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朝向来持严苛态度的范文澜老先生,曾有一段公允的评价:
“吐蕃、南诏二国所以一时称强,主要由于唐内乱不能兼顾边事,如果唐认真出兵,二国当然不是唐的敌手”(《中国通史》第四册第六章)
所谓“如果唐认真出兵,二国当然不是唐的敌手”,并非回复区里一群某朝粉酸溜溜曲解的那样,什么母亲为孩子说的面子话“别看孩子学习不行,只要肯认真就会成绩好”。唐人的战功实实在在摆在那,任何摸过书的人都看得到。
中、晚唐虽不复盛唐之疆域,但凭衰后余勇,大体还算撑住了帝国的体面,它反击时的锋芒和凌厉依然远非宋、明可比。这里就掰一掰吐蕃、回鹘、南诏那些年挨过的打。
先说南诏
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利用唐蕃争霸的矛盾,开始壮大、崛起,至盛唐已成强国,仗着地理条件屡覆唐廷的讨伐大军。杜甫的《兵车行》把杨国忠强征百姓讨伐南诏给民间带来的的凄苦之状描述得绘声绘色。安史乱后,大唐中衰,南诏更加逞威嚣张,归附吐蕃,共犯四川。富庶久安的蜀中人心大恐,蛮人“连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两国约定“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拉萨)”。当时,正是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唐廷正处于皇位更迭之际;所以唐廷只能拿出一支不大的兵力去反击,但就是这点兵力,便轻易消灭了南诏大约10万人:
刚上位的唐德宗,仓促从北方寥寥抽些人马,调出李晟的禁军4000,又从陕西、河北抽调5000边军(“发邠、陇、范阳兵五千”)分道入川,结果造成了南诏一大惨案:“戎、蛮大败。凡斩馘六千,生擒六百,伤者殆半,饥寒陨于崖谷者八九万”(《旧唐书》卷117)
前后相加,南诏损失约10万人之多,“斩首六千级,禽生捕伤甚众,颠踣厓峭且十万”(《新唐书》)。惨案所以酿成,主要是南诏动员人力过多,素质良莠不齐,又贸然深入蜀境,一个回合被打崩便丧失组织力,在漫长又无序的逃亡中发生人道惨案,临时丢弃众多伤员(几乎占总兵力一半,史称“伤者殆半”),在逃亡中也丧生极多,溃逃人员要么成了刀下鬼,要么被整批的冻死饿死。唐兵一味穷追不舍,一支杀入吐蕃境内,夺取茂州(汶山)、维州(理县),一支则狂追滥砍,杀到大渡河,所到之处,溃兵被群体性的推下悬崖,或被赶入急流,精壮的有生力量白白损失掉了。当时南诏常备兵3万,加上战时动员可以翻好几倍,为了攻蜀,倾国征兵,“悉众二十万入寇”,结果一战覆没殆尽,南诏的直属民众有没有100万都个问题,可想而知,10万兵役人口的丧失有多致命。
这一胜利,却让某朝粉恼羞成怒,它们自认朱姓某朝虽没脸攀比汉朝,但在家道中衰的唐朝面前,还是能秀一秀优越感的。所以它们大喷唐人史书吹牛,玩弄数字游戏。
然而,南诏在战败后的三项举措,验证着唐人战果并非虚言。
1,紧急迁都
南诏王异牟寻在京城太和城(大理)的附近,挑了一块险要之地,不惜工本的重新建都,也就是苴咩城。在国力大败伤残之余,顶着众怨劳民伤财,却仅仅只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另造一座京都,极其浪费,实则是为了免于亡国之忧,据险自固,下狠力大建城防工事,新都周环达十五里,消耗了南诏军民无尽的血汗。
2,老实五十年
安史乱后最虚弱、混乱的时期,莫过于唐德宗时代,内有河朔三镇为首的各藩造反,外有吐蕃、回鹘两大巨头压迫,中间还搞出“奉天之难”,连长安都一度被叛军占了去,就连四川,也有刘辟造反,割据一方。但这么多混乱,南诏却反常的老实,再也没有趁火打劫的胆。可见大历十四年之战,南诏元气大伤,青壮年伤亡的人口断层,50年恢复不过来。
3,献纳人质,亲唐弃蕃
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做出一个看似奇异的举动,与势力正盛的吐蕃断交,主动归顺看似处于下风的唐朝,分派三批使团到成都,重新跪倒在唐的脚下,愿为臣属。唐派人回访,双方在点苍山会盟,南诏主动提供吐蕃的内部情报。随后又配合四川唐军一起攻蕃,在南线突袭吐蕃神川都督府治所铁桥城(丽江塔城)。铁桥城可不是一般的城市,乃蕃、诏交界战略要地,又是佛教入滇之道,密宗流行;吐蕃人大批移民到这里,又升级为新兴的商贸中心,非常繁荣。藏区所产的“大羊”动辄数千口在此与南诏商队交易,所以吐蕃在此设立都督府。南诏一举袭取铁桥,俘斩吐蕃三万多人,赶到江里掩死的上万人,俘虏吐蕃五个王,据有了当地十六座城和十余万人口,这是南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胜。吐蕃因为唐、诏的联合打击,开始一去不返的走向衰弱。唐廷特地派使者去南诏新都苴咩册封异牟寻,后者跪受大唐册印。
不过藩镇和阉祸,越来越困扰唐,从华北调兵援南也越来越不容易。南诏在休养五十年后,再度反叛,以举国之力欺负唐朝的一些地方部队。公元830年,南诏连克邛、戎、嶲三州,袭破成都外城,掠走大批女子百工在内约五万唐人,从此云南手工业大兴。值得注意的是,南诏尚且忌惮五十年前的教训,攻入成都不敢杀人放火,仅仅“止(成都)西郛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新唐书》南诏传下)。次年居然还向唐廷上表谢罪。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诏越来越洞察到“(唐)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开始肆意妄为
