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由托洛茨基领导伟大卫国战争，战争形势会如何演进？ 第1页

我非常不认可 @千叶真名 的回答：

我也希望通过对他这篇回答的批评，来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千叶先生批判朱加什维利的“联国社反社民”：

然而毫无疑问，台尔曼主义者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对希特拉主义者的斗争，他们只是同那些愿意合作的国社主义者进行合作罢了^[1]。同时，他们也没有停止尝试寻求与其他泛左翼的合作，只是这些泛左翼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反KPD立场罢了。“莫斯科派”确实有诸多错误，然而社民党的改良主义者们也并非什么纯洁无瑕、毫无责任的东西^[1]，难道他们在1914年所表现的就比后来的施特拉塞兄弟、尼基斯、沃尔夫海姆等NSDAP左派、民布分子更不民族主义吗？

至于说千叶先生指责“民布主义的膨胀”：

事实上，拉狄克的做法在一开始反倒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不赞许。然而那又如何呢？不久之后，契切林不也和拉特瑙签署了《拉巴洛条约》吗？另外，在这个时候，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运动要么是还很稚嫩，要么就是像意大利那样刚刚得势不久。虽然这个时候墨索里尼已经被意大利国王收买，甘心去做君主制的帮凶，但是在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里面，进步力量和此类叛徒还没有决出胜负。社会主义者帮助那些进步的、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应该站在民族的大多数——广大劳动者一边的民族主义者，对抗那些被剥削者收买，口口声声“民族”却抛弃自己兄弟姐妹的败类，不是很应该的吗？社会主义者不该把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视作洪水猛兽，也不该把民族主义者一棍子打死，这是教条主义作祟。

另外，苏德联合去对抗“昂撒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固然有种族主义之嫌，然而昂撒人难道不残忍吗？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在1923年，英国资本难道不是还在掠夺全世界吗？英帝国主义对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残酷压榨、对这些地区人民的血腥屠杀，难道停止了吗？——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希特拉没有上位，谈论苏德联合显然具有进步意义。

至于说千叶先生指控“朱加什维利帮助了希特拉”：

难道德国的民族主义者里没有“健康的爱国民族解放力量”吗？热情赞颂苏联工业化建设成果、被希特拉投入集中营的尼基斯，丧生于希特拉集中营的沃尔夫海姆，在NSDAP内赞扬苏德联合，被开除后还坚持反希特拉斗争，战后一度试图加入SED的奥托·施特拉塞不论，虽然格雷格·施特拉塞持反马主义立场，但他对苏联敌意不强，也无心于搞希特拉式的灭绝和征服，而且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不比某些“中道”者要强得多吗？

德国的民族主义者里从来不缺乏反对大资本、反对容克、反对军官团，同情乃至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只是希特拉在军队、大财阀支持下把他们消灭了罢了。台尔曼主义的“莫斯科派”对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些人的巨大作用而）不够，而不是太多。另外，外流进希特拉阵营的恰恰不是来自KPD的支持者，而恰恰是那些中间翼政党（如DDP和DVP）的。

至于说“抄袭纲领”，难道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德国还必须遵守《凡尔赛合约》？难道这个德国不准谈民族解放，而只配像DDR那样做莫斯科的小跟班？难道这个德国不会对英法进行战争？恰恰相反，德国与英法必有一战，希特拉的错误从来不是对波兰、英法的战争，而是对苏战争。萨纳奇波兰与陶尔斐斯主义奥地利也并不比希特拉德国进步多少，如果是一个施特拉塞/民布德国重拳砸向奥地利的教权法西斯匪徒、波兰的军政府和法国懦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举双手赞成。更何况，如果苏德结盟，这些国家很可能在英法主导下妄图“先发制人”灭亡德国。

最后千叶先生发表了一番莫名其妙的呓语：

千叶先生的幻想是，只要彻底地把民族主义的“毒素”从社会主义里面排除掉，只要“不与民族主义者达成任何妥协”，他们就会自己死掉！只要不“冲垮中道政治”，魏玛共和国就会活着！这可真是贻笑大方。难道德国的中道政治不是已经被大萧条冲垮了吗？难道兴登堡、巴本、胡根贝格等旧剥削者的头子的支持，不是希特拉粉碎其他政治势力，乃至把自己的内部反对者粉碎掉的最大助力吗？把那些可能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和对英法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的人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就算赢，那可真是赢麻了！搞了半天原来第三国际应该“保证柏林秩序井然”！

