资产。

他们如果可以在经济低谷是保留雇佣关系，那么在经济再次进入繁荣时，他们就不需要为新招募的员工而支付新的培训成本了。

1825年5月19日，65岁的圣西门在巴黎一个小公寓里逝世，在两天前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初版问世。

马克思批评他说（马克思把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称作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代表），这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里圣西门总算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了，在过去他一直为实业家和银行家歌功颂德。

圣西门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最贴近实际并指导了各国的经济政策的人，虽然这个部分属于经济理论而不是社会主义理论。

可以说圣西门主义指明了莱茵兰资本主义后期工业国追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英国工业化步伐的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政府、企业、银行三者之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是要建立起一套，政府、企业和银行间紧密结合的制度，同时制定一套宏观的经济发展计划。

第一，提出了实业制度，及社会的一切要以实业为根基和道德判断的标准，通过扩大生产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至于怎么扩大生产，圣西门批评了英国式的自由竞争，认为社会生产应该更有组织和计划。

主张一方面必须建立大量的铁路、运河、港口的等基础设施，以及众多的大型工业企业，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出台政策为这些项目提供必要的担保。

主张要发行面额足够小的股票和债券像公众融资，因为有了政府的担保，再加上面额足够小，所以公众也愿意购买这些股票和债券。这个正好和英国相反，在英国政府通常不对经济实体提供担保，而且股票和债券的面值很大，仅仅在有钱人之间流通。

普鲁士政府就是接受了这方面的建议，由政府对铁路债券提供兜底担保，迅速的让铁路的建设筹集到大量的资本，加速了德国铁路的建设，后来拿破仑三世的政府也采用了这个的方法。

第二，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银行，这种银行要服务于实业，一方面吸纳普通百姓的存款，另一方面它为实业提供贷款，购买和承销他们的股票和债券，甚至可以作为发起人引导投资建立一个新的工程或者企业。

在1952年，圣西门的再传弟子佩雷尔兄弟建立第一家圣西门设想中的直接服务于实业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这家银行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些列实业银行的先驱者，这些银行有力的推动法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成为日后德国综合银行和日本兴业劝业银行的范本。

政府、企业、银行三者紧密结合的方式产生的后果除了可以集中力量快速发展之外，也形成了复杂的财团制度。

有时候这些财团是以一家大型综合银行为中心，有时候是以大型企业为中心。

以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例，大型综合银行为中心包括德意志银行财团、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商业银行财团等，大型企业为中心包括克虏伯、法本、蒂森等。

这些财团内部在企业和企业之间，银行和企业之间，银行和银行之间形成复杂的控股关系，他们之间支持，互相拆借资本时不在意风险和盈利，所以可以迅速集中起大量的资本进行运作。

从好处来说，这种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定长远的计划，坏处是容易形成垄断，让财团之外的较小的竞争者无法立足。

同样在后来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二战后的韩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不过在德国财团主要的控股人之间互相是生意伙伴关系，而在东亚往往这些主要控股人之间往往存在血缘关系，或者是义父义子的关系，所以有财阀的称呼。

法国创建当年的第一家综合银行的佩雷尔兄弟后来投身于房地产领域，这个领域是被他们的老师圣西门所反对，因为在这个领域的资金流动周期非常长，在地产领域的大量投资会让法国损耗发展制造业的资本。

但是法国人的似乎更喜欢做房东和债主，以便把自己的时间从繁忙的管理企业中解脱出来，从事更浪漫的生活——比如爱情和艺术。

法国人从国家资本主义出发，走向了高利贷资本主义。

韩国从国家主义出发，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

从国家资本主义出发，有人梦想可以走向莱茵兰模式过程中，尤其不能忽略了文化基因这个问题。

参考文章：

原作者：淼水有鲸，原出处：天涯论坛，原链接：元首的逻辑--二战时希特勒的决策历程(第28页)_煮酒论史_论坛_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