公元859年和873年,南诏两陷唐朝在西南腹地的一个小据点播州(遵义)
860年,安南人开始叛离唐的统治,勾结南诏充当内应,并且设计蒙骗安南经略李琢,撤走边境“防冬兵”6000人。南诏在安南土豪引导下攻克首府交州城(越南河内)。交州是大城市,拥有10万人口,唐廷立即抽调荆南、江西、襄州、鄂岳等地官兵夺回交州。
861年,南诏攻陷广西邕州(南宁)。邕州虽是岭南战略要地,但只是个小邑,全境七个县加起人口还不到3000户。南诏将邕州本城焚掠一空,“城邑居人,十不存一”。
863年,在安南人帮助下,再陷交趾,安南都护蔡袭战死。两次入侵一共在安南各州县杀俘各族人口15万之巨,大唐时代辉煌一时的国际巨港交州港从此衰落。靠着南诏的武力,越南地方势力开始复兴,与唐的离心力越来越大。
865年再陷嶲州(西昌)
869年又先后攻陷嶲州、清溪关、黎州(汉源)、嘉州(眉山)
南诏的凶焰达到顶峰,出使成都甚至要求“以敌国礼见”。
南诏的肆虐,不仅残破了岭南,还给唐之内地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困扰,为了用兵岭南,“百姓凋残,四方空竭,邕交防戍,邛蜀征行,租赋罄于东南,衣粮耗于西北”,“南蛮骚动,诸道征兵,自是连翩,寇乱中土”。范祖禹曾言,“唐室之衰,宦官蠹其内,南诏援其外,财竭民困,海内大乱,而因以亡矣”(《唐鉴》卷21)。
国势败坏到如此地步,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唐廷统治集团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昏庸腐朽,唐懿宗游宴无度,殿前光是供养的宫庭乐队就常近五百人,一个月要办十多次盛大的音乐酒会,又好出游,每巡幸一次,内外各部门伴驾者竟达十多万人,如同一座城市在迁移,花掉的是天文数字的财富。
然而即使到了这步田地,唐廷只要愿意反击,从华北随便抽些人手,对南诏就照样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是高骈,只带上5000禁军,不携粮草,便屡屡大破南诏,一路全靠缴获粮食作战,克复安南全境,屠戮南诏兵数万,迫使上万南诏兵投降;南诏在安南的军队以“河蛮”(白族)为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唐兵斩杀首领段酋迁,敌军副帅杨思缙兵败自尽(曾杀害唐将元惟德),唐兵又杀南诏将领赵诺眉、麻光亮;俘其悍将李溠龙、张诠,另外,《新唐书》还提到南诏骁将范脆些亦被斩首。安南战局以唐的全胜告终。
收复安南,唐懿宗挺开心,一边大赦天下,一边继续开他的大趴体。
顺便说一句,高骈收复安南后,办了几件大事:先是安抚百姓,不但修复城墙,还一口气为难民们建造了40多万间房屋(《大越史记全书》卷5),简直堪称“基建狂魔”的始祖。对于唐朝在安南的近三百年统治,越南人没什么好话,却非常的服高骈,越南18世纪的史家吴时仕曾评价高骈“有功于我土……(至今)国中妇孺尤能言之,前后牧守将帅,皆不及骈”。越南民众世代视高骈为神明,称之为“高王”。
其次是疏通道路,唐军援救安南,出发地在广州,而广州到安南的河道因官员久不治理,多有石滩淤塞,运兵运粮一直是老大难问题。高骈招募有经验的河工用巧计移走积石,从此军需运输畅通无阻,使大唐对安南的力量投送有了坚实保障。
南诏败于高骈,并不服气,咸通十年(869年),南诏皇帝酋龙改攻四川,亲率大军围成都,在城外以中原帝王的规格摆下大帐。
唐廷紧急从中原抽兵,仅以2000忠武军为前锋大破南诏,杀敌近万。咸通七年(866年)六月乾符元年(874年),南诏再攻成都,复被高骈以5000精骑大破,追杀到大渡河,俘虏并处决南诏酋长50人,夺回全部失地。
高骈乘胜以兵威加南诏,在边界筑起三座城堡,尽占边界险要。南诏皇帝酋龙大恐,吓得献上儿子为人质求和,不久酋龙忧病死去。高骈又设计,假借唐廷嫁公主予南诏,南诏派谋臣赵隆眉、杨奇坤、段义宗率大队来接亲,却被唐兵全部毒杀,南诏却不敢报复,“自是谋臣尽矣,蛮益衰”。乾宁四年(897年),勾结南诏的黎、雅一带的蛮族领袖刘王、郝王、杨王各部,又被唐朝西川节度使全部杀光,并斩杀其部5000余众,南诏失去应援,更加畏唐。
史称南诏攻唐五十年, “屡覆众,国耗虚”,“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南诏壮年人口损失殆尽,以至“男子十五(岁)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新唐书》列传147),国无宁日,人心思乱。政权落入汉人权臣郑买嗣的手中。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郑买嗣起兵,一举将南诏王族舜化贞以下八百余人全部杀光,灭了它的门,也灭亡了南诏,改国号为“大长和国”。据学者白寿彝的研究,居住在云南各地的王室(蒙氏)族人,为了躲避诛杀,纷纷逃亡,改称汉人,并改姓为茶、字、余、左等姓氏,才算存活下一部分。
非常讽刺的是,郑买嗣祖辈是唐人,乃泸州县令郑回,当年南诏俘唐人来云南,如今又因败于唐,而为唐俘之孙辈所灭。