反正我可没有千叶先生这样的信心。抛弃了希特拉派的NSDAP，兴登堡和巴本为首的文武老爷们照样还有DNVP可以利用。他们一样可以建立一个威权军政府，甚至恢复霍亨索伦君主制，乃至于走奥地利或西班牙那样的路线。到了那个时候，被第三国际反民族主义宣传所激怒的德国民众，必然会把KPD及其背后的苏联视作敌人，而这样一个德国的统治集团必然又不敢对英法美如何，那么，“祸水东引”毫无疑问就成了最终选项。我不知道托氏与他麾下的那批人水平是否比斯氏那批人强，但毫无疑问，在其他列强袖手旁观甚至直接下场帮助德国的情况下，苏联凶多吉少。

总而言之，斯氏在德国问题上的做法或许有错误，但托氏的做法只会更糟。

在我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团结一切可团结、应该团结的力量”，无论他们是SPD内部愿意合作的派系，还是NSDAP里愿意对苏友好、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的派系，亦或是其他愿意并肩战斗的朴素的民族主义政党和民众。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应当联合起来，同国际、国内资本及其傀儡做广泛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的胜利来建立一个左翼民族主义的“德意志人民国”，这个“德意志人民国”将会同苏联结盟并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从而赢得欧罗巴乃至世界的解放。

我知道，肯定有人要指责我这是“红褐联盟”。然而红褐联盟有什么不好吗？

在现在的“左圈”里，与千叶先生有着类似想法的绝非少数。在他们那里，讥讽、羞辱乃至毁谤民族主义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在他们看来，在社会主义理念中加入哪怕一丁点民族主义都是可耻的；在他们眼里，民族主义一旦萌芽，一定会发展成法西斯主义，为此要把民族主义扼杀在萌芽之中，再温和的民族主义都不能出现；也正因此，他们还觉得因为民族主义诱导出法西斯，所以联合任何一种中间翼甚至右翼派系对抗任何一种民族主义者都全然合理。

然而很可悲，历史并不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走。历史鲜明地证明了，没有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没有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都是虚伪、脆弱、荒谬且不堪一击的。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捍卫社会主义，正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贯彻民族主义。二者从来是密不可分的。

一点有感而发，先写到这里吧，如果有需要继续补充。

参考

1. ^ ^{a b}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8914677/answer/1757563569

大胡子搞的苏德条约苏芬战争或许确实对苏联道义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但到1941年因为纳粹势大，这种影响已经大为减弱了。换成托先知，就冲他要把中东路变成苏联版九一八的做派，怕是等战争进入苏联需要“卫国”的时候已经像昭和日本那样彻底失道寡助了……

