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西汉后再也没有朝代使用邑陵制度了？ 第1页

不是西汉后放弃了陵邑制度，而是连西汉后期都无法继续维系这个制度。

现在常见观点认为是汉元帝听信儒家放弃了陵邑制度，所以陵邑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观点把一切归咎于汉元帝个人的思想取向，却忽略了汉成帝时期，顶住巨大压力试图恢复陵邑制度，最终却失败的这次努力，其背后反映出的西汉后期围绕陵邑制度这一交火点，各方斗争博弈之激烈，以及皇帝维继该制度的无力感。

汉元帝只是躺平并顺从历史的大趋势。而他儿子汉成帝想要反推却失败的历史教训，则充分说明了，陵邑制根本维系不下去，而不是皇帝不想维系下去。

昌陵邑——陵邑制的回光返照

汉元帝为自己修建渭陵，放弃了迁徙豪强修建陵城。渭陵的位置，从图上看，处于平陵邑和安陵邑中间。这个位置已是城池数量最为密集的渭北区域，却也算是平陵邑与安陵邑中间较宽敞的一部分。

闰正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汉成帝继位后，起初延续汉元帝不徙豪强，不建陵邑的做法，在前31年，将自己的初陵选在延陵，处于渭陵的旁边，在平陵邑与渭陵的中间。初陵，就是不含陵邑的陵园。

延陵的设计之初，是不准备建陵邑的。如果延陵在此建城，那渭北最后这片宽敞部分的城池会进一步臃肿不堪，变成几里一县城。所以，选在平陵邑与渭陵中间，可以说继位之初，汉成帝是没打算修建陵邑的。

但是到了前20年，汉成帝干了十三年皇帝，屁股坐热了，于是想要加强一下中央集权，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迁徙豪强，恢复陵邑制度，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赐百户牛、酒。

给众臣一个措手不及，汉成帝把建设了十年的延陵扔到一边儿，重新在长安东边，骊山脚下，选定了新的陵址——昌陵。但这个时候，汉成帝还是一步一步来的。他仍然把昌陵定性为初陵，没有直接设陵县。不刺激众臣。

夏，徒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前19年夏天，即昌陵建设的第二年，这一年很明确，西汉迁徙豪强的陵邑制度恢复了，在这里设昌陵邑。汉成帝把五百万的大户和京师权贵，集中往昌陵邑迁徙。

这一年，昌陵邑作为最后一次陵邑制度实践，往往被忽略其重大历史意义。而探索其意义得关键，就在于“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

在这次政治斗争之前，我们要先理一理西汉的陵邑制，到底是不是“周期性减轻土地兼并”的措施。

陵邑制的历史曲线

西汉历代的陵邑制度，区别我们需要留意：

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汉高帝长陵邑迁徙的主要对象是关东的旧贵族。汉高帝继承了秦始皇的陵邑制，他依靠自己当世的兵威，这是一次强力的徙民措施。这一次往往让人们误认为是制度在起到抑制豪强的作用，然而后边的陵邑历史，似乎告诉我们，这第一次徙民能够顺利，是刘邦个人权威在起作用。

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

汉惠帝安陵邑迁徙的多数对象是关东的艺人，这与抑制豪强关系不大。第二次其实徙民力度就已经骤降，和第一次强迁齐楚贵族没法比。

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

汉文帝霸陵邑则是秦朝的芷阳县更名而来的陵邑。而且史书未记载霸陵邑迁徙对象是否是豪强。但文帝诏书言明丧葬从简，不烦扰民众，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文帝霸陵的白鹿原江村大墓，距离薄太后南陵与窦皇后陵的封土不远，却是一大片平地，不起封土，印证了霸陵的低调。这次徙民力度也不会太大。

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

如果说惠文两代，实封制度下，新的诸侯力量在关东坐大，局面不利于朝廷。所以惠帝、文帝的陵邑迁徙力度已经非常微弱。但打赢七国之乱，实质取得对关东管辖权的汉景帝，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反弹走高时期。所以汉景帝的阳陵邑，再次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徙民。可是这次徙民，却是“募徙”，是花钱招募性质的。虽然具体标准我们无法得知，但相比其它几次徙民，显然这次自愿性质很强。不能说这次也是抑制豪强之举，因为对迁徙群体的指向性和目标性很弱，应该更多是出于陵邑本身的充实人口，建设卫城的目的。

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户，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已上于茂陵。
徒郡国豪桀及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

汉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所以茂陵邑有过其早期、中期、晚期，三次大规模迁徙。第一次显然是效仿汉景帝，赐钱徙民。第二次、第三次，才是针对关东豪强进行标准化的强制徙民。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改制成功，并且组建了强大得中央军队。汉景帝对关东封国实行朝廷直接人事任命之后，诸侯国也越发虚弱，已经无力抵抗中央。所以，坐拥大一统优势的汉武帝，才真正是在刘邦之后，第二次做到了通过陵邑制抑制关东豪强。

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
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

云陵是汉昭帝母亲赵婕妤的陵邑。汉昭帝在位时间短，而且当时年幼，由霍光辅政。所以他在位期间，只有两次向云陵迁徙人口。第一次，又是招募性质。第二次规模很大，而且有有丰厚赏赐，但这一次却与汉高帝、汉武帝时期不同，是针对关中的三辅富人进行迁徙，而不是关东地区。