但不论如何,末唐在衰乱之余,不但保住了安南这块汉化地区,还能有效的摧毁南诏国力,是促使南诏早亡的直接原因。
再来看回鹘,回鹘做为突厥汗国灭亡后的草原强国,也曾经猖狂至极,但回鹘可汗终被唐兵被打成光杆司令,为下属所杀。
当年趁着安史之乱,回鹘(当时叫回纥)大军以助唐平叛的名义大掠洛阳,强抢女子,见物就夺,“财物不可胜计”。洛阳士庶民众纷纷逃到白马寺、圣善寺避难,回鹘兵竟然放火烧寺,酿成惊天惨案,“(士民)死伤者万计,累旬火焰烧烧不止”。堂堂大唐帝国的东都,被回纥人抢得“比屋荡尽”,这还不够,回纥兵还到处扒人的衣服,害得洛阳残民不得不以纸为衣。不仅如此,回鹘又屡借贸易挑起事端,以劣马榨取唐人的绢帛,让唐朝背上了巨债。
但唐在后叶恢复发展,搞出了“会昌中兴”,而回鹘为吉尔吉斯人所败,不得不南迁。但乌介可汗手下仍有十多万部众,以这个实力,若再一心取得唐廷的帮助,复国并非无望。
遗憾的是,回鹘人却自认为欺负衰唐毫无问题。
他们侵扰唐朝边塞振武城(和林格尔),一直进逼到云州(大同)。又以大军又折向东部,进犯唐的卢龙军(首府幽州)。唐兵仅以三万人迎战,就横扫回鹘,收降回鹘七千帐,另外还“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旧唐书》卷195) 回鹘主帅那颉中箭而逃,被乌介可汗杀掉。
这场惨败,导致回鹘在东北亚宗主权的解体,唐军趁胜猛进,将契丹、奚族解放出来,杀掉回鹘留在二部的监官800多人,契丹、奚改投唐朝为臣属。会昌三年(843),唐廷出兵分三路进击野心不死的回鹘,杀胡山之战,一举击破回鹘可汗牙帐,斩杀万人,俘虏二万,夺回太和公主,回鹘举国大崩,可汗乌介落荒而逃,部众或被歼,或逃散,乌介一口气逃到金山(蒙古与新疆交界之阿尔泰山),十万部众只剩三千,眼看大势已去,回鹘残部内讧,杀了乌介可汗,回鹘中央力量彻底覆没,复国之望被唐朝摧毁。
唐兵进一步扫荡曾依附回鹘的“北部诸山奚”,一路“烧帐落二十万,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万,辎贮五百乘,献京师”(《新唐书》卷219),此役号称“地开千里,万狄稽颡,百蛮投诚”。
从此,直到阿保机崛起,唐朝辽阔的北方大地再未遭遇外部威胁。
至于吐蕃,其实很虚。
吐蕃对唐的胜利,主要是防卫型的,也就是守卫本土取得的。进攻唐土多半吃瘪,连争夺第三方地盘也败于唐。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吐蕃已处于完全下风。
大唐仅用河西、陇右两个节度区的兵力,就死死压制住吐蕃,从青海湖一线越过遥远的葱岭,一直延伸到克什米尔,所有战略据点,均被唐兵夺取。
安史乱后,唐兵主力东调,吐蕃才得翻身,夺取了空虚的河西走廊和西域。但即使如此,过程仍不好看,夺取敦煌竟然用了三十年,占领西州(吐鲁番)用了三十六年,夺取安西用了五十年。攻下安西城的那一年,白居易都考上进士了。
吐蕃虽占了不少地盘,代价却很大,用范老的话说:
“吐蕃兵士死亡率很高,用来换取俘虏,何曾有便宜?文化和技艺可以学习,也无须依靠战争…….吐蕃民众受长期战争的祸害,劳苦不堪,吐蕃衰亡时期的到来,也就必不可免了”。
这还是进攻汉人很少的地区,在进攻汉人稠密的四川时,吐蕃便头破血流,其以倾国之兵竟惨败于唐朝一个小小的剑南节度使韦皋。贞元十七年(801年),韦皋以剑南本地的数万唐兵,发动著名的“十路攻蕃”,一路横扫川、滇蕃区,先后击破吐蕃军十六万,攻城七座、军镇五处,俘民户三千、活捉蕃兵六千、斩首万余,一直挺进到吐蕃在西南第一要地维州(四川理县)。
吐蕃王廷大为震惊,吐蕃赞普赤德松赞集合十万兵力,以内大相论莽热挂帅前来援救,竟败于韦皋区区一万剑南兵,全军溃败,吐蕃首相论莽热被俘虏,献于长安。史称剑南节度使韦臯在任期内,前后“凡破吐蕃四十八万,擒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新唐书》卷158)。南诏也在韦皋策反下助战,一起向吐蕃后背捅刀子,一场铁桥之战,在唐军支持下,南诏俘虏和歼灭十多万吐蕃人。 因为西南困局,再加上西域的唐军余部有意策动回鹘同吐蕃二虎相伤,吐蕃帝国迅速转向衰落。到达磨赞普被刺杀后,进入总崩溃,最后化为四分五裂之区,成了一个消失的世界。此后那几百年的历史,都因社会丧乱,没人记载或不能保存,而至今模糊不明。
而在河西走廊的唐人遗民,还心向大唐,发动起义,收复沙凉十余州,降服吐蕃人,击败回鹘、吐谷浑各部,兵锋重新进入新疆,打到吐鲁番盆地,建立起唐遗民为主体的归义军政权。
总得来说,唐朝在中后期,虽也一时丢过长安、成都、安南,但即使凭着末世余勇,还能撑住一个帝国的体面,再配以较出色的伐交手段,居然有效的瓦解了吐蕃、回鹘、南诏三强,特别是吐蕃和南诏,是直接因对唐战争而由盛入衰,由衰而亡的。唐固然蒙受一些耻辱,却也能强有力的回击,使它们一个个解体。唐朝本身,即使是边缘地区的大块的汉化区也基本保住了,继续传给后代。
历史上在王朝中晚期能更出色的只有汉朝,唐虽不如汉,但依然难能可贵,不愧汉唐并论。
唐朝前期和任何一个大一统朝代的前期一样,有连续两三代还不错、甚至于称得上英武的皇帝,武功赫赫,扩土开边,并没有特别出奇之处;而恰恰是题主所认为『屈辱』中后期,反而是唐朝最精彩而华丽的篇章。尤其是是和东晋、南宋、南明比起来,唐朝后期所体现出来的韧性和制度创造才是难能可贵的。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历史记载给人的印象,和真正当时人的生活,可以相差非常大。因为史书是一个非常宏观的视角,讲的是身居高位者的纵横捭阖,看多了容易上头。其实当时的百姓和小官的角度来看,唐朝一直都很体面,其灭亡是一个轰然倒下的过程。