托先知原文：

“　　中东路事件使我们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观点，和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与分化；刨根究底的话，可说这些观点与国际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形式主义极左派的最彻底代表是卢松；考虑到卢松一贯的形式主义思考方式，（在本次事件中他占据）这样的立场再自然不过了。一句话，卢松同志是形式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
　　对地理、社会统计学和机器设备等领域，卢松比对阶级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要在行得多；他的文章通常包含丰富信息，但政治上却惊人地一窍不通。卢松喜欢畅想所谓「民族正义」，但对被压迫人民的具体解放斗争态度冷淡。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沙皇政权修建中东路是为了进一步掠夺和侵占远东；他在地图上标出铁路线横贯满州大部的方位；他援引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由于大量中国农民移居满州，汉人已构成后者的人口主体。卢松的总结如下：满州有一条俄国铁路，与此同时，当地还有数条帝国主义拥有和管理的铁路；所有这些洋人把持的铁路在政治属性上有区别吗？没有或说几乎没有。1924年（苏联与张作霖之间）关于中东路的条约是帝国主义条约；列宁（如果还活着的话），大概会把铁路归还中国人，卢松进一步推论道。
　　照上述「卢氏定理」，衡量某地区是否受到帝国主义侵害的标准，全在当地人具有何种民族属性。「如果满州北部住的是俄罗斯人，那么沙俄与苏联的（满州）政策就合理合法，如果住的是中国人，上述政策除了抢掠和压迫，不可能有其它的特征」（Revolution Praletarienne, 1929 年8月1日），卢松如正义法官般宣判道。
　　读着上述几行引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沙俄与工人国家的政策仅从民族属性的视角出发去衡量，并宣布它们之间毫无区别！「社会主义者」卢松认为沙俄在俄罗斯人居住地的政策合理合法（legitime），而布尔什维克认为沙俄的西伯利亚政策与满州政策同样罪恶、同样具有掠夺和压迫特征；同样，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好也罢糟也罢，它在满州、西伯利亚或莫斯科并无两样。民族之外还有阶级，卢松同志！孤悬于阶级关系之外的「民族问题」只是幻象、谎言和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精神绞索而已。
　　卢松观察事物的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光秃秃的公式化主义。要指出的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社民党报刊都在发挥「卢派」公式化逻辑，并得出雷同的结论。在奥托·鲍威尔的英明领导下，第二国际的中东路决议完全重复了卢松的立场。这不奇怪，形式逻辑乃是社会民主主义一大救命工具：它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双胞胎，宣称任何冒犯或否定抽象「民主」的政治力量都是一条火线上的「战友」；抽象「民主」这个超阶级法宝则被改良主义派（实际上毫无改良行动）奉为衡量万物的最高标准。与此相仿，民族自决原则成了卢松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而最滑稽之处在于，工团主义者卢松倒确实倾向于对「民主」原则的形式主义否定。真是一团思想乱麻！这种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在于形式主义者常常于否定某件事的整体之后，却对后者的个别部分赞不绝口。
　　无疑，民族自决是民族解放原则的一大因素，争取自决权（以及代议民主）的斗争，在各国人民（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生活里扮演着重大角色；哪个革命者不善于利用代议民主（包括议会制度）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不算好革命者。但从无产阶级立场来看，代议民主也好，民族自决权也好，都不带有超阶级性，都谈不上革命政治的最高衡量标准。对我们而言，「法西斯和共产党没区别」的社民派议论和江湖骗子的咒语没区别。同样，我们认为把1924年中苏铁路条约混同于帝国主义（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的看法也大错特错。
　　请问卢松，1924年布尔什维克能把中东路交给谁呢？北洋政府？它鞭长莫及，中央身份名不副实；张作霖？红胡子出身的满州统治者、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国民革命运动的死敌。条约签定的第二年（1925年），中国革命运动便大大发展起来，并在1926年演变为讨伐北方军阀（包括张作霖）的战争。把铁路交给「张大帅」，等于和他联手镇压急速发展的革命运动，等于给反动军队提供炮火来攻打革命阵营。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转交铁路给张作霖——译者），那便是对中国革命最无耻的叛卖。我们谈论和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由各阶级卷入和完成的现实革命，而非卢松（及其形式主义难兄难弟们）脑袋里的抽象「革命理念」。
　　在自己的「战斗檄文」中，卢松漏洞百出，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他认定1924年9月20日苏联签定的铁路条约犯了投降主义大错，因为签约对象是张作霖，「当时中国反动统治者里最坏的一个」；那么请问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对呢？把铁路直接交给他（「当时统治中国的反动派里最坏的一个」）就对了，卢同志建议道。
　　1924年苏张条约一面清除了所有原帝国主义特权条款，同时也并未损害张的集团利益 [1]，因为张在满州有军队，而我们没有；但我们毕竟在家里有军队，所以张也不得不顾及苏维埃在满州的利益。在与苏俄的共存关系中，他时而咄咄逼人，时而向我们「示好」；他曾提出让中东路无条件运送他的反动军队，我们则利用已有的条约百般抵制；他逮捕过我方的铁路局长，而后又让了几步。张作霖并不指望单靠自己的力量把铁路夺走，而出于各种原因，日本并未积极支持张的对苏行动，而采取了观望态度。所有这些都对（正从南向北发展的）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助力。”

