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既左又右？对内要求分配，对外要求民族主义，这个人算左派还是右派？ 第1页

可以。

一个人在国内和国外问题上，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完全可能采取不同的立场。

至于说对内要求分配，对外要求民族主义，已经非常接近纳粹的主张了，纳粹就是宣称民族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共同体，靠征服其他民族来获得生存空间。

请大家先考虑如下几组虚构案例：

A学校组织了社会招标，找了三家餐饮企业承包学校食堂，承包期一年；同时A学校在饭点并不禁止学生到校外就餐或者订外卖。B学校没有组织招标，而是把食堂承包给了校长妹夫开的餐饮企业；同时B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在学校就餐，不得外出就餐或者订外卖。

A事业单位组织了校招，收了十几份简历，设计了笔试和面试环节，择优招聘了三名应届大学毕业生。B事业单位也组织了校招，也收了十几份简历，但是新入职的三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是区领导递条子介绍的关系户。

A小区建造于三十年前，需要设施开始老化，A小区组织过好几次业委会和居民大会，但是始终无法就如何使用维修基金达成一致，也没钱去修老化的设施。B小区的设施也开始老化，B小区的业委会主任没有召开业委会，自作主张找了个亲戚开的建筑公司，动用维修基金，把老化的设备修好了。

在校学生吃到什么样的午饭是分配问题吗？应届毕业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是分配问题吗？小区的维修基金怎么使用是分配问题吗？

咱们再说的远一点，如何帮助农民客服自然灾害风险是分配问题；如何向农民发放扶农贷款是分配问题；扶农贷款的资金从哪里来是分配问题；如何把田间地头的农产品运送到城市的市场里是分配问题；如何避免运输农产品的卡车司机疲劳驾驶和超载驾驶是分配问题；工厂如何获得稳定的供电供水是分配问题；工厂的产品如何进入外地市场、打破地域垄断是分配问题；工厂造新厂房如何获得土地是分配问题；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获得补偿是分配问题；公务员招聘男女平等是分配问题；北京和河北考大学的机会是分配问题；残障学生、少数民族考高中考大学是分配问题；大城市老龄化严重是分配问题；农民工能否缴纳社保、能否异地结转社保是分配问题。这样的问题无穷无尽地充斥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不相同。有些要求更高效的市场，有些要求更有力的监管，有些问题的改善依赖于技术进步，有些问题的改善取决于观念的变迁。

削减贫富差距、使得社会上各个群体都可以获得必要的财富、维持必要的生活，而不是在贫困线周围为了温饱苦苦挣扎是分配问题；抑制政府和其他群体的干涉，使得社会上各个群体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用上自己喜欢的消费品，而不是被其他人决定自己可以吃什么穿什么，读什么学校干什么工作也是分配问题。平等和自由在绝大多数场合并不冲突，相反平等和自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所以一个人“要求分配”时，不要急于给人扣“左”“右”这样的帽子，而是先了解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

民族主义怎么可能与左右无关？民族主义刚诞生的时候它确实和进步同行过一段时间，但之所以有这段短暂的历史是因为阶级矛盾还没有激化。市民阶级甚至君主、贵族之外的整个社会都视自己为一个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当然认为民族是摆脱君主制、摆脱专制压迫的手段。只可惜在大家都是被压迫者这个共识之下托了哈布斯堡这样国际性君主的福民族主义也就无从谈起了。维也纳人用十月响应匈牙利革命，这叫民族主义么？柏林人号召街垒战支持维也纳起义倒有点民族主义的影子。但法兰克福大会上德意志代表支持波兰起义又没有民族大义了！

而且即使是这段短暂的蜜月期里民族主义也照样暴露出它狭隘、卑劣、有选择性失明的一面。“匈牙利人要讲匈牙利语！克罗地亚人也必须讲匈牙利语！”就是典型。

民族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它们自身的矛盾就决定了他们的所谓进步能持续到1848年夏天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1848年之所以是近代欧洲历史的分水岭也就在于此。因为通过一个春天的高歌猛进，下层阶级终于明白“自由是分等级的”，有些人嘴上说要解放全人类实际上他们觉得“人”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生物属性。也就是说对1848年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人确实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也应该被解放享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并不是一鼻子俩眼会喘气的就是人。