就比如安史之乱,这个基本上都认为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的大事件。而唐朝的都城长安,在经历了安史叛军统治和唐廷借回纥兵夺回之后,按照我们看史书的感觉,长安应该是百业凋敝,百姓战战兢兢了。
但是其实是什么情况呢?当时唐廷居然还能一直供养着数千国外使节,直到李泌发现了这个问题,才宣告废止。
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馀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
即便如此,也仅仅是把其中富裕的胡人使节约4000人,自己有田宅的停供了,『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其他的人照样由政府支出。而那些停供的胡人,李泌让他们选择,是回国,还是留在唐朝工作拿俸禄,结果四千多人一无例外的选择了留在唐朝,大部分人当兵了。
安史之乱之后,长安依旧是繁华的。
并且唐朝的末世三帝,懿宗、僖宗和昭宗,在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估计当时唐朝已经落寞的难以接受了。然而时人是根本不会有感觉的,可以说在黄巢入长安之前,长安的局面完全不亚于开元和天宝。咸通年间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奢华的,韦庄的诗有: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
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
诸郎宴罢银灯台,仙子游回壁月斜。
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
从法门寺出土的文物来看,其华美也完全不逊于盛唐。
虽然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虽然爆发了庞勋之乱,但是唐懿宗时代的大局,完全是一派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盛世。
宏观上看唐朝危机四伏,和微观上人们生活精致奢华,太平无事, 是完全不矛盾的,「屈辱」更是无从说起。看唐人的笔记和传奇,对大中、咸通年间也有很多的民间的记载,这也是富足承平、文化生活发达的标志。
即便是到了昭宗时期,天子就只剩下长安一个城。罗隐作为吴越钱王的代表,去长安陛见昭宗的时候,也是充满着朝圣的心理。
远闻天子似羲皇,偶舍渔乡入帝乡。
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
灯欹短焰烧离鬓,漏转寒更滴旅肠。
归计未知身已老,九衢双阙夜苍苍。
自安史之乱到唐亡『国都六陷,天子九迁』,但是六次陷落都能收复本身就说明了唐朝的韧性。这和中晚唐时代特殊的储君选拔制度是分不开的。
嫡长子继承制的问题就是无法保持继承人的质量。尽管儒家喜欢说『什么都不干,会用人的君王就是好君王』,但是会用人本来就是非常难以掌握的政治技巧。但是唐朝不存在这个问题。
唐朝前期,是政变上位占主导——总有皇子政变,政变成功了就上台,失败了就便宜了其他等待的。成功的如李世民和李隆基,失败的如李承乾。能够发动政变的皇子,往往能力上有其过人之处,并且上台就带有原罪,也有压力去通过治政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稳固自己的皇位,于是有了贞观和开元。
反而是安史之乱期间的代宗和后来的德宗,继位是比较正常的。而德宗时代之后,宦官逐渐掌握神策军。于是夏侯孜的话就是当时典型的政治生态:
三十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
在宣宗死后,懿宗被宦官拥立之际,宦官找宰相表明态度签字,宰相们意见不统一。这个时候夏侯孜就说了上面这段话,表明以前外朝的官员会参与拥立,但是这几十年来都是宦官拥立。只要是李家人,谁当皇帝是宦官定,外朝官员做事听话就行了。
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外朝的底线,那就是『李氏子孙』。无论是宦官还是朝臣,都没有改朝换代的意愿。宦官图一个拥立之功,朝臣图一个平安无事。所以『李家人当皇帝』这个信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只是具体是谁那一支不一定。
当时的帝子王孙,都住在长安的十六宅。宦官怎么挑呢?其实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事情。这依然是搞政变,只不过是通过宦官的手来制度化的竞争。这种有限制的竞争保证了王朝血统的延续,但是也更能够筛选出有能力会搞事的君王。事实上,唐朝后期通过政变上台的君王都还不错:
唐宪宗讨淮西,元和中兴;
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励精图治;
唐武宗外攘回纥,内平泽潞,威震中外;
唐宣宗大中之治,人称小太宗;
