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可怕的前提是1,人权共识。2,接纳者的堕落。
如果接纳难民的逻辑是,有义务让难民享受最好的生活、教育、信仰权、财产权。
加上接纳者本身的腐败和费拉,基本上就变可怕了。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道德正确ZZ正确主流就是这样的,连猫狗都争取人权了,何况难民呢?
如果要接纳难民,学一下日本和海合会。
归化,要改名字,考试语言,缴税。
否则请住在劳工营,军事化管理,干够5年请离开。
另外说一点,欧洲右翼分子其实在保护难民,因为只有右翼可以防止极右。
防止肥皂生产线和流水线洗澡厂的重现。
白人装萌装的自己都信了,全世界都忘了他们的本质。
还用说难民,请个穷亲戚来家里住俩月就明白了。
也许我的三观不对,所以姑且听之。
前些日子我去粮食公司买米,负责拿货装货的大姐,约莫四十多,见我便说,就在前面,你自己拿吧。我因前些日子积累了一些火气,便问,是你拿,还是我拿?我拿的话,是随便拿一袋就走?
大姐于是说,那我给你拿,行了吧。
我说,这不是行不行的问题,你告诉我,是应该我自己拿,还是应该你帮我拿?如果我自己拿,我现在就过去拿。
那大姐就不说话了。
上一次,我同样买米,她把我领到货仓,我觉得她虽在这里工作,毕竟是个女人,本着男儿心态,就自己拿了。
见我自己动手,她就双手抱着肩膀,对我指指点点,仿佛我是她雇佣的工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这让我很是恼火。
很早以前,我看过一个观点,叔本华的,他说,人是分等级的,有些人“等级”不够,对他们不能过于客气,我总以不以为然,尽管叔本华的逻辑无懈可击,可对我来讲,终究缺乏一点“仁恕”之心,故而我并不赞同。
但上一次的事件,却让我倍感窝心。
该是她帮我把米拿到车里,我是体谅她,自己动手,可她却觉得我就应该自己动手,她的态度让我不寒而栗。
这世上的人,大多喜欢占别人便宜。但占过他人便宜,心中终究要升起一丝愧疚之心,她怎么些许愧疚都没有,而仿佛理所当然?
所以,第二次买米的时候,我才如此态度,原因无他,对于她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行为,我没必要委屈自己。
事实上,人们所谓的平等,只是“理应如此”,人本身是并不平等的。
我们常说,深山恶水出刁民,何所谓深山恶水?
叔本华说的好:
在一般的情况下,那些经历过匮乏和贫穷的人,比较不那么害怕贫困,因此更加倾向于奢侈豪华。这是比较那些只是听说过贫困的人而言的。前者包括那些交上了某种好运,或者得益于自己拥有的某一专门的特长——不论这特长是什么——从当初的贫困迅速达到了小康生活的人;后者包括出生并成长于良好家境的人。后者更加着眼于未来,因此他们比起前者过着更加节俭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贫穷并不像我们所粗略看到的那样糟糕。不过在这一例子里,真正的原因或许是那些出生于富有家庭的人已把财富视为必不可少,是构成唯一可能的生活的元素,就像空气般的不可或缺。
……
相比之下,出生于世代贫困之家的人却把贫穷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所继承得到的财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多余的东西,把财富用作享受或挥霍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暴发户喜欢挥霍,因为他们不惧贫穷。
而难民也是如此,他不惧再次陷入灾难之中。
难民,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本质上是全球经学治理体系内,地区秩序主导者用以软化他国硬边界,人为改变地区人口结构,削弱对手政治执行力,增设国际政治议程,提供舆论抓手的一种冷战武器。
它和全球舆论主导权,国际组织议程设置权,全球贸易优势地位,经学体系下道德困境构建能力共同构成了一整套冷战战役级打击体系。
整个打击链有以下两种运作模式:
1.
在打击目标周边制造地区冲突,引发人道主义灾难,产生难民,并引导/驱赶难民前往打击目标
舆论机器跟进,渲染难民群体中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抹消反对言论
于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以道德困境威逼目标,以贸易制裁和政治孤立威胁目标
目标屈服,开放边境,剖腹证粉
舆论机器进一步跟进,论证打击目标剖腹剖的不够深,要求对方得横着拉一刀,不然看不清
至此打击链成型,打击目标受困于舆论裹挟和道德困境,硬边界名存实亡,政治执行力和合法性降低,地区人口结构发生改变。
2.
