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人事制度问题,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职能关系问题。饶老师说来说去还是不想谈这个核心的问题。
人事制度只不过是前面这个大问题的技术性细节而已
科研和高等教育的人事制度,是服务于科研和高教事业本身的,是被科研和高教政策决定的。
现在最拧巴的事情就在于,宏观上,科研和高教制度的顶层设计仍然保留着动员型发展模式的经典特征,但是在微观上,运行细节和逻辑已经开始市场化运作。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既然顶层设计保留着几乎全部的动员型发展模式的经典特征(公立,编制,岗位,计划,全国配套,细分专项),那么基层单位的运行逻辑也应当是动员化的,比如逐级确定编制数量,逐级确定研究方向,逐级确定招生指标,最后汇总成为一份五万到十万页的计划方案。如果人不够,按照紧缺方向加编制指标加招生指标加物资供应力度就完事了。怎么会有这么多phd找不到工作呢?博士招生指标的膨胀都是和科研计划的膨胀走的,最多就是不能保证每个phd都能进入科研序列罢了。
在这种制度下,人是跟项目走的。国家开了多少科研项目,就要配套开多少博士生招生指标,研究员指标,工勤人员指标。所以可以简单理解为项目驱动型模式。苏联全国上万个各种研究所,从搞种子的农技所到搞核武器的应用物理所,全都是根据科研需要逐步膨胀出来的。因为是项目驱动的,所以是先有项目,再有资源,抢的是给定的项目,不是资源。
苏联就是靠这么一套制度高速催化了核工业体系、航空工业体系和航天工业体系,一个在20世纪初扶着木犁(没错俄国到十月革命前都没有完全普及铁制农具)俄国强动员了几十年直接变成有望在2000年建造月球站的军工霸霸。
而如果是搞市场逻辑,那就极点应该是高校和科研单位转变成类似黑山这种科研集团,只对教育部分进行整体预算控制,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政府的科研订单交给各大科研集团竞争,最后搞进度和指标控制,达到结项标准就付全款,达不到就罚钱,知识产权基本都是政府(出资人)所有。至于亏不亏,赚不赚,活不活,那不是政府该过度关心的事情。
而最朋克的地方在于,一边保留着公立性质,保留着编制,保留着岗位,保留着计划,但是这些管理权要逐步下放给高校,破坏了科研计划全国一盘棋的部署;同时计划管理在高校又非常散漫而且变质,把下放的科研管理权限当作实现数值管理的工具,视完成数值为完成计划
所以这个时候科研是数值驱动,只要在数值竞赛里拔得头筹,就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就能继续扩大规模,继续冲击数值榜单,最终实现学科评估的“跨越式发展”。有没有感觉很熟悉?没错,某些高校无非就是把衡中钻空子那一套,引入到科研中来,钻科研管理制度的空子而已。所谓天天卷本子,就是这么回事。等榜单冲击完了,把烂摊子一丢,全社会埋单。
那么还有没有项目驱动型的科研机构呢?有啊,各大国企甚至超级国企的研究所研究院(当然也包括行业高校,比如北航南航西工大对航空航天),这些机构直接对接生产一线,几近完全的项目驱动。但是这些机构,在苏式科教模式下,是有博士生的招生权和学位授予权的。如果是项目驱动这条线,这些博士的培养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尖端工程实践中的新问题(所以才要求本科培养阶段基本功扎实,特别是数理基础扎实)。所以有人说苏联高教模式产学研结合很弱,我个人持保留意见,项目驱动型(特别是大型国防项目驱动)的科研管理模式,怎么可能产学研(当然我怀疑有些人可能把产学研和军转民的范畴混淆了)结合很弱?如果很弱,苏军这么多技术装备难道是充话费送的?
而中国当前的模式,几乎要完全剥夺了这些单位的招生权和学位授予权。所以就只能继续搞什么校企结合啊,什么校外企业导师啊,搞什么专业硕士啊,搞什么专业博士啊。完全就是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最后搞得整个体系臃肿不堪,自相矛盾。
而项目驱动型的科研模式本身就适合数值管理,因为是实践导向,一定会遇到问题,一定会解决一些问题,有成果是确定的(比如证明某问题在某种条件下无法解决也算是成果)。而把数值管理套在理论导向上,那必然会导致理论类的学科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为了保住饭碗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我觉得在讨论这个制度是不是合适之前,先应该把高校和研究所的职能关系理清了,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混乱且邪恶的混沌状态,用什么人事管理模式都是白搭。不要让高校拿着最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去干体力活,同时培养着基础不扎实的博士,搞de-education,最后浪费了一大堆宝贵的教育资源培养出一群决定不和科研事业发生关系的心灰意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