即便是唐懿宗前期,也是人皆称颂的明君。
而僖宗这个『走马赌三川』的马球皇帝,丢掉了大后方四川,被认为是皇权威严扫地的罪魁祸首,反而是正常的以太子身份继位,没有经过政变选拔。
所以唐朝并不是毁在皇位继承不稳定上,恰恰是这种不稳定在给王朝不断的提供有能力的皇帝续命,一旦切回嫡长子继承,没了竞争就会出昏君,后来就迅速崩了。
除了皇帝的位子竞争是唐朝的制度创新之外,多中心化,互相牵制的治理模式,也是唐朝能够在后期不断续命的原因。像卢龙节度使之于契丹,西川节度使之于吐蕃,河中节度使之于回纥,唐朝哪怕是仅仅一个节度使,都曾经有过吊打一方外患的实力。
大国末日,往往领土都会不断的缩水,外敌不断的侵扰内地;但是唐朝则不然,即便是在后期,只要没有内乱都依然能够不断的对外扩张,收复失地。这种唐廷和地方节度使共治,赋予地方节度使很大自主权的灵活体制,可谓居功甚伟。
与之明确对比的,就是明朝在后期的土崩之局,崇祯死、太子一堆不知道真假,官员们迅速失去了主心骨,在拥立的问题莫衷一是,各种党争,无法合力。最后坐拥几十万兵马,被清朝各个击破。
但是唐朝不然,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因为全国都划分成了战区,就给予了地方很大的自治权,唐朝所谓收复归为中央直辖,往往是把不听话的武人节度使,换成听话的文官节度使而已,制度并没有变化。而自主权最大的,就是河朔的三个安史叛将封的镇:魏博、卢龙和成德。除了宪宗朝后期短暂的臣服之外,这三镇基本上都是独立于唐朝实质性统治范围之外的。
但是在黄巢之乱之前,节度使们并没有对唐朝改朝换代的雄心壮志,并且事实上是越来越依赖于唐朝中央朝廷赐下的旌节来维持自己的权威。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节镇前期,是将领们主导的。而将领们不仅仅求财,往往还有政治野心,尤其追求在政治权利上和唐朝朝廷分庭抗礼。但是在宪宗时期的赎买式和平之后,底层士兵被唐朝频繁的赏赐胃口吊高了,于是军将们的政治权利,就和士兵们的经济利益产生了矛盾——在士兵看来,能带着自己从中央刮来钱的,就是好节度使,否则就换人。
看唐朝历史,会发现在黄巢之乱前,虽然中央直辖的神策军战斗力在下降,但是节度使们也越来越使唤不了士兵了。而节度使越需要花精力来稳定内部,唐廷就越安全,而节度使也越来越依赖于唐廷提供的名分来弹压属下。
黄巢乱后,中央权威下降,节度使们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唐廷的旌节的需求下降,于是每个节度使都是一个小朝廷,节度使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没有了来回的请示和中央派遣的干预,并且夺得的钱粮和地盘自己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的,所以往往能激发出巨大的战斗力。
在唐懿宗时期,静海节度使高骈尚且能够攻占交州,打败南诏,一举平定了数十年来的安南边患。现在越南的首都河内,就是高骈当年任静海军节度使的时候修建的。下一次再攻入安南,已经是数百年之后,明朝成祖年间的事情了。
这还是唐朝中央有控制力的情况下,后期唐朝彻底失控之后,节度使们的战斗力依然强悍。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虽然内战外行,但是在卢龙内乱之前,对契丹的防御也是非常成功的,契丹甚至于还有主动烧荒防御幽州兵的举动——这个时候已经是唐昭宗乾宁年间了,昭宗本人朝不保夕,政令不出长安一个城。
多中心化的治理,让唐朝保持了数十个行政和军事中心,拥有强大的弹性。而中原的优势就是人多,哪怕是一个道,乃至于一个大节镇的人口,就足以比拟甚至于超过四周外族的人口,权力下放之后并不存在实力不如对方的问题。比如河北道的范阳和卢龙两个节度,在天宝年间人口为147万户,1015万口,治所在魏州。而契丹人口在鼎盛时期,也不到这个数字。考虑到刘仁恭时期,雄主耶律阿保机尚未上位,契丹还处在形成期,刘仁恭用卢龙一镇之力威慑契丹,也不过分。讽刺的是,卢龙镇这个抵抗契丹的排头兵,后来居然被石敬瑭白送给契丹了。
看唐朝后期的历史,和南明、南宋完全是两个风格,在黄巢之乱的前一刻都还在不断的扩张,实在看不出屈辱在什么地方。倒是皇帝们的一个小爱好可以讨论一下:武宗吃金丹病亡之后,紧接着由此上位的宣宗后来也选择继续吃,这种前赴后继的精神,令人感动。
唐朝被叛军打进过六次首都,但是在黄巢起义彻底摧毁唐王朝之前,都能再把首都夺回来并且恢复国内秩序,而不是直接一触即溃全面崩塌(如明朝)或者退保半壁江山(如晋朝、宋朝),本身就说明唐朝生命力之顽强了。
从疆域上来说,晚唐虽然相比于盛唐领土大大缩水,但是仍然包含着陇西、河套这些这些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争夺的边缘地带。在中晚唐与吐蕃、南诏、回纥这些周边强权的长期的拉锯战中,唐朝也并未落下风并且熬死了所有老对手。很少有王朝能够在其中晚期取得这样的军事成就。
至于说藩镇割据,自然反映了朝廷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但是藩镇体制其实也是在安史之乱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整,把藩镇完全理解为割据势力是不恰当的,只能说是一种让地方具有更强自治性的行政体制。除了安史之乱遗留下来的河朔三镇,唐廷基本上是能够掌控其在河南、江南、四川地区的藩镇的。即便是最不听话的魏博镇,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对唐廷保持恭顺。藩镇体制的彻底失控是在黄巢起义以后,而那已经是唐朝灭亡的倒计时了。
