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岳父杀女婿全家？岳父女儿开具谅解书被判死缓，财产全部由岳父女儿继承？ 第1页

这件事，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法律的某个内在缺陷：

当谅解人和被谅解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时，谅解书是否可以采信？

只要漏洞存在，就一定会有人钻空子，无论是潜在的罪犯还是法官。这个案子，就是钻法律空子的典型。

这件事从本质上，不是男女问题，而是一个家族利用法律漏洞对另一个家族财产的谋夺，恰好遇到了废死派法官，故而一拍即合。

法官脑中的思想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只能通过不断弥补法律的不足，来减少法官整出幺蛾子的概率。

最高法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剥夺利害相关方出具谅解书的权利，来堵住法律漏洞。比如：与被告人具有继承关系（包括第一和第二顺位）的人，因为和被告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理应适用回避原则，无权出具谅解书。

另外，建议当杀人数量>某个数值时，剥夺被告人获得谅解的资格。

———————————————以下更新 原文在后——————————————

我始终认为面对该案反映出来的在法定继承方面的漏洞，虽然立法或修法的确有滞后性，但决不能以突破现行法律规定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不能开。我知道很多人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女儿（即死者妻子）成为死者遗产的实际控制人”这个结果意难平，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思考，在尊重现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是否有途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更新一下，谈谈自己的看法。

三、民事继承如何救济。

现在在微博上为死者权益奔走的应该是死者表哥，据其微博的内容，之前关于死者离婚的部分事实在表述上有错误，这里先更正一下。应该双方曾诉讼离婚三次，前两次系由女方提出（一次被判决不准予离婚，一次女方撤诉），第三次系由男方提出（在诉讼离婚还未出结果期间即被杀害）。如果和事实有出入的话，欢迎指出。

言归正传。

如果女方能自己放弃继承权，那么死者孩子就能继承所有遗产。同时，死者妻子若还能放弃对子女的财产监护权，把子女继承的遗产交由表哥一家代为管理或通过信托方式托管，相对来说会让公众在情感上更能接受。但这种方式的主导权在女方，完全取决于女方自己的道德自觉、价值判断、良心程度。

如果女方不愿意采取上述方式，那么能否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通过诉讼的方式达到上述目的呢？

我认为，理论上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即表哥先通过监护权纠纷取得对死者子女的监护权，然后表哥就能代表死者子女向女方提起继承纠纷的诉讼。

1.为什么必须先取得监护权？

原因有二：A.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包括人身监护和财产监护，如果取得死者子女的监护权，那么自然地就取得对死者子女所继承财产的处分权，女方就自然无法对死者子女的财产行使实质控制权；

B.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起诉条件有规定，要求原告必须适格，表哥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如果表哥以自己名义提起继承诉讼，只能是直接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只有取得死者子女的监护权，表哥才有提起继承诉讼的主体资格（即以死者子女名义起诉）。

《民法典》第1127条【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及继承顺序】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2.如何取得监护权？

《民法典》第27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女方是死者孩子的法定监护权，即女方的监护权基于法律规定直接产生，所以表哥要想获得监护权，只能通过诉讼方式取得。

《民法典》第36条【撤销监护人资格】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A.主体资格，即由谁申请撤销女方的监护人资格。

个人认为表哥是不具备申请撤销女方监护人资格的主体条件的，但是法律列明了可以申请的组织有哪些，表哥可以请求上述组织出面。比如居委会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向法院申请撤销女方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表哥为监护人。

B.撤销事由，即女方有无实施严重损害死者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

个人认为这是重点和难点。女方出具谅解书的行为是否属于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或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会是争议的焦点所在，也是表哥方需要重点论证的地方。

除此之外，表哥方作为亲属，应该比我们相对更了解死者一家之前的生活状态，可以想想女方是否在生活中还有其他行为使其不适宜担任监护人。也可以查询相关判决，看下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父母具体都是因为什么原因，以此对照下女方是否有相应行为。

死者子女的个人意愿。虽然未成年人的个人意愿并非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定参考因素，如果孩子已经满了8岁，个人意愿会相对更重要一点，但是整体来说子女的个人意愿基本不会对结果有任何影响。

3.（如果取得了监护权）为什么还要提起继承诉讼？

因为取得监护权只能解决女方不实际支配死者孩子财产的问题，但女方自己还有继承权，继承诉讼就为了解决女方少分或不分遗产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让死者子女多分或全分遗产。

4.如何实现女方少分遗产？（不讨论“不分”，基本不可能实现）

原文已经说过了，只有在女方自己杀害了被继承人的情况下，女方才会丧失继承权。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女方与其父亲存在共谋的合意，所以如果想通过剥夺女方继承权的方式让女方不继承遗产，不可能。

但是，法律规定了遗产分配的原则。

《民法典第》第1130条【遗产分配的原则】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遗产分配原则上一般是均分，但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倾斜，表哥方可以考虑以下理由：