女人就被开除出了人类，从1848年到1918年整整七十年间自由主义者没有给过女性同等的权利。不但不给还从各个角度证明她们不具备人的理性，是欲望和感情的俘虏，女人就不具备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她们应该被爹、兄弟、丈夫、儿子监管。

穷人也不是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长远的判断，目光短浅这也是没有理性的表现。贵族、君主也不是人，因为他们居然迷恋虚无缥缈的荣耀和艺术。说到底只有勤劳淳朴本份纳税的布尔乔亚才是人，应该赋予他们政治权利。

这种有选择性失明的政治主张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也是很有趣。但1848年夏天和秋天下层阶级已经不相信了。这就是巴黎八月的街垒战、维也纳的巷战。当这些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前脚打败贵族后脚杀戮人民之后，他们就明白了自己势单力孤，于是他们果断的在巴黎像亲王总统山呼万岁，在维也纳欢呼新皇帝弗朗茨·约瑟夫。

1850年普鲁士颁布新宪法按照纳税标准分配选举权，1851年奥地利帝国终止宪法，1852年路易拿破仑成为皇帝。所有这些都证明自由主义者明白了什么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那就是应对那些认为自己应该吃饱穿暖的劳动者。这时候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不再有任何的进步性或者“左”可言了。

自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民族主义的唯一功能就是否认社会矛盾、反对“撕裂社会”、充当合理化现状的工具。

“虽然你们穷的嗷嗷叫，我们去巴黎烧瓶，但我们买出了国家的威望！展现了祖国的强大！你们反对我们就是撕裂社会！就是煽动阶级仇恨！”

我们的祖国是铁板一块，我们都是伟大民族的一份子，我们让你加班也是为了战胜跨国资本。我们吃肉你们喝不上汤其实没什么，因为汤糖躺烫对身体不好！

这就是近一百多年来民族主义的本来面目。1848年它就抛弃掉了最后一点进步的东西，时刻准备把自己贩卖给任何愿意付钱给他们或者能保障他们那点可怜的财产的势力。而他们的的所谓民族、所谓祖国无非是为了让被压迫的人产生他们居然和踩在自己头上的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幻觉。

这个当然可以。民族主义和分配本质上并不矛盾，甚至“民族主义”本身也和左/右没有必然的联系。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最早其实是一个十分“左派”的东西。现代意义上最早的“民族主义者”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以民族的名义推翻了专制王权建立了共和国。巧合的是，“左派”这个概念也是出现于大革命时代，形容的正是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的革命党（因为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般坐在左边）。所以，至少在大革命时期，左派基本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几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毕竟，在封建专制的时代，这三者面临着同样的敌人——封建君主。民族主义者一般想赶走外来统治者（一战以前欧洲大部分民族都被异族统治）或者实现民族统一，自由主义者希望建立民主政体，左翼希望实行社会改革造福普通民众。在专制政体被推翻之前，这三者的目标是兼容的。

然而，三者之间的裂痕在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在大革命时期，所有的欧洲封建君主都十分地害怕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于“人民主权”，强调民族有权利统治自身，这个和君权神授的专制思想有着必然的矛盾。所以，欧洲各国的专制君主都十分警惕民族主义思想。不过，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专制君主们发现了民族主义的潮流浩浩荡荡无可阻挡，因此对民族主义的态度也从打压变成了利用。一方面，他们发明了“官方民族主义”，将专制君主塑造成为民族的代言人，用民族主义的话语来拯救专制王朝摇摇欲坠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时刻警惕着民众自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既要防止本国的民族主义者举起人民主权的大旗以民族之名推翻暴君，也要打压其领土内的非主流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普鲁士和撒丁王国都是这种策略的受益者，借着民族主义的东风统一了德意志和意大利。撒丁王国和加里波第这样的民族主义自由战士之间忽冷忽热的关系，也反映了“官方民族主义”的暧昧之处——在王国面对外敌，需要打手的时候，这些一腔热血的民族主义者是最理想的马前卒；而当击败外敌，国王们实现了其政治利益的时候，这些民族主义者就会被抛弃（类似于《勇敢的心》里苏格兰贵族和华莱士，或者朝廷和受招安的梁山之间的关系）。