从地图上看，云陵已经不是关中平原，而是关中北部翻过北山，进入黄土台原之上。这里是赵婕妤长期居住的甘泉宫所在，距离长安已有60km远。这对三辅富人来说，真是一种发配式打击。所以这次开始，陵邑制的矛头已经不再只对准关东豪强，还有关中权贵。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

汉昭帝平陵邑的迁徙，是汉宣帝时期完成的。这个时候汉宣帝刚继位，仍然是霍光辅政。平陵这次徙民，又带有“募”字，虽然有“訾百万”的徙民标准，但显然强制性有所减弱。而且，这一次由于汉昭帝死得突然，徙民政策是突击上马，汉廷财政预算无法应对，竟然动用到了水衡钱。水衡钱就是汉朝的内库，是皇帝自己的私人财产。霍光直接去动属于皇帝自己的钱，这么干，也算是给了刚继位的年轻汉宣帝一个下马威，暗示皇权的权柄实际是在霍光手中。这次仍然带有招募性质，反映出中央权威不如汉武帝时期。

元康元年，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
更名杜县为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汉宣帝最后的杜陵邑，是西汉最后一个建成的陵邑。杜县是汉宣帝少时最喜欢游玩得县邑。一方面，汉宣帝改杜县为杜陵邑，是节省建设成本，这一点效法汉文帝改芷阳县为霸陵邑。另一方面，汉宣帝这一年刚刚彻底扳倒了霍家，迁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以充实杜陵。这一次，没有招募性质，是汉宣帝掌控大权之后，伸张自己的权威。

而且，这次是对关东豪强与关中权贵的双向压制，是陵邑制得打击面最为广泛的一次。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这些恰恰是关中权贵主要群体。应该说，从霍光徙三辅富人到云陵，再到这一次汉宣帝抑制关中权贵，朝廷的主要矛头已经从关东渐渐转向关中。关中内部的矛盾，已经开始超过关中与关东之间的矛盾，成为汉朝后期的主要矛盾。但此时汉武帝刚死不久，他遗留得内朝政治构架刚刚建立不久，霍光作为内朝代表大司马，相比后来失控的王氏外戚，此时还站在皇权一边，与外朝和地方形成制衡之势，互相钳制。

再看汉成帝昌陵邑的迁徙政策：

夏，徒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对关东迁徙的标准提升到了五百万。政策打击的目标群体实力更高，其实是打击面缩小了。但是相比汉宣帝的“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汉成帝还加入了御史和公主两个群体。御史，在西汉后期多由儒家掌控。而公主，是外戚联姻的纽带之一。汉成帝之时，王氏外戚集团已经坐大，儒家集团也已经坐大，日后合流倾覆西汉政权的最大两股关中势力，实际上已经成形。

汉武帝之前，皇帝代表的皇权，与功侯集团垄断的相权，作为关中集团，与诸侯代表的关东各集团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

汉武帝之后，关东诸侯的实权瓦解，新兴豪强尚未完成崛起，而关中功侯集团衰落，王氏外戚持续坐大，儒家经学在入仕渠道的优势下，形成了一个关中门徒群体。

陵邑制度的高峰期，在武昭宣，是因为这个时期旧势力衰落，新势力不成熟，是一个皇权窗口期。而元帝时期，儒家起来了。成帝时期，外戚做强了。关中这两大集团已经开始摆脱皇权的束缚。甚至连此前高度依赖皇帝血统的外戚，王氏竟然可以在与汉哀帝、汉平帝完全没有血缘的情况下，始终屹立不倒...皇权被挤压的程度可想而知。

贵族封建制度是一种秩序。当中小贵族逐渐消失，中基层的家族产权可以来回更替循环，那么大一统之后唯一的皇族大贵族，又为什么独此一家而存在，为什么不能更换呢？这是西汉作为早期集权，无法圆融解释的一种政治存因。关东豪强作为与西汉开国集团完全无关的群体，他们与这个政权缺乏休戚与共的共鸣感。虽然他们军政实力尚未成熟，但他们的舆论能力正在渗透整个中基层。武帝时的豪强郭解就代表这种可以超越官府舆论能力的存在。儒家早期受到汉廷尊儒家为官学的诏安，还试图为汉廷和刘氏皇族解决这个问题。儒家后来专门为汉哀帝策划了再受命事件，但这次舆论改造以失败告终，成为了笑柄。儒家见刘氏招牌越发不顶用，又最终与王氏合流，抛弃了刘家这面招牌，进行了一场更深入也更失败的新莽儒家改制运动。这本质上，是关中的权贵阶层，最终让刘家皇族一家作为祭品牺牲，以保全泛关中集团在全国的主导地位。但这次改制失败，为了乌托邦式的复古梦想，终于是迅速破坏了原本的稳定局面，反而让关东豪强捡起了刘家招牌...当然，东汉建立后，关中仍属司隶，而儒家依然受到重用。王氏又成了替罪羊。但都城东移，象征着关中旧贵与关东新贵，在大破大立之后，达到一个新的历史平衡。旧有的关中秩序，已经瓦解了。

陵邑制并不是每次都发挥抑制豪强得作用。其抑制对象也渐渐由关东转向关中。汉成帝的昌陵邑，增加了对外戚的抑制措施，是皇权在西汉后期整体的颓势之下，试图自保的一次尝试。但最终失败了。