A.死者子女还未成年，今后生活、教育、就医开销较大；

B.死者于离婚诉讼期间死亡（我掌握的信息暂时是这个）；

C.女方父亲杀害了死者一家三口。（以及其他表哥方能想到的其他的合理的理由）

就我的经验来看，A理由一般会被法院采纳，但是基于A理由对财产分配做出的比例倾斜不会太大。

至于BC理由，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有采纳BC这类理由而对财产分配比例进行调整的判决。但是我原文也说了，继承相关法律的修订在往“继承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从这角度来看，特别是在BC理由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假如死者能言，从常理来推断，其是否愿意自己的遗产被女方继承呢？答案可能不言而喻。

说点题外话，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接触的就是家事纠纷。有次，还和前辈们探讨过一个问题，“提起诉讼离婚的原告在诉讼期间意外死亡，如果被告和原告父母就继承发生纠纷，遗产是否可以少分被告？”当时讨论的结果是，似乎司法实践中并不支持这类做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原告父母年老体衰等情况而给原告父母多分，而基本不会因为在诉讼离婚期间这个原因而给被告少分。不过我当时的看法依旧是，我认为原告都不想被告过了，都在讨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夫妻共同财产都不愿意让步，都想自己多分一点，更别说把自己的财产让被告继承一部分了，最后原告因为意外身亡还没等到离婚的结果，反而要把自己的财产给被告一部分，我个人觉得挺不合理的。不过当时只是假设了这种情况进行讨论，我自己并未遇到过类似的案子，反而今天在网上看到了自己曾经想过的会出现的问题，而且性质更恶劣，不仅是诉讼离婚期间更是女方父亲杀害了死者三口人。

5.胜诉的几率如何？

小，很小。所以我开头才说这是一条理论上可以实现的路径，重点还是在监护权纠纷上，是否有组织愿意提出申请（这些组织是否愿意做这些事情？）、是否能证明女方符合撤销监护资格的条件这些都是障碍。当然，表哥一家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监护权不止是争财产，同样需要对小家伙今后的生活负责，不能为争遗产而争，被监护人的利益才是核心。

所以如果要争监护权，还有个建议，至少在监护权纠纷案子中，尽量少向法院说“如果由女方监护女方就会实际支配死者财产、这种吃绝户的行为不公平”之类的话，容易让人以为你似乎是为了钱，但其实你并不是，落脚点一定是被监护人的利益（身心健康才是第一位的，财产利益反而是次要的）。

（办理监护权纠纷的经验很少，对监护的程序和实体也不能算很了解，特别还是在民法典对监护有增删改的情况，如有错误，欢迎指出，并多包涵）

———————————————以上更新 以下原文——————————————

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岳父由死刑改为死缓，是刑事问题，即量刑是否适当。

第二个问题，财产全部由岳父女儿继承，是民事问题，即死者遗产如何继承。

刑事判决不会处理民事继承问题，但关于民事继承的结论（即大部分所说的岳父女儿继承全部财产）虽然表述上有不当，但实体结果应该差不多。

一、先说刑事改判问题。

其他相关回答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对于刑法的了解也不算很充分，只简单说几句自己的想法。

1.即使存在“自首+认罪+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情节，据我所知，这也不是绝对不适用死刑的法定情节，只能说是“可以”不适用死刑，那反过来说，也是“可以”适用死刑的，很难说改判不合法。

但改判合法不意味着合情、合理、合乎基本的人伦道德，更不意味着原来的判决就不合法。

2.我个人对该案是否应当考虑“被害人家属谅解”这个量刑情节有点疑问。

本案的特殊情况在于，死者直系近亲属只剩下岳父女儿和死者女儿，而死者女儿又未成年，其民事权利只能由其法定代理人（即岳父女儿）代为行使。

所以，岳父女儿的行为既是代表她自己，也是代表死者女儿。即岳父女儿统一行使了自己和死者女儿的权利，这可能是这件案子最吊诡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实际上的出具“被害人家属（直系亲属）谅解书“的人只能是岳父女儿。

我的疑问就是，当出具谅解书的人，既是被害人直系近亲属又是加害人直系近亲属时，这类谅解书能采用吗？我个人觉得还要参考下被害人其他直系近亲属的意见。

但是本案被害人应该没有其他直接近亲属了，即当被害人只剩下唯一的直系近亲属时，该近亲属又同时是加害人直系近亲属时，谅解书怎么采纳？更特殊的情况时，死者之前和妻子诉讼离婚两次未果了（信息来源于网络），可以推断妻子和死者的感情存在一定程度的破裂。在此前提下，一边是夫妻感情有一定破裂的丈夫，一边是父女感情没有破裂的父亲，这时候妻子的情感倾向应当是有很明确地偏向的，这时候由妻子出具谅解书谅解自己父亲杀害死者的行为，这类证据是否应该采纳？而且，严格地说，妻子自己也只是丈夫的近亲属，最多也只能谅解杀害丈夫的行为，但对于公公婆婆，妻子自己是无权出具谅解书的；但如前所述，妻子本身还是死者女儿的法定代理人，死者女儿是公公婆婆的孙女，这时候似乎妻子又可以代表自己的女儿出具对自己父亲杀害公婆的谅解书了。