在打击目标周边制造地区冲突,引发人道主义灾难,产生难民,并引导/驱赶难民前往打击目标
舆论机器跟进,渲染难民群体中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抹消反对言论
于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以道德困境威逼目标,以贸易制裁和政治孤立威胁目标
目标拒绝屈服,以暴力/阻绝手段强制阻拦难民
兑现贸易制裁和政治孤立,依托全球贸易优势地位削弱对手综合国力
至此打击链成型,打击目标困于贸易制裁和政治孤立环境下,国内经济环境恶化,政治合法性和执行力下降。
这套打击体系在全球多个热点地区皆展现了巨大威力,有效削弱了当前全球秩序主导者的多个地区和战略对手,因而必须对其有所防备
在彻底推翻当前经学体系之前,尚且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可以有效应对这一套打击体系,与经学体系硬碰硬不是明智之举,目前来看,短期内可行的应对手法大概有这么几种:
1.高度强调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治理是经学体系内的一个关键漏洞,且有一定发声能力,与经学体系本身不发生冲突,还可一定程度上对冲道德困境
2强力控扼热点地区局势,把难民产生的土壤和苗头扼杀在摇篮中
3多挖国际组织墙角,增加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能力,破坏,干扰对方的议程设置行为
4多样化贸易和外交对象,缓冲并消解对方可能的贸易制裁和外交孤立
从长远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式,是打碎并重塑经学体系,剥夺对手舆论主导权,使舆论机器分散化,话语体系多元化,使全球贸易格局更为公正
礼乐文章,天下公器,当为天下人所用,而今沐猴而冠之辈操之于手,是所谓率兽食人而人相食,每念及此,有识之士无不扼腕嗟叹,吾辈虽地处关外,仍为万民所生,九州所养,焉敢不为天下道统之所系助之一臂?
入关。
与追求种族多元化对冥主国家不同,瑞典强奸受害者清一色是白人女性。这是一个庇护所受害者的照片合集。
而且很多难民还是“未成年人”,有的12岁,(先卖个关子)
近年来,随着瑞典经济复苏乏力、自身社会结构的改变和大量移民(难民)的涌入,社会治安趋于恶化。其中强奸案频发现象尤其突出,它吞噬着积极良好的社会氛围,也撕裂着原本并不和谐的瑞典族群生态。
来自:
据瑞典晚报、瑞典每日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在瑞典第四大城市乌普萨拉Uppsala,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有三名中东人模样(后经证实是阿富汗人)的男性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直播强奸一名女子,直播地点在乌普萨拉郊区某居民公寓。
早上9点,警方破门而入,将涉嫌直播强奸的三名男子当场抓获。
当时女子处于“泥醉”不省人事的状态。
三名男子分别生于1992年、1996年和1998年,而被性侵女子生于1986年。
起初网民都以为是摆拍的玩笑,但后来开始觉得事有蹊跷,其中一名21岁网民Josefine Lundgren表示,她看见受害女性在武器的威胁下被三名男子扒光了衣服。
隔几天之后的上午,男子们又再次进行直播,受害者在镜头前,被迫声明自己没有被强奸。
一名网民表示,“男子一字一句地指使女孩说话。恐吓她,从始至终地大笑,他们企图强迫她否认被强奸的事实。”
和强奸案一同被推向风头浪尖的还有“协同作恶”的社交平台Facebook。社会治安问题目前也成为瑞典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是强奸案的频发,几乎成为一大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疾。
2011年,欧洲强奸率最高的国家则是瑞典,每10万人中的强奸案数量为68件,首次超过比利时,排名欧洲强奸率榜首。而排在瑞典之后的欧洲强奸率比较高的国家,6年来每10万人强奸案无一超过60件。
瑞典1975-2017年的强奸案翻了20倍
立案的强奸案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凶手被绳之以法。
(计算被强奸人数、涉案人数以及判刑人数。如果把几个人合伙作案的轮奸算上,强奸案的惩处率只能更低)。