“不管卢松怎样看，我们的立场如下：
　　既然苏联政府没法让铁路从满州「飞」到广东去，直接为北伐服务，它（苏联政府）就必须把铁路紧抓在手里，防止后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对抗革命的工具。这便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政治责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争取（真实生活中的）民族自决权的具体斗争的态度。
　　与此同时，苏维埃的中东路政策必须使中国人民（至少是较先进的部分）清楚了解到我们对中国民族解放的支持立场。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已援引过1926年4月联共中央通过的部分决议（作者是我），这些决议明白宣布中东路为世界革命的工具，更具体地讲，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工具。当然，国际帝国主义有可能——或公开或隐蔽、或直接或间接地——从我们手里夺走它。换句话说，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后果，苏维埃可能被迫把铁路让给帝国主义，就像1918年我们被迫签定布雷斯特和约一样。但只要还有力量和可能性，我们将继续把中东路保留在自己手中，并准备把它交给革命胜利后的中国。
　　要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已在当地开办中国铁路工人学校，对他们进行技术和政治教育，即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移交而进行准备，因而也引起中国反动势力的疯狂攻击。据美联社报道，现任中国外交部长声称「中国唯一的道路，在于联合起来对抗赤色帝国主义，否则我们会在共产主义重压下亡国灭种」。就这样，中国当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帝斗争」，把矛头公开指向了共产主义（「红色帝国主义」）。难道这些自供状还不够清楚、不够坦白、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吗？！
　　卢松试图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同情苏俄的对华扩张政策；实际上，他只证明了前者对后者的态度在某些场合带有内在的矛盾性。由于帝国主义的一块主要基石是「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因此它们不得不口头承认苏维埃的产业同样不可侵犯，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双边贸易也建筑在这一原则上。假设明天爆发新的反苏战争，所谓产权问题会变得无足轻重，资产阶级将从——并只从——如何击退「红色帝国主义威胁」（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着手投入斗争。
　　还要提醒大家一句：旅华白俄分子的立场也不可忽视。据8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的政治圈子担心，在华白俄可能故意挑起某些本不会发生的事件（比如边境冲突）」。在卢松眼里，中东路事件是中国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反映，蒋介石努力推动民主进步，莫斯科当局实施着帝国主义暴力；可为什么白俄要站在中国人一边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呢？难道这一事实还不够清楚地说明卢松同志所处的理论困境么？真的，与捧着地理学和人种学不放的卢松同志相比，那些在中苏边境杀害红军战士的流亡白匪更懂政治。白军悍匪知道看事情要看本质（而非次要特征），即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殊死斗争。”

“在以抽象「民族观点」代替阶级观点后，极左派不得不从革命立场转向纯粹的和平主义。卢松反复强调「当红军攻占西伯利亚铁路线之后，他们遵照列宁的教导，在中苏边境上细心和考虑周到（soigneusement）地停留下来，没有采取任何重新攻占中东路的举动」（Revolution Praletarienne，228页）。
　　这就是卢松眼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责任——无条件承认民族国家的边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卢松眼里的列宁主义反帝政策！简直不好意思去阅读类似的「一国革命论」。红军停留在中苏边境上，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跨过边境只会不可避免地招致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工农的利益，如果当时红军有能力保持攻势，它理应这样做；拒绝攻击帝国主义不是什么「遵循列宁的教导」，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可耻背叛。卢松及其同道的不幸在于，他们把国际主义的革命政策偷换成了以尊重民族国家为绝对前提的和平主义立场，这与列宁路线毫无关系。
　　红军曾开进孟什维克掌权的独立国家格鲁吉亚，帮助当地工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此第二国际至今不肯宽恕我们。格鲁吉亚的主要人口为格鲁吉亚人，红军则多半由俄罗斯士兵组成，在这场冲突中，请问卢松站在哪一边？
　　再看1920年夏天红军发动的华沙远征。卢松可能听说过，我当时反对远征，因为担心波兰工农来不及发动起来（战争的进度通常快于革命的速度），而使得我方过于孤军深入；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远征华沙是个错误，但它仅限于技术性错误，实践中难免的错误，而绝非原则错误。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我们当时的最大责任就是武装支持波兰革命（如同其它任何革命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西欧资产阶级政府首先使用了红色帝国主义一词，后来它的使用者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再后来，类似指控悄悄地成了极左派的专利。
　　为了否定革命「干涉」的正确性，卢松搬出古老而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工人的解放归根到底是工人自己的事」。我想问他，这条原则是否只适用于一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斗争？一国工人阶级是否该支持他国工人的罢工？是否有权利向起义者援助武器？如果他们希望向起义者派遣援军（假设这些工人有军队）呢？如果他们想派遣军队去引发一场起义呢？在罢工实践中，罢工者常以纠察队阻止其他工人上班来维持罢工，这与武装干涉有多大原则区别？”