昌陵邑路线之争

已经做了十几年皇帝的汉成帝，想要找回昔日汉皇的权威。他任命将作大匠解万年修建昌陵邑。这个时候，各方都开始表态了。

自开国功臣集团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儒家逐渐掌握了相权。元、成两朝，除了王商和薛宣是外戚，其他的丞相，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都是儒家。孔光还是孔子的子孙。

不过武帝以后，丞相的权力也经被掌控兵权的大司马所压制，虽是文官系统代表，却不再是百官之首。当时的大司马，是王太后的兄弟王凤。

这次昌陵邑建设表态，首先是王氏外戚一边，王商表示反对。

这个王商是王凤的兄弟，臭名昭著的，破坏西汉无功不封侯制度的一日五侯，其中的一个。他之前还任过丞相，算是王家二号人物。他是反昌陵邑台面上的主力。王氏外戚多次提出反对的还有，大司农中丞王闳。王太后与王凤的外甥，侍中卫尉淳于长。以及一直依附于王家的谷永。

昌陵邑博弈的时候，时任丞相是外戚集团的薛宣，他是王凤提拔，后来又娶了敬武长公主。敬武长公主与王太后是姑嫂，关系不错，算是搭上了王氏外戚的线。他作为被迁徙对象，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身为依附王氏外戚的丞相，立场可想而知。他应是反对昌陵邑建设的。

其实这次昌陵邑博弈，主要发生在刘氏皇族与王氏外戚集团之间。儒家的阻力并没那么大。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翟方进，还在昌陵打击不法权贵，获升京兆尹，后来接替了薛宣成为丞相。虽然元帝罢徙陵制度的时候儒家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在成帝恢复陵邑的这个时候，儒家并没有明确站在第一线反对陵邑的迹象。这次是王氏外戚站在前台与皇帝对抗。

而涓勋亦初拜为司隶，不肯谒丞相、御史大夫，后朝会相见，礼节又倨。

汉成帝当时知道建设昌陵邑的阻力有多大。也是花了心思的。借着翟方进对司隶校尉涓勋的弹劾，把“素行公直，奸人所恶”的涓勋给贬为昌陵令。这相当于把一个省长给贬为县长，派去主抓昌陵邑建设工作。实际上可能也是借其资历和经验，想把昌陵邑工作快速搞起来。涓勋抵触丞相一派，应当是与王氏外戚关系不太好的一边。所以，他任昌陵令应该是支持昌陵建设的。

西汉关中，以长安作为京师，地位最尊。其次就是陵邑，属于直辖城邑。最次是一般的县邑。陵邑与县邑最关键的区别就是，陵邑是中央机构直辖性质，由作为中央职官的九卿之一的太常负责。县邑的上级是三辅，是地方职官。汉元帝不修陵邑，陵邑的管辖权才从太常转到三辅。

这次恢复陵邑，汉成帝为什么不效法汉宣帝，选择既有县邑改置陵邑，以降低成本呢？因为三辅管县邑，而陵邑制若恢复，太常会拿走所有陵邑，所以三辅为了自身利益要全力狙击昌陵邑，更不可能同意划出一个县邑转陵邑去支持汉成帝恢复陵邑的主张。

前20年，就在汉成帝决策建设昌陵邑这一年，主管诸陵邑的太常一职换了三个人。先是任太常已经6年的王氏外戚成员，王临被罢免。然后情况立场不详的史中担任太常。但很快最终由一贯与王氏外戚关系不好的杜业最终长期担任此职。王氏失去太常职位，很可能就与王氏反对昌陵邑决策有关，最终由反对王氏的杜业担任太常，显然是汉成帝的意思。这次汉成帝恢复陵邑，也顺理成章该由太常重新管辖诸陵邑。杜业作为太常，肯定站在皇帝一边。这其实也是汉成帝抑制关中三辅，由代表皇帝的九卿从三辅那里虎口夺食，拿走八个陵邑，加强集权的措施。但汉成帝最终失败了。可见，来自三辅的阻力也很大。而三辅机构恰恰是泛关中权贵的人事利益蓄水池。京畿事务，可以放权，但收不回权，皇权的衰势可见一斑。

当时主要支持皇帝建昌陵邑的最大一股力量，应是军方。那时的军方代表，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名将陈汤。

汤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

陈汤主动请缨，响应成帝号召，为建设昌陵邑伟大举措，愿意身先士卒，为全天下做个表率，举家搬到昌陵邑。

其他可查得迁到昌陵邑的，还有班固班超祖上，当时成帝班婕妤的父亲班况。班况是汉武帝击匈奴时的将领。还有左将军辛庆忌。他们都是将门世家。可见，昌陵邑，以及汉成帝皇权背后的主要支撑力量，就是军方。

然而，陈汤的表态，立马遭到王氏的反击。王商直接出手整陈汤。

商闻此语，白汤惑众，下狱治，按验诸所犯。

可是陈汤立马认怂。

汤前为骑都尉王莽上书言：「父早死，独不封，母明君共养皇太后，尤劳苦，宜封。」竟为新都侯。

此前王商就推荐要分自己封地给自己大侄子王莽封侯。陈汤看见王商要打击他，立马送顺水人情，也给皇帝上书，为王莽讨侯。谁想汉成帝直接就准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陈汤的背后，应该就是汉成帝本人。汉成帝也在争取王氏的支持和理解，希望昌陵邑能够建起来。