举个例子,一个难民强奸13岁小女孩最后法官开恩,罚他做75小时社区劳动。
另外一点不得不提的是,瑞典难民在强奸案的数量上可谓“居功至伟”。
1988-2009年,强奸案暴增 。
当时,瑞典法庭拒绝了以强奸孩童罪名来从重判处5名轮奸犯的要求,同时法官拒绝将他们驱逐出境,法官决定让5名强奸犯继续留在瑞典。
尽管移民局证实其中一名嫌犯已成年,铁证如山,但仁慈的法官坚持相信他年仅17岁,这个老爷们也因此不用坐牢,虽然就算坐牢,刑期也只有三年。
再比如:图中的3个“难民”一个说自己16岁,一个说自己15岁,一个说自己14岁。
而外媒报道,左边的这个难民,身边都是他的同龄人,14岁,他明显更大,测骨龄显示他至少30岁。 右边的这个这个人至少已经35-37岁
瑞典这样是有原因的,瑞典人相信冥主,所以从1996年开始便不再公布强奸案中的移民背景信息,以免引起民众对外来移民的非议。瑞典现在已经成为难民门槛最低的北欧国家,拎包入住,难民问题由来已久。
瑞典政府从1965年起就开始实行开放的难民政策,当时接收了大量的东欧和前南地区的人,近期新增人口中75%的人都是难民。
移民的大量涌入也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瑞典2019年全年,平均3天就有一期爆炸案,警方表示,他们正设法追查肇事者,2018年此类案件中只有十分之一罪犯被判有罪。
瑞典全面开放难民/移民政策以来,暴力犯罪率飙升
难民危机以来,大量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一路向北,奔向他们眼中宛若天堂的瑞典难民和瑞典一拍即合。
强奸案的泛滥目前已经严重影响了瑞典的社会健康度。瑞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通过长时间调查得出结论,由于国内民众越来越缺乏安全感,2016年瑞典女性晚上独自出行的次数比2006年下降了三分之一。
这些人其实根本不是难民,只是非法移民而已,没有老人妇女幼童。
都是一群老爷们
男人的世界
“开放边境“
觉得难民可怕是因为你们太过愚善。
让我们做个假设:如果时光倒退到1000年前,所有国家几乎都是全封闭的,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里面的信息也传播不出去。且人权概念基本还未萌芽,难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批可供玩弄的女人,大批精壮的劳力。他们不需要顿顿吃好,不需要精致的房舍,甚至不需要医疗和婚配。他们可以为帝国带来财富,而国家需要为他们付出的不过是一些廉价的粮米和大片的空地。他们源源不断的进来,源源不断的劳动,源源不断的死去,就如同一台马力强劲的永动机。
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的意志和梦想?都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坚持要存在,那么刀枪也可以让这一切不存在。
这才是人类近万年历史的主流色彩。难民被产生,被流亡,被掠夺,被奴役……是每个民族都经历过的阵痛。中东有难民,欧美有难民,东亚也有难民。对大多数时期的统治者来说,人口都是重要的资源,难民则是消耗型的资源。作为外来人口,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回事,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生死,于是他们的权力可以被任意剥夺,而义务却源源不断。
即使在今天的人类社会当中,外来人口权力、义务的不对等也是司空见惯的常态。中国大城市的外地人是否会付出比本地人更多的辛劳、却享受相对较低的回报?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是否比当地人口少了很多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无论你比那些白人优秀多少?在大部分公司,新进员工是否都承担了更多的基层劳动、却罕有人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
但在这里我要说一句不政治正确的话:上述的那一系列不公,是有其内在合理性与公平性的。