“首先要指出的是，认为工人国家根本不该在它国拥有企业的观点，纯属扯淡。乌尔邦斯和卢松一样，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看问题。工人国家在落后国家开办企业的做法，不仅和经济有关，也同革命战略有关。如果这方面苏俄几乎没啥进展，那是技术落后的缘故，而非政治原则不许可。高度工业化的工人国家（比如英、法、德），将在落后国家（比如本国的原殖民地）大张旗鼓地修建铁路、工厂和农场；从各个角度说，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与工人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当然，他们不能用强迫或「送大礼」的方式来从事海外经济渗透，而应与原殖民地进行适当的产品交换。这类社会主义（海外）企业的工作特点、领导方式和劳动条件的配置，应从提高所在落后国经济、文化水平的总前提出发；以较先进和富有的工人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经验来进行互惠交换。这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剥削、不是压迫；相反，是对世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摒弃上述做法的其它改造道路是不存在的。
　　当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它无权把殖民地（比如印度）的产业赠送给当地资产阶级。这种政策愚蠢透顶，因为它会大大加强印度资产阶级和相勾结的封建主的实力，扩大统治阶级对印度工农的力量优势，推迟当地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正确的政策应该是这样的：（未来的）英国工人国家宣布给原殖民地充分自由，废除原有的全部殖民主义特权；与此同时牢牢控制在印产业，使后者不仅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工具，更成为印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毫无疑问，这一政策也会巩固英国的工人政权，而政策的具体实施一定要在与印度工人阶级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并向农民提供看得见的好处。
　　现在我们试试像乌尔邦斯那样，从「印方角度」看问题。我们看到，对印度资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租界」远比资本主义租界糟糕得多，因为前者大大折损了印度资本家的红利收成；对印度工农来说，情况完全颠倒过来——「社会主义租界」构成了一个个强大的革命政治和经济基地，换言之是某种社会主义飞地，在基地内部工农可以聚集队伍为革命做准备。当然，印度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以后，它会立即得到所有「红租界」。印度工人政权和英国工人政权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建筑在对原资产阶级产业的惦念和讨价还价上，而是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和工人阶级互助精神上面。
　　说一千道一万，不存在抽象的「中方」或「印方」。存在蒋介石，存在中国工农及其先锋队，存在无数的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当乌尔邦斯试图「从中方角度」观察事物时，他其实戴上了中国小资产者的政治眼镜，后者的阶级特征是每遇大事便慌神，不知采纳谁家观点，和向哪儿靠拢。”

靠这些比石原莞尔还不要脸的理论，只怕德国资产阶级到时候已经懒得扶纳粹上台以至于打苏德战争，因为托先知的苏联此时早已经陷进泥潭啦！

每当我看到有些人一蹦三尺高地表示“只要我先知在二次元上台，就不会有纳粹党，更不会有希特勒，只要容克贵物敢动一下，我先知就能发动百万「德国无产阶级」把他们扬了”的时候。

我就不禁想到——三次元真实历史中的1920年，图哈切夫斯基的红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时候——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信誓旦旦地保证“波兰人民起义扬了毕苏斯基”，并向列宁指天发誓保证红军在1920年8月16日“攻克华沙”的。

