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藏族中高僧很多？ 第2页

不知道捅了谁的窝，原的回答删了。

只能说藏区高僧有十八层楼那么高。

我知道的一位大德藏族高僧----肋巴佛

肋巴佛(1916～1947)，经名金巴嘉木措，甘肃夏河县人，经藏传佛教宗教仪规确认为松鸣岩寺十八世怀来仓活佛，经名金巴嘉木措，供养地为卓尼水磨川寺。中共党员。1943年甘南农民起义领导人之一。

由于肋巴佛自幼饱经磨难，并且对地方劣绅及官府欺压穷苦百姓、横征暴敛的社会现状深恶痛绝，所以当活佛后非常同情贫苦农牧民，后与王仲甲、肖焕章、马福善等接触密商，决心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救民众于水火。1940年，肋巴佛在卓尼组织当地七部落饥民性质的组织“草登草哇”，带领群众抗粮抗捐，开展抗暴斗争。

1943年3月27日，肋巴佛召集事前串连好的藏汉群众，响应临洮、康乐、岷县等地农民暴动，在临潭县冶力关举旗起事，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口号，藏汉群众纷纷响应。肋巴佛任总司令，率众围攻临潭县城，29日拂晓攻破县城，击毙县长徐文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廷栋，释放囚犯，开仓济贫，严禁扰民，百姓欢呼迎接义军。肋巴佛乘胜向岷县进军，以便和王仲甲、马福善、毛克让部互相呼应，联成一片，进军途中在冷地口和保安队遭遇，肋巴佛组织敢死队，杀退敌军。因岷县国民党驻军较多，装备良好，难以取胜，又转往临潭、卓尼一带。各路起义军会师武都后，肋巴佛率藏兵策应国民党武都骑兵营长张英杰起义，在岷县遭国民党专员胡守谦率保安队拦截阻击。肋巴佛亲率义军杀开一条血路。1943年5月各路义军在武都草川崖会师，成立“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公推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总参谋长，肋巴佛任洮岷路藏兵司令。

甘南农民起义遍及临洮、康乐、广河、临潭、卓尼等二十余县，令国民党当局震惊。蒋介石多次电令朱绍良、谷正伦，调集大军围剿。国民党五十九师、七师、十二师、暂编十五师，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国民党兰州空军派飞机扫射助战，地方保安部队配合围追堵截，义军处境十分困难，因寡不敌众，起义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五十九师在卓尼、临潭疯狂围剿、搜捕肋巴佛，烧毁寺院，杀害起义骨干。肋巴佛在群众掩护下在太子山躲避，后形势日趋恶化，在卓尼、临潭无法立足，便辗转于和政、永靖等地，后又到宁夏友人范新民处避难。

1946年肋巴佛返回和政，听说岷县、渭源等地有中共地下党活动，便于年底去渭源，经夏尚忠、李永发介绍与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会面。肋巴佛向往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由高健君、牙含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陇右工委派肋巴佛赴延安学习，途经平凉安国镇时不幸遭遇车祸牺牲，年仅31岁。

肋巴佛以宗教领袖活佛的身份，高举义旗，率领藏汉僧俗群众反抗国民党暴政，后又加人中国共产党，这在我国现代史上是很少见的。”

肋巴佛是一位富有爱国进步思想的藏族年轻活佛，是民族团结的楷模。他勇敢追求革命真理，率领藏汉群众反抗暴政，为求民族解放、促成民族共同团结和繁荣谱写了一曲悲壮而光辉的人生赞歌。肋巴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率领藏、汉、土族僧俗群众，举义旗，反暴政，毅然脱离佛座，走上革命道路，为甘肃现代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藏族人民的好儿子民的好儿子。

藏族中有一位高僧名叫喜饶嘉措。

喜饶嘉措是一位被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多次赞誉为“爱国老人”、“藏族学者”的大师。

一九五一年大师到北京开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毛主席为工作方便特意送小汽车一辆和收音机供大师使用。

一九五九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习仲勋、李维汉、汪锋等国家领导人对大师说：“你对共产党是忠诚的！”