“官方民族主义”的出现给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两个难题。第一，如果专制君主以民族的名义进行统治，并且颁布了宪法，开设了议会（尽管君主的权力仍然是至高无上），那么民族主义者是不是该为民族的国王/皇帝唱赞歌呢？有些民族主义者觉得，实现民族统一、独立，建立了本民族主导的国家之后，他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在国内政治上进行进一步的大改，而自由主义者以及左翼则想要更多。于是乎，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别站在了保守和进步的两边。

如果说第一个难题仅仅是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造成的话，第二个难题则植根于民族主义内在的沙文主义倾向。作为一个抽象原则，基于“人民主权”和“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自然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在现实中，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膨胀，往往会伤害到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伤害的原因有很多，比如A民族和B民族都认为某地是他们“自古以来”的领土；比如A民族不承认B民族的存在，认为B民族仅仅是A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所以也拒绝让B民族独立；比如A民族和B民族在同一个国家里互相指责对方在压迫自己；比如A民族认为B民族狼子野心十分危险必须要被削弱；或者更简单，比如A民族单纯觉得压迫B民族对自己更有利等等……因此，在本民族实现了统一和独立之后，很多民族主义者会自然而然地从反抗侵略的自由斗士摇身一变变成扩张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多说一句，沙文主义也是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就走向了对外侵略的道路，不过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在被侵略的领土上颁布了自由主义的宪法，甚至被当地自由主义者拥护，因此也勉强可以算是“解放者”）。

由于以上两个问题，在实现了独立和统一的民族里，民族主义者和追求自由和社会改革的左翼分道扬镳。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国家，下一步就是要全民族统一在一起，与其它的民族竞争，对外扩张，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与之相反，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则十分怀疑，在切实的社会改革之前，普罗大众是否能够从民族中得到真正的收益，因此强调跨越国家的无产者联合，推翻暴政和资本主义。这两者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在一战前后达到了高潮。一战前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以及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选择站在“祖国”的旗帜之下，向英法俄宣战；而社会主义者中的左翼则坚决反对参战，而是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之间战争，这一分歧直接造成了第二国际的崩溃。一战后期的俄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革命者喊着“革命护国主义”，强调继续保卫祖国，抗击德国入侵者；而布尔什维克则反对任何打着“民族”的旗号让老百姓送死的主张，要求立刻停止战争聚焦于国内改革。这一分歧最终造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诞生。在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终于变成了现代政治中争议的两极——民族主义强调（本民族内的）阶级团结与民族之间的竞争；而社会主义强调阶级斗争与跨民族的国际主义情谊。从这以后，民族主义基本上就被视为了右翼势力，与左翼的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在之后一个世纪的政治发展中，虽然具体的政治语境发生了改变，但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冲突的本质（民族竞争+跨阶级合作 or 跨民族合作+阶级斗争）始终没有变过。比如放在现代的政治语境下，欧美的民族主义者坚定地反对移民，也反对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支持更多的军事开支；而欧美的左翼则持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态度，同时支持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反对对外战争，这些差异都是根植于两派人对阶级和民族矛盾的不同认知之上的（比如左翼认为移民是被压迫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而右翼认为移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以上对于民族主义和左翼的分析都是基于欧美的历史，在欧美之外，民族主义和左翼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不过，由于亚非拉各民族取得民族独立的时间比较晚，民族主义和左翼分道扬镳的时间也会晚一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在北伐之前，由于都存在“打倒列强、除军阀”实现民族统一的诉求，所以国共合作有着很强的基础；而当军阀基本上被打跑了，统一全国的目标看起来似乎要实现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就要对左派和共产党拿起屠刀了。用中国的语境来解释的话，在1927年，对于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者（国民党右派）只要“民族”，所以赶走了满清，结束了内乱，就足够了；国民党中间派和部分左派想要“民族”和“民权”，要在统一之后建立自由民主制，但是不想更进一步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则是全都要。所以，当共同的敌人——军阀被击败后，左派更进一步，开始追求社会变革；右派则迅速调转枪口屠杀起了左派以巩固秩序；中间派则惶恐踌躇，既惊恐于左派的激进，又对蒋介石的僭越感到愤怒。

要看“民族主义”是不是分配的一部分。

如果当前的国际分配并不公平，有的国家依靠军事、文化、科技等霸权强行给自己多分配，而有其他国家被这种霸权剥削，其民众不得不接受少分配，那么被剥削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分配”本质上是一回事，应该支持。