至于说宫廷内的宦官弄权,其实这个和一个王朝是否强大无关。更何况,整个唐王朝就从来不乏宫廷阴谋,从李世民杀兄逼父即位,到武则天废掉两个儿子自己即位建立周朝,再到两个废帝相继复位,再到李隆基时代……除了唐高宗李治之外,安史之乱前没有一个唐朝皇帝是平稳即位并且安稳地终结皇帝生涯的(李治能即位也是因为他大哥谋反被废黜)。但是这也不妨碍人们称赞盛唐气象。
总体而言,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确进入了大概三十年左右的混乱与中衰期。这段时间叛军横行外邦入寇藩镇作乱,的确有一种王朝末世的感觉。然而在八世纪末,唐朝逐渐重新回归正轨,先是有宪宗时期压制藩镇,后又有武宗、宣宗的对外胜利,虽然不复盛唐气象,但是也能算是中兴之世。这样一种状态持续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直到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黄巢起义才被彻底终结。
先说结论,唐朝后期只能说皇权比较屈辱,从国家的角度,经济民生的角度并不差。
首先唐朝后期的武功不差于前期,唐代武力的最低点就是755年至785年这30年间,因为安史之乱国力最虚弱的时候,包括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吐蕃攻入长安,德宗时平判大军哗变攻入长安,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后面逐步恢复正轨,之后的中晚唐时期,在甘肃与四川,在名将李晟,韦皋,马遂等,张议潮指挥下,对吐蕃取得了压倒性胜率,四五十万吐蕃军被歼灭,战果甚至远超唐朝前期,在名将高骈指挥下,在四川与广西方向,将南诏打得如丧家之犬,唐朝前期在契丹那里还吃过败仗,反到后期河北藩镇把契丹收拾的服服帖帖没有脾气,屡战屡胜,在正北面,回鹘被唐军杀的片甲不留,直接灭国。所以不要想当然认为唐朝后期不强。
为什么有个笼统感觉唐朝前期强而后期似乎不强,主要是唐朝前期是战略扩张的,是进攻的,是外向的。而唐朝后期是战略收缩的,是内敛的,是防守的。单纯就战争本身胜负而言,唐朝中后期反而还比前期要好的多。另外就是政治上,前期政治清明,让人赏心悦目,心情舒畅;而后期政治糜烂,各种乱象让人心里堵的慌。
从经济民生的角度,唐朝中后期生产力稳步发展,里坊制逐渐打破,人口逐步恢复增长(只是人口统计制度崩坏,数据失实),商品经济继续发展,是宋朝经济的先声。宋朝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晚唐逐步发展延续的过程。文化艺术也在继续发展,民间手工业也继续进步,都是开后面宋世之先河。
各地方藩镇也不是横征暴敛的,反而也都注重发展民生,谁都不是傻逼,把自己辖区搞得民不聊生那是脑袋进水才会干的事,要想有实力对抗中央,本地必须人口众多经济富庶有持久的人力与财力方可。从德宗后期安史之乱的余声逐渐落幕,到黄巢之乱前,国家比较稳定,藩镇也受到控制服从中央,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继续增长,算是一段太平岁月,并非乱世。乱世要到黄巢之后,藩镇彻底割据失控才算。
知名度低呗,另一个原因是它没有彻底的沦亡于少数民族政权,只是被蚕食掉了许多汉族定居点。许多蚕食掉了唐朝汉人定居点的小政权或吐蕃分裂势力仍然尊奉唐廷为上国。
因此若不从汉族本位角度出发,自然不会显得唐朝很屈辱。
唐代屈辱的部分知名度低主要还是教科书总体非常偏爱大唐,甚至于隐隐将其抬高到置于大汉之上的程度。
包括现在这个问题下的诸多回答,要么是在强调唐朝中晚期根本没那么屈辱,要么就仍然是在举例其他朝代烂的时候。
我曾经在知乎回答过一个问题,提到了唐朝曾经有个清水之盟,算是开创了中原王朝历史上首次明文条约的割地赔款
结果知乎一堆人冲进来问我是不是记错了,嘲笑我连渭水之盟都能记错名儿,然后用唐太宗天可汗抓东突可汗跳舞来打我脸
给我雷的呀,里焦外嫩。
好几个小时,竟然一堆一堆的知友没听说过清水之盟。
你在知乎当然看不到几个人讨论中晚唐的屈辱了。
我们就拿这个问题下的一些热评举例
他们让人觉得唐朝晚期从疆域上看并不差,但很可惜,既不全面也不正确。
我们先说不正确的地方,晚唐从未真正收复好陇西地区,河套也是在吐蕃的打击,毛乌素沙漠的发展和人口比例的替换下逐渐消亡。
这是甘肃省方志学会潘守正先生做的图
在陇西地区沦陷了足足八十七年之后,唐大中三年,849年才收复了秦州,原州,安乐洲三洲。然而此地山里乡间已经普遍是藏民,或被藏化的汉民。许多关卡士兵实际上也早已是吐蕃人。于是唐朝采取了一些措施往这三洲迁移人口,试图恢复。
后来又收复了成州和武州。864年设天雄军统辖秦成武。秦州以西诸州则无力恢复。
重点来了,后来爆发张议潮统帅的归义返唐历史事件,唐朝名义版图一度收复了河湟诸州河西诸州乃至于远至伊州,西州区域。也就是到达吐鲁番。
然而实际上西州为回鹘人所占据,河湟仍为吐蕃军阀控制,以及兰州周边,陇西区域,整个陇右区域,犬牙交错的各种吐蕃小军阀小势力。都拜大唐为老大。