一八八三年大师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一个贫苦的藏族家庭。

八岁时大师进家乡古雷寺出家，法名喜饶嘉措。

喜饶嘉措意为智慧海洋，大师一生不负此名。

大师十二岁转入甘肃拉卜楞寺学习。

一八九九年，大师十六岁已修完因明院全部课程，同时背诵了大量佛学经典。

同年夏天，大师返回家乡看望母亲，为岗察寺新建佛塔撰写祝词。

大师二十一岁进入拉不楞寺最后一个学级——戒律部。

戒律部在当时的佛学教育中是最高一级的研究机构，一般僧侣进入该部时大都在四十岁以上。

一九O四年冬，大师进入拉萨哲蚌寺学习。

期间，大师在关于大藏经的目次论辩中击败西藏著名佛学高僧齐周格西。

一九一五年，大师三十二岁时，取得了格西拉仁巴学位。

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三一年，大师在罗布林卡宫主持校编《大藏经》中的《甘珠尔》经卷。

为此十三世达赖喇嘛给大师赐加了佛号，尊称大师为喜饶嘉措·坚华杰贝罗哲（即文殊菩萨喜悦的智慧）。

一九三五年，大师受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北平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五所大学西藏文化讲师。

一九三九年五月，大师在青海西宁书写《白法螺的声音》等文章，号召佛门僧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同年九月，大师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议。

一九四三年夏，大师奉命入藏，拟任国民党西藏省党部筹备会主任委员，可惜未能成行。

一九四八年任国民政府蒙藏事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一九四九年九月应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之邀参加人民政府工作，出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一九五二年，大师先后发表了著名的《驳白马格预言记》、《驳假预言、扫除黑迷雾的智慧太阳之光》及《先行的书信——甘露珠》等文章，从佛教的经论出发，痛斥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荒谬谣言。

刘少奇同志曾当面称赞说：“喜老，你的文章写的好。”

后来，毛主席亲笔写信给大师予以称赞。

一九五三年，大师出席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大会，并当选副会长。

一九五四年十月，大师应自己原西藏学生泽本克墨巴·才旺敦的请求，写《大圣妙吉祥喜悦微笑的教诫》，通过对佛门宗旨的弘扬，以极大的热忱颂扬共产党，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护和热爱，并教诫佛门僧徒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五五年八月，在全国佛协第二次理事会上，大师当选为全国佛协会长。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佛学院成立，大师出任院长。

同年十一月，大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后转赴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活动，并参加纪念工作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举办的“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讨论会。

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发生，大师即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坚定的爱国立场。大师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可悲的事件。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愿，背叛了祖国，背叛了佛教教规。”

同年四月，大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号召说：“人民是慈悲的，宽大之门对真诚悔罪来归之人是开着的，希望走入迷途的人弃暗投明。”

后来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称赞了大师对平息叛乱所作的努力，并对他说，你信的教我过去也信过。我与母亲还到一个山上拜过佛。现在我信的是马列主义，但我们还是朋友。

当时有一张毛主席与大师亲切交谈的照片。

一九六〇年初，大师随同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出访缅甸。

一九六二年七月，大师返回故乡青海循化，专程为主持古雷寺修建钟亭落成典礼而来。

钟亭大钟是北京龙华寺明代大铜钟。

大钟重达四千斤，为峨眉山高僧在北京募化铸成，由于明代交通条件限制无法运回，遂留寄龙华寺。

周恩来总理将此钟赠予古雷寺。

一九六四年六月，北京西山重建佛牙舍利塔，开光典礼之日大师前往献辞。

一九六四年十月，因极左思潮影响大师自此遭受批判。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大师圆寂，享年八十五岁。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政府在西宁为大师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阿沛·阿旺晋美、习仲勋、杨静仁、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汪锋、张仲良、周仁山、包尔汉、赵朴初等领导为大师送了花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怀念大师的长篇文章。

文章指出，喜饶嘉措大师是受到人民尊敬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位铮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好榜样。

更新8月22日

没想到一个回答引来诸多评论，为此更新一波。

一、喜饶嘉措大师在1950年作《宗喀巴大师传略十七颂》（以下简称《传略》），用藏族传统九言格律诗写就。

稍有藏传佛教常识的人都知道宗喀巴大师。

不知道，可去青海省塔尔寺一游，就懂个大概了。

喜饶嘉措大师写《传略》正逢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国民党残余势力恐怖暗杀活动不断；国外朝鲜战争爆发，生灵涂炭。

