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吴书二十载“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其中“程试”在此应做何解？ 第1页

就是考试的意思。

这个真不是什么吴国特有的制度。把察举和科举对立，视考试制度为飞跃性的发明是历史迷们常见的一种论调。大概是因为考试制度沿用至今，人们普遍认可其先进性，所以容易以此贬低察举制，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比多数人想象中要复杂。

单纯的考试制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礼记·学记》中就有关于学校考试的相关内容^[1]，只是这种考试仅和文教相关，不涉及官员选拔。

秦汉时期有学童试制度，是一种选拔专业人才的考试，学童在学室里学习相关知识，然后在太史处进行选拔考试，能够背出九千字以上课本的才能成为史官（文吏官员），能在六体书法考试种拿到最高名次的可以成为尚书御史和尚书令史^[2]。不过从目前出土的秦律来看，这种考试是被垄断的，只有专门学习文吏之法的家族才能去学室里学习，普通人上学室是会被判刑的^[3]。

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为了举用儒学人才，设置了察举科和设科射策^[4]，前者是举荐品德高尚之人为官，后者是通过考试选拔通儒家经典的太学生为学士。设科射策即抽签考试，学官根据问题的难易分为甲科和乙科（后来又增设了丙科），考生选择其中一策作答，由学官评定成绩，根据科目和成绩授予官职^[5]。农家子弟出身的萧望之就通过了甲科考试成为郎官，最后做到了前将军光禄勋的高官。凿壁偷光的匡衡考了九次才通过丙科考试，成为太原郡的文学卒史，晚年官至丞相（然后因为贪污被贬）。东汉末年的诸侯陶谦也是通过诸生考试当的官。

因为察举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出现了普通人为了博取名声干出各种荒唐行径的事，被称之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于是由尚书令左雄主导了察举制的改革，被称为阳嘉新制^[6]。阳嘉新制规定官员在上任之前必须经过考试，如果无法通过，则不予任用，且要追究举荐者的责任。

和多数人想的不同，当时的人对提倡考试录用的阳嘉新制并没有大加称颂，不少人反而认为这违反了察举制的初衷，是“以文取人”，毕竟文章写得好，考试考得好不代表就会当官，因而对这种取人方式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老实说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即使在近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也还是没能解决，但这并没有阻碍到考试选拔制度的铺开，再往后的察举制和考试逐渐被绑定在了一起。

到三国时期，黄初年间魏国三公曾争论关于举孝廉需不需要进行考试的问题。一方认为孝廉的举用标准是德行，不应该考经文，但司徒华歆认为丧乱以来学术废弛，如果不进行考试，就无人再去研究经学，若是特别优秀的人可以特别征用。最后曹丕认同华歆的意见，保留了考试^[7]。

人们提到曹丕就很容易想到他采用了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但曹丕同时又定下了五经课试法^[8]，沿袭两汉的设科射策，制定了太学生学通经文后按考试入仕的规则^[9]。不过因为遭逢大乱的缘故，中原文教事业被严重破坏，使得曹魏的太学考试经常出现百人同试，通过者不到十人的情况^[10]，令五经课试法形同虚设，但客观来说这并不是曹丕或其他曹魏皇帝的责任。

西晋时期则规定察举制中的秀才科也必须经过考试，内容是五道政论题，五策皆通才可拜为郎中，一策不通就不得选^[11]，其试题形式和后来的科举进士科已经相当接近，孝廉考试则接近后来的明经科。

到了十六国时期，异族政权也纷纷保留了察举考试选拔制度，汉赵皇帝刘曜还亲临现场策问考生^[12]，非常类似科举考试里的殿试，石勒、苻坚、姚兴、慕容皝、慕容德等异族君主也有亲临考试现场的记载。石勒设置了研究经学、律学、史学的专科学校^[13]，这是史学第一次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苻坚下令百石以上的官员不能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全部罢官为民^[14]，姚兴召各郡县散吏到长安学习律学，成绩优良者派到各地担任狱吏^[15]。

1975年吐鲁番哈拉和卓91号墓里还出土了西凉政权建初四年（408）的考生马骘的秀才对策文，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考卷原件。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对考试制度进一步细化，秀才考试是五道策论，孝廉考试是经义十条。南朝国子学的明经科考试则变得越发重要，有替代孝廉考试的趋势，由国子考试步入仕途的学生在史书中列传的多达几十位。北魏的察举制也带动文化走向兴盛^[16]，被举秀才成为文教官员的人里很多当上了高官。

北齐政权学习了南朝五道策论和经义十条的试题设置，而且放宽了考生范围，儒生寒宦也被允许通过考试做官，出现了大批学子游学的景象^[17]。北魏后期和北齐内部选拔官员也经常采用考试形式，有时甚至会有多达几千人参考。此外还有读书人自荐求举秀才的情况，州官可以自己设计考试验证其才学来确定推荐资格^[18]，这就很接近后世科举的乡试程序了。

再到后来隋朝设置进士科，唐朝取消州郡察举程序，允许考生投牒自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明白了这些就知道考试选拔制度并非什么破天荒的创举，也达不到凭此一举就大幅推动历史进程的程度，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适应社会现实发展形成的。

三国时期原本就有考试选拔制度，察举制和科举制也并非二元对立关系，科举制是从察举制当中衍生出来的。很多时候真的不用抱着自己比古人聪明的想法，后人能想到的事前人大多也能想到，只是实施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效果也达不到要求。

参考

1. ^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2. ^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为尚书御史、尚书令史。
3. ^ 非史子殹，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4. ^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5. ^ 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
6. ^ 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
7. ^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8. ^ 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9. ^ 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大学於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大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掌故满二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
10. ^ 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
11. ^ 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 , 不得选。
12. ^ 刘曜时，灾异特甚，命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刘均举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访以政事。
13. ^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暢、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14. ^ 秦王坚诏：“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郡县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
15. ^ 后秦姚兴设律学于长安,召各郡县散吏入学,成绩优良者选任郡县狱吏。
16. ^ 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 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
17. ^ 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十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
18. ^ 将举孝廉,固辞不就,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