一个与老板一起初创公司的老员工,和一个新员工的待遇薪资就应当是不一样的。为自己家乡贡献几代人青春热血的老土著,和新进移民的国民待遇也应当是不一样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所谓公平指的是价值上的公平,而非人头的公平。你为你的公司、你的城市、你的国家做出过更大的贡献,所以你应当享受的权力和收益就应当大于、多于那些新人。种了树的前人本来就应当获得更多的荫凉,而不能和只浇了一桶水的后人平分收获的果实。
从宏观层面来看,对大多数人来说,其所付出贡献的大小和时间都是成正比的,所以在大多数场合我们都应当遵循“时间与权力成正比”的原则。当然该原则并非时刻都完全正确。如果你带着一桶杀虫剂拯救了一颗即将枯死的树,那么你就应当获得与栽树人接近甚至更高的收益。但在绝大多数普常场合,土著比移民付出过更多、更大的价值才是宏观层面的普遍现实,因而土著们在部分层面获得更多的财富、地位也应当是公平和公正的。
外来移民当然不应该被肆意盘剥,但在基础待遇和地位层次上就是应当低于本地土著。而难民和偷渡者都不是正常移民途径,和普通移民相比对目的地的贡献更低、压力更大,因此也就更不可能与土著居民平起平坐。
而现在,那些脑子不够用的白左、圣母们并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
所以,那些后来的“乘凉者”的权限被过度拔高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获得了超国民的待遇,在罕有产出的情况下大量消耗所在国的宝贵资源。一旦本国民众对此略有不满,就被扣上了“反人道”、“残忍”、“歧视”的大帽子。这种一味追求“人头平等”的做法等同于是在践踏“价值平等”的真理,而被践踏的真理则会把赤裸裸的财政危机拍在所有人脸上。
难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爱心泛滥的白左们无视经济规律与公平原则,用整个国家的财富来取悦那畸形的“普世价值”,最后不但劳民伤财,还缺乏收益和可持续性。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至今仍然有近半数的国家不具有合格的现代化政治体系和国家制度。某些人以为的岁月静好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的本相仍然是尖锐和残酷的。
有人被饿死,这是普常的;
有人被病死,这是普常的;
有人被杀死,这是普常的;
有人被虐待,这是普常的;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中国和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美好现状只是一个偶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些从未担心自己会被饿死、病死、杀死的人们也只是一个偶然。我们能够在和平富足的环境中生活是我们的父辈祖辈们历经艰苦奋斗而来的宝贵成果,而这个成果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不是全人类的。
有奋斗之心】敢于改变现状甚至改变世界的,只有少数国家的少数人。这颗星球的大多数人远不及我们勤奋聪慧,他们的苦逼现状有他们自身的责任,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每个人都有资格追求幸福,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有权力享受幸福。我们的底线也仅在于给与友邦追求幸福的权力,而不是认人作爹。
因此,当难民需要我们帮助时,我们也只需从人道层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非“竭中华之物力,结难民之欢欣”。
他们原本要死掉100人,我们的力量能救活10个人,这就够了。对于难民群体来说死掉100人本就是稀松平常的生活内容,能少死10个人就已经是天降甘霖的降维援助了。我们不能、也没必要用自身的幸福尺度去衡量他们的价值观。把这群对现代社会缺乏概念的“古代人”强行拉入现代价值观体系,只会让他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奢望并贪得无厌。施善者以超出自己能力的幅度“损己利人”那不是善,而是蠢。
所以,中国并非不能收容难民,而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具有可持续性的难民收容方法”在畸形的西方主流社会看来是“非人道”的。