然而王氏不会为这一点人情就妥协。

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水衡都尉，死，子及为侍中，参妻欲为及求封，汤受其金五十斤，许为求比上奏。弘农太守张匡坐臧百万以上，狡猾不道，有诏即讯，恐下狱，使人报汤。汤为讼罪，得逾冬月，许射钱二百万，皆此类也。事在赦前。

给陈汤又找了一堆罪名，但都是在大赦之前。这也算是可进可退，如果陈汤不再支持昌陵邑，那么这些算不上罪过。如果陈汤继续支持昌陵邑，那么扳倒陈汤得罪名随时都抓在手中。

前16年，4月，赵飞燕父亲封侯，5月，王莽封侯，6月，赵飞燕封后。太后王氏外戚的王莽封侯，加上赵氏封后，成为赵氏外戚...这应该王氏的一次妥协。但相互妥协是你来我往。在昌陵邑工程上，汉成帝绷不住了。

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

压力之下，成帝不得不发起廷议，但上上下下都反对昌陵建设。7月，成帝无奈下诏：

「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徒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

搞了五年，中陵和司马门都没动工，但大量的财政却不知道花哪去了...政令不出未央宫，这是系统性控制力衰弱。汉成帝这次是认栽了，直接给天下人认错。陵邑本为加强皇帝的威信，这五年博弈下来，最终还损了皇帝的威信。而且公开承诺，勿徒吏民。这下外戚和关中权贵们，算是吃了定心丸。

但陈汤这边还有动作。

明主哀悯百姓，下制书罢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汤妄以意相谓且复发徙，虽颇惊动，所流行者少，百姓不为变，不可谓惑众。

根据廷尉的弹劾说法，昌陵邑虽然发诏停了，但陈汤仍然和人说，迁徙政策仍然会继续。

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

12月，陈汤与解万年被流放到敦煌。但皇帝知道陈汤是背了锅，后来又将他内迁到安定。再后来，事情淡化了之后，又将他诏回长安，不久死去，再也没能翻身。

昌陵邑事件，连累一代名将都彻底栽了...

但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一个人的表态也很有重量。那就是刘向。

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谏曰：初陵之模。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

刘向是汉元帝时期的老宗正，是治史治学大家，是当世备受推崇的宗室名儒。汉成帝下诏罢昌陵邑这一年，刘向六十二岁，已经致士。整个西汉可考得宗正，除了汉景帝时期出现了刘邦二哥刘喜一脉，其他均为刘邦四弟刘交一脉垄断这个宗室事务长的位置。刘向表态，意味着宗室已经不支持陵邑制。

是时起昌陵，作者数万人，徙郡国吏民五千余户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罢昌陵，还徙家。
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

这次主要针对关中权贵的迁徙措施，就此彻底失败。汉成帝放弃昌陵邑建设，重新将初陵选在了渭北的延陵，并且向天下承诺撤销这次迁徙措施，不再进行迁徙。

长安的“北海公园”——上林苑

算上长安城，不算昌陵，西汉的大长安城池圈，以长安为圆心，60km范围内，最终是21座城池。是实实在在的城。当然，25km开外的，也就盩厔、谷口、云陵和栎阳万年这四座城。也就是说而陵邑基本上都在25km范围内。这个密度是相当变态的，放历朝历代都是独特的存在。

西汉之所以强盛，与西汉这个强干弱枝策略有很大关系。前边说了由太常直管的陵邑，那就还要说说水衡都尉管辖的上林苑。

上林苑的性质是皇家禁苑，类似于清朝北京城的北海、什刹海那边。但西汉上林苑地跨长安区、鄠邑区、咸阳市区、周至县、蓝田县五区县境，面积达2400平方公里，本文图中三分之一都是上林苑。这个规模远非北京紫禁城边的禁苑可比。西汉要这么大的禁苑上林苑，把关中平原渭河南岸整个都给封住，到底要干什么？

正如后世说汉武帝将天下贡赋三分之一拿去“充山陵”，但却不提，茂陵邑是一座人口超过了当时京师长安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后世为了贬抑汉武帝，也往往把上林苑单单描绘成皇帝游乐之地，不提上林苑的主要功能。实际上，上林苑相当于后来的皇庄，是皇家的田庄，是生产基地。上林苑中的生产，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手工业等多种形式。

养殖业：

上林苑中以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麕兔无数。佽飞具缯缴，以射凫雁，应给祭祀置酒，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
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资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
武帝作昆明池以习水战。后昭帝小，不能复征讨，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余付长安市，鱼乃贱。
其中则有鼋鼍巨鳖，鳢鲤锲鲴。鲔鲵鳞鲨，修额短项。大口折鼻，诡类殊种。
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
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
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其所，善之。

种植业：

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兽食。
诸故秦苑囿园池，旨令人得田之。
则上林也者，宜在许田之数矣。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篽池田假与贫民。
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陵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二实破池而勿禁。
稻粟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
橘、橙、枇杷、柿、杨梅、樱桃、葡萄
梨十、枣七、栗四、桃十、李十五、柰三、查三、裨三、棠四、梅七、杏二、桐三、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一株，椁十株。
汉武帝园，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则破。其主取者，以布囊承之，名含消梨。御粟苑出栗，十五枚一升。
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
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密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
林簏泽薮连亘。