此时此刻大师写《传略》是祈愿战乱早日绝迹的真情流露。

宗喀巴大师生活于元末明初，早年饱受战乱之苦。

喜饶嘉措大师不早不晚写成《传略》正是对宗喀巴大师佛学思想领悟后的发扬光大。

喜饶嘉措大师坚持著书立说，更坚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行。

《传略》发表之后，大师即捐献巨款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并宣传动员各族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捐献行动，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二、大师精进常新，弘扬佛法。

大师在完成《甘珠尔》的校勘和总纂之前就完成了《布顿全集》新版的校勘、编纂和刊刻工作。

大师重新校勘了西藏著名学者第司·桑杰嘉措的《声律学》

大师先后在拉萨的哲蚌、甘丹、色拉三大寺院讲授五部大论等佛学，长期讲授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对《大毗婆沙论》《大智度论》等有深入研究。

大师著有《阐明疑义定鉴》《不朽金刚霹雳矢》《功德本体论释》等著作。

如需深入研究大师思想可看《喜饶嘉措文集》

三、搭建藏汉文化交流平台，增进民族团结。

大师从1937起，担任北平、清华、中央、武汉、中山等五所国立大学的佛学讲师，开设藏文化、历史、佛学理论讲座，其目的就是搭建藏汉文化交流平台，促进民族团结。

大师1942年创办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是“以招选喇嘛，补习国文，讲授佛教教义，训练生产技能，坚强抗战建国意识为宗旨。”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喜饶嘉措大师是20世纪著名佛学大师，是我国近现代佛学领域的主要领军人物，是藏传佛教的著名高僧，更是一位爱国老人。

本更新参阅了公保扎西先生主编的《喜饶嘉措大师爱国思想研究文集》

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教。

有一个铁的事实可以证明谁是真的“高”。

2019年9月12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介绍“西藏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1959年时西藏有122.8万人，现在已经到了343.8万人。60年来，西藏人均预期寿命从1959年的35.3岁提高到了现在的70.6岁，在被称之为“生命禁区”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实现了这样的成就，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１９５０年西藏人口仅为１００万人；到了２００７年，西藏人口总数达到２８４.１５万人，比１９５０年增长了１.８倍，其中藏族人口占９２％。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西藏仍然处在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程度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西藏不足５％的农奴主占有９５％以上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广大农奴和奴隶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更没有什么人权和政治权利可言。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现存有自元代到上世纪５０年代７００多年的档案资料，是我国目前保存地方档案最丰富的档案馆之一。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看到的史料令人震惊：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占总人口不到５％的官家、贵族、上层寺院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山林和绝大部分牲畜；１９５０年的西藏有１００万人口，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９０万人；当时的拉萨城区只有２万人，而露宿街头的贫民和乞丐就达１０００多人。

大量史料再次证明：旧西藏人口增长缓慢，广大老百姓基本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的２００多年间，人口长期徘徊在１００万人左右。１９５３年西藏地方政府自己统计申报的西藏人口为１１４万人，基本上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藏传佛教政权统治西藏的历史结束，广大藏族同胞的生命财产才有了保证，才能延年益寿，添丁旺族。从实际效果来说，新中国共产党政权才是西藏人民的“佛”。

那么谁是得道“高僧”？

----续更的分割线----

感谢所有支持答案的各位知友，无心之文居然万赞，欣喜非常。若把我这个答案与“刘海光”和“木易”的答案都看一下，基本也就是真相了。当然，目前前三高赞回答都收到个别网友的发难，但要相信三个作者都仅是陈述事实，并非针对喇嘛教。索性多说几句，缺点是下文比正文还长了。

佛教常说要“普渡众生”，那么在这项重要教义思想下，我们看做的好不好也是要看成绩的，KPI过不了关的话怎么评劳模呢？按照KPI考核近代史，“普渡众生”这个奖状当然不是颁给寺庙僧侣的，实行政教合一，享受农奴制供养的僧侣更谈不上，谁的业绩好谁就是“高”。宗教人士中也有做好事的，可以评价为“好人”，“善人”甚至“英雄”，但他个人成绩未必可以代表整个教派，只有一个组织本身的成绩才能说明它的意义。

至于喇嘛教其政教合一的特点，不仅在西藏，也出现在蒙古，被清朝剿灭葛尔丹汗国就是其一。之后一个是外蒙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1911年底乘着晚清忙着应付革命宣布独立搞的，自称日光皇帝“额真汗”，1921年其被苏军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架空为立宪君主直到1924年去世，该地区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建议大家可以多读读史书，当然指的不是地摊文学的野史传说。另外，作为一个懵懂的唯物主义者，我很庆幸最终接受了一切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观。