成了很多人说的晚唐大收复失地运动。
但是很少有人提及,张议潮打通陇右河西的成果,仅仅维持了一年半多一点,先是凉州城丢失,很快是甘州城。大唐朝廷没有给归义军提供任何像样的支援,而且迟迟不肯授予河西节度使称号,不肯给张淮深旌节,将凉州城交给天平军,很快丢失。
而陇西一带的各路吐蕃,温末族(吐蕃帝国鼎盛时代掳来的各族奴隶组成)纷纷攻略唐朝城镇。880年,六谷蕃温末等各路人马纷纷攻陷渭州,原州,武州,威州,秦州诸州。
一直到1109年,溪哥城投降我挫宋。中原王朝才算真正收复了这些区域。
也就是说,从唐朝丢失陇西这些地盘开始,经过八十七年的吐蕃完全占领,再到二十多年的唐朝局部收复,反复拉锯。一直到北宋行将嗝屁。才算完全将陇西地区的藏人势力摧毁,收入囊中。
可见说中晚唐仍然包含着这些地区是不客观的。
另外和游牧民拉锯的地方,河套算是唐朝最为成功的区域,毕竟在关中头顶。可是也该提一嘴辽东,唐朝很早就退出了辽东的争夺,退守于辽宁朝阳以西区域。尽管晚唐藩镇也曾出兵辽东威武过。但在这里的经略与汉代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认为中晚唐也很好的人通常过度于西北本位制,即忽视中晚唐在南方和西南多个地区出现溃败和退缩的情况。
不过我等大西南已经习惯性被人忽视了,提及古代王朝武功总还是以西北为骄傲,在西南的武功是常年的不值钱。
但我们还是提一嘴吧,汉代南北朝到唐初在云南东北部地区建立的西南桥头堡,在中晚唐也丢失了。
随着南诏的活跃,对四川盆地,湖南,交趾,广西地区的汉族定居点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南诏国不仅屠杀了数十万汉族人口,在这几个方向掳掠走的汉族人口也有数十万。
间接帮助了川黔湘桂交界处的荆州古蛮国势力重新发展壮大起来
曾经两度围攻成都,一度攻破外城,抓走了十余万大唐子民回南诏当奴隶,还让他们在大渡河面北而哭。
当然同样的场景在西北的吐蕃方向也上演过不少。
南诏的确不能对大唐造成致命危害,也的确被熬到自己也崩解了。但是高赞回答对南诏造成的巨大创伤未免也太轻描淡写了。
唐朝中晚期也的确取得过少见的军事成果,但中原王朝被西南势力攻入腹地并造成数省汉人人口减员,抓走大量汉人回云贵高原当奴隶的事例也少吧。
另外,唐朝领土巅峰不在盛唐,其实是在贞观-龙朔期间,唐高宗李治时达到顶峰。
觉得中晚唐不屈辱,那是因为对中晚唐历史了解不多所致。
当你真的读到吐蕃,南诏掳掠成千上万的大唐子民回去当奴隶,让他们望着故国哭泣的时候,难道没有屈辱感吗?
在吐蕃卫藏四茹自爆之前,唐廷一直苦于东西两线拉锯于藩镇和吐蕃之间,以至于从朔方灵武一直到南面的西昌宜宾,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肉磨盘。
那段岁月,绝对是漫长而又痛苦的。
唐朝就是一个史盲鉴定器,要么无限拔高安史之乱前的唐朝,要么无限贬低唐后期的作为。再或者醉翁之意不在酒洗白点别的朝代或者踩踩别的朝代,来渲染一些优越感,刷存在感,
这是饭圈脑残粉的极端化表现,
唐朝虽然有安史之乱和蕃镇割据,但是要正确理解唐朝,也要放到中国历史的大环境中去,
直接说结论,唐朝面临1000年大变局,豪族社会走向末路,人口增长突破瓶颈。江南崛起,社会治理体系要求进一步提升。唐朝前期并没有完成多好,很多的核心资源恰恰放在对外上,
第一前期的唐朝是军国立国,所以缺乏核心的主义认同,地方财政崛起一直都是隐忧,这个问题贯穿始终,只是安史之乱后这个问题表象化,这个问题理解唐朝崩裂的根本,
第二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是有基层共识的,所以斩首头领后,无效,蕃镇依然割据,集权模式已经出现瓦解,养中央军成为基本共识,要求对国家的暴力体制改革,
第三。经济中心南移,关中本位趋向崩溃,运河经济并提升,要求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税收效率
第四官僚体制选拔制度真正意义上落实到基层,民间识字率上升,要求提高教育和官僚选拔的公正性,
而唐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恰恰是后期给出很好的历史答案,
第一,财政上回归货币财政,双税法……是安史之乱后的给的
第二,中央军的模式逐渐成熟,虽然有宦官专权,但是摸索出一个模式,为后期大宋和元明清提供基本治理思路……军队必须国家养,
第三,科举考什么,是否要走后门,看门第,黄巢起义告诉后世,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不公平是要亡国的
第四,最后官僚体制如何治理天下,唐朝告诉后世的帝王要有自己的对官僚机构反制系统,所以宋搞平衡,元搞小政府,明搞厂卫,清搞密折,
唐后期的制度性遗产,非常多,甚至可以说历史少见的,事实证明国都被攻破机构还能运转,且维持局面,延续150年在魏晋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
我打个比方吧,一个猛男年轻时风光无限,盛年时出车祸截瘫坐轮椅了。曾经对他胆怯的人开始攻击他,但这个猛男依旧坐着轮椅把那些对手们挨个打趴下。最后器官衰竭,实在扛不住了,人没了。
你能说他很屈辱么?后代四肢健全的都没这个后半生坐轮椅的能打,曾经他的异族小弟全都练他的武功把他当榜样,然后把四肢健全但发虚的接班人给干趴下,你说谁屈辱?