丝织业：

上林苑有茧馆。盖蚕茧之所也。
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缫三盆茧，示群臣妾从，春桑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箔以上，群臣妾从桑还，献茧于馆。
凡蚕丝絮，织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庙群神五时之服。皇帝得以作缕缝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
养蚕千箔以上。

手工业：

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
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
蒯池生蒯草以织席。

上林苑是一个庞大的生产体系，所以有一套专门的机构负责。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 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输四丞，御羞两丞，都水三丞。禁圃两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厩官。

上林院内设六厩令丞，饲养大量马匹。设上林令丞负责牲畜动物养殖。均输负责上林苑内外各方物资调配。禁圃负责种植。而农仓是管理粮食仓库，加上上林苑出土瓦当中的“上林农官”，负责苑内农业，说明上林苑内并没有完全荒废农业，仍然有粮食生产。

其中尤其是武帝废除郡国铸币权，统一到上林三官负责货币铸造，可谓是重中之重。当代还在上林苑范围内发掘了世所罕见的兆伦铸钱遗址。

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

上林苑还出土过一些汉代铜器，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西汉上林铜鉴。有铭文：“上林铜鉴容五石重四十四斤，阳朔四年五月李骏造二百四十枚，第廿四。”鉴是盛水和盛冰用的，也可以沐浴，当镜子照。这些都是上林苑进行手工业生产的考古证据。汉武帝还在上林苑昆明池内建造水军，可见还曾经一度有造船工坊。辑濯一职就是负责管理船只。

那么，这样庞大的生产体系，劳动力又从哪里来呢？

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服虔曰：“绾，卫绾也。马十岁，齿下平。”〕
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师古曰：“武泉，云中之县也。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

汉景帝时，汉景帝对关中良马控制不得出关非常严格。马匹就养在关中苑囿中，最大的苑囿就是上林苑。而汉仪注苑监所管的养马的官奴婢就有三万人之多。

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又罢上林宫馆希幸御者。

汉元帝时期，贡禹向汉元帝提议，说有十几万官奴婢整日戏游，无事可做，每年庶民税赋为他们耗费五六万万的财政（巨万是万万），应该免去官奴婢的身份，转为庶人，代替关东戍卒。这一段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仅仅无事可做，靠财政支出养活的，冗余的官奴婢就有十几万，那么汉元帝时官奴婢总数起码有二十万，甚至甚至三十万之多。同时，徭役制度下，关东戍卒也源源不断在为服徭役，为政府充当劳动力。

上林苑的劳动力来源，显然很可能主要是这十几万或几十万的官奴婢。贡禹是儒家官员，在他的建议下，汉元帝多次缩减上林苑的规模。他作为御史大夫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劝汉元帝让出上林苑给平民。汉元帝时期上林苑开始萎缩，官奴婢这时也开始裁员，可见他这次裁员主张也与上林苑有关。这可以侧面反证官奴婢与上林苑之关系。官奴婢虽是奴籍，但显然是朝廷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劳动力来源支撑。能够戏游无事，税良民以给之，说明待遇不错且稳定，他们并非先秦奴隶那般被压抑，很可能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以上林苑为首的关中苑囿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工种。

汉朝生产力相比后世的唐朝，明清，是要差一大截的。汉初连铁器都不是特别发达。那个时候，虽然汉朝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但实际上，皇室的很大一部分消耗支撑，不是来自于税赋，而是上林苑，作为皇家私属土地，直接生产供应。汉武帝最不要脸面的一件事，就是规定只收白鹿皮，逼迫诸侯高价收购他上林苑里特产的白鹿皮再进贡给他。上林苑就是皇家的生产基地。也是皇帝统御关中各势力的最大实力支撑。

宫馆台榭，池沼苑囿，林麓薮泽，财用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

这大概就是唐朝的长安极度需要运河运输关东财富，更依赖关东税赋，而汉朝关中的供应相对要稳定的因素之一，汉朝皇室的用度很大一部分是在地生产供应。皇帝把关中最肥沃得两千多平方公里土地直接作为私田私产，直接组织生产和供应。西汉的上林苑，相比后世分散各地的皇庄，最大的特点就是面积大，完整，且紧邻都城。从长安西侧的建章宫开始，到秦阿房宫留下的阿城，一直到南山，从蓝田到周至，整个关中中部的渭河南岸几乎都是上林苑范围。紧邻都城划出几县之地直接封禁，这在其他朝代是难以想象的，供应皇室的物资运输成本与损耗应该是极低的。所以西汉的皇室贵胄的消耗，很大程度上不依赖全国征敛然后输入关中的内藏，而更多依赖于以上林为主，关中本地产出的水衡钱。