而剥削别人的国家依靠“民族主义”，试图在已有的分配上，再去抢夺被剥削者的口粮，供自己大豪斯挥霍，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法西斯，应该反对。

一三五嫌弃我国不够社会主义，二四六数落我国不够自由主义，周日创造各种新奇的名词和概念来缝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类人在知乎上不是挺多的嘛。

所以，评判一个人，评判一个貌似自相矛盾的人，还是要精准找到那个自洽且唯一的实质才是：

这个人，支持的到底是什么？反对的又到底是什么？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符合 “即A又B” 的描述的人，并没有多少的。

最后，“民族主义”，或 “国家主义”，到底算是左还是右，这事儿本身是不存在确切答案的，而是一个基于意志的话术和定义游戏。包含着满满的种族/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扩张型的民族主义，可以被称为是民族主义，反对外来的共同意识解构和侵蚀，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被称为民族主义。那到底说的是哪一种呢？而 “左” 和 “右” 的核心标准，左追求指向广泛平等的建构，右指向维护本质和竞争的反建构，于是，有可能能把 “民族主义” 踢到右边的对标，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的 “世界主义”。可你我去放眼全球，如今存在真实的世界主义么？并不存在罢。而世界主义的最大反对派力量，又是什么呢？各种包装和变种的欧美中心主义这一有史以来最宏大的民族主义罢。所以都省省吧，你若不热衷反对欧美中心主义，却日常要反民族主义，快别逗了。

左派运动的核心要求是平等，反压迫。跟民族不民族没关系。民族主义和左派立场也不是天然冲突。历史上左派运动实践当中，很多左派运动与民族主义反侵略，反压迫，反殖民是紧密合流的。

也就说，民族主义到底是左还是右，关键看你的国家与其他国家所处的权力关系。

如果一个被压迫被殖民的民族，主张民族主义而去反压迫，反外国资本剥削，反殖民主义解放独立，这是完全进步的，倾向左翼的。左派应该是去鼓励和支持的。

而如果一个国家自身就是全球到处军事基地，每隔几年就对外入侵一次，半殖民地全球遍布。那么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无论如何，都绝对是反动的。

放到中国的语境，我们面对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是不是文化上被后殖民主义影响？（审美，意识形态，对混血的崇拜，等等）。经济上是不是被国际资本剥削？（深圳苹果手机代工厂里产品利润只有不到5%的利润流入本国资本，而60%流入美国资本中）。

如果严格看待，中国的本土资本精英实际上是唱着中美夫妻论的买办集团，中国农民工实际是世界工厂里被国际资本压迫的底层无产者。我们相对美国和西方，就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资本所半殖民被压迫的地区。（同理还有孟加拉，伊拉克，等等等。）

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换个语境，中国对于非洲，那就不存在我们被压迫的被剥削的情况，甚至有可能还反过来。

一言蔽之，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没问题，甚至是进步的。

但是如果一个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对非洲人，对东南亚人的，比如想着以后能富强了去非洲东南亚去找当地EG，去那边弄个殖民地，去剥削，开口闭口尼*，越南猴子什么的。那绝对是有问题的，是反动的。

另*，关于某些号称国际主义的左壬，口口声声说什么只有“普世的人”，你只要有民族情感，就反“国际主义”，就被开除左籍了。我只能说，这些人是活在真空球里的乡愿。无论列宁，萨特，法农，等等等一堆左派早就解释过，被压迫地区的特殊的政治现实决定了他们有权力去用民族主义和暴力反抗帝国主义和压迫者。而那些所谓的“国际主义者”，你仔细看他们的语境，他们的“国际”只指西方白人，他们只要跟白人去团结国际。在他们眼中，那些孟加拉血汗工厂里的儿童，伊拉克被屠杀的平民，巴勒斯坦无家可归的，那些真正左派的同胞在他们眼中都不是人。

左右往往应当聚焦于具体事务，而不是立场。

1、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同提高工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反对机器代替工人做工。在“缩小社会不平等”方面的左派完全可以是“技术进步”方面的右派。

2、具体上看，左派要求的往往顺应社会发展但没有实践先例的方案，右派则总是希望从老祖宗的典籍里寻找最终方案。

3、所以一个人可以“既左又右”，但他几乎不可能“不左不右”。很简单，没人能找到一个既不是维持或倒退(维持在社会进步之后也是相对倒退)，又不是进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