一点都不屈辱,晚唐击败过回纥,极大程度推动了吐蕃与南诏的灭亡,并且唐朝是帝制时代活得最久的大一统王朝。
秦15年,西汉212年,东汉195年,西晋51年,隋37年,北宋167年,元98年,明276年,清267年,唐289年。
注:西汉东汉是两个大一统王朝,不是一个,别动不动大汉四百年。东晋,南宋不是大一统王朝,北宋是否大一统尚有争议。拿武周15年碰瓷的人,听好了,现代史学界公认武周15年属于唐朝统治时间的一部分,并非单独的朝代。
唐朝对外战争:
终唐一代,对外历248战,182胜,66负,胜率73.4%《中国战争史》记载(人民出版社)
军力强大是唐代的一个鲜明的军事特点,上面数据为证。唐朝立国以来几乎每年都在打仗,长期同时面对来自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敌人,仍能保持如此高的胜率,足以说明大唐帝国军队超强的战斗力与持久力,历代罕见,不负“汉人武功,极盛于唐”的美誉。
盛唐,是后世对唐王朝的赞颂之词。史学上盛唐指的是从唐高宗时代开始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大致开始于公元650年到755年结束。
说西汉盛世维持时间比唐朝长的,把具体的史学上的时间定义找出来,没有就别乱讲。
中晚唐战绩:郭子仪—763设疑兵吓退吐蕃,收复长安,平安史之乱;765单骑退回纥,奉天、灵台大破吐蕃、党项联军;773再破吐蕃军
浑瑊—大历年间屡破吐蕃兵进扰;在太原击退回纥军
马璘—768邠州大败吐蕃军;775百里城败吐蕃军
李晟—768奇袭吐蕃定秦堡;779大破南诏、吐蕃联军;786汧城击败吐蕃
曲环—779破吐蕃南诏联军,收七盘城、威武军及维、茂二州
马燧—786击败吐蕃军
韦皋—788清溪关大败吐蕃;789再破吐蕃军;794联南诏制吐蕃;801-802转战千里,大破吐蕃,开辟西南第二战场,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
郝玼—818破吐蕃二万余众,收复原州
李载义—830击破奚族,擒奚王茹羯
刘沔—835振武击破平夏党项;837击破突厥叛乱;843破回鹘残部
石雄—835破党项;843杀胡山大破回鹘乌介可汗
李德裕—843杀胡山击溃回鹘,收复阴山北麓
张仲武—842幽州大破回纥那颉啜;845卢龙击破回纥;847大破北部奚族及山奚
王宰—847盐州挫败吐蕃论恐热
崔珙—848击破吐蕃,克复清水
张议潮—848-851收复河湟至西域哈密;856伊州大破回鹘和吐谷浑;858-861凉州会战破吐蕃;866彻底击溃吐蕃,使之裂为百余部落,归义军从此支撑近两百年
史元—851击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
高骈—866大破南诏以及峰州蛮,定安南交趾;875大渡河击败南诏
颜庆复—870成都大破南诏军
李可举—880药儿岭、雄武大败沙陀
郑从谠—880河东大败沙陀
没几个朝代晩期能有如此辉煌的战绩,唐亡于内乱,并非外敌。
唐朝的问题主要是内部矛盾相对于汉朝更为尖锐。
只不过前期的连年对外战争,没有让其爆发出来,一旦唐朝对外的攻势被遏制,那么内部的问题一下子就全给你引爆了。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极度相似。
一方面是、唐朝时期,传统的门阀豪族已经穷途末路,寒门士族开始崛起,而这个新兴的势力必然要提出进一步的政治诉求。单纯靠科举实现小的阶级提升无法满足他们的核心利益。这就必然产生矛盾和政治倾轧。这个问题在唐朝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唐初的豪门势力依然还有余烬,远不是刚刚兴起的寒门士族能比的。这一时期,斗争形式基本是以互相争夺军功的形式来获取政治资本,同时,唐朝从建立到四分五裂的阶段,是封建社会的经济积累的最后阶段了。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像汉朝时期那样搞高烈度的对外扩张战争。这种形式既是旧门阀的最后一次反扑,也是新兴寒门士族实现政治诉求的途径,因此,唐朝的武德,本质上也是建立在新的地主阶级势力的原始资本积累上的。
但是唐朝的内部形式要比汉朝更为复杂,除了旧门阀势力和寒门士族的斗争,还有内部的民族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之所以唐朝给人的印象是开放,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假现象,只不过出于现代的政治需求,唐朝的民族政策被选择性的拔高了。实际上,唐朝这种所谓的开放,实际上是自从汉朝灭亡以后,民族逐渐内迁到中原地区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种问题是早在魏晋南北朝世纪就积累的现象。唐朝短时间也很难成功消化掉这种前朝留下的民族问题。因为少数民族在内迁的时候,和汉族杂居,人口数量也开始上升,这也是摆在唐朝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因此,唐朝的民族政策是相对于其他朝代,最为简单粗暴的。那就是给予少数民族的首领们担任重要的军职和给予实权,将其拉入统治阶级的中枢,以实现拉拢和控制的目的。这种搞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来看,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完全没有估计到这些自己喂的饿狗会变成饿狼反咬自己。安史之乱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虽然唐朝后期试图重新整合,但是却已经无法有效维持对地方的控制了。
因为总有人意淫所谓祖上的荣光。
人都是厚古薄今的。
孔子追求了一辈子古仁人的志向,尧舜禹三代,周公的礼乐。后面的人崇拜孔子拜了两千年,现代人不也一大堆觉得民国好的吗?
在自媒体上翻翻历史文章,哪个不把秦汉隋唐吹得跟花一样,宋元明清就该待在耻辱柱上。
一听到996就炸毛的人,在网上疯狂鼓吹秦始皇,小说里的装逼的词也能当成正史,一群人在那嚷嚷百万大军守边疆保华夏。
明明宋明文帅更多,非要硬吹汉唐文人上马拿刀下马写文。还有天天说李白剑术天下第二的,还自以为很懂历史。说宋明软骨头多,汉唐没得时候有几个殉国的文人?哦,亡于外族很屈辱,虐待自家百姓亡国就很高贵了?
很多人啊,看见明末造反,就说猪明王朝残暴不让。那黄巾起义呢?就是神棍蛊惑,黄巾贼寇。唐朝也一样。
而且,汉唐末期的乱世对很多人来说很浪漫,千里无鸡鸣的三国,魏晋风骨,皇帝走马灯式换的五代,充分展现了人们反抗皇权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