1 当难民要求食物饮水时——这一切都需要用劳动来换取,如果你们不劳动,那么就回家好了。
2 当难民要求宗教自由时——你们可以在你们自己家自由,但土地是我们的,我们必须说了算。
3 当难民要求政治地位时——你们是被我们所保护的负担,并不是正式公民,平权是不可能的。
难民有反对以上三条的能力吗?没有,他们只能接受,脑子清醒的人也必然去接受。但白左圣母单细胞的大脑并不具有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一方面他们对其所在国家制造的大量人道主义灾难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受害者挥洒廉价的泪水,却拿不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中国本来就与这一切纠葛无关,置身事外是最合适的选择。
所以,对中国来说最合适的选择就是拒绝难民入境,放任他们去祸害西方。这样一来难民根本就不算可怕,甚至是“可爱”的。
(当然,这个“可爱”是仅仅对我们而言)
看看《1942》老东家的遭遇就明白了,难民说白了,除了命什么都没有,所以也不在乎规矩道德了。
明朝看着一群难民被朝鲜欺负的很惨,就划给了他们一块地方··········
明朝还强盛的时候,难民作乱,被厂公汪直带队给屠了一次,史称:成化犁庭
明朝后来弱小的时候,难民作乱
然后发生的事情大家就知道了
不光是汉族,蒙古、苗、壮、土家等等各族兄弟都在后来的三百年遭遇了屠杀、歧视和人口减少。
而且成化皇帝也被修史黑的体无完肤,黑到什么程度呢,黑的连乾隆都看不下去······
所以说,谁污染谁治理,太平洋左拐是美帝。
从道理来说,早减晚增本身是没啥毛病的,毕竟只是个选项,丰俭由人。
大家怕的是某些人通过这些选项,再加点私货。而且这个说法和推迟退休一起出来,由不得大家多想。
按照目前的舆论情况,如果你敢允许早退减拿,估计只要不在体制内的人就统统早退了,反正也没啥规定领了社保就不能接着打工,对吧?甚至还可以把原来交给社保的那块放自己口袋。
所以,让你早退减拿是不可能的,忽悠大家晚退多拿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曾在一个美丽的夏季从亚美尼亚出发,前往拜访此次冲突的发生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2016年4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也在纳卡地区发生了冲突,而我在三个月后进入了这片土地,甚至来到曾经的战场边缘。
在纳卡的旅行、与当地人的接触,让我对这片地区的认识更多的同时,也迷惑更多。我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希望能促进自己再深思,也对大家了解这一地区长期冲突不断的背景有所帮助。
手机早已没了信号,只有GPS还在勤恳工作,地图上的小蓝点显示我们已经跨过边境,然而四周群山荒芜、道路崎岖蜿蜒,连只飞鸟都不得见,又哪有什么边检、海关。
四野无人,只我们一辆车在无穷无尽的大山之中跋涉。那个瞬间,我望着茫茫的崇山峻岭与仿佛没有尽头的破损山路,有些恍惚:此刻我到底在哪里?是在地图上的阿塞拜疆、事实上的亚美尼亚,还是那个从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家承认的国家?
高加索群山一片寂静,而寂静也许是对这个问题唯一正确的回答。
直到海拔渐低,地图上锯齿状的盘山路走到了尽头,路边才出现边检站。几个军人站在一栋矮小的砖房外,手里牵着一条狼犬。我们靠边停车,被一个军人引进屋子里查验护照。
“你们有签证吗?”屋子里的人用生硬的英语询问。我们摇摇头,对方也并不诧异,只是嘱咐道:“记得到了首都之后立刻去办。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2016年4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再次开战。3个月后,我们进入了这片富于争议的土地。
很少有人听说过“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存在,在主流的地图上也根本找不到这个名字。这是欧洲尽头的一片山地,面积约4400平方公里,地处阿塞拜疆西部,亚美尼亚以东、伊朗以北。