上林苑水衡钱与陵邑直辖市

上林苑原本也是少府管辖，但汉武帝大幅扩大上林苑范围，并设置单独的水衡都尉一职来替皇帝掌管上林苑，以及其他关中苑囿。

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掌管国库，管理国家财政收支。汉元帝时期的都内钱40亿，就是国库的钱，属于大司农掌管。而九卿之一的少府，则是掌管皇帝内库，皇家私藏。少府与水衡都尉的区别在于，少府管得是全国上缴得皇帝内库，而水衡都尉则只管上林苑以及关中其他禁苑，实质上是管园子的。因此，水衡钱是皇帝内库中的内库，属于皇帝个人小金库。在国家财政艰难时，皇帝常拨少府的钱以充国用，但拨水衡钱，却是非常罕见的。但汉元帝时期，全国缴上来的少府钱才18亿，水衡钱却有25亿之巨。可见，水衡钱根本就是皇帝的第一大钱包。

汉成帝后期的大司农，有攀附王凤的谷永。有地方上来的严䜣。有汉成帝的老师许商。

少府有王凤提拔的陈咸。但陈咸是通过贿赂陈汤才获得少府一职。有汉成帝的老师许商。有许商弟子王吉的儿子王骏。

水衡都尉，在昌陵邑发起前后，由王太后同母弟苟参，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担任。后期有班婕妤的兄弟，王凤举荐过的班伯担任。

大司农和少府一职，汉成帝最后都抓在自己手中。而水衡都尉中前期被王氏长期垄断，最后，也被汉成帝抓到手中。

而掌管大长安圈富人区诸陵邑的太常一职，前文也写到，原本也落入王氏外戚手中，是在汉成帝发起昌陵邑建设时，才一年两换，转到与王氏外戚对立的杜业手中。这是汉成帝的一次反击，算是把太常一职从王氏手中夺了过来。

汉成帝与王氏的博弈一直在进行。而水衡、少府、太常代表的是三大利益：上林水衡利益、皇室内藏利益、京畿直辖邑利益，这些是控制大长安圈得要害。

西汉末年，史料记载的明确人口数据：

京兆是68.2万人，19.5万户。平均每户按3人。其中，长安县24.6万人，8.8万户。平均每户按2人。长安的人口，是编户民户口。而贵族按规定，最多可以畜养30名奴婢。如果算上奴婢、士兵和皇室贵胄，长安恐怕至少有30多万人。

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

左冯翊是91.8万人，23.5万户。平均每户按4人。其中，长陵邑18万人，5万户。平均每户按3人。

右扶风是83.6万人，21.6万户。平均每户按4人。其中，茂陵邑27.7万人，6万户。平均每户按4人。

结合《汉旧仪》记载得：

茂陵、平陵和杜陵皆三万至五万户。
武，昭，宣三陵，邑皆三万户。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邑各万户，徙民与长陵等。

平陵和杜陵，按每户3人，发展到西汉末期，也至少各有10万。何况杜陵邑不止有徙民，还有原县民，很可能不止10万。

而安陵、霸陵、阳陵，如果徙民与长陵相等，发展西汉末期，即使不及长陵的18万人，5万以上总是有的。

如果这5个陵邑有35人，加上长安30万，长陵18万，茂陵28万，长安城池群，仅仅长安与7个帝陵邑，就已经110万人。这还是没有算上县邑。

图中整个西汉众星拱月的都城圈，大长安城池群的人口，还要加上11个县邑或后陵陵邑，恐怕合计要在130万以上。整个关中三辅是244万人，超过一半都集中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中部。这也许是当时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也是富人最密集的区域。这样一个当时全世界最发达富裕的地区，是多大的一个利益盘面，其中的利害冲突，利益集团，又会是怎样盘根错节？

只有关中中部的渭南原西部分，也就是上林苑，始终不被高密度人口分布的城市所染指，始终保持城市真空状态。

躲在陵邑制背后的西汉上林苑

我们再看这幅图，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陵邑都处在台原地势。比如五陵处在咸阳原，是渭北高地。而东边的霸陵邑虽然处在白鹿原脚下，但江村大墓汉文帝的霸陵初陵，其实毗邻白鹿原上的南陵邑，仍然占据高地。杜陵邑处在鸿固原，今天叫少陵原。配合其他9个县邑，这个城池群恰好围起了上林苑。众星拱月，从城池上看，是陵邑与县邑拱长安，但从区域形态上看，是贴着上林苑的城池带在拱上林苑这片巨型农林牧渔矿业与手工业基地。

这个2000多年前的都城圈，拱卫得不仅仅是长安，更是上林。汉成帝这个时期，选择陵邑，如果选在渭北的咸阳原上，显得太拥挤。即使灞河东岸，也已经有些远离长安地界。但是空旷的渭河南岸，却是皇帝万万不会触及得平原地带。因为这正是西汉皇族的命脉。

上林苑的利益盘面，甚至超过了少府内藏，超过了整个大司农国库的一半多。王氏外戚与皇帝，在上林苑这个博弈点上，可谓是你争我夺，使劲浑身解数。

太常管理直辖城邑。按照正常的县域设置，是一大片生产区，支撑一个中心的商业消费型县邑。但仅仅西汉的关中中部打破了这种正常的县治格局。众多的陵邑与县邑，在都城长安25km范围内，大大小小17座城。两千多年前，百万级的庞大的脱产人口聚集在这些城池里...