讲到西藏历史，补充一个插曲，在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之前，藏区的昌都地区新行政区先一步成立了几年。昌都地区成立之后，西藏方面曾要求昌都在行政上划归西藏。这时有一部分人并不赞同“昌都划归西藏”，特别是霍尔三十九族地区。原因是三十九族人民不甘受噶厦压迫统治，多年来双方斗争时起时伏。在1950年昌都战役时，当地人民曾有自动奋起阻击藏军。三十九族中的彭盼部落群众对酋长说：“我们经历过清朝驻藏大臣的统治，那时税役轻微，对比眼下噶厦的高压政策，这不堪重负的乌拉差役，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找解放军去！你是我们的头人，你去找！”。后来这位头人跑到了昌都，找到了解放军，要求解放他们的家乡。后来到了1951年元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时，委员会豁免了1949年以前当地人民所欠旧政权的全部粮款，同时还废除了政府向人民支乌拉的无偿差役制度。等到了1959年百万农奴大解放，中央宣布解散噶厦，由自治区筹委会行使原噶厦职权，大多数的西藏贫民才从残酷的压迫中得到自由。六年后，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才正式成立。所以新中国世俗政府在西藏自治区的成绩是应该从1959年开始计算的。

最后，如果大家感觉这样谈过于枯燥，推荐科幻美剧《奥维尔号》第一季第12集，看完本集有趣的剧情大家就能了解宗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和如何看待的问题。该集的编剧在剧情中满满影射了基督教教会。最后的双方宇航员会晤时的谈话是高光时刻，值得我敲黑板圈起来。

当人类社会的科学认知和社会结构达到某种高度，一切神话也将结束。

有一本藏族人写的书叫做《尘埃落定》，里面写出了建国前西藏的落后。

b站也有个up主幻想xx发过西藏的视频，不过很快就被删了，里面讲的是人骨项链、人血巫蛊。

西藏博物馆里也能看见人骨法器、头骨酒杯。

你以为的西藏——鲜绿高原，成群白羊，人们互亲互爱，赶着羊，唱着歌，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实际上的西藏——遍地罂粟，成群农奴，人们互侵互碍，抽着大烟，玩着女人，充满了肮脏的气息。

你以为的高僧——我佛慈悲，阿弥陀佛，施主既来此处，定要好好招待一番。

实际上的高僧——喇嘛，吃人香火钱，睡人家老婆，跟土司勾肩搭背，专骗外地人。

随着解放军一声炮火，土司们纷纷跪地求饶，西康解放，再之后喇嘛被打趴下，西藏才终于进入了现代社会。

今天的西藏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至少坑你也只是多坑点旅游钱而已，就跟国内的旅游业没两样。

至于现在的高僧？还是喇嘛换个名而已，装模作样，“求”点香火钱才能安稳度日。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经评论提醒，发现了一处地理错误，就此修正。

《尘埃落定》讲的是四川康巴藏区藏族人的故事，也就是西康，不是西藏的故事，阿来也是今天四川省的藏族人。

补充一下喇嘛和土司的关系。

它们之间实质上是控制和反控制以及互助互惠的关系，即政教博弈。

简单点说，喇嘛和土司类似于中世纪的教皇势力和国王势力，土司和头人则类似于国王和领主。

喇嘛教中心在拉萨，喇嘛之中还分为六派，代表西藏的红教和代表清廷的黄教相互争权，西康各地的白、红、黑教与黄教互相争权，他们就必然要借助各地大小土司的力量，实质上是宗教战争，所以土司和喇嘛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从属关系，而是各取所需。

直到雍正改土归流之后，土司才名存实亡，但还是有一部分小势力存在，这时的土司就完全没法与喇嘛抗衡了，只能在西康地区当地头蛇，武装力量很弱，所以被解放军一触即溃。

参考文献：任乃强《西康的喇嘛寺院与土司头人》、曹正力《试比较近代卫藏贵族与西康土司的对内统治差异》、贺觉非《我所熟悉的西康土司》、毕达克《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次仁央宗《西藏贵族世家》

再补充一下喇嘛教和清代西藏政权。

大众习惯把藏族佛教叫喇嘛教，其实他们只认自己是佛教，而喇嘛、班禅是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不适用于一般僧侣。