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上任一国家,目前都承认它是阿塞拜疆的领土。然而,这片土地上的人却自称属于阿尔扎赫共和国——原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简称纳卡。
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正是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几个大帝国在此来回冲突,千百年来争战不断、烽烟四起。纳卡在古代属于亚美尼亚,后来又先后被东罗马、波斯、土库曼突厥人统治。直到19世纪,沙俄吞并了这一地区。
那时,这里混居着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在波斯、奥斯曼土耳其、沙俄的夹缝中,随着三个帝国的博弈,不断因为民族与宗教爆发冲突,被鲜血与泪水浸透。
就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这个名字也是由三个帝国的语言构成的:俄语(纳戈尔诺nagorno,“多山的”或“高地”)、土耳其语(卡拉kara,“黑色的”)和波斯语(巴赫bakh,“花园”)。连起来就是“多山的黑色花园”,恰到好处地描摹出我们眼前那连绵不绝的褶皱山脉与一望无际、衰草连天的旷野。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布独立,而纳卡成为了这两个新独立的国家的争夺焦点。1918年,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纳卡地区宣布自治,阿塞拜疆却在土耳其的帮助下占领了纳卡。这激起了亚美尼亚人的极大愤恨,阿塞拜疆人被视作土耳其进行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帮凶。
随后,整个外高加索都成为了苏联的疆土。为了与土耳其关系正常化,苏联将作为自治省的纳卡划给了阿塞拜疆。但冲突并未因此平息。尽管政府着意将大量阿塞拜疆人迁入纳卡,亚美尼亚人还是占了绝对的人口多数。
苏联的帷幕下暗流涌动:纳卡的亚美尼亚人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人进行攻击,而阿塞拜疆则爆发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双方伤亡不断。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再次独立。夹在中间的纳卡也宣布从阿塞拜疆独立,这遭到了阿塞拜疆的强烈反对,纳卡战争全面爆发,血与泪再次洒遍这片饱受折磨的土地。1994年,在俄罗斯的调解下,阿塞拜疆、纳卡和亚美尼亚签署了停火协定,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争端始终无解。
至今,阿尔扎赫共和国依然未被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浸泡在鲜血与泪水中的“多山的黑色花园”之国,并不存在。
尽管是国际承认的阿塞拜疆领土,但旅行者根本不能从阿塞拜疆去到纳卡。唯一的方法是从亚美尼亚出发,沿山路进入这个讲亚美尼亚语、使用亚美尼亚货币、经济军事都极度依赖亚美尼亚的“国家”。
北部入境的山路距离虽短却难走一些,我们在山岭中盘旋了一整个下午,夜晚才抵达“首都”斯捷潘纳克特。微弱的路灯照亮这座规模太小的城市,狭窄的街道旁停着一些亚美尼亚车牌的老旧车辆,灯柱上挂着纳卡的“国旗”——在亚美尼亚国旗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条白色条纹,似将国旗一割为二。
直到第二天我才看清这座城市的长相。方方正正的广场、肃穆的砖砌建筑、火柴盒般的居民楼、带着超大码帽子的军人和警察,都带有明显的苏联印迹。路上行人稀疏,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充满大都市活力的氛围相比,斯捷潘纳克特似乎还停留在那个已然消逝的时代。
手机自动连上了阿塞拜疆的网络,外交部也发来了关于阿塞拜疆的提醒短信,而我们正要去纳卡的“外交部”办理签证。办事的官员态度极好,英语也讲得标准,指导我们填好简单的申请表,还很贴心地询问我们是否不要把签证贴在护照上——一旦贴上纳卡的签证,就会被阿塞拜疆拒绝入境。签证以亚美尼亚货币付费,合人民币不过40块钱。