和托洛茨基自己和托派后来“我一开始就反对进攻华沙”的辩白截然不同的是，根据目前披露解密的资料，恰恰是他本人竭力鼓噪对华沙的进攻：

……从对局势的这一总体评估出发，总指挥部和所有军事部门的其他机关必须采取措施，全面确保我们快速有力地向前进攻，紧追正在撤退的波兰白卫军。
一分钟也不能削弱派去反对资产阶级贵族波兰的力量的同时，筹备好预备部队以防罗马尼亚昏了头，重蹈波兰的覆辙……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最后新生的苏俄在托洛茨基嘴中“波兰工农的大力支援”下得到了一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直接奠定其十余载带国弟位的《里加条约》，托洛茨基都赢麻了。

在华沙战败后的第九次党代会上，鼓噪“攻克华沙”的始作俑者“苏俄李鸿章”自然遭到与会代表群嘲，毕竟“李鸿章”究竟有没有“一开始就反对进攻华沙”在座各位都很门清，并不需要X派去给他们普及“正确的历史记忆”——

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军事统帅部（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脱离了现实情况。

否则，托洛茨基同志不会发出自己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暗讽托洛茨基不顾一切要求向华沙进军的命令）

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使用“后方在前面”的表达？

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达。

但？是什么样的后方——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的？

后方（托臆想中的“波兰工人起义”）没有出现在向波兰前进的红军前面，也不在这里。

我们犹如滚雪球般前进，可一遇到尖钢锐铁，就不可避免地散落开来……

——康斯坦丁·尤列涅夫

有些“左人”甩锅斯大林也就算了，居然也敢让列宁背黑锅？怎么不看看是谁在该见好就收的时候继续上蹿下跳、煽风点火怂恿列宁的？

无疑，中央委员会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査我们前线的状况。中央委员会（列宁）发出咨询，并于8月中旬收到电报，说我们将于8月16日攻克华沙。（此处指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保证“拿下华沙”。）
这条源于军事主管负责人（托洛茨基）的消息成为额外的砝码，比党中央委员会（列宁）继续进攻的意见更有分量。

托了先知和图哈的福，在二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列强根据苏波战争经验对所谓“世界革命的火种”战斗力的评估……

除了各老牌列强，甚至连芬兰都在苏芬战争前扬言自己能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独自抵御赤俄大军半年以上以待英法王师来援……

因此非常黑色幽默的是——相较于苏俄自己丢盔弃甲、苏俄自己割地赔款、苏俄自己丧权辱国的苏波战争；在芬兰拥有坚固防线主场作战、并获得数万外国“志愿军”和飞机大炮援助的情况下还能以3个月解决问题，让苏联的敌人丢盔弃甲、让苏联的敌人割地赔款、让苏联的敌人丧权辱国的苏芬战争反倒让各国提升了对苏军的观感，从而大幅调整了对苏政策。

哦对了，作为《里加条约》的衍生品，1939年9月苏联发起“解放进军”，兵不血刃的解放了此前割让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受到了“革命的波兰/西乌西白俄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

至于为什么彼时“革命的无产阶级”不鸟托洛茨基，此时却箪食壶浆欢迎斯大林的“悍然入侵”，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题主要问先知与慈父搞配合领导卫国战争会怎么样，这个问题还有的说。问先知自己来领导卫国战争的话，那我只能用上一个过时的比喻了：就像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

要办卫国战争这么大的事，首先就要把自己人搞的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结果伊里奇还活着的时候，先知就仗着口才好成天辩经，四处惹事，经常被同志们围攻，可想而知不服他的人到底有多少。伊里奇在世还能帮先知抵挡一阵，等到人家去世后，他马上就成孤家寡人了。就这表现，卫国战争前如果先知不搞比慈父厉害十倍的大清洗，怕是根本压不住局面。

其次先知所谓的“红军之父”也只不过是伊里奇让他负责军事工作罢了，并不能作为先知军事水平的证明。先知吸收旧军官和整顿军队的措施虽然也很亮眼，但别人也不是吃干饭的，伏龙芝和慈父在自己岗位上也不见得就差到哪去。更何况当时伊里奇才是总的负责人，就连慈父都不好意思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全部归功于自己，估计先知也没这个脸皮。