半环形的陵邑、县邑，是单个城池人口甚至超过长安的一圈消费型城市。而它们围起得则是皇家最大的生产基地——上林苑，一个庞大的关中统治集团共同的腹地。商业集中在半圈长长的城邑带中，而农林养殖业集中一个偌大的上林苑中，这是一个古代极其罕见的区域经济格局，是一个古代超越一般县域设计的更庞大的古代都市圈大腹地大分工体系。大概正是因为有这个格局在，陵邑制才能成为西汉的独门绝技。错杂的县域和县治，才不会真得令长安周边行政混乱。因为有数县之巨的上林苑，才能通过朝廷巨额的财政支出和皇帝的赏赐体系，支撑住供养贵族的大城池群，大城池带。而后世，没有这样的上林苑，也就难以支撑起这样的城池群，以及建设城池群背后的人口迁徙措施。而之所以会有这个城池群，是因为作为一个都会圈，它们紧邻京师。这个向心力很关键。如果远离京师，那么迁徙豪强贵族，也就失去了强本弱枝的战略意义。西汉的陵，从长安之侧几公里到十几公里不等，西汉的选陵距离京师近这个因素，也是陵邑制能够形成的关键。

单座规模远比汉长安城要庞大得多的唐长安城，突破百万人口的时候，关东地区向关中的运粮已成问题，运河砥柱山瓶颈，从唐高宗到唐玄宗，足足八十年才算是克服。而西汉相比唐朝，生产力原本更为落后，却也供养着百万级的脱产人口，恐怕与这块提供了超过国库收入一半，超过内库，使得内库收入追平国库得，二百年来始终封闭的皇家生产基地有关。毕竟上林苑就地直接生产，要比从全国征收运输的成本要低很多。如果我们仅仅把上林苑理解为离宫禁苑，皇帝游玩场所，那么这个禁苑足足有数县之大，这简直不可正常理解。但它其实是皇家庄田，这样去想，一切都理顺了。

西汉中期实现大一统后，开辟丝绸之路，西域商品源源不断，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到河东谷地，再通过陇东台原或陇西谷地，进入到夹在黄土高原和秦巴山区之间的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就是这个西进东入的交汇咽喉。

关中平原内，有集华夏生产力之技术大成，汇集关东众多生产要素的，全国最大的皇家生产基地，上林苑，向西源源不断得输出中国特产。而上林苑内，西汉作为中国第一个物种引进高潮期，西方的大宛汗血马，苜蓿，葡萄等等，众多物产源源不断输入关中，并在当时气候较今天更温润的关中进行农业实验，最终形成“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当大宛马等各类养殖技术，葡萄、苜蓿、石榴等众多种植技术成熟，上林苑内天马众多，蒲萄、苜蓿极望，再“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最终向关东和全国推广开。

只有上林苑这样一块不予民间开发的官营生产基地，才可以支撑如此高密度的十几个城市。也只有百万级城池群的消费能力，能够就近盘活这样一整块超巨型农林牧渔、矿业生产基地的贸易流通，实现就近产销一体化。我认为这就是被世人忽略的，历史仅有的，盈利超过正常内库规模的西汉上林苑，与历史仅有的，密度秒杀任何朝代城市的西汉陵邑的本质关系。一般的县域形态是一县之面积的生产，支撑一个县城。而上林苑是皇家封闭式数县面积之生产，支撑数个皇家直辖的陵城。若无巨大的上林苑生产，不足以支撑这样密度的城池群。

上林与陵邑休戚相关的命运

纵观西汉的陵邑制度，与上林苑的命运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同消同涨。汉武帝以前，除了刘邦开国迁徙与关中最远的战国旧贵族外，其实陵邑迁徙人口规模，以及针对的人群，并不是关东豪强。这个时候的上林苑，规模也远不及汉武帝之时。

汉武帝广开上林苑，将秦与汉初的上林苑扩至数县之大，同时，徙陵制度也迎来了高峰期，开始强力迁徙关东豪强。

到元、成两代，陵邑制开始退出的同时，“水衡禁囿，严篽池田，假与贫民”，“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上林苑内逐渐开放给平民耕作，开始加速萎缩。到汉成帝时逐渐在上林内，局部停止生产活动，转让宫馆，裁撤机构。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尤其是武昭宣三代强势徙民之后，大长安城池群二十多座城池，整个京师圈的脱产人口的暴增与集中，背后的城市粮食供给压力越来越大。当整个关中的人口压力增大时，无论是关中权贵，还是关中平民，看着皇帝“圈地”，让数县之土地作为皇帝私有的自留地，难免在道德上对皇帝有所指摘。但无论是县域级城乡的小区域分工，还是城池群与大上林苑的大区域分工，虽然是两种形态，但在相同的生产力条件限制下，最终是殊途同归，都会触碰到了当时的人口与资源配比的极限。关中贵族人均资源收紧，皇权又开始衰落，大家就会盯向皇家上林苑这块香饽饽。所以庞大上林苑的封禁压力在加剧，皇帝面临的道德审问越发激烈。儒家持贤良文学经济主张，更是指责皇帝的理论旗手。上林苑和陵邑制，都面面临着官场、学界和民间巨大的质疑声，连西汉都坚持不下去了。

外戚的崛起，从权力上与皇帝争夺对上林苑的控制。儒家官僚的崛起，从理论上动摇皇帝独自圈起几个县的合理性。地方利益的固化，更让皇帝无法轻易碰触敏感的行政区划问题，无法实现加强集权的京畿区划改革。元帝放出去的权，成帝再也收不回来了。