走出“外交部”时,街道上行驶来一个车队。头车的天窗里站着位摄影师,正对着后面的花车认真地拍摄,司机摆摆手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后车天窗里被拍的男士也兴高采烈地冲我们大幅度地挥舞手臂,大概是少见亚洲来的旅行者。
纳卡的经济形势不好,人民收入低、失业率高,旅游业也不甚兴旺。虽然这片土地的命运牵动着整个世界的利益,长期的战乱与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却让群山怀抱中的纳卡如同与世隔绝一般寂静冷清。街边小店的物价极低,两个人在看起来高级昂贵的花园餐厅里吃一顿好饭也才60多人民币,碗盘里的鱼汤与饺子更是像极了俄罗斯的饮食。
从“外交部”往北3公里便出了城,一座绿意葱茏的小山丘上坐落着纳卡最著名的地标——“我们是我们的山”(We areour mountains)。这是一座造型璞拙可爱的雕塑,以红色火山岩雕凿出纳卡的一对老年农民夫妇,大爷留着一部大胡子,大妈则按当地传统用头巾遮住了嘴巴。他们并肩而立,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土地,微笑着注视着远方。
绿草之上颜色绚丽的红色雕塑显眼夺目,这座雕塑也是纳卡签证的背景图案,仿佛昭示出这片土地的顽强与倔强,以及当地人的不屈不挠、决不妥协。
我们穿过毛茸茸的草坪走到高处,和雕塑一起看着几个孩子在草地上没心没肺地游戏。当周遭的大国博弈让纳卡始终不得安宁,在民族矛盾的激荡之中,确实唯有自己才能是自己的靠山。
从雕塑往东北方向而去尽是黄色荒草占据的原野,远山起伏,道路也随之忽高忽低。纳卡的东北曾是最激烈的战场,如今依然不甚安全,只有部分地区开放。有时道路边会出现一座宏伟的城堡遗迹,但军队的标识却意味着这里不得靠近。
土黄色的Tigranakert城堡矗立在山峦之下、原野之上,是一处修复良好的景点,还建有一座鲜有人拜访的考古博物馆。这座伟大的城堡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亚美尼亚王国的提格兰二世修建的四座城池之一。
公元前1世纪,在提格兰二世的领导之下,亚美尼亚进行了一次惊人的扩张,建立了亚美尼亚历史上唯一的大帝国,疆域从里海一直绵延到地中海。然而好景不长,罗马帝国击败了提格兰二世,昙花一现的亚美尼亚帝国被迅速瓦解。
Tigranakert城堡留存的时间却比亚美尼亚帝国长得多,直到14世纪才被废弃,荒草地中还留有1世纪的城墙遗址与5世纪的教堂遗迹。当我们从野草上踏过,沿着修复的城墙漫步,在考古学家挖掘出的废墟旁,还能勉力想象出一丝帝国曾经的辉煌,觉察出纳卡地区和亚美尼亚之间斩不断的历史与文化联系。
纳卡西北方的甘扎萨尔修道院(Gandzasar Monastery)建于13世纪初,规模颇大,堪称这片地区最精美、最重要的修道院。“甘扎萨尔”在亚美尼亚语中的意为“宝藏之山”,传说这里保存有施洗者圣约翰(就是为耶稣洗礼的那位圣徒)的圣髑。
即便没有这些历史与传说,石头垒砌与雕刻而成的甘扎萨尔修道院也是一件艺术的珍品。墙面、门楣、地面都有大量粗综复杂的浮雕,尤以精细的亚美尼亚十字架花纹居多,还有许多朴素逗趣的天使、飞鸟,乃至龇牙咧嘴的小狗形象。
教堂内只有几扇狭窄的小窗透进来些许微弱的光线,虔诚的信徒正点燃一支支纤细的蜡烛,一片宁静之中只有烛火噼啪燃烧的声响。石砖铺成的地面被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踩得光滑平整,如漆黑的河水般反映着烛光点点,氛围昏暗幽微,仿佛另一个世界。
修道院外有个乐呵呵牵着马的男子,来访的游客有时会把孩子放在马背上拍几张纪念照,男子就赚到一点小钱。我们在一旁拍照时,男子牵着马走过来,语言无法交流,干脆直接把纳卡与亚美尼亚的小国旗塞到我俩手里,又弯腰又挥手地让我们与他和他的马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一分钱不要便又乐呵呵地走了。
纳卡的亚美尼亚人大多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信徒,而甘扎萨尔修道院则是该教会任命的阿尔扎赫大主教的驻地。后来我看着照片里两面如此相似的国旗与笑容满面的纳卡男子,不禁感到某种悲哀:无论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各方面与亚美尼亚的联系多么千丝万缕,现在的纳卡既无法并入亚美尼亚,也不能成为亚美尼亚承认的国家。
那天夜里回来,我们在斯捷潘纳克特的街道瞎逛。水果店的几个年轻男子守着绿皮红瓤的西瓜和老旧的电视机正在看欧洲杯,扭头望见我们,便大声喊道:“嘿,你们从哪儿来?”