亚溪、第本、米扎则是贵族等级的称号，亚溪是最高等级的喇嘛家庭。

1751年，噶厦政府成立，最高行政长官叫噶伦，噶伦任命三俗一僧，其中首席噶伦必须是僧官，也就是贵族，众噶伦辅佐达赖喇嘛处理政务。

译仓是噶厦的核心机构，噶厦公文需译仓盖章才能发出，重大事情需经过译仓汇报给喇嘛，还决定着所有僧官的任命，所以译仓类似于最高统治者喇嘛的“军机处”，是实打实的最高权力。

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藏族高僧多，那是因为西藏这地平均教育水平很低，好多人宁愿去放牛放马，都不愿意去读书，比如丁真。

文盲多了，稍微有点知识的人，出个家，读了几本佛经，在那些文盲面前就是高僧。但这些所谓的高僧，在我这个留学生面前，就是个P。

这事换成汉族这边也是如此！不是好多人在吹民国多大师吗。在民国那个遍地都是文盲（文盲好像在99%）连汉族都没多少人识字的年代，那些读了些书的人，可不就成了大师吗。

你信不，知乎的勃勃、立党、一只松鼠、东南亚漂、曹某人、王陶陶这帮人去了民国，也是大师，只不过是那类水平极差的“大师”而已。不过水平再差，只要他们出生在民国，就有一大帮人追捧。别不信，你看在现在这个无文盲的时代，这几人依旧有那么多人追求，所以到了民国，这种情况只会更加荒唐普遍。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哟～藏族高僧最多的时代，恰恰是在民国。那个时代，藏族贵族青年去外面读了书后，回来后要在西藏改革，全部被高僧给咔嚓了。至于底层的人，那不叫人，叫牲口。在牲口眼里，高僧不止是高僧，更是他们的主人。

我就想不通那帮所谓的高僧一口一口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怎么还会把人当作牲口驱使。

一个地方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这地的大师、高僧就越少，毕竟知识分子眼中大师、高僧，档次比文盲眼中的大师、高僧要高很多。

一个人，能成为文盲眼中的大师、高僧，未必能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大师、高僧。换句话说，读得书越多，越难忽悠，这就使得成为大师、高僧的门槛在无形中提高了好多。

政府给的名额太多了？

活佛转世需要人民政府批准才行。

高僧再高，也高不过人民政府。

信党才是正道。

越是穷苦的地方，高僧，大师，高人越是多。

因为贫困和宗教是相辅相成的。

信教——不信科学，会变得贫穷。

贫穷——无药可救，只能信教。

那么谁能拯救这些穷人呢？ 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了。要知道，党员是不能信教的。

以下完全是亲身经历，无一点渲染，3000余赞同，不知道为什么被知乎删除，并连申诉都不允许。以下是原答案：

2017年去西藏玩，大昭寺。人特别多，我跟着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导游小姑娘亦步亦趋。

因为游览路径有变化，室内环境比较昏暗，加上指示牌不是很清楚，导游小姑娘有点不知道怎么走。

导游主动去问一个站在一边啥也没做，但是样子看上去像是维持秩序的个子一米八多的藏族大汉（后来得知确实是保安），没想到话没说完，那个藏族大汉粗暴的一把推开导游小姑娘，要不是我爱人扶了一下，加上旁边有柱子，导游小姑娘就要跌倒。

目睹全程的我上去面对面质问那个藏族大汉：为什么推人？没想到那个藏族大汉一边嘟囔着什么，一边用肩膀撞了过来。

还好我质问他时也有准备，加上我也有200多斤，那大汉一下撞到我肩膀上，但是没有撞动我。他似乎一愣，接着嚷了起来：这是西藏，是我们藏族人的，不喜欢你们滚回去！

我当然不服，还要质问他，不过这时导游还有同行的朋友全都过来拉开我。导游小姑娘一脸的息事宁人的意思，不断的安慰我。藏族大汉一下没有撞动我，再没有肢体动作，全是嘴上嘟囔了。我也不愿意惹事，跟导游走了。

以上的经历是想说，我走过全国非常多的宗教场所，热情的，冷漠的，高傲的，啥样的人都见过，就没见过这么蛮横无理的，所以说西藏高僧多，我是不服的。

还有好多人在评论区表示搞不清楚这里面的逻辑，我简单说明一下，若有高僧大德在彼处，何以平时竟无丝毫教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