更多的陵邑，需要更大的上林。如果上林在缩小，那么陵邑的供需矛盾就会加剧。这背后是关中中部，拥挤在城池群中的贵族占有资源的收紧。压力之下，元帝开始，就已经不断割出上林苑，让与齐民。恐怕关中权贵也趁机取利，发上林财。皇帝在上林苑皇家直供地的萎缩，导致密集得陵邑供给压力，势必会伴随关中集团对整个天下税赋得加剧征敛，以冲消长，而且成本更高。这可能是利关中齐民的事，却不一定利于整个天下的百姓。这是儒家看不到的，也不会算的成本。皇族的京畿实力支柱不断在萎缩，皇帝对京畿的掌控力就不可避免得在衰竭。关中问题积重难返，京畿内部矛盾在扩大，在西汉后期走向失控，导致西汉政权相比其它朝代，更像是无疾而终。而真正的暗疾，就在固有的京畿利益分配机制开始错乱失衡。

没有上林苑的特征，就没有西汉相比后世朝代的陵邑特征。没有上林苑这个巨大的利益池，作为在地皇家产业集群来支撑西汉的皇帝赏赐体系，皇帝作为唯一法理贵族的权威也无从维系。

陵邑制先崩盘了，刘氏皇族的权威经历了再受命闹剧之后，也加速崩盘。而王莽被关中集团和儒家集团合股，共同包装推出，最终却成为失败产品...连关中集团的这个200年的利益池上林苑也崩盘了...只能说，西汉在元、成之时，整个关中在西汉独特的利益内生机制和渠道就已经触顶后转衰了。元帝在陵邑制上，无非是顺应躺平。而成帝是一个在位二十几年的皇帝，中途觉得自己可以掰一掰这个势头，最终在昌陵邑项目上，不过是铩羽而归，遭遇了一次必须要罪己的挫折。但死因不明不白的成帝之后，大家都看明白关中秩序即将走向崩溃的大形势，也都纷纷躺平而已。

至于后世朝代，无论是关东本位的时代，还是包括建都关中的唐朝，都与西汉的这一版关中秩序截然不同。唐朝，尤其是中唐以后，是一个更典型得依赖全国税赋体系的中世向近世过渡的政权。西汉的这个关中秩序，是有强大内生特点，是在全新大一统背后的深层历史惯性中，残留着浓郁的先秦国别性的地缘战略特点，以及战国食邑理念下的领主型君主特征。广阔的生产自留地上林苑，众多的太常直辖陵邑，庞大的官奴婢直属劳动力规模，无不显现着这种领主型君主特征。虽然西汉已经实现大一统，已经开始依赖全国性税赋，但对领地型经济得依赖，显然要比后世强不少。汉朝尽管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但封建领主型的制度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仍旧处在深层次的文化性的历史惯性中和转型过渡期内。上林与陵邑就是具体体现。只不过天子之邑，是长安+12个陵邑，是组团的形态。而供养这个城池组团的，就是上林这片大农地。因此，西汉的关中板块在全国经济循环体系中的经济独立性仍然很强。

而京师动不动被冷落的隋唐，即使同样是定都关中，却全然是另一种，天下一盘棋格局的关中秩序。唐长安比汉长安更依赖全国供养，因此用另一种规模更大的单城，用触角遍布全国基层的成熟的职业官僚系统，来网罗整个天下的士族郡望。相比之下，西汉时期，连地方士族都还没有形成。察举制其实并不是高度标准化的成熟选拔机制。关中统治集团，并没有大规模开放中央入仕渠道。外戚，军功，世家，关中儒家经学门徒，还有陵邑中的豪门，其实整体来说，这个西汉关中集团更趋近于一个裙带性质很强的地域集团。

关中和京畿内部矛盾激化，陵邑制被废止，关东新兴豪强阶层没有了进入关中京畿圈的门票，实际也意味着关东豪强失去了登堂入殿，进入最高统治阶层的最大渠道。迁徙豪强，其实也是给他们入圈的机会，并不都是不利于关东豪强的。事实上徙陵在当时明面上的理由，就是一种临近天子的荣誉。这个迁徙措施移走关东新兴大地主，用关中皇室的赏赐体系，用国帑与内帑支出，能够一定程度阶段性缓解关东的人口与土地矛盾。因此，陵邑制崩盘后，关中与关东的阶层流动性也收紧，关东的地方矛盾也开始尖锐，关中与关东人事隔绝的矛盾也在持续激化。王莽开出错误药方，加速关中集团崩盘后，诸刘逐鹿的关东则捡起刘汉的招牌，建立起关东本位的东汉。

后世王朝在新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形态下，陵邑没有条件做，也没有必要做。每个朝代在集权能力较强的时期，都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尤其是向京师迁徙富户，向人口衰败地区填充式移民，史书中屡见不绝。只是不以陵邑制为理由而已。制度，仅仅是派生出的形式，实力才是根本。实力无法维系，制度也慢慢会无人遵守，最终衰败。

陵邑制，上林苑，都是那个大一统初生时代的产物而已。后世没有那时战国遗留的国别性的区域经济形态，也就谈不上效法那时奇特的陵邑布局，就更谈不上这种城市布局背后的徙陵制度。那种形态，走到政治秩序，社会规则，文化心理与战国渐行渐远的西汉晚期，基本也就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