“中国。”
“噢,中国足球糟透了!”语气里一半鄙夷、一半遗憾。
我们一笑,竟是无法反驳。国际政治多么波谲云诡,还能轻松看球取笑也是好的。
在常用的酒店预订网站上都找不到纳卡的住宿,但随着一些猎奇的外国旅行者的到来,当地人开始使用Airbnb做民宿生意。盛夏正是高加索风光最灿烂的时节,鲜花开遍的民宿里住着各国而来的背包客,但少有人长待,总是匆匆来、又匆匆离去,像是不堪承受这片土地的沉重。
我们也只住两晚便走,临行前民宿的老板娘询问能否顺路带她去埃里温看望女儿,她就不收我们房费了。我们抱歉地打开车门,指着堆满后座的行李解释说实在坐不下。老板娘忙说不要紧,依旧笑嘻嘻地送我们离开,挥手欢迎我们以后再来。
以后还会再来吗?我也不知道。在我去过的所有目的地之中,纳卡的风光与古迹都算不上格外出众,但这样一片饱受战争摧残的土地,未来会变成怎样,我也许会想亲眼看一看。
这个念头在车驶入进舒沙(Shushi)时变得强烈起来。舒沙位于一个河谷上方,较高的地势将四面八方的景色尽收眼底。19世纪时,舒沙是外高加索最大的城市之一,作为纳卡的文化和艺术中心,不同族群的多元文化在此兼容并蓄,教堂与清真寺的穹顶一起组成了城市的天际线。
然而,战争毁灭了一切。20世纪90年代,舒沙成为了纳卡战争的前线,繁荣在枪炮声中化为乌有,只留下满目疮痍。
建于18世纪的舒沙城堡是一处人烟稀少的遗迹,阿塞拜疆曾从这里炮轰往北不远处的斯捷潘纳克特。沿着仅存的石砌城墙漫步,青草与野花在无人的空地上肆意生长,我们站在大树的浓荫下向城内眺望:
市区面积极小,夏日里花草茂密更衬得人口稀少,市民中不乏从阿塞拜疆逃过来避难的亚美尼亚人,孤零零的晾衣绳与空荡荡的残垣断壁,显出几分落寞与萧索。一座清真寺只余半座宣礼塔站在废墟里,花砖拼成的纹路依然充满数学之美,而塔顶已长出蓬勃的野草。
小城中最显眼的建筑当属纯白的Ghazanchetsots大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868年,经战后修复重建的,钟塔直插青空,在阳光下泛出微微的白色光彩,优雅又纯净。
苏联时期,教堂曾被当做杂物仓库;纳卡战争期间,阿塞拜疆又将其作为军需品储藏室。而当我们推开雕刻着圣像的木门、走到教堂的穹顶之下,这里正在举行一场新生婴孩的洗礼。
圣歌唱响,家人与挚友围绕在孩子周围,聆听神父用唱诗般的语调念出神圣的句子。稚子无知,在母亲怀里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我们看了一会,悄悄地退了出去,一抬头看见钟楼角落吹号的天使。
我们告别废墟里的舒沙,继续往西南方前行,驶入山谷。这是离开纳卡的道路,与来时的路相比修缮得更好一些,就连河边的边检站都显得正式一些。
几个人站在一栋两层的飞碟状小楼外,对面竖着亚美尼亚与纳卡的国旗,在强烈的阳光下若不细看竟是难以分清。没有人或者标识示意我们停车,我们一不小心开过去了,又自觉地退了回来。小楼里的人随随便便地看了我们一眼,也懒得检查签证,便挥手让我们离开。
车辆过河,我们将这个不存在的国家抛在了身后。
还是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只四周的山林似乎更浓绿了一些,也许是海拔下降、水汽稍微丰沛的缘故。我在手机上放大地图,试图记录下我们在纳卡的行踪。
我突然注意到亚美尼亚的地图上发现了好几个小圆圈圈出来的飞地,它们大多散落在靠近边境处,面积极小,圆圈内写着阿塞拜疆、圆圈外写着亚美尼亚。
那天傍晚我们在埃里温以南70公里处路过了一个小圆圈。其实这块飞地不过是盘山路包围着的一个小山包,来往的货车呼呼地从中驶过丝毫未减速,只有好奇的我们在路边停车四处张望,想找见一点阿塞拜疆的影子。
然而什么也没有,目力所及处甚至连房子都未见一栋,不知怎么这块小山包就被算作阿塞拜疆的领土了。也许山里住有阿塞拜疆人吧,我们只得胡乱猜测,而阿塞拜疆地图上那些小圆圈里的飞地,也许是住着几个亚美尼亚人。
所以,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存在?
暮色渐沉、山岭荒芜,日落悄然降临。关于那片“多山的黑色花园”的记忆在金色的夕阳光辉中越发明晰,关于国家的疑问却越发模糊不清。
纳卡的邮票、邮戳与护照里没有贴的签证纸,组成了我的所有纳卡纪念品。之后再见纳卡总是在新闻里,局势总是剑拔弩张,与印象里那片寂静的山地形成对比。
民宿老板娘说“欢迎再来”时,我其实心里暗想如果未来和平了,我会再来的。可是过了这几年,越发看不见再去的希望了。
以上旅行故事我曾在知乎发过,但它消失了。公众号里的还在,所以图片有个水印。