有没有人解释下，这类型有一定情感偏向的谅解书（仅个人看法，因为结合死者疑似两次诉讼离婚未果以及本案疑似因争夺抚养权引发，我认为夫妻虽还有一定感情但感情已有了有一定程度的破裂，但现无证据证明妻子和其父亲的父女感情有矛盾，这时候我觉得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妻子的个人感情可能更偏向于自己的父亲）是否属于可以采纳的证据以及（如果可以作为证据，则该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的问题

二、再说民事继承问题。

该案民事继承部分，应该尚未进入诉讼阶段，但法律的明确规定摆在这里，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据我通过网络了解的信息，死者与妻子曾两次诉讼离婚未果，即死者死亡时，妻子系其法定继承人；死者和死者母亲当场就死亡了（死亡时间我暂不清楚），死者父亲是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民法典》第1121条，对相互有继承关系的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但难以确定先后死亡时间时，作出了推定死亡顺序的规定，简单来说就是“无继先死、长辈先死”，“同辈同死、互不继承”。

这里就不去推论死者妻子和死者女儿最终分别获得的财产份额是多少，因为最终的财产权利都是由死者妻子行使（行使自己的财产权以及作为死者女儿的监护人代未成年子女行使他们的财产权）。也有人说死者和妻子已经离婚了的，但其实是否离婚不会影响最终结果，即使离婚了，所有财产归死者女儿，行使财产权利的人仍然是死者（前）妻子。

《民法典》第1125条，规定了继承权的丧失，但“故意杀害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的情形针对的主体仅限于继承人，妻子是继承人，但杀害被继承人的人又不是妻子本人，而是妻子的父亲，所有妻子没有丧失继承权，可以合法地拥有法定继承权。

法律相对于现实，是有一定滞后性的。当遇到死者绝户的情形，导致死者的遗产只能由加害人近亲属继承或者实际行使财产权利时，法律又该怎么保护死者的权益呢？

这是需要立法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民法典》对原来的《继承法》的修改有一亮点就是，取消了原来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即只要遗嘱经过了公证，其效力就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即使公证遗嘱的时间早于其他遗嘱的形成时间），取而代之的所有形式的遗嘱效力都是一致的，只要符合法定要素，任何遗嘱并不因其形式而获得效力优先的法律后果，而有数份遗嘱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我犹记得，当时有个“答记者问”的采访还是一份简单地解答文件（具体形式忘了），提到了为什么要作出上述这种修改的原因。继承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只要形式符合法律规定，那么时间在后的遗嘱才是能最大程度反映被继承人意愿的遗嘱，所以取消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

当然这是对于遗嘱继承的规定，本案可能没有遗嘱，只能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但是是否能以该案为契机推动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和进步呢？

我认为，无论是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最大程度地尊重或还原被继承人的意愿都应当是继承的第一法则。无论是从生活常识还是逻辑经验来看，都可以推断如果但凡死者还健在（不仅是死者早就提出过离婚两次对妻子已无感情，更是因为死者一家三口被灭门），是否愿意让加害人的女儿继承自己的财产（或者说成为自己财产的实际权利行使者）？

补充一句：我认为该案暴露了继承法律法规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但该漏洞如果需要填补的话，也只能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等合法的形式去填补，并非主张以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去枉法处理继承和遗产的问题。

这个案件，直接击中了现代法学的基本假设，即人和人之间，家庭和家庭之间是独立的假设。

如果家庭之间没有关联，则岳父家庭和公婆家庭，儿女家庭之间就是独立利益体，则岳父家庭的岳父杀了公婆家庭及儿女家庭的男方，是“岳父”这个人的个人犯罪行为。然后精神分裂开始：如果受害者家庭成员谅解，加上投案自首，就具有了减轻处罚的情节。公婆家庭的家庭成员是儿女家庭，儿女家庭可以谅解（这里又承认了儿女家庭和公婆家庭之间的关系，精神分裂）；儿女家庭的女方，“岳父”的女儿，也可以签署儿女家庭的谅解（这里又不承认岳父家庭和儿女家庭之间的关系，精神分裂）。按照这个精神分裂的逻辑，自然投案和家属谅解构成减轻犯罪的条件，死缓。而且按照继承权，如果“公婆”先去世，则儿子继承，儿子去世，则媳妇继承，也没有问题。但是整个结果就是匪夷所思。

承认家庭之间，不同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关联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但却动摇了现代法学的根基。在这种做法里，“媳妇”和“岳父”存在某种连带责任，自然应该剥夺继承权。但承认个体不独立，会动摇现代法学的根基，所以是断然不能的，只能绕过去，要么用回避利害关系（算是独立个体假设的一种折中），要么用共谋。

用回避利害关系原则，那么由于“媳妇”和“岳父”的父女关系，就不能签署谅解协议。由于没有具有资格的近亲属，也就不存在谅解，但是继承就不行了；共谋呢？则“媳妇”本身也是犯罪行为，自然不能谅解。使用共谋呢，则可以引用继承法第7条第一款可以剥夺媳妇继承权。可是要是媳妇没有共谋怎么办？所以必然需要堵上这个漏洞。

我猜现在这个来不及堵漏洞，最后只能做成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