更何况先知本人在军事上的表现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虽然现在很多人为了黑慈父拔高他的成绩。但除了任用旧军官这些大的方向以外，他对具体的军事问题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就连吹捧他的人也说不出他在军事上总结出了哪些出色的经验。相反慈父就很擅长总结军事经验，比如建立预备队。1918年12月，慈父到东线调查彼尔姆陷落的原因。他在给伊里奇的调查报告中说，负责防卫彼尔姆的红军第3集团军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缺乏比较可靠的预备队”。慈父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不应该打没有预备队的仗，必须实行常备预备队制度，没有常备预备队就不能保持现有的阵地，也不能扩张战果。”^[1]后来的卫国战争，慈父也正是靠事先建立的源源不断的预备队，把德军的有生力量给彻底磨掉了的。与之相反，先知是划船不用桨全靠浪，苏波战争后期他和图大帅头脑发热，就想一头撞进华沙，结果撞得头破血流。要是先知也拿这种冒险主义思想去指挥卫国战争，后果太美我不敢看。当然华沙战役的失败也极大地影响了世人对红军的评价， @蒋梦珊 的答案已经说了，我就不重复了。

虽然说先知在国内战争中提出了正规化的建议，但先知只是把这些当成应急措施而已，而且正规化还严重妨碍了先知在战后继续辩经。所以先知干脆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回到了他自己反对的用民兵取代正规军的意见，把大量的红军解散或改成建设部队了：

先知要是拿着这种军队去怼国防军和SS，估计结果就不只是茶几了。事实上正是慈父主持下，伏龙芝和铁木辛哥具体负责的改革，纠正了先知对军队的不利影响，卫国战争才能胜利，当然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将领也有自己的贡献。

最后做个总结：在军事方面，先知能做到的，慈父也能做到。慈父做得到的，先知不一定能做到。事实上先知的各方面能力都被无限夸大了，比如先知粉根本解释不了先知到了墨西哥为什么就变成咸鱼了。先知要真有那么厉害，那倒是先吹个喇叭把拉美吹成红色给大家开开眼呗，卡斯特罗都比先知能打。到现在为止，先知粉也只有在怼慈父的时候才有那么一点战斗力，这种只伤己不伤人的战斗力，真的是不要也罢。

参考

1. ^ 《斯大林军事文集》

3.15更新

看到有人 @草鱼 无缘无故发明历史，我又不爽了：

本军盲对苏德战争知之甚少，但还是知道在苏德战争第一年从外贝加尔和远东调往西部的红军部队一共不过11个射击兵师、5个坦克师和2个摩托化师，外加太平洋舰队的12个海军射击兵旅，且这些部队多数在莫斯科防御战役中已经损失惨重，因此显然谈不上什么靠西伯利亚师扬了中央集团军群。

冬季反攻中斯大林确实犯了贪多求大的错误，但至少是把主力都集中在了中央向上的，这一点可以从冬季反攻诸战役的投入和损失对比中看出来：

至于拿三哈来黑斯大林就更莫名其妙，身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瓦图京和戈利科夫难道就没有问题？事实上瓦图京和戈利科夫对党卫军装甲军等一批生力军的出现以及苏军兵力不足和延伸过度等问题的认识还不见得比斯大林强，毕竟在西南方面军遭遇危机之际斯大林还是向西南方面军派出了坦克第3和第69集团军作为增援，虽说没起到什么实质作用。

战争后期斯大林放手不管了?我再一次怀疑我可能看了假书：

顺便吐槽一句，虽然不少人都诟病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微操，但这似乎是战争初期许多红军将领都干过的，甚至包括这位：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所有托派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持托派观点的人建议先去把这句话复习一百遍。

众所周知，41年大败是斯大林指挥的，同年的莫斯科大胜是朱可夫指挥的，42年罗斯托夫失败是斯大林指挥的，同年斯大林格勒大胜算朱可夫指挥的，43年哈尔科夫失败就算斯大林指挥的，到了同年库尔斯克又算朱可夫指挥了。

同时我们又知道波兰战役前期胜利是托洛茨基指挥的，后期打华沙失败是斯大林指挥的。所以托洛茨基和某些人心中只打胜仗的朱可夫是可以代换的，苏军肯定在41年就赢麻了

托洛斯基是个极左，他的不断革命，就是不顾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要向资本主义不断进攻，不断进攻……

他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资本主义一触即溃。

要是照他不断进攻的话，苏联能不能撑到1941年都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